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音乐史第二章 北魏鲜卑音乐（上）

龚 强

在众多的北方少数民族中，鲜卑族这个源自黑龙江大兴安岭北段、嫩江中上游至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少数民族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中第一个进入中原建立王朝的民族。鲜卑族不仅建立了政权，推动发展生产，促进民族融合，就其音乐而言，发展也是比较快的。鲜卑音乐最大的特点是在保持本民族原有音乐特点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广泛吸收其他各民族的音乐元素，尤其是汉族音乐的精华，最终形成了自己的音乐。因此，吴钊、刘东升在《中国音乐史略》中对鲜卑音乐给予很高的评价：它突破了原来结构较为简单的“舞曲”“歌曲”或者“解曲”的形式，在结构上有所创新，出现了大型乐曲这类结构更加复杂的“大曲”。所谓大曲，在汉代就已经有了突出成就，如以乐府为代表的汉代音乐，既有神奇、浪漫的传统巫乐——郊祀乐、房乐；又有热情洋溢的现实情志，来自各个地方的相合乐、鼓吹、百戏和西北、西南各地、各族民间音乐。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在广泛交流、取长补短的基础上，丰富自己，共同提高。并在相合歌的基础上，产生了艺术性更高的大型乐曲——相和大曲和但曲。

《晋书·吐谷浑传》载：“吐谷（yu）浑，慕容廆（wei）之庶长兄也，其父涉归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隶之。及涉归卒，廆嗣位，而二部马斗。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别，奈何不相远离，而令马斗！’吐谷浑曰：‘马为畜耳，斗其常性，何怒于人！乖别甚易，当去汝于万里之外矣。’于是遂行。廆悔之……鲜卑谓兄为阿干，廆追思之，作‘阿干之歌’，岁暮穷思，常歌之。”又《魏书·吐谷浑传》云：“（慕容廆）子孙僭号，以此歌为辇后大曲。”此歌本是鲜卑语，今佚。“阿步干，鲜卑语也。慕容廆作阿干之歌，盖胡俗称其兄曰阿步干，阿干者阿步干之省也。今兰州阿干峪、阿干河、阿干城、阿干堡，金人置阿干县，皆以阿干之歌得名。阿干水至今利民，曰溥惠渠。又有沃干岭，亦阿干之转音”。《资治通鉴》卷81 谓慕容涉归卒于晋武帝太康四年（283 年），此歌应作于3 世纪末。曹道衡先生认为作于晋武帝太康中后期（284—289 年），“《资治通鉴》卷90 记事于晋元帝建武元年（317 年），乃追叙前事，歌则当作于慕容廆继位之初也。”吴钊、刘东升在《中国音乐史略》中作了以下解释：三国时代，鲜卑族有一个部族酋长临终前将他所有的马匹分给他的儿子慕容廆和庶子吐谷浑各一半。后来，由于争夺草场，连两群马都互不相让。见此状吐谷浑主动西迁八十里，这样一来，两群马分开，再也不争食抢草了。慕容廆知道此事后非常懊悔，就派人把吐谷浑请回来。吐谷浑如约返回了，但马群已习惯了那里的草场，不肯回来了。晋永嘉之乱以后，吐谷浑又迁徙到陇右一带地区以游牧为生。为了怀念吐谷浑兄弟，慕容廆专门作了《阿干之歌》。公元349 年，慕容廆的后人慕容儁建立前燕，有人专门将此曲改编为《辇后大曲》，这首大曲在结构布局、主题发展和调性调式安排、器乐和声的摆布，以及反映生活现实，塑造音乐形象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融合、创新和突破。《辇后大曲》是目前已知少数民族中最早出现的一首大曲。

文化，按照广义、通俗的理解，是指人类的创造，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音乐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它必然也是物质、制度、观念的综合体。音乐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有其特殊的历史性和时代性，因此，要了解鲜卑族的音乐，首先要对鲜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所了解。

第一节 鲜卑族史略

鲜卑族，中国古代东北一支属于东胡的少数民族。“乌丸、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也”。（《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北部鲜卑兴起于黑龙江的大兴安岭（鲜卑拓跋部起源于大兴安岭北段，1980 年在大兴安岭阿里河镇附近山麓上发现的嘎仙洞，考古研究证实其发源于此），拓跋鲜卑是北部鲜卑进入匈奴故地以后的称呼。另有东部鲜卑与北部鲜卑同源（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拓跋鲜卑起源于大鲜卑山，即今大兴安岭。大约在公元前1800 年时，拓跋鲜卑先世就已经居息于大兴安岭、额尔古纳河流域，以及黑龙江、嫩江上游地区。他们在山上“凿石为祖宗之庙”，至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 年）后住在难水（今嫩江）流域的乌洛侯人还看到“石庙如故，民常祁请，有神验焉”（《魏书·礼志》）。今大兴安岭阿里河镇附近山麓上的“嘎仙洞”，石室之内可容纳千人，并有石凳、石案，此即拓跋鲜卑的“石室宗庙”。该石室原本是拓跋鲜卑先世酋长居住的山洞，以先人旧墟为祖宗之庙则应该是后来的事。以后部族繁衍于贝加尔湖周围、石勒喀河一带（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鲜卑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游牧民族，广泛分布在中国北方。秦汉之际，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打败之后分为两大部，分别退到乌桓山和鲜卑山，并各自以山名作为族名，形成乌桓族和鲜卑族，“国有大鲜卑山，因以国号”。由于长期受匈奴奴役，所以鲜卑族的风俗习惯与乌桓、匈奴基本相似。直到公元45 年，鲜卑才作为民族实体被中原王朝所知晓。匈奴分裂后，鲜卑族逐渐摆脱了匈奴的控制。公元85 年和公元87 年，鲜卑为反抗压迫，两次出兵攻打匈奴。公元91 年，受到东汉和南匈奴打击的北匈奴被迫迁往中亚，鲜卑族抓住这一机会迅速占据了蒙古草原。

公元2 世纪中叶，“长大勇健，智略绝众”（王沈《魏书》）的鲜卑部落首领檀石槐，经过艰苦的努力，率部终于统一鲜卑各部，但檀石槐死后，鲜卑重新陷入分裂。3 世纪前叶，“以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三国志》）著称的鲜卑族领袖轲比能，统一东部和中部鲜卑，但轲比能死后，各部落又开始独立发展。在此期间，鲜卑同中央王朝常有摩擦，时和时战。

图2-1 拓跋鲜卑的“石室宗庙”，今大兴安岭阿里河镇附近山麓上的“嘎仙洞”

图2-2 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刻石（公元443年）

十六国时期，鲜卑各部落趁中原混乱不堪，先后建立国家。公元386 年，最早从黑龙江大兴安岭嘎仙洞起兵的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登基。公元395 年，后燕攻打北魏，拓跋珪率军在参合陂（今山西大同东南）大败后燕军，并乘胜南下。公元397 年，攻破后燕都城中山（今河北定县），后燕灭亡。公元398 年，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拓跋珪击败后燕进入中原后，积极鼓励农业生产，其奴隶主贵族也逐渐汉化转化为封建地主。拓跋珪招纳汉族大地主参加统治集团，加快了鲜卑拓跋部的汉化进程。拓跋珪建立北魏后，对拓跋鲜卑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部族制度进行改革，“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使各个民族都成为北魏的编民，加强了中央集权。并且大兴农业，开立屯田，稳固了北魏的经济基础，加速了拓跋鲜卑封建化的进程，为日后北魏王朝的巩固和强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图2-3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

公元422 年，拓跋珪的儿子北魏明元帝拓跋嗣乘宋武帝刘裕病卒之机，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沿黄河流域与刘宋全面开战，夺取了黄河以南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洛阳、滑台（今河南滑县东）等军事重镇。公元423 年，拓跋焘即位，是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通晓兵法，作战机敏，善于统兵，雄才大略，在历次战争中，经常亲自率军出征，临阵勇猛，多获胜利。先后于公元431 年灭胡夏，公元432 年灭北燕，公元439 年灭北凉，完成了统一我国北方的大业。拓跋焘死后，文成帝拓跋濬、献文帝拓跋弘、孝文帝拓跋宏相继登基，逐步实施改革，使社会经济由游牧经济转变为农业经济。尤其是孝文帝拓跋宏即位后，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限制地方豪强势力，在冯太后的辅佐下进行了大范围的汉化改革。诸如实行俸禄制、均田制、三长制、迁都等，极大地推动了北魏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也为隋唐统一全国创造了条件。公元493 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大举推广汉化，对民族融合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后期北魏统治者日趋腐化，吏治逐步败坏，官场、民间均怨声载道，民不聊生，许多农民家破人亡。公元523 年，爆发了六镇起义。虽然起义被镇压，但受到重创的北魏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公元528年，契胡人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掌控朝政。公元530 年，北魏孝庄帝元子攸杀死了专权的尔朱荣，尔朱荣弟尔朱兆又杀死孝庄帝，立元恭为帝，政权重又为尔朱氏所握。公元532 年，高欢灭尔朱氏，杀元恭，另立魏孝武帝元修。元修为摆脱高欢的控制，从洛阳出逃，投奔镇守关中的将领宇文泰。宇文泰祖先是来自辽西的宇文部鲜卑，至此北魏开始分裂。高欢又立元善见为帝，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宇文泰杀元修，立元宝炬为帝，定都长安，史称西魏。公元534 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公元557 年，北周取代西魏。这100 多年间，鲜卑族前后共建立10 个国家。另外，在青海、甘肃一带，还有由鲜卑慕容部划分出来的吐谷浑政权，直到公元663 年才被吐蕃吞并。

鲜卑族建立政权后，部落大都解体，人民多定居转向农业生产，随着封建化进程的加深，与各民族的融合加快。到了隋唐时期，鲜卑作为民族实体和政权实体融入到其他民族中，逐渐消亡。

第二节 鲜卑族的文化

语言文字 鲜卑语在中国史书中称为夷言、北语、国语、胡语或胡言。鲜卑语使用时期为2 世纪与3 世纪交替至7 世纪中叶，在东晋十六国至北朝时期，被入主中原的鲜卑族作为主体语言广泛使用。鲜卑语是当时统治者所使用的语言，因此，一度在中国北方成为仅次于汉语的重要语言。由于北魏几代统治者一直注重推行汉化，尤其是孝文帝拓跋宏和冯太后下令进行汉化改革，迁都洛阳，改用汉语代替鲜卑语，更改鲜卑语姓名为汉字姓名，限制入住中原的鲜卑人使用鲜卑语，使得鲜卑语的使用空间大幅度缩小。六镇之乱后，胡化比较深的六镇部将再度推广鲜卑语的使用，中国北部掀起了鲜卑化热潮。直至隋朝末期，鲜卑语使用者越来越少，逐渐失传。

在北魏的改革过程中，为现代语言学家留下了解读鲜卑语的线索。北魏更改胡名为汉名，基本采用了“语音相近而转写”和“语义相近而直译”这两种方法。前者提供了一些鲜卑语的语音信息，后者相当于一套鲜卑语——汉语对义词汇表。例如更改拓跋为元、独孤为刘、贺赖为贺、步六孤为陆、吐奚为古，更改可汗为皇帝、可孙为皇后、莫贺为父、么敦为母及阿干为兄等等。白鸟库吉与方壮猷等现代学者，首先认识到这些词语原名与汉名为鲜卑语语音语义对应汉语语音语义的关系，并且进行了对比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

关于鲜卑文，《隋书·经籍志》中有关于使用鲜卑语翻译中国传统汉文书籍的记载，共记有《集解论语》《集注论语》等108 部图书，447 卷，此外在唐朝初期编纂《隋书》时还统计另有亡佚图书135部，569 卷。但上述鲜卑语图书没有一本传世至今，故其文字无法考证。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习俗信仰 早期的鲜卑族一直保持有游牧民族的习俗特性。因为鲜卑与乌桓同源，又都受到匈奴奴役，所以生活习俗与乌桓、匈奴类似。《后汉书》记载：“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唯婚姻先髡头，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燕毕，然后配合。又禽兽异于中国者，野马、原羊、角端牛，以角为弓，俗谓之角端弓者。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蝡，故天下以为名裘。”其社会组织为邑落组织，分为部、邑、落，由小到大组成。后期由于鲜卑同汉族接触加深，渐渐汉化，其生活习性也逐步向汉族靠拢。

由于风俗习惯、经济活动和地理环境等原因，源自黑龙江大兴安岭的早期鲜卑族长期保持着一种原始状态，所以在其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萨满崇拜气息比较浓厚。萨满教是中国北方阿尔泰语系民族信奉的一种原始宗教，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建立在万物有灵性基础之上的原始多神信仰。在这种崇拜下，对于自然、图腾、祖先、各鬼神的信奉都能够涵纳在它的宗教活动中。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之各种知识的匮乏，自然界中的各种自然物质和自然现象，如山川、河流、日月、星辰等，都能够对人们的生活造成影响，也容易使人产生敬畏感和神秘感。

以后，随着鲜卑族的不断南迁，并且日益深入中原腹地，同汉族的杂居和交流更加深入，加之高僧、道士不遗余力地弘传佛经道法，以及统治者的推动，在宗教信仰方面，佛教和道教日益成为鲜卑宗教信仰的主流。

据史书记载，鲜卑的一支慕容部是较早接触佛教的部落。公元342 年，慕容皝（Huang）迁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后，出现两龙相飞的祥瑞景象，“皝大悦……立龙翔佛寺于山上”。这是已知最早建立在东北地区的佛寺，也是慕容部倾心向佛的重要明证。自此以后，佛教开始在慕容燕内广泛传播，佛教信仰以较快速度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这对慕容鲜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相对于佛教而言，拓跋鲜卑对于道教的接触更早一些，当然，他们也信奉佛教。早在代国的拓跋沙漠汗时期就有了奉道的迹象。北魏建立者拓跋珪在推崇佛教的同时，对于道教也颇为热衷，天兴年间，拓跋珪设立道教仙牌，煮炼白药。太武帝时，因为出身于奉道世家的司徒崔浩大力推举，道教更是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实际上，早在道武帝拓跋珪平定后燕之时，便下令大兴佛法。到明元帝时，佛法开始在拓跋贵族和民间广泛传播，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也先后开始修建。尽管如此，萨满影响依然很大。在当时的重大政治、军事决策中，仍有神巫参与其中；在拓跋鲜卑的祭祀当中，还保持大量的原始色彩；在民间，萨满巫师仍然很受欢迎，而且持续时间久远。

佛教、道教在鲜卑族中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是佛教先后经历了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二武灭佛”，足以使佛教吸取教训；二是太武帝以后，大力举荐者崔浩被杀，道教随即开始衰弱。唯有萨满教一直非常活跃。

图2-4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画像

历史影响 秦汉以来，起源于黑龙江大兴安岭的鲜卑民族是影响中华文明进程最为持久的北方游猎民族。十六国时期，鲜卑各部族政权数量较多，持续亦久。分别为慕容氏的前燕、后燕、西燕和南燕，乞伏氏的西秦，秃发氏的南凉，吐谷浑氏的吐谷浑国，拓跋氏的代国、北魏、东魏和西魏，宇文氏北周以及鲜卑化的高氏北齐，先后持续近3 个世纪。源自宇文鲜卑的契丹族辽国持续近两个世纪，亡于女真族金国后进而西迁建立西辽国，直至被蒙古汗国所灭，又持续近一个世纪。北宋至清，有拓跋鲜卑支裔党项羌拓跋部的西夏国，持续近两个世纪。自十六国以来影响中华文明进程前前后后大约有千年之久。

鲜卑民族主要活跃于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的政治舞台，而这一时期，由于鲜卑民族等许多少数民族相继进入中原地区，客观上形成了中华文明大转型的重要拐点，进而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基本定格成型的历史时期。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和社会大转轨是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主旋律。鲜卑与汉民族的共通性日益增多，差异性日渐减少，一步步互相影响，一点点互相渗透，逐渐水乳交融般地融为一体了。对中华汉民族的根祖认同，为北方各民族趋同于汉民族文化而走向汉化提供了历史根由。于是，在当时社会现实的驱动下，北方各民族相继步入了汉民族的封建化道路。在这方面，鲜卑民族最具典型意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北魏太和年间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汉化改制”，其不朽功业在于把鲜卑人的“汉化”进程纳入国家政治体制，使之法制化、定型化、常规化和普及化，从而把鲜卑与汉民族的大融合推向了全新的历史阶段，从客观上为隋唐王朝的崛起和中华民族大一统的重建直接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的汉民族就是在鲜卑与汉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尤其是鲜卑与汉通婚之后，形成民族血统混合的基础上，经过基因重构而变更面貌的新汉族。据民族史学家王桐龄先生在《中国民族史》一书中考证，隋唐时期的汉民族主要是以汉族为父系，鲜卑为母系的新汉族，如隋炀帝杨广和唐高祖李渊的母亲都出自拓跋鲜卑的独孤氏；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出自鲜卑族纥豆陵氏；唐太宗长孙皇后的父系和母系都是鲜卑人，故唐高宗李治承袭鲜卑血统达四分之三，承继汉族血统者仅四分之一。隋唐皇室便是以鲜卑与汉族混杂的血统而统一中华的，并且鲜卑与汉族血统混合，更大量地在于下层广大民众。所以，隋唐时期的汉人或号称为“唐人”的汉人，已不是魏晋以前汉人血统的简单延续，而是鲜卑与汉血统混合的民族共同体。这个民族共同体构成的隋唐社会，冲破了僵硬的一元化格局，呈现出生动、鲜活、更具生命力的多元化局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