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基于资本逻辑批判的视角

姜英华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资本自诞生以来不仅将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拓延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和高度，而且其无所不能的广延性和无处不在的浸润性也彰显了资本强势的统制力量和话语形式。尤其是伴随资本范式转换出场的虚拟资本，更以其超越“资本一般”的“自我活动”和增值能力将经济社会带入了“自我创生”的“最高辉煌”，但同时，资本的阈限也使其难以逃脱“自我毁灭”的“破产魔咒”。资本范式是如何转换的？资本逻辑如何在范式转换中生成虚拟资本？虚拟资本“自行增值”的衍生逻辑又是如何分离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导致两者的脱钩与背离的？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和回答潜藏着重构虚实关系的可能性策略和构序虚实相济的可行性方案。

一、进阶与嬗变——资本范式转化与虚拟化

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生产由以展开和进行的“弹簧”和“底垫”，是驭摄和统筹一切活动目的的最高目的。作为运动中增值的价值，资本的范式和形态也在价值体系的增值扩张中不断进阶和嬗变。当前，虚拟化和虚拟资本成为资本的当代形式和主导样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更成为关涉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前景的重大议题。剖绘资本范式的转换轨迹，钩沉资本演化的逻辑轴线，有益于自觉导控、积极扬弃和超越资本逻辑，从而助推经济社会通达行稳致远的未来之境。

资本最显著的特质是价值增值以及由此形塑的价值增值体系。资本在增值积累中相对于自身无止境的运动和无上限的最大化增值的嗜欲而言，资本的溢出和相对过剩就成为一种逻辑的冲动和现实的必然。为打通资本增值的阻滞以便始终贯彻和完成资本价值增值的“初衷”和“使命”，货币资本的所有者在拥有所有权的前提下将货币的使用权通过贷放形式让渡和预付给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和“第三方”，以使被支出的货币在“经过一定时期以后，带着一个增长额流回来。预付的货币额得到补偿，并且加上了剩余价值”[1]385，386。这种表面上不借助“中介作用”和“中间运动”，因而表现为自身对自身生出货币的货币资本形式即生息资本。生息资本一经产生，其增加额便分为作为“单纯资本所有权的果实”的利息和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的果实”的企业主收入，这种所有权与使用权、占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对立使资本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本质对立由生息资本的“颠倒错乱形式”所掩盖和遮蔽。马克思以具体的算例说明了生息资本对资本对劳动力剥削的掩瞒。他指出，如果将劳动力一年的工资定为50英镑，而利息率为5%，那么劳动力一年的工资就被认为是价值为1000 英镑的资本，于是劳动力工资就获得了生息资本的神秘形式。“生息资本的形式造成这样的结果，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一个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由一个资本生出。货币收入首先转化为利息，有了利息，然后得出产生这个货币收入的资本。”[1]526而且，这种“虚幻的形式”和“纯粹幻想的观念”即使在国债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就国债而言，国家每年要付给债权人一定的利息，债权人不能解除与债务人的契约，而只能卖掉“所有权证书”，“资本本身已经由国家花掉了，耗费了。它已不再存在”[1]527。以算例来说明就是，假如债权人持有一张500 镑的国债券，如果按5%的利息率并可以从国家的年税收中索取25镑，那么持有者第一人在国家保障可靠的前提下，就可以将手中的债券按照500镑卖给另一个人，对于这第二个人来说，无论是支付500镑从国家的年税收中得到25镑还是按年利息率5%借给别人获得25镑，结果都是一样的。可见，贷出的国债资本并不是现实的资本，而是“纯粹的虚拟资本”。

信用的发展膨胀了虚拟资本的虚拟性，同时也加剧了虚拟资本的投机性。由于信用制度的介入和技术手段的革新，诱发和助长了人性中以小博大的“全部的投机倾向”。赚钱、获取收益已经不是投资者的投资目的，“投资者”已经退化为“投机者”甚至“骗子”，因为买只是为了卖或者说买只是为了更快地卖是这些投机者的最大动力。不仅如此，信用异化和信用体系负面效应的推波助澜还越来越使现实货币和实际积累成为必须不断突破的阻隔和限制，国债券、股票、有息证券等所有权凭证的超额透支和预设资本成为挥舞的刀剑，不断斩断禁锢虚拟资本的关联束缚和现实干系。票据流通、符号流通代替货币流通成为流通的最普遍和最常见形式，支付承诺、预期收益、债券抵押等在信用体系放大和颠倒的作用下，越来越成为不受现实“管束”并反噬现实资本的虚拟符码。信用体系这个“可怕的武器”，一方面使资本“这个自动的物神，……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了”[1]441。另一方面，使“‘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1]533。

进阶到垄断阶段，金融资本代替产业资本成为资本的最高形态和统制形式。希法亭指出，“……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资本便采取自己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即金融资本形式”[2]1。金融资本用创造资本集合和资本集中的方式促进了自身最大化独立程度，并通过对自由竞争的限制和对利润率平均化的阻滞最大化膨胀和增值自身。在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这种内嵌式融合与结构性分袂中，金融资本通过信贷、利息和红利等手段和方式由生产的参与者和附庸者。变成外置于生产但却操控生产链条并分割占有越来越多利润的主导者和统辖者。因此，金融资本也越来越倾向于疏离真正有益人民的生产领域而将溢出资本投资于最具高收益和高风险的纯粹投机领域。综合而言，金融资本获取了魔法般的不经历生产阵痛和不经受工业风险却能不断扩大的不可思议的生殖能力和“独立性的外观”，因而也就成为“不切实际的会计核算和彻头彻尾的空资产所支撑的不可回收的虚拟资本”[3]153。20 世纪70年代，资本迎来了真正的虚拟化和金融全球化时代，在“特里芬难题”扯引下崩溃和退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将人类货币体系与物质商品的最后一点儿联系连根拔起，彻底摧毁”[4]139，人类进入“信用货币（fiat money）”和“无锚货币（unanchored monetary）”时代。一方面大大加速了虚拟资本的无定在循环和空转膨胀，另一方面又大大促进了虚拟资本的“纯粹活动”和全球扩延。在虚拟资本昭然若揭的野心和开土拓疆的运动中，新自由主义充当了自觉的“欺诈”“掠夺”和“盗窃”的强有力工具。新自由主义作为强大的“国家权力”与贪婪的“金融资本”相勾结的“秃鹫资本主义”，“其目标主要是为了掠夺和制造贬值，而不是通过有效投资增加资产”[5]309。因此，新自由主义典型的投机套利本性使其不满足于国内的聚敛和搅动，还将过度金融化和虚拟幻象嫁接和复制转移到异质性的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地区，不合时宜地、漫灌式地宰制和畸化了这些地区尚不健全的资本市场，并将其打造成为虚拟资本扩张增值需要的投机活动的场所，造成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扭曲脱节和社会资源的倒挂错配。紧缺的资金被“发达”的金融市场和“玄奥”的金融操控和欺诈卷走，打乱了金融发展的节奏，扰乱了金融市场的秩序，扩大了经济危机和“灾难性损失”的危害，资本原则“超区域性”的势力蔓延和过度“普及”使经济社会濒临一种随时可能崩溃的境地。

二、脱钩与背离——虚拟资本“自行增值”的衍生逻辑

尽管任何资本都期冀在不费吹灰之力的瞬间实现价值繁衍，但是资本只有在生生不息和永无止歇的运动中才能带来自身的增加额即剩余价值。与实体资本和“资本一般”不同，“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1]527。就生息资本的增值运动而言，“把货币放出即贷出一定时期，然后把它连同利息（剩余价值）一起收回，是生息资本本身具有的全部形式”[1]390。但是，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隐藏在生息资本背后的真正的现实运动杂糅着复杂的过程。对货币的贷出一方而言，它将货币转手贷放给职能资本家，单是由于这一转手的动作，货币就已经是资本了；对于货币的借贷一方而言，它从货币资本家的手里接过货币，并将其投入到现实的生产过程之中，也单是由于这一投入的行为，货币已经在它的手里变为资本了。这是两种不同的运动形式，就贷出运动（前台）来说，G—G’（G’=G+△G）是它的最直接的形式；就借方运动（后台）来说，发生了比较复杂的运动，G—（Pm，A）…P…W'—G'（G’=G+△G）是它一般的形式。在这里，对贷放的资本家而言，借方的职能资本家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行为对他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按照法律契约的规定资本能够带着它的利息和增加额（A+1/x·A）重新回到贷方手中，这就是生息资本的所谓有意义的全部运动，至于作为借方的职能资本家所进行的资本的现实运动以及资本的现实回流则不需要货币资本的贷出方关心。因此，生息资本用表面与现实的分离来掩盖现实。在生息资本G—G’（G’=G+△G）的纯粹形式和完成形态上，我们看到的只是“贷出”和“偿还”这样一去一回的运动（事实上是两去两回的运动），生息资本的完成形式观念地取消了从G—W…P…W'—G'（G’=G+△G）“两极间起中介作用的过程”，资本关系取得了与现实运动无关的可以自我增值的“最表面”“最神秘”和“最颠倒”“最显眼”的拜物教形式。资本成为“指涉物的幻影”[6]201和支配现实的某种意识形态的符号，“符号囊括并操控了现实”[6]203，并在“能指”和“所指”、“过去”和“未来”以及“现实”和“可能”之间建立起分割和对峙的关系。

银行制度的布展和完备，使生息资本摇身一变成为担负社会职责的社会资本即银行家资本。银行家资本作为一种新式的信用资本，它的收益和增值更多地取决于银行家和参与者的“心理预期”甚或“舆论渲染”，因为与实体资本相比，“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1]532。更确切地说，杂多的参数变量和交错的上涨预期，加之银行家的蓄意制造和决策者的过度自负，银行家资本在虚拟与现实、眼下和未来的时空张力之间编织了一张不受其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控制和不以所立基的现实经济的状况为转移的“过度弹性”的价值迷网。银行家资本所代表的纯粹的虚拟资本的独立运动在使银行家和部分董事投机者盆满钵满的同时，也使无数中小资本在虚拟经济这个“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风险体系中血本无归。这些中小资本不得不铤而走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虚拟经济的吸盘中不断寻找一本万利和一夜暴富的“良机”，它们无暇顾及现实的资本运动而将眼睛紧盯资本的钻营。而债券、股票、汇票等“作为纸质复本，这些证券只是幻想的，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1]541。有价证券和所有权证书的“价值的独立运动”以及“名义价值”和“市场价值”殊异的决定方法，使证券交易越来越具有迷恋幻想和投机诈欺的性质。用他人的“钱”和社会的“共有资本”圆自己私人的“梦”，这不得不使原本使用自己“节衣缩食”攒下“辛苦钱”和“自有资本”的活动沾染上肆无忌惮的游戏气和铤而走险的冒险气，因而加剧了经济体的债务规模和风险层级。

真正脱胎于银行家资本的金融资本更热衷高风险和追逐高利润，“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1]459。为此，它们乐于“进入一个无限借债——为还债而借债——的愉快过程”[1]446。如果说以往资本分割了利润和大量社会财富，那么虚拟化和虚拟资本的“独立的价值运动”助力虚拟资本在更发达的阶段和更丰裕的财富面前，把控和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和社会资源。在现代信用制度下，“由这种所有权证书的价格变动而造成的盈亏，……就其性质来说，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赌博已经取代劳动，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本来的方法”[1]541。而最新的虚拟资本和金融衍生工具，“都只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它们的货币价值或资本价值，或者像国债那样不代表任何资本，或者完全不决定于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1]531。虚拟资本这种“层层虚构”和“虚上加虚”的无限空转循环，不仅疏远了虚拟资本和它的“基体”，将“真实资本”日益同化和变异为“虚拟资本”，而且分化和决裂了虚拟资本与实际资产之间的任何关联，虚拟资本和金融市场挣脱了刚性的财富约束和最大区间的货币上限，转而以心理预期和主观判断为波动轴线。“羊群效应”的普遍存在，使原本动荡不安的金融市场因为受反应迟钝、不足或过度的偏差搅扰而越发跌宕起伏和凶险难料，而“对于股票期货、利率指数期货等虚拟资产的交易，交易双方甚至放弃了金融期货那种纯粹‘幻想的交易’的外壳，成为完全的对赌协议，其性质和赌博已经没有多大区别”[7]61。因此，大卫·哈维认为，金融资本等对“无实际产出的活动”的参与，“其目的就是钱生钱，例如在商品期货、汇率、债务以及其他金融产品上的投机。……华尔街上的大部分举动不是为了推动有效投资。华尔街完全就是投机”[5]308。虚拟资本与信用制度（不仅仅是实体的）的投机、欺诈与赌博行动不仅为资本投机者“形成第二形式的剩余价值”[5]341，而且“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部分价值和剩余价值都通过复杂的虚拟流动被抽走”[5]341。实体经济原本的投资发展基金被篡夺，出现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方向逆转和反向变动，“资本化”和“证券化”冒跃成为决定和统合一切的关键。

总之，虚拟资本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核心特征和主要形式，其与现实资本的脱钩以及与信用制度的“媾和”，构造和形塑了虚拟资本脱离现实资本、虚拟经济背离实体经济的天然属性和倾向，释放和制造了虚拟资本过度膨胀、虚拟经济“非理性繁荣”的虚假幻象，在偏执地满足短期增值欲望的同时断送了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为崩溃和经济危机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三、失衡与错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困境

之所以说虚拟资本脱离现实资本、虚拟经济背离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时代的天然属性和自然倾向，是基于资本价值增值的逻辑和虚拟经济本质的研判。按照资本的质性，为达到剩余价值和收益最大化的“鹄的”，是不问过程、用途和手段的。而在众多大小资本的价值和利润的“争夺赛”中，随着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即资本额的不断累积扩大，催逼资本家为不断加大的“资本剩余”寻找继续升值的出路。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这一曾经充当强化资本积累的前提转而成了结果，限制和挤压了资本盈利的空间和能力。商品价格下跌，资本利润率下降，过剩资本和喷薄的生产能力因为找不到释放出口而不断沉淀静止，失去动能的闲置资本反向侵蚀了新增投资的获利可能和利润空间。由于虚拟资本不断走虚的独特运动取消了实体经济漫长的“物质转换过程”和循环增长周期，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领域的投资收益率远远高过和快于实体资本和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性投资回报率，这一特点诱导“生产型企业越来越多地通过并购甚至金融或货币市场投资来追求短期效益”[5]130。这种挤出和虹吸的双重效应将大量社会资本推涌至虚拟经济领域。虚拟经济领域的资本供应越来越多，在信用制度和金融杠杆的集聚和放大效应下，越来越压缩实体经济的生产性资本和生存空间，加宽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矛盾鸿沟。一旦实体经济领域的利润率与虚拟经济领域的资本回报率形成倒挂，持续将资本注入回报率虚高的虚拟经济领域，就会造成依赖过度流动性的虚拟经济的虚假繁荣和依靠生产性投资的实体经济的真实衰微，形成虚实悖论。

高利润和高收益的另一面必然是高风险。首先，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制造了经济平稳繁荣的虚假幻象。这部分地因为“虚拟资本在实际的积累之前就被创造出来的”[8]480，所以可以用虚拟资本的积累掩盖和粉饰“根本性的不均衡”和“裂缝”。另外也部分地因为，全部复杂的交易过程在依靠牺牲受骗的货币贷出方和生产者之后，还能维持平静稳定和可靠流畅的“回流假象”。在“假象”的包围中，虚拟经济排挤和褫夺了货币的真实位置，并蜕变为无规则、无约束的“膨胀乱象”和抽取实体经济的“无底黑洞”，资本收益率的高企和实体经济回报率的直降之间的全面对抗被虚高的经济增长率“熨平”和“掩瞒”，人们沉迷在经济浮华和形势一片大好的泡沫彩虹之中，却无时无刻不与金融机构和虚拟经济侵夺、炒作、投机、诈骗和赌博的“列车”一道驶向“悬崖”和毁灭。其次，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激起了“非理性繁荣”的投机泡沫。由于“虚拟价值的创造处于实际的商品生产和实现之前”[8]419，虚拟资本“没有以任何坚固的抵押作为后盾”[8]421，因此“它的价值几乎是不可能评估的，要评估只能在长期债务根本无法偿还，不受监管的市场中，结合对未来的预期、信念，以及疯狂的短线押注”[9]267。在典型的“庞氏骗局”中，“骗局制造者向投资者许诺，投资便能赚得大量收益，但是投资者付出的投资款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被投向任何真正的资产”[10]102。“庞氏骗局”的投资者预期固然可以通过“蛊惑”和“操控”的“伎俩”，越过实体经济实现资本空转、聚集和价值增值，但“信用并不是靠魔术来经营的”[8]428。这种脱离实体经济的“脆弱性”和“无根性”终将因为达到“临界点”而破灭，一旦信用动摇、收缩或者中断，“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地、突然地转化为货币”[1]650。背离真实的允诺和“空想”就会沦为现实的欺骗和“梦魇”。最后，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加大了信息不对称的风险敞口。虚拟资本的本质是包含在资本概念中的对未来收益的索取权和债权。债权积累有别于一般的货币资本积累的地方在于，“即使在实际生产中可能并无基础，也可以继续流通”[8]451。这不仅加宽了虚拟资本与货币基础的不平衡和缺口，而且也加大了不确定性、风险性和投机性。为了在产业发展衰退的条件下依然维持经济的复合增长，“越来越多虚拟资本必须在高得多的风险溢价水平下创造出来……金钱与它理应代表的社会劳动日趋疏远”[9]270。更糟糕的是，衍生品是升级加强版的虚拟资本，衍生品合约的“致命漏洞”使其既不能反映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也不具有风险敞口和潜在耗费的“损失上限”，“衍生品合约潜藏的风险可能比构成衍生品的基础性股权或债券合约的风险超出好多倍”[11]145。而且，金融衍生品的不透明结构和复杂性系统，将人们囚困和迷失于衍生品合约的迷宫，给人们制造了不确定削减的错误研判和风险对冲的幻觉体验。而事实上，金融衍生品的蝴蝶效应即基础性资产价格的“微小振翅”和易变，都可能引发庞大的连锁反应和造成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在虚拟资本和金融衍生品超脱供求关系和扭曲价格机制的情况下，整体性的经济系统陷入“虚弱”和“病态”之中，而信用评级机构却受限于单纯的数理模型，往往将风险预警和检测转化为对风险合理化的粉饰和辩护。更有甚者，信用评级公司蓄意低估风险和隐瞒损失，误导投资者对风险的预估和预判，这种风险对冲幻象在真正的金融风暴中将不堪一击和瞬间土崩瓦解。

当下，全球经济进入金融化和虚拟经济阶段。金融业和虚拟经济的增长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比重快速上升。与实体经济领域相比，金融资产、金融工具和金融从业人员在全社会的财富占比、数量占比和收入占比中占有显著的比较优势。虚拟经济脱嵌和背离实体经济，演化为由投资预期和投机行为决定的与实体经济“毫无关联”的套利程式和价值增值体系，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爆发率迅速攀升。更紧迫的是，全球经济面临着“脱实向虚”和“虚荣实衰”的困局，虚拟经济演变为脱离实体经济的基本面，并反过来成为左右和决定实体经济投资和消费的不受控制的疯狂不羁的破坏力量，而且出现了“大而不能倒”和“正反双赢”的经济怪象，由社会公众支持的比一般中小银行金融机构承担更大风险的大银行金融机构由于有托底力量的支撑，因而更有投机冒险的冲动和“底气”。无论是经营良好还是不佳，银行的利润都会流入大股东的腰包而不是纳税人，而损失则总是由纳税人埋单而不是大股东。这显然是“把纳税人的钱白白送给那些将整个世界拖到灾难边缘的人和金融机构”[12]254，是借口牺牲“社会资本”“人民需要”和“大众幸福”来为所谓的“金融信誉”和“投资环境”埋单。而这种倒挂和错配的“掠夺性积累”和倾斜式财富再分配在全球范围内导致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的日益恶化。在虚假繁荣、投机泡沫和经济危机的“围攻”下，不仅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构失调，更危急的是，实体经济的式微、停滞和衰退，使资本家越来越不顾和无视虚拟经济的现实根基，而一头扎进高风险溢价的金融部门投机和虚拟资本操作。这样，疏远和背离实体经济生产地基而独立运动和“自我悬空”的泡沫叠加及其刺破就成为新的挥之不去的周期性难题和“狂想病”。面对这种难题和“狂想病”，金融化和虚拟经济不仅表现得束手无策和无能为力，而且在高收益和复合增长的资本意志“裹挟”和目标“绑架”下，不顾后果地强化和加剧了这种孪生难题。这样一来，经济社会的健康永续发展就遭遇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困局。

四、协调与互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虚实相济的可行方案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错配与倒挂脱离是经济风险和经济危机的重要致因。目前，全球经济都坠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困局。马克思关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分析，为走出困局，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

首先，理清实虚经济关系，树立正确服务理念。我们究竟采取何种立场和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于虚拟经济本质的认知和“界限厘定”，以及我们在何种程度上正确把握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精准关系。摆在我们面前的似乎是一个令人左右为难的烦恼——金融机制具有加速或阻碍经济发展的双重面向。虚拟经济和金融机制的双面互动关系证明我们已经进入金融化时代。在金融化时代，金融制度成为基础性的经济社会发展制度，金融力量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综合实力和最主要的核心竞争力，谁占有了金融制高点，就能在国际竞争中拥有主动权。金融化时代金融的重要性还表明我们可以利用虚拟经济的正向功能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同向同行。因此，“如果我们把精力都用来批评金融体系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体系’，那最终我们将一事无成”[13]3。我们应该将行动的力量焦点定格在两者关系的准确厘定和互益关系的积极建设上。为此，要把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限制在安全的“笼子”里，使其始终保持在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正确轨道和方向上。一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正确认识资本的本质和信用体系的作用，使信用体系成为一种克服生产束缚和限制的“理智工具”，不断将生产发展的物质基础提升到更新的发展水平和更广阔的发展平台上，避免信用体系远离现实基础的颠倒错乱和过度膨胀的失控倾向。二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限制和约束少数强势金融资本的社会权力，构建超越资本逻辑的“资本—政府—人民”的新型合作关系，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三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拆解和祛除虚拟经济高踞和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的驯服异质性、丰富性的程式化自主运动，防止和消解僭越或逆离实体经济的异位错认和物化幻象，扭转和清理抽象力量对人和经济社会运作的规训和统治，通过对既有的形而上学表象和思辨的解构和翻转，恢复和归正实虚之间的方向向度和价值旨趣。

其次，切中实体经济需要，找准金融服务重点。瞄准和对焦问题，目的是在既有的残局和废墟上进行“破坏性的创造”，从而发掘一条新的可能路径。这就需要明晰，虚拟经济和金融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而只是社会财富的转移和再分配，因此“如果没有实际的积累，也就是说，没有生产的提高和生产资料的增长，那么债权在货币形式上的积累，对这种生产有什么好处呢”[1]424？虚拟经济归根结底是由实体经济决定的，其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两者共生共荣。资本积累尤其是虚拟资本的过溢积累，如果不能增益生产和实体性部门，对于整个经济社会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在资本积累中，“所存在的障碍，是由于资本增殖的规律，由于资本作为资本能够增殖的界限而产生的。货币资本本身的过剩，不是必然地表现为生产过剩，甚至也不是必然地表示缺少投资领域”[1]573。因此，褪去资本增值设定的虚假边界和可能阈限，“变‘资本致富’为‘人民致富’”[14]，才能扩充丰富真正“属人”和“为人”的投资领域和生产内容。为此，虚拟经济要以实体经济为根本和“主业”，避免独立化和失控式运动的空转膨胀和虚假繁荣造成虚拟资本的过剩和泛滥，酿成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波及和牵累实体经济。更重要的是，要扶持培育实体经济，为数量庞大的中小资本和处于种子期、初创期的中小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支持，鼓励科技创新企业和帮助有发展潜力但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打造实体经济与金融的良性互动的新型金融服务模式。在金融自由化、开放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要遏制资本理性主义去差异化和均质化的扩张运动，扭转和改善资本运动的同构化逻辑和不均衡结构，制定健全和完善本国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阶梯式和差异化的个性方案，防止脱离本土化历史和现状的产业和金融的畸形发展，筑牢虚拟资本和金融发展的现实社会基础。

最后，着力金融创新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在系统性的方案构建中，底线守控和规制自觉不仅必需，而且必不可少。因为资本的流动性和逐利性总是伴随着投机性和高风险，而金融体系这个自治结构和封闭领域的全球套利和风险转移反向证明了“这个整体的各个监管和监督机构是无能为力和不负责任的”[15]。为此，各个利害相关的主体要以有为的责任意识、敢为的责任担当、善为的制度选择与制定、有效的政策监督和管理、长效的治理结构和机制，形成金融市场健康繁荣发展的积极合力。习近平指出，“防控金融风险，要加快建立监管协调机制，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强化系统协调能力，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16]95。为此，需要找准“切入口”，把好“过程关”，注入“创新力”，形成系统性、协调性的“治理合力”。具体而言，一要以“资本”为“切入口”，把好源头关。坚固和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确保“适度开放”和活力韧度，强化规范性和透明性，筑牢稳定性和安全性。矫正“唯资本论”和“唯利益论”，校对资本增值和服务方向，防止“资本-权力”的“合谋”以及资本对社会“去价值性”的全面侵蚀和渗透。二要以“实体经济”发展为“突破口”，把好过程关。要适应新发展理念和发展高端制造业的大趋势，以创新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增长区间，保证经济增长切实转化为人民收入增加，以低成本投入和低污染排放为约束，以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为标尺，以高水平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夯实实体经济基础，坚固虚拟经济系统。三要以“金融监管”为重要抓手，拧紧安全阀。从“金融综合”着眼，从“信息系统”着手，健全包括“机构—部门—人员”的全方位的“惩戒机制”。要运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最新的支付结算机制，对“线上线下”和“国内国际”的资金流向和流量进行实时和动态的监管和监控。建构和完善包括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从业人员、金融运行与治理、金融监管与调控的制度体系，筑牢防范体系，防止系统性风险。

五、结论

我们处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并存共生的资本时代，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既裂变又耦合的动态复杂关系为经济体系总体的发展情况增添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潜在的风险性；同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既支撑又拒斥的弹性张力空间也为经济体系的总体繁荣提供了巨大的潜能和回旋余地，两相综合，预示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的可能条件和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7]8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提升经济发展的整体质量效益，既要有坚实的高质量的实体经济，也需要有健康的高质量的虚拟经济，还需要两者之间协调平衡。尤其是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发展都呈现出数字化发展的新特征，这就为虚实互益的经济发展格局提供了崭新的要求。一是“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创新和赋能实体经济。二是以数字共享与虚拟经济内嵌协同为中轴，消解数字鸿沟，推进数字普惠，引导和提升虚拟经济。三是利用数字化监督手段和规制优势，强化反垄断，预防和防止资本脱缰式的无序扩张。总之，数字化分别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提供了新的要素、载体、手段和场域，也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带来了以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我们需要依循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视角和方法，探寻壮大实体经济和发展“好的虚拟经济”的数字化行动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