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日记法探索工作家庭的时间冲突对小学生母亲情绪的影响

苏燕，侯金芹，陈祉妍

(1.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11；2.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北京 100080；3.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与心理特教研究所，北京 100088)

1 引言

自女性平权运动以来，世界女性就业率均得到较大提升，我国女性就业占比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提高。截至2019年，我国女性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43.2%，逐渐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职责[1]。与此同时，男女的性别差异，母亲和孩子更天然的连接使得妇女比男子更有可能成为那个主要照顾孩子的个体[2]。工作和育儿这两种角色同时对时间、地点和精力的要求，这些资源分配的冲突，导致女性面对多重角色间的冲突和压力[20]，心理健康问题阳性检出率也高于男性[18]。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学者们就开始关注并研究工作和家庭冲突对女性心理健康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发现，工作家庭冲突是导致女性心理健康的前因[23]之一，工作和家庭冲突越大，女性的抑郁症状越明显[21]，对自我健康的评分更低[22]。

虽然学者们的研究取得了非常多的发现，但是仍有非常大可继续探索的空间。首先，目前的研究多使用工作和家庭冲突量表，聚焦在冲突感本身对女性身心健康的影响，相对缺少对具体冲突内容的探讨。在时间、地点和精力的冲突中，时间是最核心和基本的冲突内容，是人们工作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8]。一项涵盖1998-2018年的研究荟萃分析表明，工作的主要任务、相关任务、通勤和差旅时间太长，不利于工人的直接或间接健康[24]。工作时长还会压缩女性对孩子的教养时间，增加女性的角色冲突感。其次，当前研究的结果变量多聚焦在身心健康，如身体疾病、焦虑、抑郁等。和这些身心健康的远端结果相比，情绪是更能敏感预测心理状态的指标，具有可连续测量进而观测到个体日常变化的特点[8]。积极情绪的拓宽和构建理论认为适度的积极情绪体验可以使人们的意识得到扩展，建立相应的个人资源，有助于情感和身体健康[3]。消极情绪可以诱发炎症，而炎症与一系列疾病有关，包括心血管疾病，关节炎，某些癌症，虚弱及功能衰退等[4]。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情绪系统和健康免疫系统彼此之间有着复杂和双向的影响关系，二者紧密相连[5]。此外，目前的研究多采用横断面的研究方法，忽略了女性面对的时间压力每天都有变化，缺失了个体内的日常波动对女性情绪影响的探索机会。综上，本文希望基于日记法对个体状态变化进行更准确的动态观测，在同时关注女性的外出工作时长和家庭育儿工作时长的基础上，研究女性外出社会工作以及由双重角色对时间的争夺带来的冲突对女性日常情绪的影响。在我国，小学阶段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上恰恰是母亲投入时间精力最多的时期[6]，也是女性承担双重角色压力最大的时期，因此本文选取小学生母亲为样本进行探索。

研究结果表明，报告工作时间长的受访者的焦虑和抑郁评分明显高于报告工作时间短的受访者[7]，而焦虑和抑郁状态又与情绪模型中的三个基本维度密切相关[11]，这三个维度包括效价(快乐-不快乐)、能量唤醒(精力充沛-疲劳)和平静(紧张-放松)。低能量和疲劳已经被反复证实为抑郁症的核心特征[9]，情绪衰竭也能较好地预测心理健康水平[19]；情绪效价也是抑郁症情绪功能障碍模型中的一个关键特征[10]。常用的焦虑量表中，首要测量的都是情绪的紧张程度，后续会测量情绪的平静程度，也会测量到情绪的效价(愉快程度，满意程度等)和能量唤醒(是否衰弱和乏力)。所以本文选用这三个维度进行个体情绪的测量。

2 对象与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利用问卷星调查平台生成调查问卷，通过微信将链接发放给被试。

在开始进行日记法的日志信息收集之前，首先完成个人基础信息的收集。

被试从某个周二开始，连续5天，每天填写一份问卷(包括外出工作时长、孩子的校内课业时长、个体当天的情绪状态等)，一直持续到周六。

根据筛选条件(女性，有子女)共招募117位被试。日志填写数量≥4天的有效被试为80人，问卷回收有效率为68%。每个被试每天收集到的日志为一个数据点，总共收集395个有效数据点.。

有效样本中同时承担育儿和工作双重角色的母亲共57人，291个有效数据点，满足日记法所需要的样本量。

2.2 研究工具

对于情绪的测量，使用Peter Wilhelm and Dominik Schoebi基于德语的情绪多维情绪问卷(MDMQ)开发的六项目的简短情绪量表。这些项目被选择来测量情绪的三个基本维度，精力唤醒(E)、效价(V)和平静(C)[11]。经评估显示，在个体内，E、V、C的分数反应了三种不同的同步情绪状态，每个维度的状态质量都得到了清楚的展示[7]。六项目简短情绪量表采用7点评分法计分，从1(非常消极)到7(非常积极)；所有变量均在天水平(daily level)进行测量。

母亲的外出工作时长通过题目：“请填写早上出门时间和下班回家时间”来收集。

母亲教养时长，通过题目:“孩子校内课业时长”来收集。

2.3 统计处理

通过SPSS对数据进行基本的描述分析。使用MPlus软件，通过多层线性模型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3 结果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见表1 。在表的对角线下半部分是每日水平的相关系数 (n=291) ；对角线的上半部分是个体五天平均水平间的相关系数 (n=57) 。

表1 研究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矩阵

3.1 回归分析

首先计算精力唤醒(E)、效价(V)和冷静(C)三个维度的个体间变异和总变异之间的比例，以检验多水平的适用性。

其中精力唤醒(E)的ICC是0.68[6.918/(6.918+3.256)] ；效价(V)的ICC是0.69[5.401/(5.401+2.436)]； 冷静(C)的ICC是0.68[5.958/(5.958+3.004)](见表2)，三个维度均适用于多水平分析。

表2 小学生母亲情绪三个维度的空模型

用母亲的外出工作时长和母亲外出工作时长减去孩子校内课业时长后的差预测情绪的三个维度(见表3)。

表3 母亲外出工作时长和减去课业时长之后对情绪三个维度的影响

外出工作时长在个体内层面对年轻母亲情绪的三个维度精力唤醒(β=-0.140，P<0.01)、效价(β=-0.093，P<0.01)、平静(β=-0.096，P<0.01)均有显著负向预测效应(见表3)。

把母亲外出工作时长和孩子校内课业时长进行相减之后得到的时长对年轻母亲情绪的三个维度精力唤醒(β=-0.133，P<0.05)、效价(β=-0.101，P<0.05)有负向预测效应，对平静维度(β=-0.094，P>0.05)(见表3)不再有负向预测效应。

4 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外出工作时长的增加会降低个体的精力唤醒、效价和平静分数[12]，会让小学生母亲感到更疲惫、情绪体验更加负面、紧张度更高。母亲外出工作时长减去孩子课业时长之后，对母亲情绪的负向预测效应降低。

母亲外出工作时长的增长会降低精力的唤醒程度，可能和工作需要较高的集中注意力有关，大脑只有处于兴奋状态才能维持较高的注意力[18]。大脑的功能依赖于能量需求和代谢平衡，这个过程伴随着人体葡萄糖和神经物质的消耗[14]，使大脑皮层细胞工作能力降低，由兴奋状态转为抑制状态,从而使人感到疲劳[18]。而外出工作时长的增长导致个体对非工作活动的控制更少，心理上的分离也更少[12]，可以减少个体疲劳的社交时间也更少[15]，不利于个体从疲劳状态中的恢复[12]。

母亲的外出工作时长减去孩子课业时长之后，对情绪的负面预测效应降低，可能因为作为家庭中照顾孩子的主体，所承担的工作和育儿双重角色对时间的争夺带来的冲突也会增加小学生母亲的苦恼、紧张的情绪[13]，从而降低情绪的效价和平静维度。一方面，长时间的工作会剥夺母亲对孩子的教养时间，而母子之间的联系是成年人最牢固和最重要的情感关系，这部分时间的减少会增加母亲的紧张感和负性情绪体验[16]。另一方面，根据溢出理论，小学生母亲在家庭角色中的负性情绪体验也会向工作场景溢出，家庭中的压力源会导致持续的认知过程。母亲可能在工作领域活动时，依然在个体内部产生对家庭问题的心理关注，从而消耗个人在工作过程中的认知和心理资源，消耗心理能量，增强负性体验和紧张感[17]。

本研究的贡献在于，从工作时长的角度，初步探索工作、育儿以及二者带来的冲突对小学生母亲心理健康的即时影响，纵向剖析了多重角色冲突内容中的时间争夺对小学生母亲情绪的干扰，为针对小学生母亲心理健康的早期预防和干预提供参考依据。然而，本研究依然存在以下几点需要未来进一步改善。第一，本研究采用的是孩子处于1-2年级的小学生母亲样本。样本空间有限，研究发现的结论和分析还需要进一步更多样本量来验证；第二，由于日记研究需要每天填写，需要平衡被试的任务负担和题目数量，最终决定选用的题目较少的精简量表，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测量效度；第三，对于影响小学生母亲情绪的工作因素，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扩充和丰富。

4 结论

(1)母亲的外出工作时长显著负向预测母亲精力的唤醒维度。工作时长的增加会增加母亲的疲劳感，也影响母亲从疲劳状态中恢复。

(2)母亲的外出工作时长显著负向预测母亲情绪的效价维度，工作和育儿双重角色对时间的争夺增加了母亲心理能量的消耗，增加情绪中的负性体验。

(3)母亲的外出工作时长显著负向预测母亲情绪的平静维度，工作和育儿双重角色对母亲时间的争夺会增加母亲工作过程中的紧张感，更多工作时间对育儿时间的侵占也会增加母亲在母子间关系上的紧张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