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硬、软权力协同建设百年实践论析

陈正良，水 颖，梁兴印

（1.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宁波大学基地，浙江 宁波 315211；2.宁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3.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对权力作硬、软之分，是一种形象比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Nye）在其1990 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一书中提出和论述了“软权力”（soft power）这个概念之后，“软权力”成为在国际上高频率使用并被赋予了多样化释义的名词之一①。2004 年，约瑟夫·奈又出版《软权力：世界政治中的制胜之道》（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World Politics），除了较系统阐述了“软权力”理论外，还就其他行为体所拥有的软权力及软权力的量化分析等新问题做了分析。由此系统地形成了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软权力”理论是建立在对“权力”概念的全新系统认识之上。约瑟夫·奈根据权力对他人施加影响的不同方式，将之划分为“硬权力”（hard power）和“软权力”两类，“硬权力”通常是指军事和经济力量那样与具体资源相关的“硬性命令式权力”（hard command power）；而“软权力”则指的是与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抽象资源相关的、决定他人偏好的“软性同化式权力”（soft co-optive power）。

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可以为政党建设提供借鉴。政党政治时代，政党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主体，将“软权力”概念从国际政治层面引入到政党政治领域，撇开约瑟夫·奈提出此概念时内含的权力政治、霸权思维，仍不失其合理的借鉴意义。硬权力是一种制度性支配权力，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需服从的力量；软权力则是一种非制度性柔性权力，是一种自觉认同的力量。对一个政党来说，拥有了执政权，就拥有了制度性的执掌国政、发号施令的强制性的硬权力。但这种制度性权力能否真正有效实现，发挥其有效权威力量，能否得以长期延续，仅凭依靠执政地位获得的强制力保障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基于信任和认同的软权力的协同配合。政党硬权力和软权力关系互倚互促，能产生单纯依靠其中一种权力无法达到的功效。硬权力有了软权力的支持，才具有真正的权威力量，软权力对硬权力能够产生乘数效应；软权力有了硬权力的支撑，则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力。硬权力与软权力的协同并用，方构成政党真正强大领导力。因此，注重政党软权力作用的发挥和提升，更多重视吸引、感召和认同等道德性力量，而少用强制手段，不仅是现实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重塑新型政党认同的现实需要。回溯中国共产党百年革命、建设、改革和在新时代的实践，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党的二十大在总结党的奋斗历史经验和规划未来前进道路应坚持的重大原则时，都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放在首位，实际上就内含中国共产党在协同并建硬权力与软权力、构成真正强大的领导力上，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需作出的长期实践努力。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硬、软权力协同建设的主要实践

20 世纪初叶的中国，社会矛盾深重，革命成为实现中国社会变革的必然选择。与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的诸多起义、暴动等性质不同，20 世纪初期生发和之后延续的中国革命是对旧政治秩序的根本颠覆，“是对一个社会居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以及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1]220。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是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属于“半拉子工程”，具有不彻底性，还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可以看作是对这场国民革命不彻底的批判性回应，以及对国民党革命话语权的全面夺取[2]。因为国民党在其阶级属性、意识形态、党内结构等方面的固有局限，使之根本不可能完成对中国社会进行这种彻底改变的诉求，中国的革命强烈地吁求一个具有坚定彻底革命性的新式的政党来领导，在此历史大变局下，中国共产党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这一历史使命。

经历了领导中国革命早期由于缺乏经验所遭遇的挫折和付出惨痛的代价，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要想真正完成对中国现实腐朽政治秩序的彻底改造，党必须拥有推翻改造这一虽腐朽但仍然根深蒂固的旧政治势力所必需的硬力量，必须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否则就很难达成革命目标的实现。毛泽东基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实际分析，强调，“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3]“政权是由枪杆子里取得的”[4]。这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得出的结论。然而，尽管中国共产党强调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革命道路的必然选择，但从政权更替的本质上来说，武装暴力只是“得天下”方式手段，而如何以自己的政治理想信念、奋斗目标前景、现实作为、言行作风来获得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认同和支持、“得人心”，才是中国共产党最终赢得中国革命胜利、赢得政权的根本。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然是一个硬、软权力同时使力、综合运用发挥作用的结果。硬权力的建设、运用自是有形可见，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自身队伍的发展壮大、人民军队实力战斗力的不断增强，还是根据地的不断扩展、边区建设等，都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基本保障、积累重要基础。而在“软权力”的建设与运用方面，中国共产党也未曾对之疏忽松懈，从而与之形成了相得益彰的成效。

（一）充分发挥革命理想信念和纲领政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就响亮地提出了自己的奋斗纲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既规定了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又明确了现阶段的革命任务，尤其是中共二大通过的民主革命纲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具体分析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围绕这些纲领，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各种书籍报刊、工人学生运动等形式进行大力宣传，吸引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工人群众等阶层支持。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力量庞大的同盟军。于是，通过领导土地革命，解决中国社会最广大的农民阶级的最切身的利益——土地问题，从而获得了农民阶级的有力支持，为党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革命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由此很好地动员组织起了农民参与革命。抗日战争期间，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此时，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国共两党联合抗日，这一主张迅速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理解、信任和支持。而在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三三制”原则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抗战后期则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根据形势发展和中心任务的改变提出的革命理念，深度契合了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期望：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为中国诸多苦苦探求救国真理的仁人志士指明了方向；土地革命触及了中国农民最根本的利益，解决了困扰中国农民几千年的土地问题；抛却党派恩怨，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符合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极大促进了抗日战争最终胜利的取得。

（二）以行动实践塑造政党形象所产生的独特魅力作用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公开宣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确立并担起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一以贯之展示出不懈奋斗、积极行动、勤政为民的姿态，并以行动和实践形塑了一个无私无我、一心谋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政党形象。这一政党形象的确立以及由此形成的魅力吸引，中国共产党得以在中国社会早期林立的政党中脱颖而出，形成强大凝聚力、影响力并不断发展壮大。当然，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政党形象塑造最具有代表性的首推延安时期。彼时，中国共产党经由局部执政实践所取得的绩效，在国内外逐渐获得越来越大的政治声望，延安在一时间成为“年轻人的圣城”，吸引了国内大批的知识分子和有志青年奔赴而来。而这些知识分子和有志青年最终大多成为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有力塑造者和宣传者。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其阶级立场、思想认同、革命意识等方面都与之前发生了根本性的积极改变，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事业坚定的支持者。他们的加入不仅壮大了革命队伍，而且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②，还为党培养了大批的高素质干部。也正是这一批优秀的党员干部，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良好的精神风貌。同时，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在文艺创作方面所作出的杰出成就也为中国共产党作了最好的形象宣传。他们积极建立抗日文艺社团、大力创办文学报刊、发表诗歌散文，创作了《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白毛女》《刘胡兰》等经典音乐戏剧作品，成为了抗日救国的最强音。还有在美术、历史学、科技等其他方面的成就[5]。这些作品创作不仅极大丰富了抗战军民的文化精神生活，而且还如实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事业，使全国人民对党有了全新的认识。不仅如此，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局部政权建设进行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和试验，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实践，也由此提升了党的政治声望。边区政府民主选举中，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著名的“三三制”原则，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真诚民主和合作共事的传统，赢得了民主党派的信任和支持。此外，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妇女的政治参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妇女地位向来很卑微，陕北作为中国比较封闭落后的地区，这种情形尤甚。但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到来，这一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变。1937 年通过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从法律上保证了妇女的民主选举权利。边区妇女的政治参与大大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改变了边区的社会风貌，也展示了延安自由开放的民主氛围。更为重要的是，延安时期，中共领导集体在领导敌后抗战和边区建设中，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和作风，譬如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事求是原则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正如英国知名学者迪克·威尔逊在其著作《毛泽东》中所描述的，“在保安，毛泽东有一所两个房间的窑洞，主要的奢侈品是一顶蚊帐和墙上的地图。虽然当了多年党的领导人，尽管千百次没收了地主和官员的财产，毛泽东的个人物品还装不满一箱。作为红军指挥员，毛泽东和普通红军战士配一样的领章、吃一样的伙食”[6]。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通过当时国内外记者和学者的宣传，取得了很好的传播和形象塑造效应。沙汀在《随军杂记》中对贺龙同志的真实描述，史沫特莱、斯诺等西方记者、学者通过新闻报道、著作等形式不断地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共领导人等，都很好地向世界特别是西方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真实的良好形象，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政权，使得西方社会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关注延安，给予延安更多支持和援助。史沫特莱还曾称赞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及其党员是全新思想、全新风格、高尚情操和坚实理想的新人，是中国的希望、亚洲的希望、全世界被压迫国家的希望[7]。这些在实践中塑造出来的政党形象产生的独特魅力，都在无形中大大扩大和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吸引力、影响力。

（三）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软效应”

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真正优势，中国共产党以其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使越来越广大的民众自觉凝聚在自己的旗帜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功在军队和党的建设中的成效尤为突出。从南昌起义和赣南“四整”、秋收起义和三湾改编，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到古田会议确立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再到“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8]的论断，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辛探索，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思想政治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成功地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党的活动，克服了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维护了党内团结统一，为红军长征胜利和国共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同时，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的干部教育，提出了“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通过在职干部教育和干部学校教育的形式，使得党员干部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加强了党内团结统一。尤其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全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达到空前统一，极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伟大创举和成功实践，1945 年，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9]18。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做好军队政治工作和人民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另一方面还加强了党的自身建设，包括进行阶级教育、政策教育、纪律教育、理论教育和优良传统教育。这为克服党的自身弱点，保持全党在思想和行动上统一，赢得革命胜利，迎接执政考验奠定了重要基础。总之，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下战胜强大的敌人取得胜利，思想政治教育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真正优势。

正是在软权力建设上的这些卓有成效的努力和实践，才促成了越来越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支持和拥护，促成了革命队伍和革命事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成就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硬、软权力协同建设的主要实践

亨廷顿认为，一场全面的革命包括两个阶段：一是在政治上，政治意识迅速扩展和新的集团被动员参与政治；二是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并使之制度化的阶段[1]22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意味着对旧政权、旧制度的颠覆，还需要建立新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并使之制度化。所以，新的政治秩序的建立、相对应的经济秩序的重组与新制度的确立，不仅需要国家强制力，更需要发挥“软权力”的作用，以维护新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

一个新政权的建立巩固所需要的国家强制力，毫无异议首先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政权组织体系，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包括日益严密的法律体系），以及一套完备的国家暴力工具（包括军队、司法、行政执法队伍、监狱等），这是一个国家得以有效运行的强制力保障系统，也是执政党赖以凭依的硬权力基础。中国共产党在取得革命胜利之后，在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过程中，也需要建立完善一套硬权力体系，由此确立起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国家政体，构建一整套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其它各方面的基本制度，逐步制定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建立了公检法司法执法体系（“文革”时期，国家法制也曾受严重破坏），人民军队建设日益强大成为政权柱石等等，这些无疑在保障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进展和政权稳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如同其领导中国革命一样，从来不单纯依靠这种强制的力量，更多还是依靠人民对党的认同、信任，依靠其对人民的凝聚力、吸引力、向心力，其主要体现是：

（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感召说服作用的充分运用

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权力，支配着我们社会的一切。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来看，统治阶级不但掌握着物质上的领导权，而且还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10]。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意识形态的说服和教育作用，组织人民群众共同建设和巩固新政权，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主要表现有：其一以美好社会理想感召鼓舞人民为之共同奋斗。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一直为实现独立、自主、富强的国家而抗争、奋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便将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奋斗目标写入党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为目标，提出了“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口号。正是在这一奋斗理想的感召指引下，中国人民凝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完成了土地改革、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建立起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其二是始终高度重视思想理论建设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中国共产党在借鉴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经验同时，也在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模式，并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团结鼓舞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奋斗，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虽然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遭受过巨大挫折，但长期累积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以及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性揭示和人民对美好社会的理想向往，使得人民对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始终抱有信心。

（二）政党领袖的非凡人格魅力作用

马克斯·韦伯把权威分为三种类型：合法权威、传统权威和超凡魅力型权威。其中超凡魅力型权威是指个人的某种品质，其效力取决于服从权威的人们是否承认[11]。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为人民群众提供了社会认同和新生活的根源感，是人们对中国共产党政治认同的重要基础。当然，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形成有一个历史积累的过程，当人民切实感受领袖人物一心为人民的幸福在奋斗努力并带来了现实的利益，人民就自然而然会予以支持并寄予信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袖群体以其不朽功绩已获得亿万民众的衷心支持拥戴。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新制度，为中国人民的未来展现光明美好的前景，党的领袖的人格魅力几乎构成了人民对执政党无限信任的最重要因素，领袖群体成了政党的化身。马克斯·韦伯曾言，如果一个领袖的领导权不能给他的追随者带来实惠，那么他的超凡魅力权威很可能就会荡然无存[11]。毫无异议，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领袖群体的这份信任爱戴不是无缘无故的，当然也并非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般功利，人民对领袖群体的信任爱戴，除了已获得的实际利益，还有精神、思想、人格、智慧，以及从领袖群体的身上可寄托的未来的美好希望。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此期间，也在对领袖人物的宣传上，由于各种复杂政治因素的作用，产生过严重的个人崇拜现象，“文革”时期达到顶峰，对党的事业也曾带来过严重的消极影响。

（三）运用榜样示范教育作用

榜样教育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时代环境不同，榜样教育价值取向有异，方法路径也有很大不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广泛开展学习先进的教育活动，推出了一批又一批英雄、先进人物，如黄继光、邱少云、王进喜、雷锋、焦裕禄、李四光等，通过榜样教育的形式，号召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发扬革命英雄主义、艰苦奋斗、乐于助人和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从而激发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极大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在榜样教育的运用上，也存在着形式主义和榜样选树追求“高大上”“伟光正”现象，也造成榜样教育效应的一些消减。

三、改革开放以来党在硬、软权力协同建设上的主要实践

由于10 年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想主导下的意识形态狂热的逆效应的延续影响，传统意识形态关于“未来的许诺的号召力已经很有限”[12]，不能再如前发挥影响效力。人民群众需要中国共产党能够提供一个更为现实的政治承诺。正如一学者所言，在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时代，必须以人民群众更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执政绩效即经济增长来取得合法性[13]。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政治方针，而转向主要依靠经济增长和发展来获得人民支持，巩固执政地位，这也对中国共产党硬、软权力协同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现实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此后的硬、软权力协同建设上作出了许多务实的努力：

（一）以显见的经济绩效来重新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果断地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通过生产力发展所获得的经济实利来重新获得因“十年文革”而造成凝聚力离散的人民群众的信任支持和认同。为此，党大力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创新，率先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得到了农民的支持和拥护。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又把改革目光转向城市，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经过14 年“三级跳”的艰辛探索后，党的十四大最终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取向。并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在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将中国经济与世界市场紧密地连接在一起。通过一系列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创新努力，中国经济终从原来在世界经济成分中无足轻重发展到不可轻视：1978 年到2012 年，中国经济的国内生产总值由3 645 亿元跃升到519 322 亿元，其中从1978 年上升到1986 年的1 万亿仅用了8 年，上升到1991 年的2 万亿仅用了5年，其后的10 年里几乎每年上升1 万亿，到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更是一年一个大台阶③。因此，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在经济领域取得的巨大性成就，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在苏共垮台、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谷的复杂国际形势下，其执政地位能够如此稳如泰山。

（二）与时俱进推进党的意识形态发展

尽管在经济领域取得了骄人成绩，但与此同时出现的社会贫富差距的日益拉大、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阶层固化等一系列的问题，使得党意识到，仅仅依靠经济发展绩效不足以解决面临的所有这些问题，需要在各个领域都体现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包括在意识形态领域，以适应发展了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现实需要。在此过程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陆续被推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创新发展内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新时期保证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指导性思想。从思想内容上，这一指导思想适应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追求，符合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助于减少人们不满和焦躁情绪，维护整个社会的安定与团结。从合法性层面看，这一指导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意识形态某些领域的空缺，解决了过往意识形态过于政治化的问题。也为在人们价值观、思想意识日益多样性的背景下，提供了鲜明的价值引领。

科学发展观是对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各种问题和矛盾的回应，更是一种发展理念上的重大调整转变，强调了社会发展必须确立“以人为本”理念，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三）不断提升政党革新创造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不断追求改革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保持自身活力的重要力量源泉。虽然改革征途上遇到了不少问题和挑战，但是，这场改革是迄今为止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曾试图从事的影响深远、最为系统的改革，是一个政党改革创新能力的具体体现。自1978 年以来，改革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各领域全方位推进，中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翻天覆地的巨大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不断地进行着对自身存在问题的自我革新，对党的各级组织、党的干部和广大党员提出始终保持先进性的要求，为此自觉进行不懈怠的党建工作，从而使党始终保持强劲的进取心、创造力和对人民的强大凝聚力，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中国共产党也由此成了世界上最受本国民众信任的政党④。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硬、软权力协同建设上的主要实践举措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理念新举措，这些新思想新理念新举措涵盖了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方方面面，内含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硬、软权力协同建设上的新实践。

（一）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习近平同志特别重视党的领导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体现和落实，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是‘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14]。强调必须全面加强和改善党对各条战线工作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同时强调加强党的建设，严明政治纪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的举措的推出和落实，目的就是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二）强化从严治党、依法治国、从严治军，该硬的硬起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内政治生活展现新气象，赢得了党心民心，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证。他强调“从严治党要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过程，贯穿于党的建设和党内生活各方面，真正做到要求严、措施严，对上严、对下严，对事严、对人严”[15]。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从严治吏，加强党内监督，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并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反对腐败，强调“对腐败分子，我们决不能放过去，放过他们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对党不负责任”[16]。坚持依法治国战略，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强化从严治军和军队战斗力建设，强调军队就是要“能打仗，打胜仗”。

（三）牢记初心使命，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柔情暖人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领导集体，怀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殷殷初心和崇高使命，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的目标，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治国理政的全部实践，贯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引领全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战胜各种艰难险阻，革除诸多沉疴流弊，在引领人民在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中走进新时代，并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前行。之所以有此大开大合的作为，是因为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执政者所拥有的人民情怀使然，是由于在内心深处真正把民心作为党执政的最大根据地，作为最大的政治，才赢得人民的真情拥护。

（四）高度重视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执政党的重要软权力。意识形态能不能发挥发挥软权力作用，关键在于其是否具有凝聚力和引领力效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一个从多方面推进的复杂工程。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意识形态领域具有“四梁八柱”意义的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并提出明确要求，从推进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共同思想基础，到做大做强做优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加强思想理论武装工作；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到提出重视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形成有效支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从重视加强新闻舆论工作，关注舆论生态良好环境营造，到强调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从提出坚持立破并举，以利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抑制低级庸俗现象的滋生蔓延，到强调压紧压实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以强化责任意识、建立刚性约束、加强责任追究；并从切实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角度，提出必须有效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对多样化社会思潮的统领和整合能力，有效应对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的挑战，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从而得以在世界范围的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中，能够有力应对面临的各种外部遏制和渗透，有力应对在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上面临的竞争和挑战。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强起来。经过努力，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在发挥凝聚力和引领力作用方面已发生巨大的积极改变，与此同时，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问题依然严峻，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依然面临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然面临多元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依然面临国际上一些势力的遏制与攻击，意识形态管理工作方式依然面临新媒体发展形成的新挑战，因此，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要发挥好凝聚力和引领力的软权力作用，依然任重道远。

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既强调独立自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惹事，不怕事，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又重视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同时不断拓展政党外交，增强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影响力和先进理念贡献。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事业中所取得的业绩是辉煌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9]62，也积累了丰富的硬、软权力协同建设的实践经验。当前，中国已步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的发展既面临各种新的战略机遇，同时也正面临各种问题、困难和挑战，正如党的二十大政治报告中所指出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确保粮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可靠安全和防范金融风险还须解决许多重大问题；重点领域改革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不少挑战；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一些党员、干部缺乏担当精神，斗争本领不强，实干精神不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仍较突出；铲除腐败滋生土壤任务依然艰巨，等等。”[17]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也强调必须“勇敢面对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坚决战胜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9]69，执政党的权威文件所作的这些高度概括的表述背后，更是堆成山、排成队的一个个具体问题，解决这些时代的问题需要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管党治党的能力水平，在需要发挥必要的硬权力的同时，更多的是运用软权力的力量进行治理解决。这种协同并用硬权力与软权力构成的领导能力，内含着领导理念、领导方式、领导方法上的与时俱进、不断变革，需要中国共产党必须结合新形势、新环境、新问题，在传承和汲取历史经验的同时，继续不断作出探索，不断接受时代的挑战，从而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走向新的辉煌。

注释：

① “soft power”有“软实力”“软权力”“软力量”等几种译法，一般情况下，可互相取代使用。从将国际政治视为权力政治和西方惯有的霸权理论的视角来运用这一概念，采用“软权力”较为恰切，而从通常的国际综合国力竞争视角，采“软实力”“软力量”较为恰切。本文从政党领导力建设角度借用此概念，采用“软权力”这一表述。

②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党员大多数由农民出身，党内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延安作为西部贫困地区，其文化水平程度更低，诚如首任边区教育厅厅长徐特立所说，在中共到达之前，西北地区文盲几乎95%左右，在文化上，是地球最黑暗的一个角落。

③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从1978 年到2021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

④ 据新华社华盛顿2020 年7 月25 日电，美国知名公关公司爱德曼日前发布信任度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本国政府信任度达95%，在受访国家中排名第一。这份调查报告是对今年1 月发布的《2020 年信任度调查报告》的更新，涉及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印度、日本、墨西哥、沙特阿拉伯、韩国、英国和美国等11 国，每国采集1 200 名民众意见。按照爱德曼公司的计算方法，信任度1%-49%被认定为“不信任”，50%-59%为“中立”，60%-100%为“信任”。这份调查同时显示，美国民众对本国政府信任度只有48%，在受访国中列倒数第二。从全球整体情况看，民众对政府信任度为65%。摘自《美国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民众对政府信任度达95%》，资料来源于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7/26/c_112628709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