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对乡村振兴的认知、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宁夏农户的实证分析

刘七军，胡垚坤

（1.北方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宁夏 银川750021；2.中国科学院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甘肃 兰州730030）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是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 “三农” 工作重点战略性转移的体现，更是实现脱贫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学界对此从理论、政策和实践等层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理论方面，主要是关于乡村振兴战略出台背景、政策内涵与价值定位等进行的解读和阐释[1][2]；政策方面，主要是针对乡村振兴实施主体、实施路径、实施模式及实施建议等开展的讨论[3][4]；实践方面，主要是基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发展水平评价及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衔接等进行了有益探索[5]。但相关研究很少从农户视角对乡村振兴的认知和满意度进行实证分析。为此，本文以宁夏为考察区域，基于农户视角，对乡村振兴战略认知、参与、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评估，以期为有序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和借鉴。

一、样本分布与调查结果分析

（一）样本分布

本次采取分层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调查方法，选取宁夏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县、永宁县5个乡（镇）的9个行政村为典型样本分布区，样本区域既有银川平原地区，又有贺兰山山区。西夏区地处贺兰山东麓，在此选取镇北堡镇（德林村、团结村、华西村）、兴泾镇（十里铺村）及贺西街道（同阳新村），共发放问卷240份；贺兰县为银川平原引黄灌溉区中部区，在此选取南梁台子3个村（隆源村、铁西村、铁东村），共发放问卷135份；永宁县亦为银川平原引黄灌溉区中部区，在此选取闽宁镇原隆村，共发放问卷59份。本次调查共发放农户问卷434份，回收有效问卷420份，有效率为96.8%。

（二）样本总体描述

从调查结果看，3个县区受访农户以男性居多，占69.84%；被访者年龄偏大，平均年龄50.31岁，其中受访农户以45～59岁居多，占42.56%；文化程度偏低，被访者主要以小学、初中文化程度为主，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29年；家庭规模以3～6人居多，占64.65%；家庭年平均收入为73 878.24元；受访农户中，有80.23%的农户有非农收入，尽管多数农户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较高，但仍有19.77%的农户完全从事以种植和畜牧业为主的农业生产；有42.79%的被访家庭拥有汽车，户均拥有智能手机3.35部，这说明农户的出行及通讯条件较以往有较大幅度的改善和提升；同时，尚有26.90%的农户家中仍使用旱厕，其余家庭多已更换成无害化厕所。

（三）调查结果分析

考虑农户对乡村振兴的满意度既受主观因素影响又受客观因素制约，本文主要以农户对政策的认知、参与、满意度等为评价标准，并辅以个人与家庭微观特征来综合衡量农户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满意程度。

1.农户对乡村振兴战略的认知程度。农户对某一政策的满意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对该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自身期望与现实对比，因此，本文主要通过 “是否听过乡村振兴战略” “信息获取渠道” 以及 “乡村振兴战略重要程度” 等问题来反映其认知度。统计结果显示，有超过87.22%的被访农户听说过乡村振兴战略，38.91%的受访者对该战略的认知仅停留在 “听说过但不了解” 层面，还有12.78%的农户 “根本没听说过” 乡村振兴战略。

在乡村振兴战略相关信息的获取方面，有38.62%的农户是从村干部开会或者广播宣传得知的，有26.85%的农户通过手机、电视等网络媒介了解乡村振兴战略，还有26.94%的农户是通过邻居熟人告知的。当被问及乡村振兴的重要程度时，有超过72.93%的农户认为乡村振兴战略对自身的发展有正向积极作用，但也有3.12%的农户认为该战略不重要。

2.农户对乡村振兴的参与意识。提升村民参与乡村振兴的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已成为这一战略深入推进的重要目标。为此，对农户乡村振兴参与意识的考察主要通过生产生活、乡风习俗、参与治理以及健康意识等方面来反映。调查结果显示，生活污水处理方面，西夏区、贺兰县及永宁县三地71.90%的农户选择排入污水管网，其中永宁县生活污水直接排放率最低（15.25%）、进入污水管网率最高（83.05%），这表明该县的农村污水治理工作及污水管网建设成效明显；但西夏区和贺兰县的生活污水直接排放率均值为28.84%，这表明两地宜居环境整治方面亟待加强。冬季取暖方面，三地的农户行为较为一致，有近92.06%的农户选择以煤炭取暖过冬，而采用暖气等清洁能源的农户仅占5.57%，这表明宁夏农户在清洁取暖方面尚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人情支出是农村移风易俗和文明乡风的重要体现。调查显示，38.59%的农户人情支出在500～2 000元，平均支出为1 346.70元，其中贺兰县有31.64%的农户人情支出高于5 000元，平均支出为16 232.77元，远超西夏区和永宁县。关于参加村级管理等活动方面，农户的整体参与程度较低，三地有近61.93%的农户从未参加过任何村级事务或相关活动；永宁县相对较好，参加3次及以上村级管理活动的农户占20.34%，高于均值6.28个百分点。这表明，村民整体上对村级事务关注度不高，仅有老年群体对乡村事务参与度较高。此外，加快健康乡村建设是提升群众幸福感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小病就医方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三地49.60%的农户可享受家门口看病的医疗服务，每村配备1～2名村医，基本实现了 “小病不出村” 的目标。

3.农户对乡村振兴的满意度评价。本文通过总体满意程度、家庭收入满意程度、生态环境满意程度和对村委会工作开展满意程度四个方面，进行农户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满意度调查。

总体而言，三地有71%的农户对乡村振兴战略持满意态度，回族和汉族农户对此满意度的占比均达到69.15%以上。其中，永宁县的政策满意度最高， “非常满意” 的占25.42%，无 “非常不满意” 的；西夏区与贺兰县情况大致相同。同时，家庭收入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最终落脚点，也是农户生活是否富裕的直接体现。调查结果显示，三地有超过半数的农户（51.71%）对目前的收入状况不满意，贺兰县对收入 “非常满意” 的农户仅占5.65%，永宁县农户对收入 “非常满意” 的占比最高，达到18.64%。此外，生态宜居也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得益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以及 “厕所革命” 的实施，宁夏全区农村居住条件、生活环境以及基础设施改善明显，三地农户对环境的满意度平均为89.77%， “很不满意” 的农户仅为0.71%，这表明宁夏人居环境整治得到了农户的充分肯定。三地68.75%的农户对村委会各项工作的开展持满意态度，其中永宁县农户的满意度最高，达到74.57%，贺兰县农户的满意度最低，为61.01%。但调研也发现，农户对村委会工作的 “很不满意” 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村委会在乡村治理、基层管理、项目实施等工作中仍存在薄弱环节，亟须转变过去 “上传下达” 的僵硬治理思维，亟待加快建立健全现代化治理体系。

综上分析，三地农户对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及政策实施效果的主观满意度均较高，这一方面表明当前的乡村振兴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农户对该战略满怀期待和充满信心。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 “生态环境满意度” 外，针对其余三个满意度的评价，均有23.43%以上的农户表示满意程度一般，且在家庭收入、乡村治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这意味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及实施还须进一步细化，以便更契合农户的期盼和需求。

二、农户对乡村振兴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设定

为深入探讨农户对乡村振兴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在上述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实地调查数据对此进行量化分析，选取 “农户对乡村振兴整体满意程度” （以下简称 “农户满意度” ）为因变量构建如下模型：

式中，satisfactionij表示j县（区）i农户对乡村振兴的满意度，cognitionij为j县（区）i农户对乡村振兴的认知程度，participationij为j县（区）i农户对乡村振兴的参与程度，Xij为j县（区）i农户和家庭的微观特征变量，Dj为j县（区），Mj为j民族，均属控制变量。β1、β2为待估系数，符号表示影响方向，如果β大于0且在统计意义上显著，表示认知、参与和微观特征变量对农户满意度产生影响，εij为随机扰动项，代表不可观测因素，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二）变量定义

将被解释变量设定为农户满意度（satisfaction）。通过 “您对乡村振兴整体满意程度” 这一问题进行测度，被访者通过 “很不满意=1” “不太满意=2” “一般=3” “比较满意=4” “非常满意=5” 五个选项进行作答，赋值越大，表明满意程度越高。解释变量如前所述，其具体含义及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

表1：主要变量度量方法和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1.共线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0.3，方差膨胀因子V IF均值为1.14，且所有V IF值都低于2，这表明该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及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同时，借鉴国内外学者经验[6][7]，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再利用Ordered Logit和OLS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2.回归结果分析。一方面，从整体结果看，表2的（1）～（4）列是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估计认知度与参与度对农户满意度影响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3）逐次纳入了认知度、参与度以及个体和家庭特征变量进行回归，模型（4）加入了地区及民族虚拟变量。结果显示，农户认知度和农户参与度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这表明认知度和参与度能够增强农户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满意度，而且变量认知度的系数高于参与度的系数，说明农户对乡村振兴战略内容的了解程度对其满意度的提升较参与度有更强的效应。同时，表2的第（5）、（6）列分别使用OLS与Ordered Logit模型进行估计，可看出认知度、参与度以及个人与家庭特征变量的影响方向、显著性水平同Ordered Probit模型估计结果一致，这意味着认知度、参与度与农户对乡村振兴战略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另一方面，从变量结果看，以模型（4）为基准对控制变量的系数逐一进行解析。个人特征方面，性别（gender）对农户满意度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女性幸福感要强于男性；婚姻状况（marry）与农户满意度存在显著正相关，主要是已婚家庭更多关注养老、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改善，乡村振兴的实施则全面覆盖了上述关注；受教育程度（education）与农户满意度存在显著正相关，主要是因为受访者文化程度越高，其对国家发展战略的接受和理解能力就越强，但随着整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教育回报率呈边际递减趋势，该趋势同样体现在农村从业人员群体中，进而导致文化素养对农户满意度的提升作用也在下降；政治面貌（politic）与农户满意度呈现显著正相关，这主要得益于基层党组织建设得到加强， “三会一课”①“三会” ：党支部党员大会、党支部委员会会议、党小组会； “一课” ：党课。成为常态，各村党员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去了解国家大政方针。此外，各村党群活动中心的修缮规划，新增文体活动室、多媒体教室、图书室等也极大地丰富了广大农户的精神文化生活；健康状况（health）与农户满意度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因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宁夏大力推广 “城乡居民普惠性健康体检” 活动，加之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完善和普及也极大提升了农户的健康状况，基本解决了农户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年龄（age、age2）和工作（job）两个变量与满意度的回归系数均呈负相关，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不尽相同，可能与本次调研农户年龄段分布特征有关，他们或正值壮年，承受着生活、事业等各方面的压力，使得其对政策期待值高而满意度较低，或受访者年近古稀，对当下政策缺少了解的能力和兴趣。同时，此次调研的村庄除铁东村和铁西村外，其余均属移民搬迁村，这类村庄农户耕地面积较少，他们多数都从事非农工作或兼业（占61.86%），因此工作这一变量的影响效应并不显现。

家庭特征方面，收入（f_income）、汽车（car）两个变量均与农户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譬如，农户拥有汽车不仅是其经济实力的反映，同时也提升了其出行的舒适度和便捷度，而且农户收入的增加极大改善了其生产生活条件，这都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户的满意度。家庭成员个数（family）虽与满意度呈正相关，但却并不显著，这可能与家庭成员的构成有关。

3.分组回归结果分析。鉴于调研地发展要求和发展条件不同，同一政策的实施快慢和力度也不尽相同，因此，区域和群体的差异对满意度是否存在异质性，将进一步从不同县区和直接受益人群两个方面进行探讨。其一，从区域异质性检验看，西夏区、贺兰县与永宁县三地的控制区域变量（region）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见表2），这可能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及深入实施的时间较短有关，短期内各地尚未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实际的乡村振兴之路，因而发展差异不大，结果不显著。但从各地内部看，解释变量间差异明显。西夏区与永宁县农户的认知度（cognition）均与满意度呈正相关，且均在1%水平下显著，贺兰县只满足正相关却并不显著，这可能与镇北堡镇（西夏区）和闽宁镇（永宁县）是宁夏首批乡村振兴的试点镇有关，两县区在宣传力度、宣传广度以及实施强度等方面都高于其他地区；贺兰县和永宁县的参与度（participation）与满意度呈正相关，且分别在5%与1%水平上显著，西夏区只满足正相关但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西夏区农户对村级事务缺乏积极性和关注度，村级事务参加3次及以上农户仅有7.73%，远低于14.06%的平均水平。此外，性别（gender）、汽车（car）等变量分别在贺兰县和永宁县呈负相关和正相关，且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究其原因，贺兰县和永宁县被调查对象以男性居多，与西夏区相比，此两地农户因从事诸如大货车运输等非农工作或因家庭经济基础等原因对汽车的需求较高，因此指标不显著。

其二，从直接受益人群的异质性检验看，控制变量民族（ethnic）的回归系数表明，回族和汉族两个群体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见表2），二者既有相同点也有差异。无论是回族还是汉族，认知度（cognition）与农户满意度系数均呈正相关关系，这表明认知度的加深有助于提升农户的满意度。调研发现，回族农户对 “乡村振兴战略内容很了解” 的占19.02%，比汉族农户高出5.17个百分点，这说明部分回族农户更关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另外，具有党员身份（politic）的回族和汉族农户与政策满意度系数均呈正相关。因为党员拥有更多的学习渠道和机会去了解乡村振兴战略，也具备较高的思想觉悟，这均能显著提升满意度水平。但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参与度（participation）、是否健康（health）、汽车（car）等变量上。对于参与度变量，两个群体与满意度系数均呈正相关，汉族农户对村内选举、村庄事务管理有更高的参与度；对于是否健康变量，两个群体的健康状况与满意度系数也均呈正相关，但汉族农户健康状况和回族农户仍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于汽车这一变量，两大群体是否拥有汽车与满意度系数均呈正相关。统计结果表明，回族农户汽车拥有率为44.79%，略高于汉族农户（41.57%），但前者统计结果显著性不明显，可能与其车辆用途有关。调查样本显示，回族农户家中的车辆多为从事客货运输、餐饮等的卡车或货车，而非舒适度较高的私家车。

表2：模型估计结果

续表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实证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1）农户对乡村振兴战略具有较高的认知度（87.22%），而农户的认知度对其满意度又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该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如西夏区和永宁县农户的认知度显著增强了其政策满意度效应，但贺兰县农户的认知度对其满意度影响并不显著。（2）农户对乡村振兴的整体参与程度亟待提升，但农户参与度对其满意度有显著正向效应，这一效应仍存在区域和群体的异质性。（3）从微观因素看，被访者的性别、婚姻、政治面貌、教育程度及健康程度等个人特征都使农户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汽车、家庭收入等家庭因素也对农户的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从不同受益群体看，回族农户和汉族农户在认知、参与度、微观特征变量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

基于实证分析及实地调研，尚需从两个层面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提出政策建议。对政府层面而言，一是要尽快制定和探讨本区域乡村振兴的具体举措和路径。各地区应结合实际，遵循 “分区突出强项、局部彰显特色” 的原则，将有限的财力投入到产业发展、环境基建等方面，实现区域内各村庄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协同发展。二是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提高农户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同时考虑区域及群体的差异性。发展基础较好的村庄应对标中心城市，突出特色资源价值和生态空间保护，以增强农户的幸福感；发展条件一般的村庄要找准发展定位、补齐环境及产业短板，以提高农户的获得感。同时，要及时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提高群众的满意度。三是完善对行政村的考核机制，以激励村委在推进乡村振兴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从村级层面看，首先，要加大乡村振兴战略的宣传力度，提升宣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此次调研发现，仍有部分农户对乡村振兴战略不甚了解，要针对乡村留守人口年龄大、文化程度低、理解力差等特点，改进宣传方法，进行针对性的宣传。其次，要构建和完善农户参与机制，激发农户对乡村事务参与的积极性。要改变 “自上而下” 的传统管理模式，构建农户积极参与机制以发挥其主体作用，进一步宣传和普及乡村振兴战略。最后，要加大产业、环保、文化等资金投入，加快农村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户参与公共文化活动创造条件，以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其对乡村振兴战略的了解和参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