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载革新探索与人文守护

2022-01-19 14:51吴芮逸
乐器 2022年1期
关键词:演奏家琵琶音色

吴芮逸

1952年至今,满瑞兴师傅从事民族乐器制作已经70年了。在他擅长的众多民族器乐制作门类中,琵琶制作是尤能体现其精深研究和精湛技艺的一项。70年来,作为与新中国民族乐器产业共同成长的乐器制作人,从最原始的锛凿斧锯,到机械化精细加工,满瑞兴一面见证着中国民族器乐制作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一面从工艺、音色、演奏审美与体验等方面出发,对其手下的乐器进行不断打磨,使其制作的琵琶在成为演奏家手中利器的同时,也从“器”与“道”两方面成为了反映和融汇当代艺术审美和追求的综合体,塑造了独特的艺术价值与时代内涵,“满瑞兴”三个字由此也成为当代琵琶制作的标杆与品牌。

2021年10月18~19日,由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琵琶专业委员会、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乐器制作与改革专业委员会主办,北京满氏乐器承办,北京华夏璇音艺术传播中心协办的“民族乐器制作大师满瑞兴制作技艺70周年”系列活动在京举办。此次活动也是民族音乐界首次为一位制琴师开展的学术活动。

因时制宜,在现代化转型中不断探索

从最早在打磨厂学艺,到1956年全国手工行业推行“公私合营”,进入国营体制的北京乐器厂;从投身于乐改的技术骨干,到改革开放后,响应国家政策,自己兴办乐器工厂,成为首批走出国有单位的制琴师,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策改革大潮中,满瑞兴以其敏锐的时代触觉把握好历史变革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并使其成为人生发展的推动力。将这一求新求变的精神贯穿至制琴技艺中,70年来,在乐器制作方式与琵琶表演艺术的现代化转型中,满瑞兴也始终因时制宜,将“不断探索”视为琵琶制作的关键。

20世纪前半叶,琵琶主要在江南一带发展,演奏形式上,它以独奏和在民间乐社中的重奏、小合奏为主,音色上以传统要求的堂、松、脆、甜等为主导,后半叶开始,琵琶在用弦上从丝弦改为刚弦,演奏内容从传统、民间乐曲扩展至现代音乐、演奏形式上开始加入与民族管弦乐以及与西方管弦乐的协奏等,一系列变化使得琵琶在音响和音色需求上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对变革,满瑞兴将其制作多种民族乐器的经验融汇贯通,创造性运用于琵琶制作之中。对于满氏琵琶的音色,著名琵琶演奏家陈音有概括性的评价:“满氏琵琶在制作上借鉴了柳琴的张力、中阮的醇厚音色、弦乐的悠长余音,通过实践掌握了处理音色的最佳方式,使得琵琶结构更加合理,音的震动更加和谐。满瑞兴的琵琶制作融合南北琵琶制作的特点和精髓,其琵琶音色厚实、明亮、穿透力强、共鸣好,既有传统之美,又有创新发展。”

在琵琶制作中,满瑞兴始终将声音作为探索的核心,围绕音色在时代中的变迁,满氏从各个细部对乐器进行调整,使其琵琶面对不同演奏家、不同曲目风格、不同音色需求,都能体现出可放可收、能文能武、亦柔亦刚的较强可塑性。在70周年的音乐会上,12位当代顶尖琵琶演奏家用满瑞兴制作的12把珍品琵琶演奏了《夕阳箫鼓》《平沙落雁》《十面埋伏》《霸王卸甲》《改进操》《越调》《水墨江南》《冀中梆韵》《丝路飞天》《西出阳关有故人》《平安玉珠送亲人》《指尖芭蕾》等12首不同类型与风格的曲目。演奏家们的演奏或内敛、或理性、或激越、或热情,不同的演奏风格赋予了12把琴不同的声音形象和艺术秉性。12首创作于不同年代的乐曲依其不同类型而呈各异的声音需求和时代审美:文曲的水润与骨肉相济,武曲的厚实与对两极音量的灵敏反应、现代创作中不同技巧、音区组合所需求的多色声音变化等,以演奏家們的音色选择为主导,满氏琵琶在各类曲目中体现出极大的声音潜能,并为演奏家的艺术性发挥提供了广阔空间。

因人制宜,将演奏家的每一个意见作为课题

在满瑞兴制作技艺50周年时,刘德海先生曾为满瑞兴作了一首诗:“制琴人孕生木头孩子,弹琴人调养木头孩子,制琴弹琴鱼水情缘,琴声之美功百各半。”小诗准确地道出了制琴师与演奏家之间的鱼水关系,而紧抓这一关系也成为满瑞兴制琴之道的又一重要法门。

“演奏家的每一个意见都是课题,而攻克这些课题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实践,尽心尽力,兢兢业业,仔仔细细,没有不成功的。”满瑞兴经常与演奏家围绕琵琶的声音、形制、演奏体验等问题展开探讨,通过不断的交流,满瑞兴对不同演奏群体的演奏力度、演奏习惯、演奏风格、声音追求等都有了深入了解,他将这些对演奏艺术的多维认知吸纳入其开放的制琴观念中,并转化到对每个细部的不断研磨上。

比如在品的制作上,“针对演奏琵琶的不同群体,我制作琵琶时排品的方式也不同。音乐学院的师生演奏力度大,练习时间长,而普通的业余琵琶演奏爱好者通常演奏力度较小,因此为专业演奏者与业余爱好者制作琵琶,品和弦的距离也会有细微差异。”为了满足不同的演奏需求,“个性化定制”也成为了满瑞兴制琴中的一个重要方向。针对不同的演奏者,满瑞兴在制琴中会对品的高低、琴背与面板的厚薄、琴的宽窄等在尺寸上做不同的调整,为的是让每个人都拥有一把“得心应手”的好琵琶。在手工业被大量机械化取代的时代,为满足演奏者的个性化需求,满瑞兴在琵琶制作的诸多重要环节和局部微调上依然坚持手工制造,以守护乐器制作中“人”的灵性与温度。

与演奏者的良性互动一方面使满瑞兴的制作技艺具有了独特的人文内涵,一方面也为琵琶的创新性发展注入了活力。2007年,演奏家杨靖开始探索琵琶室内乐的教学模式,在这一改革和创新中,她与满瑞兴共同探讨高音琵琶、低音琵琶的制作,以丰富琵琶室内乐的音域和色彩,在没有任何先例借鉴的情况下,满瑞兴大胆尝试,终于制作出新型的高音琵琶和低音琵琶,丰富了琵琶的形制和音色群。作为反映这一项目成果的“琵琶室内乐课程”获得了文化部第六届全国民族器乐教育教学优秀成果,并入选了中国音乐学院“改革开放30年民族音乐教育成果展”等。

道器相融,12把珍品琵琶集萃70年心血

满氏琵琶的制作需要经过繁复的工艺流程,从最初的选材,到晾造处理,以增强木材稳定性、释放其本身的韧性,再到琴背、面板、制品等各个部位制作中需进行的凿膛、锉光、镶嵌音梁、音柱、烘烤与拼合面板、开轴凿等几十道手工工序,一把琵琶从大料到成琴一般需要7、8年的时间。而且,有时虽选得一批好材料,但是在晾造的过程中,木材本身还会发生变化,变形或变质了的木材无法使用,材料自身的不确定性无形中增大了制琴的人工和时间成本。所以,制琴犹如“树人”,都需呕心沥血,并倾注“春蚕吐丝”般的奉献。

此次的“满瑞兴制琴技艺70周年”音乐会中,满瑞兴将珍藏多年的12把琵琶进行了集中展示。这12把琵琶均用小叶紫檀制成,小叶紫檀是制作琵琶的上等材料,它的木性稳定、不易变形,但是小叶檀的大料稀有匮乏,为了寻找到适合制琴的材料,满瑞兴走遍了大江南北,这12把小叶紫檀琵琶是满瑞兴70年来一处一处觅得、一斧一凿手工炮制、一把一把珍藏积攒而来的,最早的一把琴已有27年历史。12把琴的头花由国宝级雕刻大师李春珂亲手雕刻而成,琴相琴头采用猛犸象牙的材料,经过加工达到了晶莹剔透的质地。它们集萃了满瑞兴70年的心血,也以其精致的工艺和音质展现了“满氏琵琶”道器相融的境界追求。

音乐会上,12位演奏家分别用12把琵琶进行了演奏,琴、曲、人在相互衬映中呈现出高度的统一与融合之美。吴玉霞演奏的《夕阳箫鼓》委婉、清丽,其对左手尺寸、右手音色的精确把控与手中琵琶相结合,使乐曲呈现出甜美、水润的声音质地和古朴典雅的人文气质;陈音与兰维薇演绎了专为此次音乐会创作的新曲《水墨江南》与《冀中邦韵》,前者以满氏琵琶“融南北琵琶制作之特点和精髓”为依托,努力尝试拓展艺术表达空间,力求创新丰富江南音乐的表达内容;后者以浓郁的河北梆子风格为主色,其中强烈的音乐对比与乐器的音色弹性、演绎的张力彼此相融,艺术感染力在三者的合力中得以展现;李佳、葛詠、董晓琳分别演绎了刘德海大师生前创作的三首作品《西出阳关有故人》《平安玉珠送亲人》《指尖芭蕾》,《西出陽关有故人》融汇“金绿红蓝”的多彩语言,从西北风情到西方洋调,体现出较大的风格跨度;《平安玉珠送亲人》用琵琶最本真、最核心、最简洁的演奏技法,倾诉先生对生命本体的理解和感悟。其中的大段泛音呈现出“乐”的纯净追求和“器”的剔透声音;董晓琳演奏的《指尖芭蕾》借西方芭蕾舞脚尖“点”的风格,增添琵琶的灵动美感。乐曲用反正弹法作里外弦互换,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技法创新。繁复的技巧与平衡稳定的声音相衬,更显人与手中琵琶的相辅相成。

为表达对手中之“器”的珍视和对满瑞兴——这位相伴他们演奏艺术成长的制琴师的深深敬意,12位演奏家为手中琵琶分别取了“海纳百川”“忘味”“重明”“平沙落雁”“含章”“玉龟吟”“霞满春江”“月满檀槽”“墨韵”“妙音宁心”“玉珠”“功行圆满”等12个寓意深刻的名字,这些名字或依手中所奏琵琶的金玉之声、美妙形制所得,或喻满氏琵琶的高超造诣和满瑞兴的清贵品格,或将琴名与曲之意境、人名隐寓相融……12个名字赋予了12把琵琶音色、工艺之外的情性内涵,也成为展现演奏家与制琴师及手中器物间圆满关系的人文标签。

结语

“70年奋斗,初心如磐。从学徒到大师,中华民族器乐文化因为有满瑞兴这样的艺术工匠而骄傲;匠心筑梦,德艺双馨。满瑞兴凭借一生的勤奋与执著,无愧于终身成就享誉者。”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吴玉霞评价道。

满瑞兴制琴之路走过的70年,是中国社会与乐器产业发生巨变的70年,面对社会制度、乐器改革等一系列变迁,满瑞兴始终将守正与创新并兼,他一面将个人与时代变革紧紧捆绑,如其自己所言:摁准时代脉搏,顺势而为;一面又在大工业时代中,坚持手工生产,紧抓“制琴师-演奏家-琵琶”三者间的互通关系,用人文关怀守护琵琶制作的独特性、人情味与亲切感,在“如切如搓,如琢如磨”的极致追求中,在“道器合一”的境界求索中,传承中国文化中千年绵延的“工匠精神”。

20世纪以来,乐器制作与改良虽一直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放在民族器乐的发展中探讨,但其焦点主要围绕制作观念与技术展开,制作师作为与之发生重要联系的个体,虽在实践中被广泛需要,但其人其艺却鲜有如是大规模、高规格的被集中关注与研讨。此次系列活动的举办不仅极大提升了民族器乐制作在民族音乐界的学术地位,体现了现今民族器乐发展在学科意识上的整体性拓展,也在其将目光投向“人”的视角中展现了一种具有人文精神的学术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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