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落的人》的关怀伦理探析

李 寒

(常州开放大学 文经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01)

唐·德里罗小说《坠落的人》见证历史，表征创伤，但更重要的是，它注重关怀伦理，尊重生命，并从人性视角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它书写恐袭事件及其对普通人的灾难性影响，并将该事件置于广阔的历史与伦理空间进行审视，关注与思考21世纪人类的生存境遇。这表明了作者强烈的伦理责任感。文学与伦理学密不可分，如聂珍钊所言：“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1]目前，学界大多从带有明显男性特征的正义伦理而少有从西方女性主义关怀伦理视角进行文学阐释的学术成果。在21世纪，莱布尼茨式的原子自我渐趋式微，联系性与关系性的价值逐渐凸显。关怀伦理是针对正义伦理而提出的，它建构于女性主义视角，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和相互关怀。关怀伦理几经发展而成为一种超越性别并具普适性的伦理学，除文学阐释外，还可用于文化、政治与社会等领域。关怀伦理对重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情境之间的关系极具现实意义。因此，本文拟从亲人关怀、社会关怀及情境关怀等三方面对《坠落的人》中的关怀伦理进行深入剖析，既彰显文学中关怀伦理的重要意义，又呼吁人们相互关怀以建立一个充满责任与关爱的世界。

一、亲人关怀，重构家庭关怀伦理

家庭是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的载体，是人伦之始，亦是关怀伦理之源。诺丁斯认为，关系是本体论的基础，关怀关系乃道德的基石[2]。其关怀圈理论将关怀分为内圈与外圈。内圈关怀乃家庭成员或亲朋好友间的关心与照顾，如在《坠落的人》中，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情人之间构成亲人关怀关系。

关怀与被关怀是人的基本需要，因每个人都需要得到理解、接纳、尊重与认同，因此关怀体现出生活最终极的本质[3]15。基思与丽昂也曾伉俪情深，但他们在“9·11”前就已分居多时。恐袭事件发生当天，基思幸免于难后，带着血迹、灰渣和脸上插着的玻璃碎片来到丽昂的住处。面对从灾难而降的基思，丽昂并未为分居而耿耿于怀，而是勇敢地担负起了关怀的责任。如马丁·布伯所言：“爱是我对于你的责任：无法存在于其他感觉中。”[4]66恐袭事件乃一场巨大的人造灾难，丽昂对基思的关怀既体现关怀伦理之于家庭的重要性，又体现其对灾难的人文关怀。丽昂用湿布小心翼翼擦去他手上、脸上和头上的尘土，担心碰到他脸上的玻璃碎片；随即带他去医院治疗。所幸的是，基思仅“韧带或软骨损伤”[5]23。从医院回家后，丽昂为基思制定家庭康复方案，还用冰袋为他冷敷。令基思恢复健康的既非核磁共振成像亦非手术治疗，而是丽昂的精心照料。此时，二人之间乃马丁·布伯所谓的“我-你”关系，即一种爱的关系[4]30-31。在基思最需关怀之时，丽昂给予了他一个完整的家，使他“重新回到安全之处，回到家人身边，回到行为的隐含意义中”[5]169-170。与其说基思之回家是对恐袭造成的迷失之重新定向，不如说他是在寻求被关怀与身心停靠的港湾。此时，他们的生活处于微妙的转变时期，丽昂也在寻找这转变的迹象。为照顾基思的感受，她很少外出，即便出去也不会待得太晚。她还倾听基思的讲述，或许这是“挽救他们的办法”[5]112。丽昂与基思在关怀与被关怀的过程中似乎回归了家庭，重新获得了家庭的温暖。然而，在基思焦躁不安的心灵深处“存在着某种必须加以满足的东西，一种彻底释放的东西”[5]233。当基思最终在扑克牌中找到能使其“彻底释放的东西”后，丽昂理解并支持他。同时，对丽昂给予的关怀，基思也做出积极回应。在康复期间，他为家人做饭，接送儿子上下学。对夫妻二人而言，“这段时间里有一种隐含的快感……一种自我揭示的低语”[5]70。基思虽频繁外出参加扑克牌比赛，却也时常回家。丽昂也逐渐认识到有些男人仅一半在家，他们以此保护自己和亲人。她对基思说：“我们需要待在一起，让家庭存在下去。……在目前这样的局势下，家庭是必要的。”[5]232-233面对灾难，家庭是他们渡过难关的最佳方式。

家庭是以血缘与情感为纽带的伦理实体，亦是伦理道德产生与延展的基础。“人类对血缘关系重要性的思考与认识，就是最初所产生的伦理意识。”[6]13如果说父母对子女的爱是自然关怀，那么，子女对父母的爱则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关怀伦理的特质。父亲在世时，丽昂数周或数月都难见其面。即便如此，她仍珍惜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喜欢父亲谈及“人的生存”主题。22岁时，乃父开枪自杀了。丽昂对此深感自责。正因如此，她对母亲妮娜·巴托斯的关怀可谓具体而微了。妮娜曾是大学教授，退休在家。丽昂时常去看望母亲，关心照顾她；她喜欢母亲起居室那温馨的氛围：墙上挂有乔治·莫兰迪的静物画，桌上和书架上摆放有小型铜雕。这给人“从容、镇静的感觉”[5]13。恐袭事件后，丽昂看望母亲的时间更多了，她们谈恐袭事件，也谈丽昂的家庭和基思。母亲去世后，丽昂总觉得母亲就在她的周围，在她的沉思和冥想中；母亲的面容与呼吸徘徊在她身边铭记在她心中。正常家庭中，多是父母关爱子女，而在丽昂与父母的关系中则相反。如果说血缘与情感的连结凸显了家庭伦理之关怀特质，那么，丽昂之于父母的关怀则不仅是伦理的，且具有一定的伦理超越性。

妮娜与马丁之间的关系也体现出关怀伦理的另一维度。他们相识相知20年，却一直同居而并未正式结婚。从法律层面而言，这种同居可谓事实婚姻。他们初识时，马丁对艺术一窍不通，更不知乔治·莫兰迪为何许人也。在与妮娜的交往中，他渐渐成了艺术圈内的行家。他不仅看到了形式、色彩、深度和美，也看到了光线和钱。作为回报，马丁对妮娜的态度和蔼，出手阔绰。他也帮助妮娜进入艺术家圈子，游历世界各地。二人虽非法律意义上的夫妻，却仍是布伯意义上的“我-你”关系。他们互相爱恋，相互关怀。恐袭事件发生后，马丁身在欧洲，却搭乘最早的航班回到纽约，回到妮娜身边。不幸的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两人渐行渐远。在妮娜生命最后岁月里，马丁与她很少见面，却仍关心她。关怀表达情感，更与道德相关。马丁之于妮娜的关怀既是爱情使然，又是一种道德伦理的体现。爱情或可消失，而伦理与道德却永存。

黑格尔认为家庭乃伦理实体，是“单个人的联合体，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7]。以婚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人(包括马丁与妮娜般的情人关系)，都应互为“我-你”，相互关怀。唯有关怀，才能让亲人回归家庭，重拾家庭的温暖，重建受到灾难冲击的家庭关怀伦理。

二、社会关怀，重建社会关怀伦理

关怀伦理也注重外圈关怀，即对亲人之外其他人的关怀。关怀从内圈走向外圈，便具有了爱的超越性；外圈之人进入关怀圈，便形成了关怀之链[8]。人类生存的价值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如吉利根所言：“自我与他人是相互依赖的……生活……通过关系中的关怀来维系。”[9]丽昂与老人故事组、丽昂与行为艺术家以及德里罗对恐怖分子哈马德的描写便形成社会关怀关系。

关怀伦理强调对人的感性层面与内在关系的关怀。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进而产生悲悯之情，再转化为爱与拯救行动。丽昂曾遭失怙之痛，究其原因，乃父因不堪老年痴呆症的困扰而自杀。因此，她理解和同情那些也罹患此症的老人。这段创伤经历和记忆使她将关怀从内圈延伸到外圈。她为患有同样病症的老人主持了一个故事会，以改善他们的心理状态。在恐袭事件发生后的特殊社会背景下，丽昂更需要了解老人的病情与需要，并及时做出有效反应。她与老人一起讨论世界大事与生活琐事，然后让他们写作。他们所写的“既有艰难岁月，也有幸福时光”[5]32；他们通过写作来“探索自己的内心，发现混乱的叙事”[5]31。写作行为本身就使老人的理解和记忆有机交汇，他们也在写作与交流中建立了信任。毕竟，人是一种交往的自我，亦是一种联系的存在。在对老人的关怀过程中，丽昂也感受到了快乐。这既能提升伦理承诺以维持关怀者的关系，又能激励伦理理想的成长[3]132。为加强关怀关系，丽昂还定期将老人作文的复印件送到哈洛德·阿普特医生办公室，与之讨论老人的情况，以便提供更专业的心理咨询和服务。如果说道德动机源于爱的情感与自然的情感关系而非形式化的理性，那么，丽昂为老人主持的故事小组则不仅是对她父亲的怀念，也使她获得心灵的慰藉与解脱，更体现她对外圈关怀的伦理责任与道德义务。

同样，丽昂之于行为艺术家戴维·雅尼阿克的坠落表演也体现出关怀伦理的另一维度。关怀伦理的价值观念是“相互依存和使人们互相连接的关爱关系”[10]。丽昂首次看见“坠落的人”那张照片，是在“9·11”次日的报纸上。一见此照，她心里就产生了极大震撼。“脑袋朝下，自由落体”这画面在她“心灵上烧了一个洞……”[5]242照片是摄影记者理查德·德鲁于9月11日当天抓拍的一男子从1300英尺高的北楼坠落的情景。此乃“9·11”最震撼人心的照片之一。德鲁曾说，他并未拍摄此人之死，而是其生命的一部分。然而，大众却并不认可。戴维是小说贯穿始终的意象，但其出场却只有三次：首次在小说开篇，在中央火车站，丽昂见他悬于半空；第二次在小说中部，丽昂在孩子学校附近的火车维修平台上目睹其坠落过程；第三次在小说后部，此时他已死，丽昂从网络中拼凑其故事。戴维每次出场，都只有画面及他人对其坠落表演的反映。丽昂与他之间仅形成看与被看的关系，既然戴维每次出场都在丽昂的视野之中，这就蕴含了某种伦理深意。事实上，恐袭事件中，200余人为求生而从双子塔楼纵身跃下。德鲁照乃其中一人跳下时的情景。恐袭10日后，戴维便在不同的公共场合表演“坠落的人”。其坠落表演是对德鲁照的戏仿或拟象。他穿西装系领带，总是头朝下，悬吊在建筑物上。其表演成了一种图像符号，也成为“9·11”罹难者永远的符码。此乃艺术对人类困境的警示，颇似阿甘本对色情明星表演的解读，成为无目的之手段，即它不再表达任何事物而只将自身表现为一种无表达之暗示的场所，一种纯粹之手段[11]。其造型设计并非为让人拍摄，却以个人的、有意义的、有益的方式与他人发生了联系[12]。其表演照是偶然在场的人所拍，或是赶到现场的专业人士所摄。其坠落表演意在提醒人们有关“9·11”的记忆——有人从1000英尺高的窗口坠落，或令人忆起双子塔楼陷入火海、人们摔下或被迫跳下的可怕情景。这说明丽昂及他人对坠落表演的关怀已成为一种情感体认和道德自觉。可见，关怀者道德自我的完善及其关怀行为都部分取决于特殊的社会与道德环境。于是，人们纷纷从幻想中，从正在阅读的报纸中，从目瞪口呆地对着手机讲话的行为中“震醒”[5]178。自我与他人构成关怀关系，处于核心的是“关怀者和被关怀者双方共同构成的关系”[13]。自我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与他人之间建立各种共同关系，自我的存在必与他人存在关联性，并视他人为自身存在的一部分。当戴维表演从高空坠落的瞬间，丽昂感受到有人坠落了，也担心其生命安全。不久，丽昂果然在报上读到了戴维的讣告。在此，小说“赋予死亡以道德色彩”[14]，戴维之死消解了其肉身，却也使其死亡得到升华而具有了象征意义和伦理价值。

德里罗对恐怖分子哈马德的描写则构成关怀伦理的另一独特视角。关怀伦理强调关怀者的责任感。列维纳斯也提出为他人负责，自我对他人有一种责任，二者的关系即为伦理关系，而关怀意味着认识和接受他人的他者性[15]。责任意味着要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有所行动，此乃关怀的责任。德里罗与哈马德之间存在潜在的关怀关系，德里罗通过小说将这种潜在关系转化为文学现实。作为一位有伦理责任感的作家，德里罗强调文学创作应放下意识形态，回归人性，给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以发声与哀悼的权力[16]。小说共3部14章，每部最后一章描写恐怖分子哈马德。德里罗并未从正义伦理角度将其塑造成冷血杀手，而是从关怀伦理视角通过系列短小故事片段描写其人生轨迹与心路历程。这说明其创作具有伦理责任[17]，亦如布斯所言，作者对文学表达手法与写作策略的选择就是对道德因素的选择，一种对伦理批评的邀请[18]。德里罗对哈马德的描写便体现其伦理关怀。哈马德在德国汉堡加入基地组织，在阿富汗接受圣战训导和军事训练，在美国佛罗里达潜伏以待时机，在纽约撞击世贸大楼。他与同伴在公寓或清真寺交流，或读《古兰经》中的剑诗。他也有父母，曾写信说自己将外出旅行；他也想念父母，还说自己在工程公司上班，很快会升职；他也有过女友，渴望结婚生子；他也曾质疑圣战，怀疑所做之事的意义何在，是否要牺牲性命去完成使命；他也曾有正义感，对无辜罹难者寄予同情。可见，哈马德并非十恶不赦的撒旦而是普通人。其实，从成为信徒之家的一员到圣战者再到殉道者，哈马德也历经了三次伦理选择，从而构成小说伦理书写的维度之一[19]。在阿米尔和恐怖主义教义的疯狂洗脑后，哈马德最终成为恐怖组织的一枚棋子。“关怀作为一种道德情感，体现了行为主体超越自身利益的道德选择。对他者利益的体察，是关怀伦理的本质要求。”[20]因此，在德里罗的笔下，哈马德不再是官方或媒体中令人深恶痛绝的极端分子，而是一个邻家男孩；他是灾难制造者之一，却也是受害者。黑格尔指出，德先是公正，后是仁爱倾向[21]。德里罗对哈马德的描写表明，他不仅为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发声，而且也彰显其正义的公正立场，体现其仁爱的伦理责任。其伦理关怀超越了敌与我、善与恶等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从而实现了“在道德事务上的终极超越”[3]6。

生存的价值呈现于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唯有关系才能将人引入崇高的内在世界。如果说丽昂对老人和戴维的关怀体现出的只是一种感性层面的关怀伦理，那么，德里罗对哈马德的描写则兼具感性的关怀伦理与理性的正义伦理。因此，社会关怀既可消解社会道德的冷漠，又能将社会导向健康发展之路。

三、情境关怀，提升关怀伦理维度

关怀产生于相关人的关系以及相关人与情境的关系之中，因此关怀伦理乃一种情境伦理。特朗托将关怀范围从人扩大到事物与环境，还认为关怀伦理活动是文化的、生活的网络交织的产物[22]。在21世纪，关怀伦理注重事件发生的情境性。关怀关系虽因情境而变化，却与宗教伦理多有相通之处。因此，情境关怀在文化、社会与政治等公共领域亦能产生影响，并有助于提升关怀伦理的维度。

关怀伦理关注人际的情境关系，也注重事件发生的情境性。“9·11”乃21世纪重大的历史事件，对纽约造成巨大的破坏。双子塔楼倒塌，烟尘滚滚；撞机后的燃油发出刺鼻的气味。有人从楼上坠落，车辆被埋于瓦砾堆中。街道不复存在，逃生者失去了方向感和位置感。“这就是灾难发生的现场。”[5]269对这场灾难性事件，消防员的反应最为迅速，他们已抵达或正在赶赴灾难现场；军警在巡逻，民众也施以援手。恐袭灾难发生时，基思首先想到的是朋友鲁姆齐的安危，并试图救之；塔楼里人们逃离灾难现场时相互搀扶、互相鼓励，保持做人的尊严。那些逆人流而上的则是消防员与塔楼维修员，他们冲上楼梯，冲入浓烟之中。灾难考验着人性，也呼唤着亲情和友情，如10余年未联系的前妻来电问候前夫，又如基思回到丽昂身边。灾难中仍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彰显了人伦的复兴，预示着人类浴火重生的希望。基思奔跑过程中，有人给他递水；他走不动时，一辆货车送他回家。这些是“9·11”发生后当日的情境。随后的情境则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飞机撞楼过程及双子塔楼坍塌的影像通过报纸、网络等传遍全球，“9·11”事件乃成有史以来图像记录最多的历史事件，如鲍德里亚所言，双子塔楼倒塌难以想象，但人们对恐袭事件的着迷首先是图像[23]。灾难乃公共事件，其损失巨大，其后果严重。人们从媒介获取恐袭事件的相关信息，表现出一种灾难关怀。这种关怀是诺丁斯关怀伦理之于生命的真实存在，亦是关怀伦理在灾难后的情境体现。

关怀也因文化、社会和政治而变化。因此，关怀伦理在公共领域也能发挥作用。小说从日常生活“捕捉一个时代性的灾难，从一个小家庭的悲喜去折射整个民族对公共事件的心理反应”[24]。德里罗“把现实中的道德现象转化为艺术中的道德矛盾和冲突”[25]。妮娜和马丁乃相处20年的情人，谈及恐袭事件时却“表现出强烈对立的立场”[5]50。马丁的身份神秘，其欧洲背景使其政治观点迥异于美国主流文化。他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人互不信任，是历史力量使然。因此，恐袭是历史、政治和经济问题。双子塔楼是作为财富与权力的幻象而建，亦是毁灭的象征。恐袭打击了美国的强势地位，让世人看到“一个干涉别国内政、出兵占领别国领土的大国”[5]49也多么容易受到攻击。而在妮娜看来，恐袭是出于恐慌，既非历史或经济学而是人们的感觉。从历史角度观之，那些社会的崩溃并非西方国家的干涉，而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不管立场如何，这场灾难确实给美国人带来严重的精神和文化创伤，令许多美国人患上了伊斯兰恐惧症。美国基督教社会主体与穆斯林他者的沟通似巴别塔般难以逾越。邻居埃莱娜在家中反复播放中东伊斯兰传统音乐。对丽昂这样的白人或基督徒来说，在这“超级敏感”[5]128的特殊时期，那音乐是否有“潜在主题”或“特定形式的政治诉求和宗教表述？”[5]74丽昂认为这音乐是冲着她去的，她如此愤怒，以至于扇了那女人一个耳光，还照其眼睛来了一拳。然而，对埃莱娜而言，她喜欢这音乐。在这种特殊情境下，这音乐能令其放松。关怀可理解为一种政治观念[26]，但必须将政治问题合理化，将不同文化或政治背景的人彼此联系起来，方能建立相互信任与和谐的伦理关怀关系。德里罗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应将尊重差异、多元共存作为精神生态信条，消除西方中心主义，获得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趋向平等的认同与共识。不同民族与文化应相互尊重、互生敬畏，回归善的本性，确立正确的信仰，从“坠落”走向救赎，建立一种多元的、平等共生、和谐共处的融洽关系。

关怀伦理充满个性与特殊情境，强调关怀、同情、关爱与理解等情感因素。在此，关怀伦理与宗教颇有相通之处。对许多人而言，宗教与伦理相结合[27]。宗教培养人的灵性、怜悯心与同情心，给人以慰藉，从灾难的重压下救拔世人。幸免于难后，弗洛伦斯常去圣保罗大教堂，“看那些鲜花和人们留下的具有人情味的东西，自制的悼念品”[5]95。她总感到上帝的存在，还不时与之说话。丽昂也去教堂寻找某种东西。她在那里感受死亡，呼吸飘荡在香烛之中的亡灵的气息。这感觉“没有令人沮丧的颤栗”[5]255，而是一种安慰。恐袭或许能动摇某些人的信仰，但对诸多美国人而言，信仰的力量“现在存在，过去存在，将来也存在”[5]257。罗琳斯·S的老年痴呆症愈发严重，却在教堂“找到了避难之处和援助之手”[5]168。生活中存在痛苦与失望、尊严与体面、悲伤与恐惧，但德里罗相信尘土和淫欲、痛苦与虚无之外的东西，因而“最终成为本质精神性的深奥启示者”[28]。理性伦理追求正义，而宗教伦理则将爱作为理想。《坠落的人》对宗教与信仰的阐述体现了德里罗作为人文关怀者的深刻情怀。欲拯救世界，必放弃物质追求，回归信仰，回归宗教及宗教伦理之爱。唯有关怀与爱，人类方能得到救赎，世界方能有和平之日。

作为一种情境伦理，关怀伦理将关怀从单一道德行为转向更广阔的道德能力。“9·11”引发举世的灾难关怀；在21世纪，关怀因情境而发生变化；同时，关怀伦理亦颇似宗教伦理。因此，关怀伦理体现了更高的人性与关系性道德，能提高人际关系的道德水平，亦能在文化、社会与政治等公共领域发挥作用。

四、结语

如果说阅读是伦理性的[29]，那么，文学批评则是一项文学伦理学批评。双子塔楼已然消失，作为“此在”的人亦终将逝去，但空白处，唯有记忆、关怀与意义能填补[16]。如果说“任何创作与批评都必须承担道德责任”[6]5，那么，德里罗便不负所望。《坠落的人》体现了他关爱人性、追求和谐的关怀伦理思想。小说以丽昂为伦理线[6]265串联起诸多伦理结，既构成复杂的关怀伦理结构，又揭示出关怀伦理的基本特质。对家与亲情的呼唤，让亲人回归家庭，重回身心停靠的港湾，重构家庭关怀伦理。心灵沟通在亲人之间，更在社会范围之内。自我与他人之关怀关系，不仅能消解“坠落”后的道德冷漠，更能重建社会关怀伦理。作为一种情境伦理，关怀关系因情境而变化，并在文化、社会与政治等公共领域发挥作用，故可提升关怀伦理的维度。德里罗通过更富人性味的关怀伦理维度探索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情境之间的关系，冀望关怀成为人类在道德实践上的共同资产，希望21世纪的人类能走出“坠落”之地，走向充满关爱的人间伊甸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