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研究

摘要：农民工是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特有产物，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社会的发展，户籍制度不断改革调整。农民工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因为户籍制度排斥难以融入城市生活、享受到应有的社会福利待遇。本文运用文献调查法、草根理论搜集资料，运用社会融入理论深入剖析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现状。针对性对推动农民工社会融入提出户籍制度、配套制度、经济、文化和农村土地处置等五方面建议。

关键词：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社会融入;调查研究

一、引言

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国内学者大多关注的是城市不同户籍居民之间的福利差异。农民工和城市职工的区别，就在于因没有城市户籍而不能享受相应的就业保障、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等一系列城市福利[1]，户籍的公共服务管理功能是导致这一社会现象的主要原因[2];农民工市民化是政治晋升、财政分权、公共物品供给三方面共同作用下的产物[3]，仅通过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难以完全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造成农民工问题的根源是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因此农民工社会融入需要从制度层面破解，统筹城乡和地区间的社会资源分配。本文利用公开数据考察农民工社会融入现状，运用社会融入理论归纳为经济、社会、心理文化三方面，提出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入的路径方向。

二、户籍制度改革变迁和农民工社会融入现状分析

（一）户籍制度改革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户籍制度就不断演进，20世纪户籍制度改革明显加快，逐步放开中小城市落户的限制，但对大型城市依然严格;我国农民工规模持续扩大，2010年-2019年农民工增速开始减缓，但总体农民工数量在持续增长，说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拉力不断增强，农村人口外溢十分严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城镇化，但当已经开始减速。高收入国家的城镇化率是84%，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城镇化率是65%，我们与这些国家还有较大差距。

（二）农民工社会融入现状分析

一是经济层面。外出农民工收入低于城鎮居民，且农民工的收入增长速度总体却低于消费性支出增长速度;2019年农民工中1%的人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56%的农民工只有初中文化，低学历导致农民工就业面狭窄，多数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大大小小的城市都设置了不同的落户门槛，农民工落户困难。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租房居住，居无定所、朝不保夕的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生活。

二是社会层面。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农民工被排除社会保障制度之外;50岁以上的农民工人数逐渐增长，这部分农民工在年老后，只能返回农村生活，老难所养;城市越发达，农民工子女问题就越突出，这些问题在500万以上常住人口的大城市中更加显著;经济发展较弱、人口流出严重的地区，离婚率相对较高;大量农民工处于人户分离的状态，农民工政治参与始终处于边缘化地带。

三是心理文化层面。城市规模越大，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越弱。农民工多数在落后的农村长大，与城里人在思维方式、为人处事方面存在差异;农民工在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都被区别对待。当理想与现实差距较大时农民工会丧失在城市生活的自信心，同时农民工对农村土地升值的期望形成一股拉力，成为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羁绊，也造成农村土地资源闲置和浪费。

三、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的对策建议

（一）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农民工社会融入制度束缚

长期以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都是以剥离户籍上附着的收益、使其回归原始的居民信息收集功能为目标。从长远来看，应当逐步取消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区别，建立城乡统筹的户籍制度，让市场调节人口流向，国家把好重要关口。就当下而言，应当在中小城市放宽落户条件，实现农民工自由落户，大型城市由于社会压力大，可先普及居住证制度，让农民工在身份上可暂时成为“市民”。

（二）提升农民工城市生存能力，保证农民工社会融入经济基础

农民工在城市举目无亲、居无定所，缺乏城市生存能力。要促使农民工社会融入，就要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确保其拥有在城市生活的能力。就业是确保农民工经济收入的关键。因此，政府有必要加强对农民工的学历提升、技能培训和社会保护，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投入。这是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必要手段，是真正的“授人以渔”。

（三）完善户籍相关的配套制度，确保农民工城市社会福利分配

户籍制度改革不单单是让农民工拥有城市居民的身份，更重要的是让农民工享受到市民的待遇，所以还需要户籍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城市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限制严重阻碍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融入。当户籍回归原始的人口信息记录功能后，就需要建立起与户籍制度分离的社会福利分配制度，最主要的就是社会保障制度和城市公共福利分配制度。

（四）营造良好的社会融入氛围，增强农民工长久社会融入意愿

政府应当牵头构建求同存异的城市文化氛围，举办各种城市活动，加强农村移民和城市原住居民的交流，促进双方的相互了解。一方面，应当继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工薪资水平和工作环境，吸引农民工长期在城市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应当主导构建农民工心理监测平台，了解农民工的心理变化，及时进行心理疏导。

（五）加强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消除农民工社会融入土地顾虑

一方面，中国农民大都具有乡土情结，对土地有深深的依恋。另一方面，还有相当部分的农民工认为农村土地未来会升值。许多农民工因为不愿意放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游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进退两难。做好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的补偿，当农民工没有了后顾之忧，才能跟随自己内心的声音做出自由选择。村集体的土地被收回后可以集中利用，也有助于盘活农村土地资产。

参考文献：

[1]邹一南.户籍制度改革的内生逻辑与政策选择[J].经济学家，2015（04）：48-53.

[2]陆万军，张彬斌.户籍门槛、发展型政府与人口城镇化政策——基于大中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南方经济，2016（02）：28-42.

[3]张芯悦，王颂吉.大城市的农民工为何难以“市民化”--兼论新时代地方政府治理模式转型[J].湖北社会科学，2020（1）：52-60.

作者简介：李双洲（1997年—），男，湖北竹山人，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乡村振兴。

基金项目：本文为“NO：cx2021234，武汉工程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