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研究视角、逻辑主线和总体框架

刘志彪，凌永辉

(南京大学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3)

一、 引 言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在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特征，将从过去出口导向下的客场全球化转向内需主导下的主场全球化，同时更本质地反映了我国经济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范式的转变。众所周知，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我国经济加入国际大循环，充分利用西方国家的市场和资源，形成了“两头在外”“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取得了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在劳动力等廉价要素方面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可以在全球产品内分工体系下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进行代工，并通过产业关联下的技术外溢效应，促进我国本土企业的生产效率提升。然而，随着我国人口红利消失和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需的持续低迷，这种客场全球化模式已然难以维系下去。因为，客场全球化导致我国经济对西方国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依赖，而对自身国内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足，不仅难以培育出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而且基于价格优势的大规模出口还会遭遇一些西方国家的抵制。换句话说，我国过去参与的客场经济全球化缺乏足够的自主可控性。

在此背景下，由客场全球化转向主场全球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主要内容。所谓主场经济全球化，就是要对全球开放中国市场，并且利用超大规模内需优势虹吸全球资源来发展创新经济。这样一来，内需就成为我国参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工具、资源和手段，可以基于它发展出动态比较优势，实现内生经济增长。特别是近年来在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全球产业链呈现出“纵向缩短、横向区域集聚”的重组趋势，使得原先分布在不同国家、不同企业的生产工序和环节回缩到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或区域内形成产业链集群。譬如，美国在这次疫情中颁布的《国家紧急法案》就试图利用国家资源支持一些制造企业回归；其自贸区政策中的“原产地原则”“毒丸计划”，(1)“原产地原则”规定在美墨加自贸区中必须有75%的生产附加值才算原产地，否则就赋予重税。“毒丸计划”指出，在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三个国家(美、加、墨)中，若有一方跟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协议，那么该协定就自动失效。也反映出美国将产业链布局在特定自贸区的意图。这种产业链集群具有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的特点，往往是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的空间和组织载体，可以促进主场经济全球化和新发展格局战略的深度实施。可见，从客场经济全球化转向主场经济全球化，是我国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本背景。

目前，国内学界从多个角度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行了解读，但却缺乏对其研究视角、逻辑主线和总体框架作系统性的分析。这就导致其中有些认识是存在一定偏差的，比如有些人认为新发展格局是被迫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脱钩”，从而选择进口替代的老路。这种看法至少存在两点误解需要进行纠偏：其一，新发展格局并不是被其他国家“逼”出来的，而是根据我国自身发展阶段的变化所作出的主动的战略调整和抉择；其二，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等同于封闭循环，而是更高水平开放基础上的双循环。正如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等多个国内外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显然，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更是一个重大实践课题，对“十四五”时期及2035远景目标的实现，具有长远和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的目的就是运用主场经济全球化思维，从理论上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研究视角、内在逻辑主线以及总体框架这三个问题进行重点分析。

二、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研究视角

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全球化发展中，我国经济运行与发展格局也是一种双循环体系。不过，这种双循环的特征是嵌入全球价值链(GVC)进行国际代工，以国际循环和国际开放为主带动国内经济循环和发展，因而总体上表现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对于这种双循环的发展格局，其经济分析范式和视角主要是GVC，它不仅是分析全球产业专业化分工和增长的主流方法，而且可以清晰地展示客场经济全球化的特征。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定义，GVC指的是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格里菲归纳了GVC中两种典型的类型：一种是生产者驱动型GVC，指那些由跨国公司或者大型国际产业集团在控制全球生产系统(包括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中占主导地位的产业，如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汽车、计算机、飞机和电力产业等；另一种是购买者驱动型GVC，指那些由大型零售商、品牌商和贸易商在生产网络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产业，如劳动密集型的服装、鞋类、玩具、家具等消费品产业[1]。格里菲和李认为，对于前者，其关键在于GVC的治理，也就是GVC的领导厂商与合约制造商之间关系的分析；后者关注的焦点，则在于一个国家为保持和提升其GVC地位的产业升级战略，二者构成了相对完整的GVC分析范式[2]。一些全球性的多边机构(如UNIDO、ILO、IDB、WB等)也正在将GVC的这种分析范式应用于发展理念和实践，成为促进全球发展的重要工具。

GVC范畴在经济分析上的这种优势，使我们可以捕捉到全球生产、分配和贸易动态的整体图景。然而，它在致力于分析资金、原材料、劳动资源等如何在价值链上进行全球化配置时，却不能分析嵌入GVC的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变化和动态竞争优势的形成问题，无法回答“在这种组织分工结构当中，为什么有的参与者能成为GVC的主导者，而有的参与者只能是被动嵌入者”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忽略了发展中大国可以在主场经济全球化中，利用巨大的内需潜力优势发展动态比较优势的可能性，因而也就不完全适用于新发展格局的议题研究。传统的GVC分析范式需要纳入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以及由此诱发的自主创新能力这些变量，把其拓展为内需主导型GVC[3]，从而作为一种适合的产业组织载体来对新发展格局进行研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十四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所指出的，“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4]。

所谓内需主导型GVC，就是指在内需主导型战略下依靠超大规模内需建立起的安全可靠、自主控制的“以我为主”的GVC。在这种组织机制下，我国的超大规模内需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建立内需主导型GVC的关键支撑要素。因为，大国经济具有规模性、内源性、多元性等特点[5]，这种特点意味着我国可以利用广阔的国内市场加快技术创新、扩大专业分工，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等竞争优势，而这些国家竞争优势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要条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市场规模效应。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有利于鼓励企业对固定资产和人力资本等进行大规模投资，从而产生规模经济以提高企业利润。尤其是对于需要大量研发投入、高资产专用性的创新产业，如果国内市场规模较大，那么这些企业就更愿意做出风险偏好的决策。与此同时，国内细分市场也可以通过产业链的不同环节，调整本土企业的关注焦点和优先发展顺序，也即一些预期收益高、前景好的产业环节，会优先得到企业的关注和发展，而利润较低的产业环节，无论是产品设计、制造还是市场营销，都将延后发展。

第二，累积因果循环效应。利用超大规模内需市场的“虹吸”作用，可以为中国的技术升级、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引来资源、技术和知识等全球性高级生产要素，提高国内产业集群的竞争力，而这些现代产业的集聚、集群以及相应的整体实力提升，也会带来劳动和资本的集聚甚至加速集聚，从而会促进该国经济创新发展。在此基础上，国内本土企业能够成长为主导全球价值链的“链主”，实现“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速形成。

第三，要素结构优化效应。国民经济的要素资源结构取决于经济体系本身，尤其是当该经济与外国经济进行竞争时，竞争强度深刻影响着该国的资本和技术生产条件，促使其比较优势发生动态转换。这也就是所谓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我国的超大规模内需潜力是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关键条件，进而对GVC演变和创新产生重要影响。内需主导型GVC实际上是以国内市场主体的有效需求为导向，将产业升级、资源开发、区域协调等统一到国内市场大循环体系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各种要素从传统低效率产业或部门重新配置到现代高效率产业或部门，促进我国现代高效率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进而创造出推动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强大动能。

综上，内需主导型GVC将大国内需与传统的GVC分析范式结合起来，形成了包括自生能力、动态竞争、大国优势、产业链延伸等基本特征在内的产业组织机制。这种组织机制以国内市场主体的有效需求为导向，可以将产业升级、资源开发、区域协调等统一起来，形成强大动能来实现国民经济和产业的创新驱动和循环畅通，即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产业链、价值链环节的堵点，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因此，内需主导型GVC可以作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一种切入视角。

三、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逻辑主线

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要从以国际循环为主体的旧循环转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循环。也就是说，过去的客场经济全球化，其特点是以国际经济循环为主，国内循环充其量只是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平台，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极其有限；而在主场经济全球化中，内需主导型GVC将发挥出更加基础性、战略性、关键性的作用，体现了以国内市场大循环为主体的优先地位，以及国际市场循环的支持和补充作用。这种重大转向的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

(一) 理论逻辑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技术大变革之下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动态演变和深化。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跨国公司的主导下，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纵向非一体化的趋势。也就是说，从产品研发、原材料供应、零配件生产、深度组装最终品到市场销售的各环节，被布局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以充分利用世界各地的比较优势。这就是所谓的GVC分工，也称产品内分工。这一方面是因为“二战”后贸易自由化成为国际共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要素禀赋结构上具有较好的互补性，因而GVC分工成为国际产业分工的主要形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廉价要素，以实现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从学理上讲，GVC分工的基础和源泉在于技术变革、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三个方面。

首先，技术进步和变革决定了特定产品的生产过程在空间上可分离。特定产品生产的空间可分离性，是企业将不同生产阶段分散布局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前提。而且，这种可分离性越强，生产的迂回化强度就越大，从而产业链延伸越长。但很显然的是，它取决于技术发展和进步的水平。譬如，从蒸汽技术革命到电力技术革命，产品的生产组织方式也从亚当·斯密笔下生产扣针的小工厂发展为大规模流水线生产的福特制，生产过程的复杂性和可分离性质显著加强。到了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信息化的加速推进使得通信成本和交易成本大幅下降，准时制生产系统(Just In Time)逐渐兴起，这是一种更加灵活、更能适应市场需求的生产组织方式。甚至原先不可贸易的服务产品，也随着技术发展而逐渐变得可贸易起来。在这一演进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一点是，技术进步和变革也推动了运输成本的持续下降，它与生产过程的可分离性相结合，共同破除了远距离进行生产布局的技术障碍。

其次，基于要素禀赋结构差异的比较优势促进了垂直分离的生产阶段形成跨地区分布。在生产过程可以实现远距离布局的条件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差异自然而然就会成为生产环节跨空间分布的依据。为什么研发、设计等生产环节主要分布在发达国家，而制造、组装等生产环节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其中原因就在于研发、设计等是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发达国家在这些要素禀赋上具有比较优势；与此相对，制造、组装等是劳动密集型的，发展中国家对此有着比较优势。换句话说，发达国家是“会做但不是做的最好”而主动谋求全球价值链分工，发展中国家是“不会全部制作”而只能加入全球价值链分工[6]。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也会由于要素分布的不均衡而导致基于比较优势的产品内分工。但其中的共同规律是，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往往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市场需求规模较大的地区，形成总部经济；而低端环节则比较容易分布在经济发展相对较低、市场需求规模较小的地区，形成工厂经济。

最后，规模经济有效降低了长期平均成本，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特定阶段的分工结构。当参与分工的国家和地区基于要素禀赋结构差异的比较优势专业化于某一特定的生产阶段，这种专业化分工会通过学习曲线效应进一步促进规模经济的形成。这其实是揭示了通过产品内分工把具有不同最佳规模的工序布局在不同地区的生产单位而获得成本节省和利润创造，因为特定产品的不同生产阶段也可能存在最优规模的差异，这种差异越大就越有可能促进产品内分工[7]。实际上，规模经济是由市场总体规模所决定的，如果市场总体规模越大，从而允许存在大量企业，这些企业很可能会集中分布在某个特定空间形成产业集聚效应，从而生产的规模经济水平也就越高。从这一理论逻辑来看，以大国内需市场为基础构建内需主导型GVC进而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显然是行得通的。

(二) 历史逻辑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挖掘国内的廉价劳动力等禀赋，利用西方国家的市场，实施了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客场经济全球化策略。这种策略的基本过程是，技术、设备以及重要原材料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成产成品后再销往国外。也就是说，在过去的40年里，我国经济是深度嵌入GVC分工的开放发展模式。其中的嵌入路径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企业单体嵌入GVC，另一种是集群抱团嵌入GVC。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企业嵌入GVC的形式大多属于第一种，其特点是本土企业通过对跨国公司发包订单的竞争而直接嵌入GVC；而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伴随着地方高新区和产业园的流行，本土企业往往先在这些高新区和产业园内扎堆集群，进而再抱团嵌入GVC[8]。相对于单体嵌入，这种集群抱团嵌入可以增加本土企业面对国际大买家时的讨价还价能力，而且也能够实现从代工生产(OEM)到贴牌生产(ODM)再到自主品牌(OBM)的有限程度的产业升级。在这种以GVC分工为基础的客场经济全球化中，我国经济中的进出口规模增长是跨越数量级的。从中不难看出，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实际上也是一种双循环格局，但是以国际经济循环为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世界经济格局经历了深刻的调整过程。从国外来看，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增长持续乏力，能为中国巨大产能提供市场需求的能力大幅缩减，这正是我国出现产能严重过剩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全球化的逆流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如英国脱欧、美国发起“贸易战”等都是标志性事件，这也进一步冲击了原有的GVC分工体系。从国内来看，长期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在促进我国经济总量飞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结构性问题。比如，我国本土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国际代工生产体系存在较为明显的分离现象，制造业的繁荣所带来的是大量服务贸易进口，反而挤压了本土服务企业的生存空间[9]。而且，我国劳动力及其他要素的偏低价格正在补涨，使一些标准化的、同质性较强的中间品很容易由成本更低的国外中间品供应商所替代，反映出我国参与GVC分工的传统比较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在这种内外部条件下，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客场经济全球化显然是难以为继的，我国经济新常态以来的增长越来越呈现出国内市场驱动的特点。因此，随着超大规模内需市场的不断开发，我国经济循环必然要从以国际经济循环为主转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这是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自然演进。

(三) 现实逻辑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市场需求的增长、产业供给体系的升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势，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强大动能。

一是从国内市场需求的增长来看，2019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站上1万美元的新台阶，尽管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全年GDP总量仍首次超过100万亿元，这意味着我国巨大规模的总需求可以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基本面的支撑。而且，我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中等收入人群超过4亿，再加上居民消费与技术变革相结合，使得我国成为全球最大也是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这在未来将进一步发挥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

二是从产业供给体系的升级来看，尽管我国许多产业发展仍处在GVC的中低端环节，但是，的确也有一些产业实现了技术突破和升级。譬如，中国高铁利用“干中学”、“用中学”和“试验中学”促进了技术能力的积累，先后经过了形成集成能力、整合国外供应链、构筑独立产业体系的三个发展阶段，最终实现了技术赶超和升级[10]。事实上，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有着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具有齐全完备的工业生产体系。这些产业供给端的优势，无疑为我国在新发展阶段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三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来看，我国可以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的紧密结合，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还体现在，可以利用新型举国体制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举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攻坚克难。比如，微观上可以在“卡脖子”的关键领域适当集中资源和要素进行攻关，宏观上可以集中力量建设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全球性城市，以虹吸全球高级生产要素为我国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服务。

四、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总体框架

上述分析表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是我国经济客观发展规律的历史必然，而且也是形成未来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内在要求。其中的关键在于，我国经济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怎样才能真正地畅通循环起来。为此需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总体框架，它一般由以下三个方面构成：

首先，基于内需市场构建国内价值链，形成国内大循环。随着我国超大规模内需潜力的不断释放，中国市场就会成为世界市场中的重要“磁极”，吸引全世界范围内的创新人才和资源。特别是在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过程中，不断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市场开放有序、市场竞争充分、市场秩序规范，从而更能发挥我国国内市场对全球高级生产要素的“磁场效应”。为此，我国的本土企业可以利用这种国内市场的有利因素发展为“链主”企业或“隐形冠军”企业，进而构建独立自主的国内价值链。从概念来讲，国内价值链是基于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发育而成，由本土企业掌握价值链的核心环节，且在国内市场获得自主研发的创新能力以及品牌和销售终端渠道的高附加值竞争力的产业分工体系。在国内价值链体系下，本土企业将更多地参与从产品研发、原材料供应、零配件生产、深度组装最终品到市场销售的全产业链过程，有助于清除国民经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领域的痛点和堵点，从而促进国内大循环加快形成。

需要强调的是，对国内大循环的形成而言，对内开放的重要性将尤其凸显。众所周知，形成国内大循环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形成国内统一市场。然而，受我国过去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影响，国内市场中的行政壁垒、地区分割现象仍十分普遍，成为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的主要障碍。比如，地方政府针对民营企业所设置的“卷帘门”“玻璃门”“弹簧门”等，以及针对国民个人选择的户籍限制等，都是对内开放不足的典型表现。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对内开放，那么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居民个人等微观市场主体的活力就不可能真正得到激发，而国内区域之间也难以在市场竞争基础上进行合理的产业协同发展。近年来，我国先后实施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内开放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进而推动国内统一市场建设。因此，在当前的新发展阶段，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内开放的重要性必须放到至少与对外开放等同的高度。

其次，实现国内价值链与GVC深度对接，以国内大循环带动国际循环。在内需主导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是要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要利用内需更好地联通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这从内需主导型GVC的研究视角来看，就是国内价值链与GVC之间实现深度对接。研究表明，贸易便利化有助于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11]。目前，我国的国内价值链与GVC之间在总体上呈现负相关关系[12]，而且内陆与沿海地区、沿海地区与美日发达国家的增加值供求关系最为紧密[13]，这表明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尚未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这当中的关键原因在于，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之间既存在替代效应，也存在互补效应。也就是说，如果本国的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供给具有较大规模，那么当其参与国际循环时，国外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大量进入本国市场，就会形成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例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丰田汽车进入美国市场，导致美国本土品牌汽车销量大幅下降，就是典型的替代效应。而如果本国缺乏某些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时，从国外进口这些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就会产生显著的互补效应。例如我国从发达国家进口高端装备，弥补了国内制造生产的不足，而我国的廉价劳动要素恰是发达国家所需要的，这种互补性有力促进了我国过去的国际经济循环。

但是，要素禀赋差异并不是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之间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的唯一决定因素，正如前文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逻辑的分析所指出，规模经济也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因为当一国的某种生产要素即便是相对富裕的，但如果该生产要素存在规模经济，那么该国仍会从国外进口这种生产要素，从而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之间的互补效应仍然是主要的。这也是当前国际竞争格局中的发达国家仍在世界范围内不停地追逐高级创新人才和先进技术的关键原因。实际上，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的知识生产、分配和消费已然发挥了越来越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甚至有可能成为单独的一个产业部门[14]。特别是对于大国经济体而言，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有利于通过国内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虹吸这种以技术、信息、人才甚至企业家精神等为代表的知识部门在本国形成集聚，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创新发展。因此，为了促进国内价值链与GVC的深度对接，我国需要充分地发挥大国内需市场的规模报酬递增性质，从而增强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之间的互补效应。

最后，以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循环，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过去40多年，借助国际经济循环，全球的资金、技术、知识、人力资本纷纷流向国内市场，通过技术溢出等正外部性机制，促进了我国产业升级。但不能否认的是，过去那种客场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循环，对国内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是比较有限的。调查研究显示，GVC中的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可以从国际经济循环中的跨国公司那里学习得到，但是却不一定能带来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15]。这与过去那种国际经济循环中有限的对外开放水平不无关系，因而在当前的新发展阶段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须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其中，更大范围的对外开放，意味着我国不仅要继续沿着发达国家主导的GVC向东开放，向其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组织管理经验，引进高级生产要素；而且也要向西开放，特别是沿着“一带一路”构建以我为主的GVC，输出资本和产能。在新发展格局中，这两种方向的对外开放是相互融合的，是一种开放式学习和创新的过程，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主要是指我国对外开放的产业领域应进一步拓宽，从过去主要是制造业领域的对外开放放宽至服务业领域，例如金融、科技、医疗、教育等服务领域，目前对外资的市场进入仍然存在较大限制，显然需要加大开放力度。虽然服务业长期被认为是不可贸易的，但随着网络和数字技术的进步，许多服务尤其是生产性服务的可贸易性大大增加，这就为服务业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利条件。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要求在一般商品和要素的跨国流动之外，强调主动参与国际贸易新规则的治理。随着近年来全球价值链呈现出“纵向缩短、横向区域集聚”的重组趋势，区域性的贸易协定显著增加。在这种全球“区块化”经济中，由于地理距离、文化距离、经济距离和外交距离等具有临近特点，因而更加有利于促进国际间贸易。比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2020年底正式签署，标志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性市场正式形成，将大大促进我国构建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进而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

五、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策实施重点

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策实施重点，是要坚持一个主题，坚持一条主线，坚持系统观念，建设一个体系。

坚持一个主题，就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所谓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2)参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根本要求，http:// theory.people.com.cn/n1/2017/1221/c40531-29719990.html。这是由我国进入新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所决定的。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采用非均衡发展模式实现了世界瞩目的经济赶超成就，有效地化解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非均衡发展模式也带来了一些困扰国民经济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从而导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这就需要推动高质量发展，最为关键的是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16]。一是从创新发展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直接反映了技术创新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二是从协调发展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要求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实现协调；三是从绿色发展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内在蕴含了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理念；四是从开放发展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与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一致的；五是从共享发展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与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互为支撑。因此，在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新发展格局中，必须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消化发展阶段转换下巨大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社会成本上升，否则，在发展动能衰减、经济增速下行叠加成本推动型的滞涨压力之下，我国发展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坚持一条主线，就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转向重塑新的产业链。在新发展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需要转变，要从“十三五”期间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转向全球新竞争格局下的重塑新产业链，始终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高效、自主可控。这就要求大力推进包括产业基础能力提升、运行模式优化、产业链控制力增强和治理能力提升等内容在内的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过程。正因为如此，“十四五”规划建议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指导思想下，对重塑新的产业链问题，对实体经济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全面的强调。为此，要以结构深度调整为突破口，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主导产业。具言之，一是对于我国一些已经具有国际主导能力的优势产业，如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通信设备等，要继续实施横向扩张、纵向延伸和精细化战略，提升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二是对于那些在我国经济腾飞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传统产业，要加快利用信息网络技术、自动化技术增加传统技术改造升级的广度和深度，为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三是对于我国在全球领先的“线上经济”领域，如线上办公、线上购物、线上教育、线上医疗等，要促进其与线下实体经济互动融合，加快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机遇下的转型升级。

坚持系统观念，就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既要保证双循环畅通，也要保障双循环安全。如果说过去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主要是聚焦发展的价值取向，那么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生的一系列逆全球化的事件，以及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对安全的价值取向的关注明显强化了。这就是近年来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会出现“纵向缩短、横向区域集聚”的内向化趋势的重要原因。因此，发展和安全的价值取向均会在新发展格局中得到体现，不仅要求实现经济循环畅通无阻，而且要求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譬如，针对国内产业链体系中存在的许多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就要充分运用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建立起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确保国内生产供应体系在关键时刻甚至在极端情况下能够正常运转。这就需要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既要保证双循环的畅通运行，也要保障双循环的安全稳定。实际上，发展和安全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辩证统一。一方面，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只有实现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才能真正地推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另一方面，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因为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建设一个体系，就是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即立足新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市场体系、分配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开放体系和经济体制等，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某种程度上讲，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表”和“里”的关系。也就是说，新发展格局搭建了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骨架”，而现代化经济体系则是填充其上的“血肉”和“经脉”，二者各有侧重又相互统一，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总体框架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体包括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建立以不断壮大实体经济为目标，以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本为投入要素的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二是要建立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的高标准市场体系；三是要建立在追求效率的基础上促进公平的分配体系；四是要建立区域良性互动、国土资源利用效率高、产业链布局科学合理的区域发展体系；五是要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体系；六是要建立在主场进行的、以内需为主导的全球化开放体系；七是要建立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市场机制有效率、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尺度的新型经济体制。这“六个体系”和“一个体制”是相互贯通和协同的，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宏观布局之下重要的微观内容和任务。

六、 结 语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和完善，无论是对于指导“十四五”及未来更长时期的经济发展实践，还是对于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宝库，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作用。本文运用主场经济全球化思维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研究视角、内在逻辑和总体框架进行了系统性的理论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发展阶段的双重变化，我国应加快从以西方市场为主导的客场转向以国内市场为主导的主场，这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背景。第二，内需主导型GVC可以促进扩大内需下的分工深化，形成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所必要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等条件，因而这种组织机制可以作为一种合适的切入视角来对新发展格局进行研究。第三，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主线，从理论逻辑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技术大变革之下GVC分工的动态演变和深化；从历史逻辑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历史自然演进；从现实逻辑看，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市场需求增长、产业供给体系升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势的发挥，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奠定了现实基础。第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总体框架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基于内需市场构建国内价值链，形成国内大循环；二是实现国内价值链与GVC深度对接，以国内大循环带动国际循环；三是以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循环，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第五，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政策实施重点是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本文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研究视角、逻辑主线和总体框架的系统性分析，为深入研究我国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一种相对完整的研究范式，是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研究的边际推进。必须承认的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一篇富含经济理论与应用研究议题的大文章，需要各界同仁继续探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对这个客观现象，理论界进行了很多讨论，可以继续深化研究，并提出真知灼见”[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