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便利化水平对贸易影响的研究综述

陈天乐，王国华

（南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世界经济的融合，双边、多边贸易已经是大势所趋，各国和各地区都在积极投身全球化的浪潮中，互通有无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在此背景下，传统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逐渐弱化（余波，2007），而贸易活动的成本高、贸易国营商和政治环境不稳定以及要素跨境流动遭受的阻碍等正在抑制贸易自由化的进程。2017年2月WTO《贸易便利化协定》正式生效，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将减少贸易摩擦的办法聚焦于贸易便利化上来。

一、概念界定

贸易便利化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96年世贸组织新加坡部长级会议，虽然一直被学术界广泛讨论，但目前尚未对概念形成统一的界定，不少国际组织都进行过相关表述①。世界贸易组织（WTO，1998）认为，贸易便利化涉及简化贸易数据、贸易行为以及贸易手续。亚太经合组织（OECD，2003）定义为“简化并规范各国对货物贸易形成阻碍作用的海关程序和行政条例，使得货物贸易能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跨境流动”。

贸易的便利化不仅仅体现在通关过程中的“边境障碍（At the boarder barriers）”，“境内障碍（Behind the border barriers）”也需要得到重视②。正如国际商会（ICC，2006）所言，有效、透明、可预见是保证国际贸易行为效率的基础。世界海关组织（WCO，2005）也指出，要“精简和规范货物通关程序，提高海关行政活动的透明度”。在操作层面，亚太经合组织（APEC，2002）和世界海关组织（WCO，2005）都强调“提高各国的科技水平和专业程度”，注重“技术现代化”和“贸易管理水平”。

即使具体表述有所差异，但一以贯之的是简化贸易程序、加快要素跨境流动的基本要核。贸易便利化概念的外延不仅涉及货物的通关措施，还包含了基础设施、政策环境以及对新技术的应用等。

二、贸易便利化对贸易的影响

（一）贸易便利化对贸易成本的影响

从宏观角度看，贸易便利化的提升涉及基础建设的完善、相关法律和规章的制定、职业人员的有效培训以及海关现代化等。这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财政来源的有限和技术水平的不足（刘雅楠，2004），使得在收益不明确的条件下，前期成本存在巨大的风险（OECD，2003）。

贸易成本和交易效率也影响着国际贸易的发展（Subramanian，2001）。贸易便利化带来的福利效应能够有效降低区域内和区域间的贸易成本，且长期的福利效应远高于短期（Zaki,2014）。贸易便利化措施能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削减1—15%的贸易成本，但在时间上存在滞后性③。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中低收入国家能够从贸易便利化的提升中获得更大幅度贸易成本的下降(Francois,2005;Mo?sé,2011)。

贸易便利化对国家间贸易成本的降低具有积极作用，那么在微观层面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贸易便利化措施包括简化通关程序，提高信息的透明度以及增进双边合作等，均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出口成本(Hellqvist,2003;Milner,2008)。通过对瑞士企业进行分析，Ferguson(2011)发现，贸易便利化措施能够帮助企业降低固定成本，从而降低双边贸易的“门槛”，使得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也能够参与到双边贸易中来。在总结测算中国各地区贸易便利化水平后，李波和杨先明发现不管采用贸易便利化分领域指标还是综合指标，贸易便利化都会显著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④。在此基础上，段文奇进一步对企业进行细分，发现一般贸易企业受到的影响大于加工贸易企业⑤。

广义来看，境内贸易成本包括国内运输、货物装卸、单证审核、检验检疫和办理清关手续等环节带来的财务和时间支出(吴小康,2016)。就我国而言，境内物流成本一直很高(马汴京,2011;黄玖立,2012)，区域间行政壁垒带来的市场分割为企业跨区域贸易带来了重重阻碍(赵玉奇,2016;刘生龙,2011)，在国内运输单位距离耗费的成本甚至是国际运输的35—96倍（逯建，2014），严重抑制了企业出口的内在动力（吕越，2018）。因此，港口可以通过利用新技术有效降低贸易成本，例如港口集装箱化极大地提升了通关效率，使港口平均装卸时间从20天左右降到了1天以内(Co?ar,2018)。除了“硬件”环境，“软件”环境对通关效率的提高也非常重要⑥，完善港口管理制度、简化清关程序可以减少通关单证数量，显著降低通关时间和通关费用，从而对出口贸易起到促进作用(Hornok,2015;Ha,2017)。

（二）贸易便利化对贸易流量的影响

贸易便利化对改善区域贸易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由于基础设施落后、港口效率低、政治障碍复杂等原因常常导致贸易便利化水平地方差异性较大，贸易便利化的提升能够刺激这些地区的经济，拉动贸易量的提升（Perera，2017）。

目前关于贸易便利化对贸易流量的影响研究，主要基于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和引力模型。早期在使用CGE模型时，用贸易成本的降低或运输部门生产效率的提高来衡量贸易便利化的改善。Coppock（2003）发现，人工和航空运输成本降低1%能带来亚洲GDP33亿美元的提升。在引入冰山理论后，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TAP）得到了进一步拓展⑦。基于此，佟家栋（2014）发现亚太地区的贸易便利化改革能使全球所有国家受益，透明度的提高和腐败程度的降低能够使正在进行改革的经济体的贸易流量大幅提升。刘宇、吕郢康(2016)发现，在中哈贸易中，时间成本削减30%带来的效果甚至大于关税成本削减100%，足以见得时间成本的重要性。但在传统研究中鲜少有学者关注这一点，导致贸易自由化的经济意义一直被严重低估。当然，时间成本的节约并非对所有类型产品的出口都具有正向作用，对于原本时间成本就较低的产品反而具有抑制作用（杨军，2015）。

CGE模型中仅考虑进口价格和运输成本，不足以覆盖政策优先事项⑧。Wilson认为，港口现代化、海关改革和电子商务以及监管环境在发展中存在着强烈的协同效应，不应该将之割裂开进行研究。于是他通过分别构建上述指标，采纳综合得分来衡量贸易便利化水平，并借助引力模型讨论整体影响。发现如果亚太经合组织中贸易便利化水平低于总体均值的国家能够提升到平均水平，那么该组织内部的贸易额就能提升2540亿美元①。与贸易成本类似，在贸易流量方面，贸易便利化的提升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好处相较于发达国家也更为显著，且总效应大于各组成部分影响的简单加和⑨。对于不同规模的微观主体,规模较小的企业更多地收益于信息的透明度以及贸易流程的简化，自动化以及与反腐败相关的贸易便利化措施对较大规模的企业作用更明显⑩。

为了追求更精准的研究成果，不少学者陆续引入新的研究变量。李豫新(2013)发现，对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较高的运输成本是制约双边贸易的重要因素，加入上合组织和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能够对提升贸易流量起到类似作用。廖佳（2021）通过对比上合组织、经合组织以及东盟，发现贸易便利措施比区域一体化更能拉动贸易流量的增长。贸易便利化水平相比于人口、汇率(程云洁,2021)以及关税减免(张晓静,2015)等因素，更能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流量起到提升作用。且由于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管制制度和海关环境这类“软环境”的影响要强于基础设施等“硬环境”⑪。在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中，贸易便利化也被证实为是对贸易流量影响最大的正向因素（方晓丽，2013）。

贸易便利化措施在提升不同类别的产品出口方面存在异质性：杂质项制品相较于农矿产品，受到的影响更为显著(葛纯宝,2020)。针对不同产业，贸易便利化发挥作用的二级指标也不相同：制造业受通关效率的影响最大（董银果，2017）；时间密集型农产品对通关时间的敏感度相较于非时间密集型高出0.45（胡超，2014）；基础设施对禽肉贸易的影响较大，电子商务在发挥着也来越重要的作用（张敬毅，2021）；海关环境对服务贸易有较强的影响（马凌然，2016）。

（三）贸易便利化对出口多样性的影响

贸易便利化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出口多样化水平和生产率，能够带来社会福利的提升(Melitz,2003)。当前研究主要通过寻找代理变量来反映贸易便利化水平，有的学者通过单一指标来探讨具体影响，也有的学者采用综合得分来考察总体影响。

通过使用运输成本作为贸易便利化水平的代理变量，Dennis和Sheperd、Persson发现缩短出口商品所需时间、提高边境工作效率以及减少出口转换成本都会引起同质产品和异质产品出口量不同程度的增加⑫⑬。汪戎和李波（2015）强调了贸易便利化在“后关税时代”的重要意义，他们发现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多受出口天数的影响仅次于美国关税。Feenstra和Ma（2014）通过港口效率来衡量贸易便利化，发现港口效率的提升有利于出口的多样化。通过考察物流绩效水平，Lee(2012)发现贸易便利化的提升能够增加所有发展中国家贸易产品的种类，且对初级产品的影响更大。借助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来反映贸易便利化水平，高越（2014）和吕波（2019）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且在替换成ETI2016后，上述结论仍然显著。涂远芬（2018）采用OECD的贸易便利化指数，发现农产品出口种类的提升程度大于工业制成品，对高收入国家出口多样性的影响强于低收入国家。采用综合得分来评价贸易便利化水平的研究大部分仍延续了Wilson的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通过进一步细分贸易便利化变量，张凤（2021）发现话语权、监管质量、腐败控制程度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与出口多样化显著正相关，有利于优化出口结构；进口程序需要的文件数量和时间与出口多样化呈显著负相关，不利于出口结构的优化。

对于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中国农产品出口的贸易量和种类均能够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后有所增长，出口种类受进口国信息技术的影响最大（朱晶，2018）。同样，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对G20国家(宋伟良,2018)和APEC成员在出口深度和广度上也有类似的效果⑤。

三、未来展望

贸易便利化的提升能够有效降低出口成本和贸易摩擦，有效拉动贸易流量的提升和出口产品的多样化。提高贸易便利化要“软”“硬”环境两手抓⑭⑮，构建信息共享平台（芦月，2020），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增强交通运输网络的紧密型和联通性(齐玮,2021)。各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经贸合作，加快推进与主要经济体的自贸区的谈判和建设 （齐俊妍，2016），让市场主导发挥作用，提高贸易效益（徐玉梅，2021）。中国也应积极发挥“大国作用”，为应对国际经贸问题和保证经济全球化的良好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徐绍元，2021）⑮。最后，应注意贸易便利化的“经济性”提升⑯，寻找适宜的突破口和增长点，通过成本-效益分析，将有限的资源用来提升对贸易产生最大影响的指标⑰。

研究者应继续细化研究方向，从大方向上把握转移到成本-效益研究，以明确有助于各项交易成本下降所带来的收益以及对国家发展的准确影响⑱。另外，目前的研究没有直接评估贸易便利化对经济增长、生产力和整体发展的影响⑰，继续深化研究视角，探讨更深层次的影响非常必要。在中微观层面，贸易便利化的分析应同时在丰富理论与实证方面努力。

注释：

①Wilson J S,Mann C L,Tsunehiro Otsuki.Trade Facilit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 New Approach to Quantifying the Impact[J].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17(3):367-389.

②沈铭辉.东亚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及思考[J].国际经济合作,2009(07):41-46.

③黎新伍,黎宁.双循环战略下贸易便利化对双边贸易成本的影响及空间效应[J].深圳大学学报,38(5):58-70.

④李波,杨先明.贸易便利化与企业生产率:基于产业集聚的视角[J].世界经济,2018(3):54-79.

⑤段文奇,刘晨阳.贸易便利化、企业异质性与多产品企业出口[J].国际贸易问题,2020(5):72-88.

⑥Portugal-Perez A,Wilson J S.Export Performance and Trade Facilitation Reform:Hard and Soft Infrastructure[J].World Develpoment,2012,40(7):1295-1307.

⑦Hertel T W,Walmsley T,Itakura K.Dynamic Effects of the New Age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Japan and Singapore[J].Journa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Center for Economic Integration,Sejong University,2001,16(4):446-484.

⑧Wilson J S,Mann C L,Otsuki T.Assessing the Benefits of Trade Facilitation:A Global Perspective[J].The World Economy,2005,28(6):841-871.

⑨Mo?séE,Orliac T,Minor P.Trade Facilitation Indicators:The Impact on Trade Costs[R].118,OECD,2011.

⑩Fontagné,Orefice,Piermartini.Making(Small)Firms Happy:The Heterogeneous Effect of Trade Facilitation Measures[R].WTO Working Papers,WTO,2016,2016/03.

⑪陈甬军,董翘楚.贸易便利化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J].上海商学院学报,2021,22(4):44-59.

⑫Dennis A,Shepherd B.Trade Facilitation and Export Diversification:TRADE FACILITATION AND EXPORT DIVERSIFICATION[J].The World Economy,2011,34(1):101-122.

⑬Persson M.Trade facilitation and the extensive margin[J].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Economic Development,2013,22(5):658-693.

⑭魏泊宁.基于双边贸易成本视角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J].国际经贸探索,2020,36(2):23-38.

⑮刘斌,王乃嘉.贸易便利化与价值链参与——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分析[J].财经研究,2019,45(10):73-85.

⑯董虹蔚,孔庆峰.贸易便利化、国际生产分割与出口价值构成[J].国际经贸探索,2021(1):4-19.

⑰刘主光,李佳晓,段艳.贸易便利化:国外研究综述与展望[J].商业经济研究,2021(16):158-162.

⑱Shepherd B.Did APEC’s Trade Facilitation Action Plans deliver the goods?[J].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2016,43: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