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派中医学术特色研究

和中浚,江花,王丽

(1.成都中医药大学国学院，四川 成都 610075;2.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四川 泸州 646099)

川派中医是我国地域医学流派之一,地域范围以四川、重庆为主,旁及云南、贵州,影响波及全国各地,是我国西南地区影响最大的中医主流学派。对川派中医学术的研究,随着地域文化研究和中医学术流派研究的展开而兴起。早年有《四川医林人物》《四川名医传·上集》《四川中医药史话》《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医学家专集》《四川名家经方实验录》等成果问世。自2012年起,由杨殿兴教授领衔,川派中医系列研究在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正式立项,至今已有《川派中医药源流与发展》《中医流派传承丛书·川派中医》《川派中医药名家系列丛书》《巴蜀名医处方手迹荟萃》等多种著作出版。相关学术论文从临床各科的角度对多位医家开展了广泛研究，但对川派中医整体学术特色的总结、凝练不多,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主要在《川派中医药源流与发展》[1]《中医流派传承丛书·川派中医》[2]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学术溯源,以近现代川派医家和四川中医现代发展为重点,再次深入总结、思考和升华。

1 地域文化基础

医学流派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地域文化基础。四川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地理环境条件,是孕育和形成川派中医学术特色最重要的因素。川派中医是在四川复杂的地理气候和多元的巴蜀社会文化环境等多重因素基础上,经过历代巴蜀中医先贤不懈奋斗而逐渐形成的。其中,地域气候是重要的自然条件,文化渗透与融合是社会核心因素,中医学术自身的发展是根本原因,省内外医家的融合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汉代以来,历经唐宋元明清,累积到近现代,川派中医学术特色在全国的影响日益巨大。

1.1 复杂的地理气候环境

四川和西南地区的地域环境是决定川派中医产生和形成最根本的自然因素。

四川地形复杂而多样。此处所言四川包括今天行政区划上的四川省和直辖市重庆,为古代巴蜀之地。四川雄踞我国西南,地处长江流域上游。先秦时东部属巴,西部名蜀。秦代时置蜀郡,汉代时属益州。境内有岷、雒、泸、巴四大河流,故宋元以后一直称为四川。其地东邻湖北,南接云、贵,西连西藏,北靠陕、甘两省,全川周边被崇山峻岭所环绕,北为秦岭巴山,东为巫山群峰,南连云贵高原,西为横断山脉,其间是地势相对平缓的四川盆地。全川地形复杂,高山大川此起彼伏,西部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号称“天府之国”,人口密集而富饶;东北部及周边遍布丘陵,西部渐次增高为山地、高原。

受地形影响,全川主要的气候特点表现为四季分明,冬暖、春温、夏热，降水多、日照少、云雾大、风速低,导致空气湿度高,年平均相对湿度为70%～80%,云雾量名列全国之首,重庆被称为“雾都”。秋季每每阴雨连绵,多数地区属于温和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尤以川东丘陵地区和成都平原较为典型；西南西北的高山地区则阴冷潮湿。又因高山阻挡,盆地空气不易流通,水湿难以蒸发,故湿气偏胜。

总体而言,四川复杂多样的地理、气候条件并存,而孟河、吴门、海派中医的地理范围较为局限，地域环境条件大体相同。这一地域特点,是川派中医与上述地域医学流派最大的区别。

西南地区地形复杂,古代交通不便,长期战乱频发,随之疫病流行。在恶劣的环境下,川渝两地及滇黔两省乡民长年累月的辛苦劳作,磨练出强壮体质,练就吃苦耐劳的精神,山区民风彪悍。一方面,地域多样性提供了丰富的物产,使得境内中药道地药材品种多、产量大,遍地生长的中草药资源为民间医家采药用药提供了便利,为中医药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盆地空气湿度大,时多阴雨天气,山高寒冷,重庆冬季多雾,也形成了巴蜀乡民体质禀赋虽多健壮结实但感受寒湿病邪较多的特点。因而巴蜀民众有着嗜食辛辣食物、喜食火锅、爱饮酒、常饮茶的民间习俗,为火神派医家善用辛温发散、温阳除湿药,处方药猛剂重提供了基础。成都、重庆等大城市人口密度大,“火城”重庆夏季酷热,成都四季气温偏高,春夏之交人们易感温热疫邪，因而不少川派名家用药轻灵,平和醇正,伤寒与温病学派并行于世,多种学术风格兼容并存,学术特点在中医地域医学中独树一帜。

同时,相对艰险封闭的自然条件,造成古代四川与省外特别是中原地区学术交流困难,这是川派医学形成其独特地域医学风格的重要因素。

1.2 本土与移民文化的融合

因多次战乱、政权更迭及瘟疫等因素,四川历史人口数次大规模下降,引发了多次大规模移民潮。古有秦国占蜀、三国刘备入川、明清“湖广填四川”,近现代以来有抗战内迁、大军南下、三线建设等,因此移民的迁徙与交融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四川移民文化,极大地改变了本地的居民构成和文化习俗,以及饮食、性格、爱好等特点。在移民文化的影响下,四川文化“从内敛性走向包容性”,“湖广填四川”以后,四川人“开始学习中原文化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3],在移民带来的先进文化影响下,形成“巴蜀文化具有包容性和积淀性的显著特征”[4]。故四川人既有湖广和陕西人的精明、北方人的豪爽、江南人的文雅,又有原住川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兼容了全国多地的文化特点。

1.3 儒学与医学的交融

历史上有“儒源在蜀”“易学在蜀”“文宗在蜀”之说,显示出儒学在巴蜀文化中的突出地位和源远流长的历史。儒医始终是川派中医中最有成就、影响最大的一个群体。古代巴蜀不少著名儒家知医,或儒而兼医,或先儒而后从医。如名相陆贽,大学者苏东坡，著名诗人陆游,进士史堪、杨天慧、唐宗海、周云章,经学家廖平、吴之英,名士张骥,儒生姜国伊以及近现代萧龙友等人,他们或涉医,或行医,皆有医学著述问世。

唐代政治家陆贽贬充忠州(今重庆忠县),因当地疫疾流行,遂编录《陆氏集验方》50卷。五代后蜀人韩保昇,任后蜀翰林学士,奉诏主修《蜀本草》。北宋政和年间进士史堪,官至郡守,著《史载之方》。彰明县令、进士杨天慧著《彰明附子记》。陈承于北宋元祐年间编成《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大观年间与裴宗元、陈师文等同校《和剂局方》。唐宗海的《中西汇通医书五种》举世闻名,廖平医学著述达20余种,张骥的《汲古医学丛书》向为学者所重。儒学的理论主张,诸如仁者爱人、孝悌等往往是儒者从医的主要原因。儒医悬壶济世的主张,一直是川派中医所遵循的最基本的思想原则。直至近代,成都名医王朴诚、王伯岳行医悬挂的对联“开门问疾苦,闭户阅沧桑”就生动地体现了这一观念。此外,宋代唐慎微、晚清王文选等均是有较高儒学修养的医家,与士子交往密切,著述颇丰。

唐代四川出现了以易理阐释医理的倾向。如唐初成都袁天罡学识渊博,精天文,识《易经》,善数术,通医学,著有多种著作。“自古文人多入蜀”,宋代程颐两次入蜀,提出“易学在蜀”的口号。宋代巴蜀易学在易学儒理化、图书化的重大转变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宣和末年,邵雍之子邵伯温携眷至蜀避兵乱,传播邵雍之学,“七易”(易学七书)之学由此盛行于蜀[5]。

一些学者和医家同时兼通易学和医学。唐末宋元时期,四川易学大家云集,相关易学著述丰硕,不少易学家兼攻医学,或医家兼通易学,如后蜀杨绘，宋代魏了翁、杨子建。绵竹杨绘“专治经术,工古文,尤长于《易》《春秋》”[6]。南宋著名政治家、理学家魏了翁系宋代蜀学的集大成者,对宋代易学推陈出新,著有医史著作《学医随笔》。青神县人杨子建著《杨子建护命方》《通神论》《十产论》。黄庭坚谓:“今子建发明五运六气,叙病裁药,错综以针艾之方,与众共之”[7]。可见杨子建精专医易二术,明乾坤大义,通五运六气,在医易会通中起着一定的作用。

清代刘沅(双流人)自曾祖开始,四世研经,三世习《易经》,创“槐轩学派”,被誉为“一代大儒”,弟子数以千计,人称“川西夫子”。刘沅之父刘汝钦继承和发展了刘汉鼎的先天易学,洞彻性理。刘沅幼承庭训,虽一生遭遇坎坷,但生逢清代学术鼎盛时期,50余年潜心讲学著述,以儒学为本,融道入儒,会通禅佛,著述等身,被誉为“一代大儒”。邛州郑钦安师从槐轩先生刘沅,学本《黄帝内经》《周易》、太极、仲景之奥旨,郑氏深通易理,援易以解医,谓“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阳”“万病皆损一元阳气”,强调元阳真气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提出“辨证不离伤寒六经”“治病重在扶阳”“贵中”[8]等学说,受易学的影响显而易见。双流张骥幼时拜入槐轩先生三世孙刘仲韬门下,其学术成就与槐轩学派密不可分。

杨凤庭知晓百科,尤精医道,亦专于易学,著有《易经解》《道德经注》,其“一气、阴阳”之法,借助易学补充医学[9]。唐容川著《医易通说》《医易通论详解》,并说“余每谈医辄引易义”[10]。郫县姜国伊,早年业儒,晚年因病而究心医学,尤专于《易经》,常谓人曰:“吾于他经,诵不下万遍,而《易经》则十万遍不啻”[11],著《姜氏医学丛书》。璧山黄钰,学识过人,凡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阵无不通晓;知医,于脉法、伤寒尤有心得,著有《伤寒辨证集解》等。

清末民初著名经学家廖平,区别今古易学,引《灵枢》《素问》，佛、道之学入《易经》,主《易经》为人天之学,以《易经》爻分三统,以上下经主小大之学。

现代医家任应秋曾求学于经学大师廖平,为四川儒医中与廖平一脉相承的理论大师。成都刘复亦受业于廖平,得其传,以继承古医学为志,创立中国古医学会。

不少川派医家有较高的诗词书画修养。早期闻名的诗人有李珣等,至清代有王光甸、王文选、刘福庆、刘仕廉、曾懿等。刘福庆著《了缘诗草》,曾懿著《古欢室诗词集》。近现代长于诗词书画的川派医家还有萧龙友、吴棹仙、沈佛愚、李重人、任应秋、宋鹭冰、王渭川、傅灿冰、李孔定等。如吴棹仙著《养石斋诗稿》,李重人著《龙池山馆诗》。

由此可见,儒学特别是易学、经学修养是川派中医重要的文化思想基础,儒学是川派中医的重要文化渊源。

1.4 道学与医学的相互渗透

四川是我国道教的重要发源地。道教的炼丹与养生之说,与中医学有不少交融。东汉末年,张陵五斗米道兴起于四川鹤鸣山一带。唐代西蜀江源炼丹家梅彪撰《石药尔雅》,内容与道家外丹的药物有关,是隋唐时期重要的矿物药文献,也是我国古代首部矿物学著作。后蜀彭晓,精炼丹术,是精通易学的大家,撰《周易参同契通真义》,参同“大易”“黄老”“炉火”三家之理而会归于一[12],是《周易参同契》诸家中最早的注本。四川盛产丹砂等药物,吸引名医孙思邈二次入川。五代十国时期,著名本草学家李珣的祖辈因安史之乱亡命入蜀,定居于梓州(今三台县),李珣素好辞章,醉心药学,著有《海药本草》。李珣受其弟李玹影响,于该书内记载了较多炼丹资料。

川派多位医家对道教的养生观深有体悟。宋代道医皇甫坦对宋高宗谈及富有道家哲理的养生主张；明代巴蜀道医韩懋号飞霞子,每着道装云游名山大川,主张“一气流行”学说；清代李涵虚创立道教内丹“西派”,喜好仙道,通晓丹法；成都现代外科医家张觉人被称为著名“丹道医家”,重庆医家补晓岚兼融道家养生术。可见川派中医与道家文化有着一定联系。

因此,巴蜀文化是川派中医形成的核心因素,它与川派中医相互依托,并渗透融合发展,医学倚靠儒学、易学、道学文化而不断发展,儒学、易学、道学依托医学更得以彰显。

2 中医之乡

川派中医历史悠久,医家众多,医学成就突出,人称“中医之乡”。这与四川中医从业人员多,名医辈出,名家在全国影响大、社会威信高,传统中医特色浓郁,群众认可度高,发展基础好,中医学术活跃,流派纷呈,中医事业和学术发展突出有关。20世纪50年代,四川的中医从业人数位居全国前茅。近年以来,四川全省上下重视中医学,为全国“振兴中医工作的先声”,“中医药现代化国际科技大会(成都)”连续多年举办,全省中医院的建设成效显著。以上诸多发展成就,共同铸就了四川“中医之乡”的称号。

2.1 历史悠久，海纳百川

早在《山海经》中就记载川东诸巫兼行医术,彭山彭祖养生术渊源久远。更有意义的是成都天回老官山西汉墓出土医简,虽然其文字少于长沙马王堆汉墓医书,但医简涵盖的早期理论内容较为系统,涉及医学类别较多,学术较为成熟,临床意义较大。它与扁鹊医派和《内经》的学术关系密切,其成书时间介于马王堆汉墓先秦医书和传世中医典籍《内经》中医理论成熟之间,呈现出承上启下的标志性节点,填补了这一学术过渡时期医学史料的空白,因此出土后就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这是四川地区首次发现,也是我国历年来有关医学简牍最为集中、数量最大、内容最为全面的一次重大医学考古发现。其学术源于战国名医扁鹊,与早期中医理论、经脉、针灸学、临床诊断和辨证论治关系最为密切,这进一步突出了川派中医在全国的重要学术地位。其中《六十病方》载有较成熟的方剂近百首,是迄今最早和内容最为丰富的复方方书。与医简同时出土的人体髹漆经穴漆人,裸体直立,高14厘米,完整精致,与绵阳双包山汉墓出土人体经脉漆人造型一脉相承,从双包山经脉漆人体表纵行的手三阳三阴经、足三阳经及督脉共10条经脉,发展到老官山经穴漆人绘有清晰的22条红色粗线和阴刻白色细线29条,为人体十二经脉的最早版本,同时还有任脉及躯干部3条环行横线的带脉及三焦图像。其双侧共有100多个腧穴位置的显著标识,躯干部位阴刻“心”“肺”“肾”“盆”等文字,成为世界上最早和最为完整的人体经穴模型。

医学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四川虽然地形封闭,交通不便,但开放包容,省内外医学的交流融合在川派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是川派中医学术多元化的重要因素。四川历史上的多次移民,导致中原、陕西、湖广等地人口不断涌入,文人、医家亦随之大批入川,促进了各地医家与四川医家之间的学术交流,推动了四川中医学术的发展,使川派医家的队伍逐渐壮大,学术风格愈加丰富。外省尤其是中原地区的医家曾对四川中医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如西汉末涪翁避乱居涪,唐末五代时的李珣和杜光庭，乾隆十七年(1752),御医黄元御被任命署理川军军医馆久真堂等。

从外省入川的医家与四川本土医家的辨证用药风格或有不同,对于充实川派中医的学术队伍、促进川派中医的学术创新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近代以来,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北方、江南等地省外名医大批涌入四川。如骨科郑怀贤来川后定居成都,江苏承淡安在成都传授针灸(乐山江尔逊曾从承氏学习针术,后针药兼擅)，上海秦伯未居永川,江苏王渭川在万县开设医馆,江苏张简斋则将医馆开设于重庆(张氏轻灵的用药风格,给重庆陈源生等医家带来深刻的影响)，湖北胡光慈、贵州宦世安等人或开办诊所,或开设医院,或兴办医校及讲习班,或创办中医药杂志。他们长期定居以后,逐渐了解四川的地理气候特点,或将其故乡的风格与川派融合,或将其原有的学术风格渗透于川派中医学术之中,丰富和发展了川派中医学术。一些川派医家亦去上海等地游学,多得名师指点,学业增进,如补晓岚、任应秋等。以上交融,使川派中医学术趋于多元。

外省寓川与川籍医家兼容并包,城镇儒医与乡间医家各领风骚,多种学术主张和不同学术风格散布巴蜀各地,其与新安医学、孟河医学等江南中医地域学派所具有的家族学术传承较为集中、学术风格较为统一、医家乐于著述的特点稍有差异。

2.2 守正创新，敢为人先

四川人素来头脑灵活,善于把握大势,富有创新精神和超前意识,有“醒(觉悟)得早”的谐称。因此川派中医也表现为在守正传承基础上善于创新开拓,敢为人先。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扶阳学说的提出，郑钦安主张“洞明阴阳之理”,重视人体立命之本的元阴元阳,以温扶坎离真阳为主,对《伤寒论》的经方学说和中医肾命学说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清代中医学术发展史中居于重要地位。火神派医家用药辛辣厚重,屡起重危病证,在全国独树一帜。其“阳主阴从”的主张,在治疗多种疾病时广泛运用温热药的用药思路,受到全国各地医家的推崇,形成扶阳热潮。但近年,一些辨证未得火神派精髓的医家,仅以大剂量使用附子、乌头、干姜以炫奇,给火神派带来了负面影响。

晚清流行于川的《眼科奇书》,其中的四味大发散、八味大发散,用辛温发散寒邪,峻剂治疗外障,一扫眼科“目不因火而不病”的认识,成为中医眼科治法方药振聋发聩的重大学术突破。无独有偶,晚清重庆医家陈善堂《眼科集成》在方中也每每选用温热药,温阳散寒治目,颇具胆识。现代眼科陈达夫先生著《中医眼科六经法要》,尊六经以统目病,眼体同研,打破“五轮八廓”学说和七十二症的局限,在中医眼科中独树一帜。

以汉代涪翁的《针经》、唐代昝殷的《产宝》、宋代杨子建的《十产论》为标志,提示针灸和妇产科二门专科在四川起源较早,源远流长。唐代成都名医昝殷于大中年间,集唐以前诸家关于胎产的论述,兼收民间验方,并结合个人临床经验编成《经效产宝》,成为现存最早的中医妇产科专著。其后杨子建著《十产论》,为异常胎位转正术的最早记载。唐代政治家陆贽编录《陆氏集验方》50卷,学者评为“医案之权舆”。明代医家韩懋首创六法兼施的医案格式,成为记载完整病历的先河,所著《杨梅疮论治方》是我国首部论治杨梅疮的专书。唐宗海的《血证论》总结“止血”“消瘀”“宁血”“补血”四法,是我国第一部血证专书。

在川派中医的创新中,以唐宗海为代表的“中西医汇通”学说在全国有着重要影响,被誉为“我国中医界明确提出中西医汇通口号之第一人”[13]。《中西医汇通医书五种》是其代表作。洪雅叶古红是近代力主中医科学化的重要人物。祝味菊学贯中西,提出改进中医四步说。黄星垣是中医急症学的开拓者,被誉为“建国以来高举中医内科急症大旗的第一人”[14]。他们在传承“中西医汇通”思想和探索中西医结合的发展上,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临床建树。

2.3 兼容并包，异彩纷呈

作为西南地域的主流医学,川派中医学术风格既独具特色,又具多元性和包容性。宋代四川就有“藏用担头三斗火,陈承箧中一盘冰”之说,表明寒热两种治法风格迥异的医家并行于世。清代四川乐山井研县流传“税龟板,廖龟胶,王厚朴,周花椒”[15]的时谚,也提示多种不同学术风格在四川民间的流行。巴蜀各个历史时期医学发展不平衡,伤寒与温病学说各有市场,因此不少川派医家既长于运用伤寒经方,处方精练凝重,又能活用温病等时方,用药轻灵巧妙。

四川潮湿的地理气候环境,导致医家喜用热药以逐寒湿。清代周学海在评注《史载之方》序中谓：“方药多麻黄、羌活、三棱、莪术发汗利血之品者,蜀地湿胜、气滞血痹也”[16],精辟指出了其用药具有的典型地域特色及其原理。晚清以后,川派中医之温热扶阳学说以郑钦安为代表的火神派最为突出。同时其他医家辨证阳虚或寒湿时,亦善用姜、桂、附及辛温除湿药。谢观在《中国医学源流论》“地方病”中论及我国不同地域气候对医家用药特点的影响,其中在与四川有关的内容中特别点明重用乌、附的特点[17]。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在《小言〈黄帝内经〉与生命科学》等著作中,也曾说四川一带的中医风格与其他地方不一样,“他们的理论不同,诊断也不同”[18],并说蜀中一带有不少“火神爷”[19]。辛辣厚重是川派中医用药的突出风格,尤以火神派和眼科医家为代表,前者选药温热辛辣,以乌头、附子、干姜为主帅,用药厚重峻猛。但从理论上予以系统阐述,开宗立派,还应该归功于晚清邛崃郑钦安，郑氏书中诸多阳虚阴证证治处处可见“急宜大剂回阳”等治法。其后该派名医辈出,弟子众多,影响巨大,如祝味菊、吴佩衡、刘复、卢铸之等,不胜枚举。

晚期流传于川的《眼科奇书》主张“外障是寒”“内障因气”,治外障每用辛温峻剂四味大发散(麻黄、蔓荆、藁本、北辛)、八味大发散(四味大发散加羌活、防风、白芷、川芎),方中的药物大多数为一两,用为引子的生姜一斤或八两；内障主以破气之品,枳壳四两,槟榔、香附二两,补中益气汤中白参用半斤或一斤,内障方中焦术半斤或一斤,诸如此类。药物用量为当时医家用药剂量的十倍左右,为文献中罕见,充分反映了四川民间医家用药方简、量重、药猛的特点。与《眼科奇书》相呼应的《眼科集成》,方剂药物用量在辛辣厚重的基础上亦见灵巧。

此外，针灸名家吴棹仙、叶心清、蒲湘澄、李仲愚,伤寒学家江尔逊等,既有很高的内科辨证治疗用药水平,又以针灸学成就驰名,针药兼擅,向为学界所称颂,于临床治疗中屡获良效。

另一方面,平和醇正也是川派不少著名医家的特点,特别是一些擅长治疗慢性虚损疑难病症的著名大家,诸如沈绍九、陆景庭、萧龙友、冉雪峰、蒲辅周、吴棹仙、李重人、任应秋、方药中、龚志贤、李斯炽、卓雨农、唐伯渊、陈达夫、郭松柏、陈源生、傅灿冰等。他们秉承传统,守正和平,用药醇正,不偏不倚,于平中出奇,不炫奇,不斗胜,不偏执,伤寒温病并重,融寒温于一炉,各家学说兼收并蓄,以和为本,“以平为期”。临证时胸有全局,强调在辨证精准基础上的用药平和、醇正灵巧,尽量避免使用猛药攻伐,特别是对慢性虚损病症用王道之法而不行霸道之势,有攻有守,不急于求成,强调以顾护人体正气为本。沈绍九用药轻灵纯正,平中见奇，治外感温热病,最长清灵透活；治疗急危重症和杂病,倡导以平正为旨,谓“救脱用药贵单纯,补正立方须周密”[20]。

萧龙友处方用药精当,治病强调从本论治,每运用“清化”“清解”“清导”“清降”“清养”等诸种“清”法,并同时多次提出“和化”“和养”[21],其“清”与“和”即含用药醇正平和之意。蒲辅周选方用药轻灵洗练,确能于醇中出正出巧,于平中见奇见真,从简练里显功夫,以举重若轻见效果。高辉远总结蒲氏的学术特点为“辨证准,立法慎,选方精,用药稳”[22]。蒲氏有“汗而勿伤,下而勿损,温而勿燥,寒而勿凝,消而勿伐,补而勿滞,和而勿泛,吐而勿缓”的“八勿”主张[23]。李斯炽治阴虚湿热证,用不腻不燥药,对湿热兼夹阴虚证提出“补阴而不腻,除湿而不燥”的治疗原则[24]。卓雨农处方用药,重在强调“补而不滞,滋而不腻,温而不燥,清而不凝,行而不破,涩不留瘀”,“形成组方药味少,用量轻,价低廉的特点”[25]。熊寥笙主张“阴阳平调为生理,以阴阳偏颇为病理,治病求本,随其阴阳偏颇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26]。龚志贤治疗老年病主张“以补为用”,不论外感、内伤,皆以固正除邪为主,不过汗、过吐、过下。陈源生遣方不以罕见邀功,用药不以量重取胜,神奇往往寓于平淡之中。这需要深厚的学术修养和多年临床的水磨功夫。

近代以来,一些川派医家逐渐改变外感疾病习用《伤寒论》的格局,开始选用温病的辨证方药。现代以来,更多的医家诸如蒲辅周、冉雪峰、宋鹭冰、张之文等,主张破除寒温之界,提倡将伤寒与温病融会贯通、融为一统。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学术秘书处评价冉雪峰说:“冉老大夫经常运用《内经》的理论分析病情,同时又融会了张仲景《伤寒论》和后世温病学说,认为‘伤寒原理可用于温病,温病治疗可通于伤寒’”[27]。冉氏的“一融三合”学说中就包括“伤寒与温病”的融合。熊寥笙强调“汇通伤寒温病,融会寒温治法”[28]。

综上,川派中医的学术特色呈现出学术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3 中药之库

四川自古盛产药材。文天祥《赠蜀医钟正甫》诗中写道:“炎黄览众草,异种多西川”。四川峨眉山是“仙山药园”,重庆金佛山有“北有长白山,南有金佛山”之说。四川药材资源丰富,质量优而产量高,在国内外久负盛名,号称中药的“天然药库”。

3.1 药材道地，类多量大

四川多样化的地形地貌和复杂的环境气候,孕育了类型丰富、独具特色的生物遗传物种,构成了全国少见的自然生态系统垂直带谱,成为我国中药品种的物种库,是我国植被类型最丰富的省区之一。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结果显示,四川省各种植物、菌类、藻类中药材7 290种,常用中药材重点品种312种,占全国中药材品种的85%[29],大宗中药材产量占全国1/3,是全国重要中药材基地之一,而且具有药材历史悠久、独特品种多、质量优良等诸多重要特点。高山的冬虫夏草、川贝母,岷江流域的干姜、郁金,江油的附子,绵阳的麦冬,都江堰的川芎,石柱、雅安的黄连,遂宁的白芷,中江的白芍、丹参,汉源的花椒,天全的川牛膝等,均有明显的道地特点。赵军宁等通过对历代本草和四川各地地方志有关记载的分析,并结合万德光《四川道地中药材志》、彭成《中华道地药材》的研究,统计有据可考的川产道地药材共86种[30]。

3.2 医药兼擅,方药并重

川派中药除在道地药材和本草文献上的优势之外,医药兼擅、方药并重是其重要特色之一。中药学家凌一揆、雷载权、张廷模、李祖伦、彭成等先从医后擅药,兼攻临床。

四川古代中药学家多为中医名家,如唐代陈士良,五代韩保昇,北宋唐慎微、陈承,近代唐宗海、刘兴,都是医家兼知本草,撰有本草著作。这与古代医药不分,医家多通晓药性,以及四川盛产中草药等多种因素有关。现代川派医家中一些名家熟悉草药、善用草药,如重庆名医补晓岚、熊寥笙、张乐天、陈源生,绵阳李孔定等。李孔定认识本地常见草药400余种,经常自采草药,疗效显著。

四川本草文献和方书向来以方药并重为特色。四川古代中药学家在编著本草著作时发扬其知医擅药的特点,从李珣、唐慎微开始,就特别注重药物的功效,注意临床方剂的收集、总结。唐慎微《证类本草》附方3 000余首,方论1 000余条,论述药物的用途、用法,开创了以方证药、方药对照的编写方法。《史载之方》“随证论脉,按方施药”,方多自创,善用祛风除湿药和活血药,切合蜀地多湿的特点。《草木便方》是一部具川东地方特色的草药类本草,渊源于作者先辈《髦寿医学》,所载药方共700余首,按临床学科分类叙述,方药并论。《本草问答》为唐宗海个人临床用药经验总结。陈潮祖《中医治法与方剂》以五脏为核心,以法统方,便于临床选方用药。

3.3 着力性效,重视临床

川派中药以本草文献中的性味主治功效为基础,特别重视中药理论中的“性效”关系。凌一揆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医院校《中药学》一至五版统编教材中,对中药性味和功效运用进行规范性的梳理总结,提出中药性-效-用学术观。其学生张廷模教授等近年来进一步围绕中药“品、质、性、效、用”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及其临床运用着力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性效学说”的学术渊源首先以古代川派本草著作的影响为基础。古代巴蜀中药名家医药兼擅,如韩保昇、陈士良、唐慎微、陈承、唐宗海、刘善述等,他们对药物的功能和效用较为关注,特别注意从药物本身及其在方剂中的作用中总结其功效,为“性效学说”的产生及其发展奠定了地域中药学的坚实基础。其次,源于我国古代本草尤其是明清本草著作中有关中药性味功效的记载。张廷模教授对此有系统的整理、总结与回顾。

中药的性味和功效,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对药物治疗和保健作用的高度概括,是药物对于人体用药作用的特殊表述形式。厘清功效与作用、性能、性状、主治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在理论上、内容上和形式上都有别于其他医药学对药物作用的认识和表述,具有明显的中医药特色。张廷模明确提出功效理论是中药基本理论的核心,认为功效的产生与主治有关，他对中药功效记述的完整性和术语的规范化做了大量工作,完成了中药学2 000余条功效术语及近300味常用中药功效的规范化研究。研究成果纳入其主编的七年制规划教材《临床中药学》、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精编教材《临床中药学》,在全国起到了创新和引领作用,对中药学学术发展影响重大。

张廷模对中药功效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分析,指出其内涵是中药防病治病的效应,其外延主要指养生保健和预防功效。养生效应是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预防和养生的根本目的是以人体的健康为宗旨,是着眼于正常的人体,而不一定完全是针对病的治疗。

以雷载权、张廷模《中华临床中药学》,张廷模、彭成《中华临床中药学》(第二版),张廷模《中药功效学》《临床中药学讲稿》为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凸显了川派中药学家注重中药功效及其临床应用特色，为临床中药学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4 结语

综上所述,四川包容、多元的文化特色,复杂的地理气候条件,滋养孕育出与其相应的川派中医的学术多元性特征。医家既注重传统,守正传承,又粗中有细,辛辣爽快,善于创新,具有务实开拓的精神。同时不同学术风格并行不悖,既有火神派的温阳散寒,又兼容并包，辛辣厚重、平和醇正、善用热药、针药兼擅等多种学术风格并行于世,形成流派纷呈的学术多元化特色。川派中药学的特色为药材道地，类多量大;医药兼擅,方药并重;着力性效,重视临床。

注:本文承西南医科大学王明杰教授审阅指导,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