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智慧体系构建研究

张 琪

（无锡太湖学院商学院，江苏 无锡 214000）

1 引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了“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市域范围内的具体实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和实践。受全球科技发展与应用的影响，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到社会治理中不仅是一个全球瞩目的宏观问题，更是关系到市域智慧化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构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智慧体系是未来社会治理新的思路和方向。

2 研究综述

在国内研究中，学者庞金友提出自治、法治、德治、共治、智治“五治”融合的治理策略作为市域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与方略。学者陈成文以能力短板为突破口，科学构建市域社会治理风险防控能力测量指标体系，通过提升风险防控能力来应对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学者谢小芹基于宏观、中观和微观思路积极构建“市级统筹协调、县级组织实施、镇村强基固本”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链条。学者谭卫华以新加坡经验中的“民本”“融合”“创新”理念构建了集自治、法治、德治、智治于一体的市域社会治理内容体系。从现有文献来看，当前国内学者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综观研究较多，而落脚于运用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智慧体系的研究相对较少。

国外学者在研究市域治理现代化时，将大数据的相关技术引入到城市治理或公共管理领域已有一些理论基础铺垫。Amanda Walker通过从ICMA、麦肯锡、RICS和SCC收集的数据，对基于大数据的城市治理、无线传感器网络和自动算法决策过程进行了分析和估算以研究智能可持续城市。Carol Trettin, George Lzroiu等学者基于传感器的大数据应用和实时决策，通过结果方程模型和概率抽样技术研究以市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网络的社会可持续性。Ali Al-Badi, Ali Tarhini等学者从大数据治理框架入手研究如何用大数据使得公共机构做出有效决策，并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可靠性。Tijs van den Broek, Anne Fleur van Veenstra从平衡监管遵从性和颠覆性创新研究大数据合作的治理，提出组织间治理安排的选择高度依赖于共享的数据类型。国外学者的研究偏向城市治理和可持续性的研究，虽然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方法上有很多可借鉴之处，但国外的城市发展的相关条件和环境与中国的市域社会治理还是存在实际情况上的差距。因此，在研究我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智慧体系构建时应进行因地制宜的研究。

3 当前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3.1 环境与条件的“碎片化”倾向

社会治理本身的一些特性和市域治理现代化的大数据环境、条件等都存在“碎片化”的倾向。当前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环境和条件不太成熟，出现信息基础设施部分缺失建设或重复化建设的现象。治理现代化的科技基础设施配套不足，如平台、技术、运行设备等未实现成熟配套，信息平台与移动终端尚未实现有效地无缝对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依靠基础技术、科技设备、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互联网等的共同发展，但诸如这些相关领域的自身发展并不是足够成熟，政府对联动发展的整体性作用发挥不足。并且，其在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中应用得比较零碎，未达到系统应用和完全融入。另外在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高端人才、资金、法律、技术等的支撑仍存在不足。

3.2 组织形式的“碎片化”倾向

在市域治理范围内会涉及到包括区域治理、部门治理、行业治理、基层治理、单位治理等。不同治理主体本身的组织形式和市域治理宏观层面的组织形式存在“碎片化”倾向，合作机制不健全，目标和任务不统一，少部分社会治理问题被忽视，部分政策的执行效率不高。在治理客体方面存在着诸多的人、事、物等单元，在紧密性和协调性方面存在不足，未形成有效的网络效应，存在顾此失彼的现象。治理客体内容较多，在统筹治理的过程中存在一定客观难度。行业治理的应用拓展与保障不足。科技技术行业自身的不成熟，使得其很多的应用领域并未得到拓展。企业与科研的发展相对较快，但产能的转化并不明显，很多产品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无法高效应用或无法大面积推广，或者相关配套产品没有跟上，造成了产与用的脱节。

3.3 价值理念的“碎片化”倾向

价值理念驱动态度与行动，当前繁多的治理理论会导致态度和行动上的分散化。社会治理组织在遇到实际问题时，不能快速与相关价值理念相联系，主观理念比较混乱。另外，不成熟的开放性的数据环境也导致公众缺乏安全感与信任感，隐私未得到充分保障。公众自身很难控制自身的个人信息不被泄露，不论是二维码的扫描，还是智能家居、医疗等对个人信息的大量采集，都不自觉地将个人隐私暴露在“玻璃房”中。公众个体价值理念的“碎片化”也会影响其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与效果。另外，智慧化的发展与应用，极大地改变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结构，原先的利益格局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动摇。受到利益驱动的影响，部分社会治理主体出现一些为谋取利益而贩卖相关信息、扰乱社会治理秩序的现象。

4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智慧体系构建

4.1 市域空间的信息共享平台

智慧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整体性治理理论解决环境与条件碎片化问题，以需求为导向，以技术为手段，并协调和整合形成整体型的市域空间。在市域的多维空间中构建信息共享平台，是智慧化措施的主要技术手段之一。在信息共享平台中，涉及到市域交通、水利、环境、安全、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通过大数据管理，可视化的数据分析以及服务共享等方式来执行。数据驱动政务，信息化改善民生。在市域制度维度，利用信息共享平台建立智慧城市和可持续发展城市，形成以市域为依托的庞大的信息空间综合体。

资源条件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条件之一。同时资源整合能力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它直接关系到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效性问题。加快制定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资源统筹共享相关政策，在技术研发上投入大量资金支持，设置技术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等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通过支持关键技术研发和重点领域系统研制项目，推动社会治理智慧化应用。通过信息共享平台的构建，有助于各种资源以更快速、更融通的方式整合在一起。在此基础之上，把社会治理现代化环境中的各种要素汇聚在一起，在信息共享平台的基础上，建立整体性的市域空间体系。信息共享平台还需要加强监控和安全保障，防止不法分子利用平台盗取公共安全信息和公民隐私，避免扰乱社会治理秩序。

4.2 组织形式的多元一体格局

在市域社会治理主体上，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基础，把区域治理、部门治理、行业治理、基层治理、单位治理等多方位、多角度有机结合起来构建智慧体系。依靠数据价值，实现社会治理主体的有效调度，并协调各治理主体之间的稳定关系。宏观主体在智慧科技方式的导向下进行精细化管理，微观主体在智慧平台的辅助下进行宏观汇总，形成多元一体格局。市域内部组织职能在科技手段、方法和平台等智慧方式的辅助下可以有效地分工。推动进行相关高层次人才引进支持政策的出台，以便更大地发挥技术创新的作用。制定激励政策，鼓励多元社会主体加入到社会治理中，并且提高各主体治理现代化的能力。另外，对于社会治理主体也要加强法律和规则的约束，以保障治理体系的安全性。

在市域社会治理客体上，多元客体需求的有效表达和传递需要借助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智慧手段。这些智慧手段不仅使得客体的信息传播更加快速，而且其高度编码化的方式有利于保护社会治理客体的隐私。在保障隐私的基础上，社会治理客体与主体的交流会更加频繁，也更加信任。这种多元一体的组织形式既是扁平化的，打破了层层官僚体制的限制；也是高效化的，面对社会治理的问题与需求能更精准与快速地解决。

4.3 价值理念的理性信任整合

智慧体系的构建不是单纯地构建数字城市，而是在数字城市的基础上还需要智慧化的价值理念。共同价值理念的形成是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基础，那么达成共识的基础必然是信任。但是这种价值理念并不是完全主观性的，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这种理性方式需要通过必不可少的智慧化手段，如数据收集、数据整理、数据分析、数据总结、数据应用等。有理可循，并提升社会治理价值理念的信任感。将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和整体性治理理论相结合贯穿在价值理念中，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建立创新驱动合作平台，以理性信任为基础，利用平台优势，有利于优化跨界合作的平台体验。价值理念的理性信任也可以加强市域之间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合作，以共同面对和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

另外，公众参与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指标之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提升也会促使公众能更好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智慧体系构建的移动终端连接公众，其是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构建中信息的提供者也是共享者，会影响到社会治理的持续优化以及体系构建的绩效。价值理念的理性信任整合，能够提升公众参与的意愿、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价值理念也是社会治理现代化智慧体系构建的重要方面之一，应在组织价值理念整合的基础之上，加强公众个体的价值理念信任和幸福感。

5 结语

文章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和智慧城市背景相结合，在研究类似问题上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经验总结和智慧体系构建中在环境与条件、组织形式和价值理念等方面的相关建议，对于全国其他城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一定的政策思考。总之，在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智慧城市的洪流中，要构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智慧体系，必须积极探索其现实性和前瞻性。立足当前社会治理的紧迫问题和民生问题，如何将社会治理与现代化手段紧密结合仍需继续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