中国革命之危局与党的思想建设历程

2021-12-31 10:10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2021年9期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

王 继 军

(内江师范学院 张大千美术学院, 四川 内江 641100)

恩格斯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1]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在危难中崛起、在拼搏中奋进的光辉历史。中国共产党就是在破解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一个又一个危局的过程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回顾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看到,党在自身建设上从“如履薄冰”的艰难探索走向“无惧风浪”的自信从容的过程,更能够认清党的建设的经验和规律,更加坚定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生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2]中国共产党对思想建设的认识和策略是在直面中国革命的各种危局中逐步清晰和丰富起来的,从古田会议提出思想建党,到确立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的建党路线,再到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思想建设确保了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前进,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最根本和最重要的作用。

一、党的思想建设的概念和内涵

当前,党的建设主要体现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和制度建设等几方面。其中,政治建设是党的十九大以后提出来的,十九大以前,党的思想建设基本包括了政治建设的内容,即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建设等。

党的思想建设,是指党为保持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而在思想理论方面所开展的系统工作。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基和灵魂,它为党的建设奠定思想基础,提供理论指引和精神力量。其主要任务是通过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理论、路线、方针和策略的教育,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使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

当前,党的思想建设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已经发展为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完备体系。党的思想建设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增强理想信念,这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具体主要是坚定“四个信念”,即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信念。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二是树立正确的“三观”,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自己认知世界、掌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全面准确地认识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特征和任务,牢固树立和实践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三是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即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形成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四是思想教育和建设的制度化。制定党员干部理论学习、党性教育和道德建设的制度和行为规范,落实各级党组织的主体责任,推动思想教育活动的常态化。五是强化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3],抵制和反对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培育良好的政治生态土壤。

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确保党在方向、道路、原则等重大问题上的统一,从而推动政治目标和任务的实现。中国革命时期党的思想建设正处于从初创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中,这一过程最重要的特点是其与政治生存和军事目标实现的密切关联,“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4]604,其面临的危局集中表现在外敌入侵和国民党对其的严酷打压、杀戮和军事围剿、打击,就是在这样的生死与存亡考验和磨难中,党的思想建设逐步走向自觉和成熟,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这一时期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标志和里程碑。

二、革命危局与党的思想建设探索之路

(一)民族危亡与中国社会思想的革命

中国共产党提出“思想建党”的理念是在1929年古田会议上,而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源泉可以追溯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这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和发展的思想前提和基础,其直接原因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面临的存亡危难激发起来的对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道路的探寻。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和革命。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但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没有因此改变,中国人民饱受欺凌的悲惨命运并没有因此改变,中国近代以来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并没有因此完成。其积极意义在于“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5]3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向封建文化和旧道德猛烈开火,就是旨在 “革中国人思想的命”。新思想激起的中国社会思想解放新浪潮被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击退。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点燃了“五四运动”熊熊烈火,并演变为一场伟大的群众爱国运动,演变为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从而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大浪淘沙的“五四运动”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而且造就了一批李大钊、毛泽东这样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先驱和组织创建者。

(二)白色恐怖与党的思想建设觉醒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立志以社会革命的手段去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党在领导和发动工农运动、推动国共合作、融入大革命浪潮、北伐战争中得到了锻炼和成长,在党的组织迅速扩大的同时,党也认识到对党员进行教育和训练的重要性,1924年5月,党中央在上海通过了《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明确提出:“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6]之后一年内,中央创办了北京党校和安源党校,主要用以培养基层和中级领导干部,尽管不久就被迫关停。北京党校是我党创办的第一所高级党校。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叛变,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共产党遭遇被“清党”的至暗时刻,党的组织和党员损失惨重,在血的教训面前,中国共产党开始懂得掌握革命武装和进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开始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开始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正是这一探索使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理论觉悟得到新的提高,为思想建党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三)割据求生与党的思想建设自立

土地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蒋介石叛变的血雨腥风中,在中国革命的生死关头,开始了英勇的武装反抗,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这些起义的失败,更加坚定了毛泽东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展红军游击战争,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的探索和实践。

1929年12月,红四军在转战中,面对造成部队思想杂乱、士气低下严峻形势,红四军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会上,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的基本目的就是解决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造成这些错误思想的原因“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7]关于如何解决这些错误思想的路径中,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主要阐述了“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和“士兵政治训练问题”等内容,并对这几方面问题的现状、纠错路线和方法做了全面安排。古田会议决议实质上是一个关于红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决议,他表明我们党思想建设的基本构架已经形成,党思想建设的基本方法已经形成。党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工作领导的加强,为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蓬勃发展和红军取得四次“反围剿”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党的自身建设得到加强,不仅党员的队伍进一步扩大、党的组织更加健全,而且培育了党廉洁自律、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铸就了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的“苏区精神”。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党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对今后我党思想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惨烈围剿与思想建党自主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抗日救亡成为全国的大势,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武装抗日的大旗。但是,蒋介石反动派坚持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调动百万军队对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加之中国共产党内长达四年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和李德错误军事战略的指挥,中央红军惨遭失败,1934年10月,被迫开始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万里长征,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下,中央红军损失惨重,由8.6万人,锐减至3万人,党内的路线斗争更是日趋激烈。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5]59-60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红军跨越万水千山、克服千难万险,取得了长征的最后胜利。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大力加强自身组织建设的同时,特别加强党的理论建设,并取得突出成就。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重要著述相继完成,主要包括:《矛盾论》《实践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这些论著总结经验、着眼未来,不仅解决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战略等问题,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得以在党内确立,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基本形成。这些不仅在思想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也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开辟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自主化的道路。

(五)日寇侵略与党的思想建设自强

1937年日本悍然发动企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七七事变”,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一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殊死搏斗拉开帷幕。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方针政策,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抗日战争时期是党的思想建设最富成效和特点的时期。

1938年9-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次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和亟需解决的问题。”并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两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5]83强调突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六届六中全会对于党的建设的意义在于,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而且提出了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历史任务和培养系统有效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人才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随着全民族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巩固抗日根据地和推进抗日民主运动的斗争不断发展。党在干部培养和开展文化教育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延安成为革命者和热血青年向往的圣地,中央及时做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积极开展抗日革命文化运动,各级党组织普遍建立干部在职学习制度,尤其是对在职干部进行以理想信念、遵守纪律和团结精神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央把每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日定为“干部学习节”,中央党校学员刘立功因不服从组织分配、拒绝去基层锻炼,被中央开除党籍,并在机关、学校开展了大讨论[8]145。同时加强党报党刊、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等舆论阵地建设。组织编写了一批优秀的党员学习教育材料,包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张闻天的《共产党员的权利与义务》及《略谈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

1939年10月,毛泽东撰写的发刊词在《共产党人》发表,这是一篇关于党的建设的光辉文献,也是毛泽东建党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该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基本原理与党的建设实际相结合,并作了创造性的发展。一是提出了党的建设总目标和总任务,即“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4]602;二是提出党的建设要紧密围绕党的政治路线,第一次提出党的建设与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三是总结18年来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提出必须按照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建设党,科学分析了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任务;四是第一次提出党的建设是“伟大的工程”。这些都表明党对自身建设的认识更加深刻和自觉,为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之后,毛泽东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重要理论著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经济、文化主张进行了全面地阐释,科学阐明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界限和衔接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标志着毛泽东思想日趋成熟。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面对异常严峻的形势,中央做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第一次向全党提出加强党性教育问题,强调绝不可轻视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和党员的党性教育和学习。随后,中央又下发《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全面阐述了如何增强党性锻炼和加强党性修养:一是必须具有无产阶级的高度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二是要在领悟马列理论方面修养自己、培植自己、坚定自己;三是要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四是要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五是要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联系[8]149。从此,党性教育成为党的思想建设的核心。

1942年2月—1945年4月,我们党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旨在反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良风气,从而树立正确的学风、党风和文风的整风运动。针对当时延安文艺界在整风中暴露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阐明了革命文艺的根本方向是为人民群众、为工农兵服务,之后,文艺界开始了整风。这一整风运动随着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做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结束。整风运动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的正确方法,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深入人心,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他实现了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的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推动全民抗战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重要的政治和思想基础。其积累的经验对党的思想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945年4-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党中央提出了新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5]103。毛泽东还提出了看齐意识,并把“理论和实践结合”“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确立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大会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这一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飞跃。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在为新中国的建立做理论和政策准备的同时,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的思想,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由革命开始转向取得政权以后的社会制度改造和建设。至此,中国革命阶段的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体系基本构建起来,党的思想建设的理论、机制和路径也基本清晰起来。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夺取全中国解放的伟大事业积蓄了磅礴的力量,从此,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创新发展的广阔道路。

三、革命时期党的思想建设经验与规律

中国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一次又一次地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却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化解危局走向胜利,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在于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在于党的建设的不断进步发展所提供的强有力的政治保证。中国革命阶段党在思想建设上的探索和实践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宝贵的经验和财富。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党的思想建设的生命线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运用于中国革命伟大实践的杰出成果。其基本内涵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用实践检验真理。中国革命的道路一直伴随着与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和博弈,坚持实事求是是我们党最后战胜这些错误思想的根本遵循,离开了这一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一定会走偏、一定走不通。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建设是党的思想建设的基石

指导思想决定政治方向,理论创新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本质要求。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道路集体经验和智慧的结晶,他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标志,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发展进步的源泉。

(三)党的思想建设必须直面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

党的思想建设始终是为政治道路的实现服务的。无论是军事武装、还是生产建设,党的思想建设都不可疏忽,对于一个新兴的无产阶级政党,弱化思想建设就必然削弱战斗力和执行力,思想建设是激发和保持党组织活力的“发动机”和“加油站”。中国革命的道路充满荆棘和磨难,面对内忧外患诸多危局和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艰苦摸索、总结经验,修正错误,掌握规律,充分认识到思想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基础地位,并发展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思想建设机制和方法,没有这一条,中国共产党就难以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四)党的干部队伍的培养和锻造是党的思想建设的关键

决定政治路线的因素终究在干部素质和力量的培养。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艰苦过程中,我党总结出了一整套干部思想建设的成功经验。一是加强政治引领,突出干部教育的政治化和科学化,即把党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教育作为主线和核心,防止“事务主义”。尊重客观规律,推动思想教育的规范化和常态化;二是加强理论学习,突出理论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现状、国情;三是加强深入实际,坚持思想斗争。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民情,把握国情,改造世界观。深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明辨大是大非,清除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四是加强自我修养,提高政治自觉。强调党组织的思想教育与个人的自我修养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内化,实现自我革新和自我革命的自觉。

八十多年前,毛泽东曾经提出“我们今天要怎样建设我们的党?要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4]613的根本性命题,并首次把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并深刻指出:“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9]这不仅与毛泽东提出的“伟大工程”一脉相承,而且是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两个一百年”新目标的历史条件下,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命题,提出的党的建设和发展新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伟大实践必将在这一新的伟大工程的进程中继往开来,生生不息,中国共产党领航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巨轮一定会劈波斩浪,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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