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立法的量质之变

文/阿计

去年年底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上，湿地保护法和噪声污染防治法联袂出台，黄河保护法草案、黑土地保护法草案亦携手步入初审程序。这些立法行动，呈现的正是当下生态环境立法集中发力、不断深化的轨迹。

追溯起来，自1979 年环境保护法和森林法以试行法形式率先亮相后，我国便掀起了绵延至今的生态环境立法大潮。历经40 多年的努力，生态环境领域单行法律从初创到加速，迄今已达30 多部，其体量超过现行法律的十分之一。尤其是最近十年来，生态环境立法更是步入了高质完善、更新转型的新阶段。

这样的立法演进，直接促成了生态环境立法以“补短板、创新制”为基调的量变。以最近的立法事件为例，湿地保护法草案的现身，意味着即将填补我国生态立法的一大空白，与既有的森林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并肩同行，共同构筑起保护三大生态系统的法律机制。而黄河保护法草案承接长江保护法的流域立法路径，黑土地保护法草案开耕地资源保护立法先河，以立法视角、模式、技术等创新姿态，标示了生态环境立法日趋专业、细分的方向。

与补缺拓新的量变相比，更具突破意义的是生态环境立法的质变。40 多年的相关立法建设，见证了从“重利用轻保护”转向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立法观念飞跃。以2014 年完成大修的环境保护法为例，不仅在中国法律中首次宣告环保为基本国策，植入“生态文明”“保护优先”等立法宗旨，而且确立了“按日计罚”“公共参与”“公益诉讼”“政策环评”雏型等制度创新，被称为“史上最严环保法”。由此发生的立法理念、思维和制度的质变，也引领了其后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重量级环保法律的立法修法行动，进而将影响环境的主要因素，全部纳入了更为严格的法律治理链条。

可以预见，未来的生态环境立法，仍将沿着量变和质变的双重轨道继续前行，同时也将迎接更多的现实挑战，迈出更大的改革步伐。

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当下涉及生态环境的专门法律谱系，大体可分为污染防治立法、自然资源立法、绿色经济立法、减灾防灾立法等四大分支，这种以污染因子、资源类型等单一要素为基点的立法模式，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相关法律的内在联系。如何进一步统一协调、科学整合生态环境立法，将生态文明等价值伦理整体、系统地融入其中，乃是未来必须直面的课题，也是生态环境立法深度质变的关键。

在此进程中，最为关键的是妥善处理法制理想与现实国情、环保诉求与经济发展、生态公益与公民私权、责任分配与社会公平等多元矛盾，以实现经济社会、民生权利、环境正义、生态文明等诸多价值目标的和谐共生。也只有经过更高层次的量变和质变，才能为目前已提上议事日程的环境法典编纂奠定坚实的基础，才能以法治的力量，确保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不可逆转，最终达成“美丽中国”的千秋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