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社会治理的实践及进路

湖北工业大学 刘明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考验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也对我们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我们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取得了战略性成果，将负面影响降到了最低，这充分彰显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生机活力和显著优越性，在看到我们社会治理优势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其中存在的短板和不足，思考如何补齐这些方面，更好地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面对这些现实问题，无论从理论意义还是从实践意义层面，都需要我们作出思考和解答。

一、立足“中国之制”开辟“中国之治”

（1）党的领导是“中国之制”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格局中，党的领导居于顶梁柱的位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靠前指挥、亲自作出部署，坚持上下齐心、“全国一盘棋”的原则，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彪炳史册的优秀答卷。这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全世界所有执政党都必须面对的“大考”，中国共产党以绝对的领导力、判断力和执行力出色地完成了这场大考，事实再一次生动证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就能战胜前进路上的一切“拦路虎”。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指挥和调度下，各级党委、政府迅速团结行动，“一竿子插到底”，确保政令畅通、行之有效，在情势向好发展时，党中央及时调整各项防控工作，有序推进复工复产，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创下了“风景这边独好”的世界奇迹。

（2）人民群众是“中国之治”的根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历来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开始，党中央就做作了全面动员和科学布署，在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的同时，众多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小区居民迅速行动起来，牢固树立起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广大医务工作者敢担当、敢作为，奋斗在抗疫第一线；人民子弟兵始终牢记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宗旨，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冲锋在斗争最前沿；科研工作者发挥技术优势，攻坚克难，让我们防治病毒的手段有了进一步的提升；社会各界及华人华侨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短时间内防控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集中展现了人民群众无穷的力量，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3）依法防控是“大考”胜利的有力保障。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依托就是法治，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在这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斗争过程中，各地各部门着力构建系统完备的防控体系，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强化公共安全保障，依法有序开展管控，保持了社会大局稳定。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实践中，完善相关立法，做好顶层设计，以法律形式对应急防控必要措施予以认可，严格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维护防疫秩序，对于妨碍医务人员工作、扰乱正常医疗秩序的行为进行果断处理，依法依规严厉打击哄抬物价，制造、销售假冒伪劣防疫物品等行为，为防控阻击战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4）科技是“大考”获胜的重要支撑。科学技术是人类战胜疾病最强有力的武器，与病魔的斗争既是一场阻击战，也是一场科技战，我们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研发疫苗靠的都是科学力量的支撑。全国科技战线工作者积极落实响应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发挥了“突击队”的作用，以切断传染源为基础，科学确定有效的治疗药物和诊疗方案，并加紧对病毒致病原理、检测手段和水平、疫苗研发等方面进行科技攻关，我们还利用大数据技术及时掌握人员流动的轨迹，精准定位，研判不同地区的风险情况，据此进行科学防控，信息实时更新共享，为平衡防控工作和复工复产提供科学支撑。

二、“大考”之下社会治理的困境

（一）“临时抱佛脚”的心态普遍存在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然而在个别地方，部分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现象依然存在，认为群众是“包袱”，在做群众工作时心浮气躁、诸多抱怨、敷衍搪塞，把群众当成“花瓶”，开展联系群众工作时大搞形式主义，专注于“笔杆子”，不磨练“脚板子”，往往就是“手榴弹炸跳蚤”，疏远了群众，也损害了党员干部在群众中的公信力。有些基层社区工作人员感觉工作进展阻力大，老百姓不是很理解和配合，究其根本，还是相关基层社区工作人员平时与群众的联系不够紧密。事实上，基层综合治理得到有效开展，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城乡社区圈内产生的“熟人社会”，只有在平时密切了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成为群众的“贴心人”。

（二）追责问责压力大，工作方法创新意识少

长期以来，我们实行横向集权、纵向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学者荣敬本把这一体制称为“压力型体制”，“压力型体制”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对区域资源的整合作用，能够提高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率，为社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但这种以目标考核为导向，重结果轻过程的管理模式，容易导致地方官员出现因害怕被问责而“为官不为”的现象，宁肯不做，或者执行错误的上级决定，唯上轻下不唯实，机械执行上级指示，缺乏创新意识。类似庸、懒、散的问题也许在平时表现得并不是很明显，一旦遇到突发情况，问题就暴露出来。例如，上级组织强调加强防控与应急管理，少数地区就机械地采取“一刀切”、简单化倾向及层层加码式的防控措施，这与防控的初衷相违背，徒增社会的焦虑和矛盾，给社会生活秩序带来不确定性的风险。

（三）多元治理主体参与治理的能力有待提高

在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中，越来越强调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配合，强调将构成整个社会的政党、社会组织、个人等纳入到治理话语体系下，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进程中，推进社会进步和发展成果的共享。但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各治理主体仍存在职能归位并不充分、治理能力有待完善等问题。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初期，尽管有些城乡社区中有突发事件应对机制，但往往会因疏忽大意或趋于形式主义化，难以真正得到有效发挥。社会组织受制于资金、专业人才、发展程度等因素，难以满足突发情况的要求，少数社区居民对各项防控措施不理解、不配合，这些现象与问题告诉我们，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还需要更加注意参与主体之间的协调配合。

三、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一）发挥党建对社会治理的引领作用

中国的事情要想办好，其中的关键在党，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由于其自身发展的局限性，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抓手来把握方向，改变现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理所应当地承担起这份历史重任，因此要推动社会治理的发展，就必须重视党建工作，党建工作发展状况会直接反映在社会治理的效果上，不论是基于对党建工作发展现状的把握，还是基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考量，党建引领社会治理都会是社会治理体制的一场深刻变革，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谋划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党建工作格局，为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构筑坚实的基础。

（二）重视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主体作用

我们党自成立之初就特别重视群众工作的重要性，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工作路线和生命线，是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指引。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把群众组织起来，充分发挥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能汇聚成战胜困难的强大动力。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们本着人民至上的原则，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发动14亿人民，筑起一道防控阻击的坚固堡垒，迅速打赢了这场人民战争，以生动有力的实践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的科学观点。社会由人民所组成，人民群众是社会治理的主体，是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和受益者，社会治理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群众的参与度和满意度，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始终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问计于民，推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三）全面认识“管理”和“治理”的内在联系

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实行政府统管的模式，政府负责管理社会事务的方方面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政府逐渐放开一部分社会事务的管理权，但仍由政府主导。在当下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我们推行政社共治模式，社会管理向治理、善治的逻辑思维变化，在强调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也积极鼓励引导个人、社区、社会组织等其他主体参与到社会事务的治理中来，这就需要我们正确划分政府主体的责任边界，做到“不缺位、不越位”，精准履行好服务职责，建设好服务型政府，政府需要充分激发社会多元化的力量，让更多行为主体以“管理者”的身份出现，关心公共利益，承担公共责任，这也是推行“第五个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四）国家给予基层更多的治理空间

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初衷是通过将矛盾在基层化解的方式，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然而在实践中出现了不同层级部门之间权责不清、推诿扯皮，导致社会治理出现理念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上级部门将原本属于自己的治理任务下放到街道或者社区，自己则变成目标管理的考核者，街道和社区在完成上级交代的常规和非常规性任务的同时，还需要应付各种工作指导和检查，往往超出基层的承受范围。另一方面，在治理重心下移的过程中，还存在权责不对等、事多权少的问题，与事务多、责任重的基层工作相配套的治理权力和资源没有跟上，导致街道和社区出现“小马拉大车”的现象，基层工作者不仅承受高负荷的工作压力，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苦不堪言。这些问题的出现，明显已经背离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初衷，为实现这一初衷，需要上级部门下放权力和资源，使得基层有能力去回应和解决民众诉求。

四、结束语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全方位检验了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防控斗争的战略性成果，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认识到还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治理绝不仅仅只是个别治理主体的“独角戏”，更需要社会层面的广泛参与。因此，我们在反思我国社会治理存在短板的同时，还要抓住此次“大考”带来的治理变革契机，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