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红寺堡移民交往交流交融特点研究

海鹏燕，徐黎丽

(兰州大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甘肃 兰州 730000)

由于环境恶劣、经济发展落后，国家对我国西北部分生态脆弱地区实施异地移民搬迁，从而实现脱贫攻坚的目标。在该背景下，1982年12月,国务院启动实施甘肃河西地区、定西地区和宁夏西海固地区的农业建设扶贫工程(以下简称“三西扶贫”)。宁夏自“三西扶贫”以来，通过搬迁移民、异地开发进行扶贫。1996年，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奠基，红寺堡因其地理优势成为宁夏扶贫扬黄工程的主战场，搬迁安置宁夏中南部地区8县的贫困群众19.4万人，成为目前我国最大的生态移民扶贫开发区。

综观近40年来生态移民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生态移民反贫困方面[1]，研究区域可以涉及西北、华北、西南、华南地区等，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其中生态移民环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干旱半干旱地区[2]、喀斯特地貌[3]以及三江源[4]等地区的生态恢复、环境监测、环境容量、生态风险等方面。社会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生态移民社会适应[5]与移民安置、安置后生存状态、 后续产业与可持续生计[6]、社会管理与福利权益保障、居民感知和新农村建设、社区冲突与风险评估[7]等方面。其中，关于红寺堡的研究成果只针对当地气候、生态[8]和移民安置对红寺堡移民后续发展的影响[9]、移民生计问题及解决措施[10]等，很少涉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的研究。因此，笔者以红寺堡移民为研究对象，以移民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路径为研究内容，揭示生态移民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的规律和特点，为西北生态移民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借鉴。

一、红寺堡移民路径

由于红寺堡的移民路径直接为现在红寺堡移民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人口基础，因此回溯红寺堡移民的迁徙背景和迁徙路径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一)迁徙背景

1.政策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就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将有志青年“移”去开发大西北；1981年开始对西北地区生态脆弱、人类不适宜生存的地区进行移民；1982年12月，国务院启动实施甘肃河西地区、定西地区和宁夏西海固地区的农业建设扶贫工程，通过搬迁移民、异地开发进行扶贫；1995年12月，为了改善宁南山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进而脱贫致富，国务院正式批准以水利为基础、以扶贫为宗旨的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并列入国家“九五”计划；1996年，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奠基，红寺堡因其自身优势成为宁夏扬黄灌溉工程的主战场。

2.民众基础

红寺堡的移民主要来自宁夏南部山区。1949年以来，宁夏中南部地区人口增长迅速，尤其是固原市各县，至1999年人口密度从28.6人/平方公里增长到107.3人/平方公里，人口过快增长带来了粮食缺乏、过度垦荒、生态环境脆弱等一系列问题，且愈演愈烈。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宁夏南部地区土地越来越贫瘠，生态环境越发恶劣，多个县戴上了全国贫困县的帽子。社会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经济发展滞后带来的温饱问题、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存困境是南部山区人们渴望搬迁出去的主要原因。

(二)迁徙路径

1.政府主导下的自愿移民

政府主导下的自愿移民，是指通过政府组织将生活在自然环境恶劣、贫困地区的群众搬迁到指定的地区生活，以此来解决迁出人口生活贫困问题、迁出地生态问题，并开发迁入地。红寺堡移民是在国家“八七扶贫”(1)八七扶贫：1994年4月15日，国务院下发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国发〔1994〕30号)。决定从1994-2000年，集中所有的力量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和自治区“双百”(2)双百：1994年7月8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宁夏“双百”扶贫攻坚计划的通知》(宁政发〔1994〕70号)。“双百”，是指针对南部山区100个贫困乡镇、100万贫困农村人口实行扶贫攻坚的一项宏伟计划。攻坚的背景下，总结宁夏历史上的移民经验，实行移民，并制定了“1236工程”来解决宁南山区的贫困问题。如何移民？移民后如何保障他们的生活？移民多久能过上好的生活？“1236工程”绘出了一幅宏图，将生存困难的宁南山区100万人迁往灌区，投资30亿元开发200万亩灌溉土地，并计划6年见效。移民在这幅宏图下、在这片土地上挥洒汗水，创造了属于他们的美好未来。

在借鉴宁夏以往“吊庄移民”的成功经验和扬黄扶贫灌溉工程的实施情况下，来自宁南山区的移民在红寺堡这片处女地上谱写了新的篇章。1998年，在政府的积极筹备下，红寺堡建立了8个试点行政村(后合并为4个行政村)，搬迁了1172户、6153人，建造房屋2489间[11]，并将开发的土地全部实行了冬灌。1998年，大部分移民解决了温饱问题；1999年春耕，红寺堡的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达到17176亩。经过一年的搬迁试点，红寺堡移民安置格局基本形成，移民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规划中的乡镇相继建立并落实，至此红寺堡全面开展移民安置工作。在该基础上，红寺堡移民目的从扶贫移民改为生态移民，相继又搬迁了十余万人，除了南部山区的移民外，还有来自中宁县和红寺堡旱改水地的移民。通过小集中、大分散的安置方式，将不同地区的人口集中在一起，每个乡镇交错杂居着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

由政府主导搬迁至红寺堡的移民，在政府的帮助下，在新的家园里艰苦创业，通过多种经营致富，创造出属于他们的“火红日子”。一方面，移民因地制宜种植作物，将迁出地的作物带到了红寺堡，继而发展出了新的特色产业。例如，来自六盘山下的隆德移民，将六盘山山地的中药材种植的经验应用于红寺堡开发区，尽管存在生态环境的差异，但他们积极尝试种植甘草、大黄、板蓝根等药材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1年，碱井村种植中药材达800余亩，不仅经济效益显著且有利于土地沙化治理。另一方面，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移民进行肉牛养殖，采取整村推进的方式将黄牛养殖发展成了红寺堡开发区特色优势产业之一，截至2008年，肉牛养殖大户近800户人家，肉牛养殖示范村11个。肉牛养殖不仅使移民发家致富，也带动了红寺堡的整体发展。移民在政府的帮助下生活渐入佳境，不同地区的移民在共同生产生活中彼此交往交流，共同发展。

2.自发性移民

自发性移民，是指个人或群体因为经济、生存等因素自主搬迁到某个地区发展的一种迁移活动。20世纪90年代，在政府的组织下，符合搬迁条件的群众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搬迁，创造属于他们的未来。而另外一些人，因迁出地的生存环境恶劣，发展环境差，迫使他们自发选择迁移地。红寺堡的自发性移民是伴随着政府主导的自愿移民而发生的，“自发性移民是政策移民的伴随物，它的出现是人民群众主动适应生态环境变化、适应气候变化、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寻求自我发展的一种有益尝试”[12]，因此经济主导的自发性移民产生的背景既有与政策移民一致的方面，也有自发移民其独特的一面。

随着红寺堡开发区的发展，很多人看到了红寺堡的发展潜力(平坦肥沃的土地、便利的灌溉条件、众多人口背后的潜在商机以及政府的招商政策)，他们通过投靠亲戚、买房置地、做生意等方式进入红寺堡谋求发展。迁至当地初期，自发移民群体存在着一些问题，诸如与当地村民在生产上发生争夺水资源、生活中因习惯发生的摩擦和社会治安混乱等。同时，在政府主导移民的初期，红寺堡在谋求发展中推行的各种项目和开发国土资源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些移民很好地满足了开发初期的需要，使得自发移民能够顺利地进行迁移。相对于依赖政策的政府主导下的自愿移民来说，自发移民因为个人意愿，在迁移后发展往往会目的更加明确，自发移民在发展经济方面表现出更大的动力。例如，有一些善于经商的移民，在看到政府“招商引标”等福利政策后，通过获取这些资源发家致富从而搬迁至红寺堡。例如，2011年冬季，偶然机会来到红寺堡的老殷，看到政府对种植黄花菜的农户有一定的资助，他经过一番理性计算之后，于2012年春季承包了100亩地种植黄花菜，在秋季大丰收后他决定再种植一年黄花菜。至2015年，老殷已经是种植500亩黄花菜的大户，这一年，老殷也将户口从内蒙古迁至红寺堡镇。随着红寺堡区易地扶贫移民取得一些成效后，越来越多像老殷这样的人看到了红寺堡区发展的前景，不仅来自省内的移民，还有宁夏周边省市的一些移民也纷纷搬迁至此。

总体来说，政策主导下的自愿移民，来自宁夏南部山区同心、海原、原州、彭阳、西吉、隆德、泾源和中宁八县的移民以务农为生；自发性移民群体，如来自甘肃、陕西和内蒙古等周边七省(区)的移民，他们在红寺堡以小微型商业活动谋生，并最终举家搬迁到红寺堡。政策主导下的自愿移民因整村搬迁对于当地的认同高于经济主导下的自发性移民，而自发性移民因为经济利益带动自愿移民群体发展，这两种不同移民路径下的来自不同区域的移民长期共同生活、共同发展，合力将这片“荒漠”开发成“绿洲”，成为全国最大的生态移民区，并以将其打造成“生态移民示范区”为共同目标。红寺堡区是在移民背景下，来自不同地域的各族人民共生交融的一个缩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的良好民族关系对红寺堡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二、移民路径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红寺堡移民以不同的方式进入红寺堡，无论是来自宁夏南部地区因生态恶劣而搬迁的移民，还是生活在其他省份因生计等问题而自发选择移民红寺堡，移民们清楚地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政府主导下的自愿移民从易地搬迁到生态搬迁，一方面发展红寺堡，一方面保护生态环境。自发性移民虽然因经济利益来到红寺堡，但是迁入地环境状况也使他们在红寺堡这块土地上格外珍惜生态环境，因此相聚在一起的移民们表现的共有生态观使他们不仅在心理方面，还在生活的各方面更加亲密。

(一)保护生态环境是移民生存之本

红寺堡地处宁夏中部，位于毛乌素沙漠西北边缘，环境恶劣，要在这里发展一座宜居的城市，不仅政府要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移民更要有毅力和决心。面对这样的环境，他们也曾犹豫过，甚至有人返回了迁出地，但大部分人最终坚定地留了下来。生活在原生恶劣环境下的移民们非常清楚环境对生存的重要性，不改变环境就无法发展经济，不发展经济他们的生活质量无法提高。生活在红寺堡的移民，通过适应红寺堡的自然环境，积累了改善红寺堡环境的知识和经验后获得了发展。例如，来自六盘山下的泾源、隆德等生态环境良好地区的移民对生态环境的重视要高于其他地区的移民，习惯绿色植被的他们会给家里的院子种满树木，对土地的利用也有一种他们种植多年保护土地的耕作方式。居住在乌沙塘的LCX来自隆德，对于如何能提高土地利用率、保护土地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说：“每年在决定种植作物时，不管行情有多好，同一种作物我都不会连续种植三年，太费地了。红寺堡雨下得少，还是沙地，给地里浇水也是有限度的，所以我就做了个蓄水池，只要一下雨我就把水收集下用来浇地。秋天收完粮食不用的秸秆我就铺在地里，经过一个冬天就变成了肥料，对地特别好，化学肥料我就不用，伤地呢。”(3)LCX，回族，访谈时间：2021年5月2日，访谈地点：红寺堡乌沙塘LCX家中。这种来自实践的耕种经验不仅有效利用了土地、保护了土地，也符合科学保护性耕作技术。保护生态是移民生存的根本，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需要每一位红寺堡人在日常生活中去维护，红寺堡是每个移民的“大家”，守护好“大家”，小家才能更加幸福。

(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式

语言互通。宁夏这片6640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划分为南北两大片区，当地人将其称之为“银南和银北”，这个分界线不仅是地理上的划分，也是经济和语言的划分。“从南到北分为两大方言片，南部是以固原话为代表的中原官话秦陇方言固原片，北部是以银川话为代表的兰银官话银吴片。”[13]20世纪末开始的移民，打破了地区性的方言，不同区域的民族在互相交流中学习对方的语音、语调。搬迁后移民居住地的形成对于新方言语境的形成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政策主导下的自愿移民因其整村搬迁方言变化稍慢，互相能听出对方的语调，甚至也可以模仿对方的语音，但还是带着迁出地的口音，而自发性移民通过个体或者家族搬迁，由于家庭经济状况不同而无法居住在一起，因此散居在迁入地，无法形成本原方言语境。作为少数群体，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移民会积极的与迁入地原居民交流并模仿对方的方言，长期以往，迁出地方言逐渐弱化。随着教育的普及，普通话使用的越来越多，方言使用语境逐渐淡化，迁出地方言的使用减少，打破了因地域形成的方言。随着日常频繁的交往交流，各地区的方言掺杂在一起，形成了带有不同地域语调的红寺堡方言。例如在红寺堡的同心人说“你去吗？”为“你可(ké，二声调)吗？”，而固原人则说成“你起(qī，一声调)吗？”，平罗人说“你走(zòu，四声调)不？”，虽然语调和语言不同，但是在日常的交往中，红寺堡人民对于不同地区的方言能够作出判断，并准确地说出对方是来自哪里的移民。

由于移民路径不同，红寺堡的方言随着移民的居住发生变化，各地区不同的语音、语调掺杂在一起使得方言成分变得更为复杂，并存、交融的方言将在红寺堡持续存在。语言的形成和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红寺堡移民在日常交往中潜移默化地将宁夏几大方言杂糅在一起，形成属于红寺堡移民文化体系中的一部分，无论哪一区域的民族说哪一地区方言，其中语调不再像迁出地时那么纯正，方言的变化体现了红寺堡移民在日常的交往基础上更深层次进行的交流。

节日共享。新年临近，红寺堡镇充满了浓郁的节日气氛，无论是超市还是卖年货的商店，人们来往穿梭，购买年货。传统节日不再只是一种民族的节日，一边吃着年夜饭一边看春晚在红寺堡各民族中已成为一种常态，拜年的路上不仅仅只有汉族朋友。每年正月十五，红寺堡的街头异常热闹，来自各个乡镇的社火代表一起涌上街头，走街串巷表演节目，他们共同表演、共同过节也共同传承传统文化。在回族人一年一度的古尔邦节，汉族朋友也会前往回族朋友家里为他们庆祝节日，笔者问一家回族老先生SSL，为什么会把他们宰牲的肉分给邻居汉族，他回答说：“我们宰牲的肉是要分给贫穷的人和亲朋好友吃的，我们和邻居相处得非常好，每年宰牲的肉都会给他们分一些。”(4)SSL，回族，访谈时间：2020年8月5日，访谈地点：红寺堡文明小区SSL家中。节日作为文化重要的表征和载体，是具有体验感、实践感和仪式感的文化场景，而这种文化不再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单一文化，其通过共度节日加深了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相互交往交流交融。

(三)移民交往交流交融深化程度

研究发现，“多民族家庭所占比例势必会在深层次上影响到民族关系的发展”[14]。随着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日常交往加深，对另一民族的了解越来越深，逐渐从心理层面接纳与自己生活习惯、信仰不同的另一个人，并与之通婚，成为家人，这种“家人”关系不仅是民族关系友好的表现，也为促进民族交融提供条件。

红寺堡移民搬迁之初，族际通婚率几近为零，年龄较大的回族老人不接受族际通婚，随着年轻一代多民族群体共学共事等广泛的交往交流，回汉的通婚率逐渐上升。笔者在红寺堡街头随机访问中发现，接受访问的人，每个家族中都有回汉通婚的例子，且都是年轻人，他们对于回汉通婚表现基本认同的态度，但是提及家里人的态度时，认为老年人会不赞同回汉通婚。居住在红寺堡大河乡的HSL一家于1998年从彭阳搬迁来，今年48岁的他已经有了两个孙子，谈及孙子，HSL非常高兴地说，这都归功于他们的汉族儿媳妇，说她非常会教育，孩子可爱又聪明伶俐。据HSL说，当初家里的老人们都不同意回汉通婚。问其原因，HSL表示是因为从小受父母的影响，回汉不通婚的观念扎根于心，而且家族中没有回汉通婚的先例，害怕别人说闲话等原因。提及日常生活，HSL对汉族儿媳妇赞誉有加，认为她人品好，尊重家人生活习惯等。(5)HSL，回族，时间：2021年1月20日，访谈地点：红寺堡大河乡HSL家中。在相似的社会网络中，相同的宗教信仰已经不再是决定红寺堡回汉移民通婚的唯一决定因素，在生活、贸易和宗教等方面逐渐积累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联系促进了回汉通婚。笔者调查发现，不同年龄的移民产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同，对待回汉通婚的态度也就不一样。红寺堡移民已有20多年时间，年轻一代人逐渐成为了红寺堡发展的主力，他们的思想和决定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红寺堡发展的方向。红寺堡族际通婚率的上升是不同民族互相接纳的反映，是民族关系良好的体现，也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深层次的表现。

生态价值观，是人们关于生态环境价值问题的根本观点，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过程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15]。这种观念随着人在自然环境中实践产生了积极情感经验并不断发生变化。红寺堡移民因迁出地的恶劣环境和迁入地的艰苦环境而格外重视生态环境，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移民始终秉持“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目标。移民清楚地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意识到人与自然之间“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生态观。在该种生态价值观的引导下，不同地域、民族的移民群体对生态的保护达成共识，将维持生态环境和谐平衡作为个人、家庭、社区乃至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建立了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在当地政府的主导下，从1998年至今，红寺堡20多万移民共同种植近200万亩的树林，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共有生态价值观念不仅成为红寺堡生态治理的旗帜，是红寺堡生态治理具体行为的指向标，也是红寺堡人民在心理方面彼此亲密接触对方，为形成共有精神家园奠定了心理基础。

三、红寺堡移民交往交流交融特点

不同路径下的移民在共有生态价值观的基础上加深了语言、节日和族际通婚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实践证明红寺堡20多年来的移民是有效的、成功的。红寺堡移民对于保护生态环境、开发国土资源、解决区域贫困、发展社会经济、促进民族交流、建设美丽社会等方面具有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一)和谐生态是民族交融的根基

红寺堡最初进行易地扶贫移民，后期实行生态移民，20多年来将“生态立区”作为发展的战略举措，按照开发与治理相结合的原则，坚持生态环境的治理与改善，最终在荒滩上建起了生态绿洲。红寺堡政府在治理和发展红寺堡坚持以生态为主，最初于1998—2003年提出“生态绿区”的建设构想，努力将“荒漠”变绿洲。随着红寺堡发展得越来越好，2004—2006年提出“生态富区”的发展理念，这种理念将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相结合，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经济的同时治理了生态。2006—2008年提出“生态立区”的战略制定，一边开发一边治理。其间，红寺堡生态建设的重点工程有“三北”防护林工程、退耕还林工程、天然保护林工程、两杏一果工程等，这些生态工程不仅为农民提供了日常生活便利，产生了经济效益，帮助村民脱贫致富，也有助于建设美丽乡村。在共同建设红寺堡的同时，对保护生态形成的生态价值观是红寺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层次表现，形成和谐的生态环境又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空间基础，正是在这种和谐的生态环境下，各民族才得以交往交流交融。

(二)产业振兴是民族交融的经济基础

从农牧业发展看，土地作为农民的安身之本，红寺堡从移民开始至2008年，这十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达40.38万亩，解决了移民的温饱问题。之后，政府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调整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发展红寺堡特色产业，例如根据气候和土壤条件种植适宜当地生长的黄花菜，形成了被当地农民称之为“金花花”的支柱产业，2018年红寺堡区被命名为“中国富硒黄花菜明星区”。同时，红寺堡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且位于北纬38°，被称为酿酒葡萄种植的黄金地带。自2004年宁夏科冕实业有限公司投资建成后，投资者陆陆续续加入这一行列，葡萄酒产业也逐渐形成规模，为红寺堡脱贫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在政府和各葡萄酒公司的共同努力下，红寺堡培育了40多个葡萄酒品牌，形成酿酒葡萄产业链，葡萄酒年加工能力达3.5万吨、产值达4亿元，年解决农民就业40万次，带动葡萄种植农户亩均收入4000元[16]。如今，葡萄酒产业和葡萄种植所形成的葡萄酒文化已经成为红寺堡的“紫色名片”，不仅带动当地脱贫致富，也成为红寺堡生态建设重要的一部分。

红寺堡移民最初因为城市尚未建造完善，他们立足土地资源，维持生计，发展经济。因其区位优势，农牧业发展稳步上升，随后逐步形成工商业并形成一定规模，吸引了一大批企业到红寺堡投资。红寺堡移民的残疾率高于国家水平线的现状引起了红寺堡政府的关注。2011年，政府提出了“黄河善谷”这一构想，旨在通过将慈善和产业相结合，为当地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和贫困人口创造就业，实现全民脱贫，使其成为红寺堡的象征品牌。“慈善园”将慈善与产业相结合，打造“黄河善谷”，不仅帮助了残疾人就业，也使红寺堡的经济增长快速发展，以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生态诠释着黄河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但带动红寺堡经济快速发展，而且也使移民们与周边民族紧密关联在一起，相互发展、共同繁荣，为红寺堡各民族交融奠定了经济基础。

红寺堡以其特有的地理条件和移民文化创造了独特的红寺堡经济，农牧业的发展是红寺堡移民为自己谋幸福的开始，葡萄园的建立是红寺堡移民迈进幸福的基石，慈善产业园的建立是红寺堡移民对实现幸福的反哺。幸福不是一个人的幸福，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彰显着红寺堡自愿移民和自发移民努力拼搏的结果。如今，红寺堡各民族共生交融的现状，关键在于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保障，而和谐的民族关系对红寺堡的生产力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移民区域是民族交融的精神家园

不同移民路径下的红寺堡移民持有不同文化背景和物质环境的生活经验，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变化，移民因一致的生态价值观而互相亲近，因日常生活彼此来往，对红寺堡怀有更为持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与依赖，红寺堡成为了他们的家园和记忆的储藏之地，在这片土地上因民族交融所产生的独特移民文化是精神家园具体的表现。

独特的移民文化于红寺堡形成，是红寺堡共有精神家园的表现。红寺堡的移民不仅源于自治区内的宁南八县，也有来自周边七省(区)的各民族，他们有着不同的地域文化和风俗习惯，在生存困境、迁移困境和发展困境中相互碰撞、交融，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移民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是20多年来红寺堡区各民族各地区各职业群体凝聚在一起的象征，是红寺堡人民精神品质的代表，是红寺堡共有精神家园的核心内容。例如“百姓平安的守护者”——公安局局长汤生平，在执行公务中，为避免群众受伤，车祸去世；扶贫干部李进祯，在生命最后一刻依旧在工作岗位上；红寺堡中学初一学生沙渊聪，因抢救落水同学献出了宝贵生命，他用短暂的人生谱写了一曲见义勇为的颂歌；还有一批红寺堡移民开发的组织者和建设者以及20多万各民族同胞，用自己的汗水创造了今日的辉煌，同时也凝练出了“艰苦创业，团结奋斗，务实创新，拼搏奉献”的红寺堡精神。这种精神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特征和民族特性，是对新时代核心价值观最好的诠释，是形成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础。

“天下黄河富宁夏”，流经宁夏的黄河在这里孕育了黄河文化等，红寺堡移民文化深深根植于这些文化形态中，形成了红寺堡移民文化中属于黄河文化的开放、包容、拼搏、创新等精神。2010年红寺堡区创建了慈善工业园区，开创了扶贫开发和慈善事业相互促进的模式，为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在政府的引导下慈善工业园区吸引了更多的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企业入驻，从而形成了慈善产业。慈善事业和慈善产业的结合，也使得红寺堡慈善文化产生了萌芽，“慈善园是红寺堡区移民文化的产物，是红寺堡区慈善文化的承载者”[16]，无论是属于红寺堡人民坚韧不拔、开拓进取的奋斗精神，还是植根于黄河文化中的红寺堡移民文化或伴随着红寺堡区建设而成的慈善文化，这些统统汇聚成为属于红寺堡移民文化中独有的移民文化，凝聚着移民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联结。文化认同作为一种信念，将人们凝聚起来并使之找到情感与价值依恋，进而找到民族认同与自我认同的家园。红寺堡独特的移民文化是红寺堡人民凝聚情感的依托，是民族交融衍生的产物，是形成红寺堡共有精神家园的具体表现。

四、结语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增强民族团结、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17]。从红寺堡生态移民路径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容看，和谐的生态环境、迅速发展的地区经济以及属于移民的独特文化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逐渐加深、民族关系和谐的主要原因。红寺堡以“生态立区”作为发展的策略，构建了和谐的生态环境，使之成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根基，这一经验模式不仅对西北地区治理环境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也为铸牢西北生态移民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借鉴。在该基础上，红寺堡产业的发展是民族交融的经济基础，产业的发展不仅加快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还带动了不同民族的交往交流，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基础。红寺堡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兼容并包、多元共生，这一独特的移民文化样态是中华文化内容的具体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中形成、发展和巩固，最终内化于红寺堡各民族的心中。因此，红寺堡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蓬勃发展的经济和增进文化共同性等方面推进并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其他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