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前后毛泽东在上海

◎邵唯

建党前后，毛泽东多次来到上海，以非凡睿智和坚强毅力开展革命工作。中共一大会议期间，讨论工人群众的组织形式时，他坚决主张“应该把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在一起，组织起来”，表达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思想。在这位伟人逝世45周年纪念日，笔者怀着崇敬心情专程探访了相关的红色旧址和遗址……

推动赴法勤工俭学

五四时期，赴法勤工俭学形成波澜壮阔的热潮。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大批有志青年毅然漂洋过海，努力探寻振兴中华之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毛泽东积极推动赴法勤工俭学，据唐铎的《回忆五四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说：“1918年春，毛泽东和蔡和森等同志，在湖南组织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经常组织会员讨论中国的出路问题……新民学会专门讨论了组织会员和湖南青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问题。他们认为通过留法勤工俭学，可以直接研究西欧工人运动的经验，特别是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学习西方的文化科学技术，正是‘向外发展’的一个好机会。从此，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志便着手积极组织，进行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

中共一大会址

1919年春，中国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将从黄浦江畔启程。3月14日，毛泽东初次来到申城。3月15日，《申报》报道：“闻此次所派留法学生多至八十九人，兹已陆续到沪，定于17日上午乘‘因幡丸’出发，并闻今日下午开一欢送会”；所载的赴法勤工俭学生名单中，有四十三位是湘籍青年。当天，毛泽东参加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51号寰球中国学生会会所（遗址位于今大光明电影院附近）举行的欢送会，并一起合影留念；3月17日，他和吴玉章等同乘驳船至停泊于汇山码头（今北外滩滨江公平路至临潼路岸线）的“因幡丸”号邮轮，与大家话别。

3月29日，毛泽东在沪参加第二批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欢送会，以及随后的码头送行。3月31日，《申报》报道：“勤工俭学会第二批留法学生前日（二十九日）法总领事及寰球中国学生会情形已志本报。昨日上午十一时，寰球中国学生会又邀该生等在静安寺路51号复开一茶话会……该船定于今晨八时启碇云。”

12月中旬，毛泽东又从武汉绕道上海，为将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向警予、蔡畅和蔡母(葛健豪)等送行，并借宿于寰球中国学生会会所；其间，他同大家讨论了湖南局势和改造社会的问题。由于蔡和森等的启程时间因故延迟，毛泽东有要事不能久待，便提前与他们话别，离开申城前往北京。12月26日，上海《时报》报道：“昨日（二十五日）法国邮船公司‘央脱来蓬’船，于下午一时在杨树浦黄浦码头起碇。乘斯船出发之留法勤工俭学生有三十余人，均乘四等舱位（舱在船头下层），内有湖南女生蔡葛健豪、蔡畅、向警予、李志新、熊季光、肖淑良六人，系乘三等舱位。”当年，毛泽东不辞劳累，在沪多次勉励和送别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使之信心倍增。

中共一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博文女校楼上的卧室

召集半淞园会议

1919年7月，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周刊在湖南创刊；不久，他在该刊连载发表长篇政论《民众的大联合》，号召全国的民众联合起来，争取自身的解放。8月13日，上海《时事新报》摘登这篇重要文章；在沪出版的《新教育》第二卷第五期，则介绍了其主要内容。

那时，由于军阀张敬尧在湖南实施残暴统治，毛泽东等秘密开展驱张准备。接受毛泽东的委托，彭璜于1919年夏、秋间抵沪，尽力扩大驱张宣传。1920年2月1日，傅熊湘、彭璜等编辑的《天问》周刊在申城问世，为十六开铅印（每期十六页至三十二页不等），呼吁各界支持驱张运动，至7月11日共发行了二十四期。

1920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已成功可望；5月5日，他率驱张请愿团从北京来到申城。毛泽东寓居上海哈同路（今铜仁路）民厚南里29号即安南路214号（今安义路63号），这是砖木结构的房屋，底层前半部是客堂，后半部右侧为灶间，楼上卧室有一排临街的长窗，在此同住的还有三位湖南学生。据李思安回忆，毛泽东抵沪前，这里是她出面租赁的，用作湖南新民学会会员到上海活动时的住处；毛泽东和随行的15岁的张文亮住在前楼正房，房内有两张单人木板床，毛泽东的床铺横放在落地长窗下，床头有一个方形茶几，上面堆放着各种报刊。由于经济拮据，大家轮流做饭，常艰苦地吃蚕豆煮米饭。毛泽东曾在此写信给北京的黎锦熙，称“同住连我四人”，表示想在沪“看新出的报、杂志、丛书及各译本，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

1920年5月8日，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半淞园合影(左七为毛泽东)

5月8日，在毛泽东的召集下，新民学会会员萧子璋（萧三）、彭璜、李思安、欧阳泽、刘明俨、劳启荣、魏璧、周敦祥、陈赞周（陈绍休）、熊光楚、张百龄（张怀）相聚于上海半淞园（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毁于日军炮火，遗址已融入浦西世博园），以游园形式举行会议，欢送六位将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并讨论学会工作。同年冬刊印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记载了半淞园会议情况：大家经认真讨论，认为应把“潜在务实，不务虚劳，不出风头”作为“学会态度”，并“议决介绍新会友宜有四条件：（一）纯洁，（二）诚恳，（三）奋斗，（四）服从真理”；其中还提及：“中午在雨中拍照。近览淞江半水，绿草碧波，望之不尽”“讨论会延至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

毛泽东曾赴设于上海霞飞路277E号（今淮海中路523号，原建筑已不存）的《天问》周刊社，会晤旅沪的湘籍人士，共同商量改造湖南等事宜；而且，在《天问》周刊第十六期、第二十三期发表了他执笔的函电体宣言、论说文等。

陈独秀此时也在沪，正与李达、李汉俊等筹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毛泽东曾多次前往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陈独秀寓所（也即《新青年》编辑部），后来他在陕北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我和陈独秀讨论过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位于上海安义路上的毛泽东旧居

其间，毛泽东还曾在沪为革命筹款，据章含之的《我与父亲章士钊》说：“1963年初，毛泽东读完英文之后，要我陪他在寒风中散步……他告诉我，1920年，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他去上海找到父亲，当然没有告诉父亲要成立共产党，只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父亲帮忙。父亲立即答应，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由于父亲的影响和努力，最后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他。”

7月上旬，军阀张敬尧已退出湖南，在申城奔忙两月余的毛泽东返湘。他回到长沙后，很快就与何叔衡等创办文化书社，并由李大钊、陈独秀等作该社“信用介绍”；同时，建立俄罗斯研究会，它们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和开展建党建团活动的秘密联络机关。10月底，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翌年初，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

出席中共一大

1921年6月，毛泽东在长沙接到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他马上约何叔衡一起启程，于6月29日晚乘船经武汉转赴申城，为了确保安全两人都对行踪严加保密。那时，与何叔衡共事于《湖南通俗日报》馆的谢觉哉，在6月29日的日记中写着：“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按：即毛泽东），赴全国OOOOO（按：指共产主义者）之招。”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曾回忆：“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湘江上空乌云翻滚，反动势力猖獗，谢老既怕忘掉，又怕不能详细记载，只好在这天日记上，画了一大串圆圈。”

7月3日前后，毛泽东、何叔衡抵沪，因各地代表尚未到齐，距开会时间还早，两人曾赴南京、杭州等地访友和考察；中旬返回申城，同代表们一起以“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名义借宿于上海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博文女校校舍系三楼三底的石库门房屋，内外两进，楼上厢房前间曾是毛泽东、何叔衡的卧室。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曾回忆：“毛泽东同志在代表住所的一个房间里，经常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他苦心思索竟到这样的地步……他是正在计划着回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要想出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办法。”

7月23日晚，中共一大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毛泽东除了担任记录，也作过发言；他还报告了长沙党组织的基本情况、主要工作、活动方式和经验教训，由于“长沙小组（按：即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曾回忆：“我同毛泽东是在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时才见面”“我对他的印象是老成持重”“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刘仁静曾回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毛泽东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3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三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成员，并兼任中央局秘书。不久，中共中央局机关设于上海香山路（今临山路）、公兴路口三曾里3号（原建筑已不存），系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毛泽东和一些同志在此办公和居住。《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员（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这说明了兼任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