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章：离开故乡，不是越走越远，而是向故乡的深处走去

采访：贾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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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刘老师，您的《安塞腰鼓》既有时代特色，又有地域风情，可谓是独树一帜，很多學生都是通过这篇文章认识您的。我们了解到您1937出生于延安，当时延安聚集了大批的文化工作者，文化非常繁荣，这样一种氛围是否影响到您后来的创作，您觉得对您影响最大的是哪些人物？哪些书呢？

答：我幼时生活的延安，是载歌载舞的延安，人人参与审美的延安。我们学校，常演秧歌剧，许多同学还会吹弹一些乐器，有的老师还会写剧本，会谱曲子。我记得学校要新排一个秧歌剧，叫《红布条》，老师让同学们自动报名，大家都在争着抢着报，我就在其中。我曾经演过好多小戏。这无疑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因此从那时开始，就喜欢上了文艺。文学、戏剧、音乐、美术，我都喜欢。这就注定了我此生会走上文艺创作道路。

我的小学的老师周加夫，经常给我们编排大秧歌，写小剧本，写艺术字，搞木刻，他编排的大秧歌，受到了延安大学校长、曾任《西安老百姓报》主编、著名民主人士李敷仁的竭力赞赏。他后来成为专业剧作家，写有大型歌剧剧本《新农村》《赤卫军》《蓝花花》等，我从小学到中学，他一直是我的偶像。再后来，发表了《回延安》的诗人贺敬之，对我的影响更大，他所有的作品我都反复读过。我的启蒙读物是何其芳、张松如编选的《陕北民歌选》。由此出发，我又读过很多信天游、爬山歌。读初中之后，我从刊物上，新出版的诗集中，读了不少当代诗歌，很自然地就开始了写诗。初中毕业时，我已发表了一些诗作。

在整个学生时代，我们不是天天应付考试，而是文娱活动丰富多彩，同时，常有机会上山下河，摘杏捞鱼捉鸟雏，孩子的天性得到了自由张扬，过得非常愉快，从没有感到有多么大的压力。如果用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比喻的话，那时候，我一直有幸生活在百草园中，从来没有进过三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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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安塞腰鼓》是一曲陕北人生命、活力的火烈颂歌。很多人的印象中西北似乎是贫困、封闭的代名词，但您的笔下的陕北有一种超越现实的诗意，请问您是怎样运用语言来完成这种艺术书写的？您能给正在学习写作的学生们一点建议吗？

答：着手写作《安塞腰鼓》时，我不想走一般路子，比如先写安塞，安塞的自然风光，再写看腰鼓表演，接着写安塞腰鼓的历史传说，尔后再写安塞县近半青年都会打腰鼓，甚至连上小学的六七岁的娃娃都会打，其中还写上专业舞蹈演员如何学不会，等等。我觉得这样写诚然省力，却是一种没出息的写法。我曾看过一篇外国的写花朵开放的散文，受其启发，我决定把以上那些信手拈来的东西甩开、扔远，视之为庸物，而只留下观看安塞腰鼓表演的一小段，正面描写它。后来每当我想起来都觉过脑门子发紧，觉得自己那时有点太冒失了，简直是给自己出了一道最难的难题，成功的把握几乎为零。但奇怪的是，当年写作时却一点没有费力，只觉得各种词儿像泉水一样从脑子里咕嘟咕嘟往外冒，一口气便呵成了。写的时候我甚至还借鉴了《阿房宫赋》的修辞方法：排比、比喻、本体和喻体的倒置，具体如“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事实证明也是借鉴对了。

贾玲老师与刘成章老师合影

我们的先人曾经给我们创造了辉煌的文化。无论是唐诗或者宋词，还是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都给我们树立了伟大的标杆。作为一个当代作家，我一直认为，我们不能愧对祖先。无论是写诗还是写文章，都应该是一种创造，要能给人以新鲜的思想启迪和审美感受。我写《安塞腰鼓》时，心中有个明确的意识，就是要努力写出精品，因而选取了一条劈荆斩棘的路。古人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国外有人曾把散文定义为“美学惰性”的文体，意为散文是可以不断重复的无难度的写作。这显然与我国的传统认知是格格不入的。我国的古典散文，几乎都是作家苦心经营出来的，有的散文，其所用的每一个字都大有讲究。实际是散文易写难工。在这里，我想对小朋友们讲点我国的文化传统。在我们的先人的手里，人们走在路上，无论遇到一片什么样的写了字的纸，都不能有任何不敬的表现，而是要把它恭恭敬敬地捡起来。我们从小应该形成这样一个优秀的观念，即：敬重文字。不论写什么文章，我们都必须郑重其事，不能等同于儿戏，不能敷衍了事，胡乱涂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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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是从45岁以后专写散文，在74岁开始才学习画画，并成功举办画展，用文学陕北和水墨陕北两种不同的形式来表达故土的风采，这两种形式有什么相通之处与区别之处？

答：散文中，有一般散文和艺术散文，我多写的是艺术散文。艺术散文和水墨画，都是一种艺术，都是在发现美，表现美，求美。但二者又有区别。艺术散文是用文字展现形象，在形象中，涵蕴着作者的思想意识和感情;而水墨画则是以笔墨展现形象，并揭示其中的内在精神。二者各有优长也各有局限。艺术散文所写时间可长可短，短可一瞬，长可千年万年;而水墨画只能截取漫漫时间长河中的一朵浪花。艺术散文可以表现十分复杂的内容、思想和感情，既可一目了然，也可隐蔽一些;水墨画则内容比较单一，也比较含蓄。艺术散文是语言艺术，可以表现人们生活中的各种感觉，而且可以使用通感的修辞手法;而水墨画是视觉艺术，表现色彩、线条、明暗、人物的动作和表情，方便一些。不论是写散文还是画画，都需要作者有天赋，有悟性，有想象力，还要作者能有韧性、恒心。

我是73岁才学画的。现在已举办过画展，发表过不少作品。受到人们的首肯。我的进步之神速，我自己有时也感到不可思议。其实这里面是有道理的。现实生活中，许多人的作为都证明：一门深入，可以触类旁通，可以进一步一通百通。我虽然还没有达到这一地步，但显然比不懂艺术的人学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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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看到您一辈子都在创作，不仅不停歇，而且越来越老道，就像敲疯的陕北腰鼓停不下来，把“一辈子活成两辈子”，是什么在支撑着您不停地创作呢？

答：我从事创作，从中小学开始，现在已是85岁了，真是干了一辈子，一直没有停歇。现在，我每天还和年轻人似的全日工作。有些人觉得不好理解。作为事中人，我今天可以揭开其中的秘密。而要能说清我，我要先说别人。陕师大有个教授叫阎景翰，笔名是侯雁北，他活了九十多岁，临死之前还在写作。他说过，“文学这个女神，我爱了她一辈子，痴心不改，无怨无悔，如今我站到生和死的边界，力不从心，来日无多，剩下的唯有一腔不舍和牵挂了。”他还说：“如果哪一天我不能写了，我的生命就结束了。”陕西有个杰出画家，叫王子武，他活了86岁，前两天才在深圳去世。他曾在一幅画上题诗曰：“画不到奇画到死，不负此生了此生。”从他们的这些告白，也可以窥见我心头的秘密。我一直觉得文学是最为神圣的事业，视文学为自己的精神家园，想要为中华文学留下点什么。这种想法，已深入到骨髓了，久而久之，精神得到了升华，心坎纯净安祥妥贴，已到了忘我的境界，什么也不想了，要想，就是干到死了事。这就是我的真实的内心。我每天都在写，根本不想哪天会死，所以活得既很充实，也很开心。

在这里，我还想说一点，当作家，当画家，是社会的需要，只要你搞得好，对国家，对自己，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学习写作和绘画，并不需要人人都去干这些行当。如果人人去干，我们这社会恐怕就疯了。我们学习这些，对大部分人来说，只要提高了文化素养就可以了。而且，要搞这些行当，天赋是第一重要的。如果没有天赋，拼上一辈子也不顶事。据说丹凤县不少青年立誓学习贾平凹，天天埋头写啊写，结果到了人生的秋天，两手空空，穷愁潦倒，十分可怜。希望孩子们以此为戒，不要再滚进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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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一生从事文化工作，又在海外生活了很多年，您对现在因孩子的教育问题而十分焦虑的中国父母，有一些什么看法？

答：海外华人其实对孩子的学习也关注的相当多，但又不能不受主流社会的影响，入乡随俗。从幼儿园到小学甚至到初中的初期，上课时，主要是玩，回家也没有什么作业。我记得小外孙上小学，老师组织娱乐活动，让他扮个古代中国皇帝，外孙求我给他妆扮，但我找不下合适的衣冠，就给他头上扎了一条毛巾，就像陕北农民一样，又把床单随便扎了一下，给他穿在身上。我对他讲，这是当了皇帝的李自成，结果效果不错，各种肤色的小同学都啧啧称奇，也了解了一点中国的历史。他也从同学的表演里学到了东西。

中国孩子都学习努力，大多考大学时都会进入名校，毕业后也都会进入白领阶层。但是，与一些白人小孩相比，就差了很多，较少出现震惊社会的杰出人物。创办社交网站脸书的扎克伯格，1984年才出生，被人称为盖茨第二，就是我在美国时突然冒出来的。他十岁时有了第一台电脑，从此将大把的时间都花在了上面。父母发现他对电脑非常有兴趣，就为他请了软件开发的家教，每周上课一次。请注意，他们虽然也请家教，但是，绝不是为了拿个考试高分，将来上个好学校。

之后不久，父亲领着他，就近去大学旁听计算机研究生课程。据他的父亲回忆，第一次送他去上课时，教授指着小扎克伯格对父亲说：“你不能带着他来上课”。父亲则说：“他就是学生”。

我从中得到的启发是，我们的教育，不必斤斤计较孩子的考試成绩，不必看他的考试成绩拔尖不拔尖。在中小学时，主要是培养他的学习兴趣。一旦发现了他的兴趣在哪里，就应该引导他定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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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了解到您随着孩子去了美国，旅美期间也写了大量的怀念陕北的文章，无论是文还是画，把一生的经历和激情都用来歌颂故土。您回国后回去了陕北，您觉得陕北的变化大吗？在两个国家生活，回国后您再次回到延安，您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呢？

答：故乡是自己生身的血地，是连着脐带的地方，大部分人都是在故乡耍大的，故乡一辈子都会连着人们的灵魂。这是人们的天然情感。我住在北京，行走在院子里的楼群中，一抬头看到四周高高的楼，就会想起陕北的山，想起山上的窑洞硷畔，并想，我如果要走上去，需要多少时间，是二十多分还是半个小时。到了美国后，好像和故乡粘得更紧了，常常会想到。所以在旧金山时，在暮色降临的一刻，看见对面的山上有阑珊灯火，立马就想到记忆中的延安清凉山，所以产生了《家山迷茫》那篇文章。我还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问候》，写的是看见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大楼，就像看见陕北的山，觉得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就像站在山畔上的生产队队长，于是我就想喊：“噢——老安！上川有人给你捎话，问候你。”

我这次回到延安，虽然离开二十多年了，延安变化极大，但是，我一点儿都没有隔的感觉。一回去就如鱼得水，水乳交融了。在此情况下，我就有了极强烈的创作欲望，写出了《延安交响》。这样的文章，完全是心里喷射出来的，写的十分轻松。所以我发现，当你离开故乡的时候，不是越走越远，而是向故乡的深处走去了，进一步体味故乡的乳香、草味、神韵，探寻人生的真谛，探寻灵魂中的D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