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第一部中国通史：冯秉正法文版《中国通史》的出版历程与反响*

□李 婷

1703 年6 月，以耶稣会士冯秉正（Joseph-Franç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 1669 —1748）神父为代表的一行人，在继白晋（Joachim Bouvet，1656 —1730）、李明（Louis le Comte，1655 —1728 ）、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1654 —1707）等人被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 —1715）派遣来华之后，抵达了中国澳门。从此，冯秉正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教历程，再也没有返回故土。

冯秉正的主要功绩之一，是他于1710 年开始，在康熙的命令下与雷孝思（Jean-Baptiste Régis，1663 —1738）神父等人一同测绘了中国地图。这幅完成于1721 年，以西方的科学方法绘制的《皇舆全览图》，在中国乃至世界地图绘制史上都具有划时代意义。1735 年，这幅地图被杜赫德神父（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 —1743）收集在《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中，更是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冯秉正还撰写了一些颇富影响力的小册子，用以传播基督教的福音。流传较广的包括《圣体仁爱规条》《圣经广益》《圣年广益》《盛世刍荛》等。康熙皇帝过世后，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对基督教的传播有诸多限制和禁令，但依然不妨碍这些小册子在人群中流传，其中《圣经广益》的影响甚至持续到19 世纪和20世纪。

冯秉正最大的贡献，是在康熙的命令下编译了卷帙浩繁的《中国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1777 —1785）a由冯秉正编译的法文版《中国通史》为十二卷，格鲁贤又编纂了第十三卷。。他以当时的官方史书，即朱熹主导的《通鉴纲目》系列著作b除了《通鉴纲目》外，冯秉正还参考了《书经》，陈桱的《通鉴续编》，金履祥的《通鉴纲目前编》和商辂的《续通鉴纲目》等。为基本参考，从上古时代一直写到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后。当时清朝的官方史书都已从汉语翻译成满文，冯秉正也是直接将《中国通史》从满文翻译成法文。冯秉正在《中国通史》第一卷的前言以及与其他人的通信中表达了他对中国诸多领域的基本看法，这是我们对其本人及学术思想进行研究的宝贵资料。

一、 18 世纪30 年代的出版计划

先来看看《中国通史》在法国出版之前，欧洲有关中国历史的出版情况。较有影响力的有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 —1661）的《中国上古史》（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1658）和《鞑靼 战 纪》（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1654）；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 —1693）的《中华帝国 年 表》（Tabula chronologica Monarchiae Sinicae，1687）；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 —1658）的《大中国志》（Relacão da Grande Monarquia da China，1641）；门多萨（Gonzales de Mendoza，1545 —1618）的《中华大帝国史》（Historia del Gran Reino de la China，1585）；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 —1628）的《利玛窦中国札记》（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1615）。与这些以拉丁语为主体，包含少量西班牙语的作品相比，杜赫德的法文版《中华帝国全志》影响力更为广阔，遍布整个欧洲且长达两个世纪。但以上作品都存在一些不足：或者过于简略，以编年和表格的方式为主，如《中国上古史》和《中华帝国年表》；或者编纂、翻译的历史仅是一个时代，而并非全貌，如《鞑靼战纪》和《利玛窦中国札记》；或者本身非历史性著作，而是对中国文化的总体概览，如《大中国志》《中华大帝国史》；或者资料的来源过于驳杂，涉及领域众多，作者本人并未到过中国，如《中华帝国全志》。所以《中国通史》作为第一部从中国历史著作翻译成欧洲语言的通史，其出版是出版史和文化史上的一次盛事。

《中国通史》的手稿于1737 年被寄回法国，放置于里昂圣三位一体学院。这是一所由耶稣会创办的重要学院，冯秉正在此成长和学习多年，这里有很多他相熟的师友和信任的学者，因此把书稿托付给他们也在情理之中。这部浩瀚的异域通史很快吸引了学者们和学院派的注意。然而，直到1777 年至1785 年间它才被格鲁贤（Jean-Baptiste Grosier，1743 —1823）神父陆续正式出版。那么，究竟是何种原因让这样一部重要著作的出版迟滞了四十年之久呢？

冯秉正在数封通信中都曾询问《中国通史》的出版计划，谈及“弗雷莱院士给予这部作品很高的评价，自己想要做它的出版者并对它的出版十分关注”aGrosier, « Discours préliminaire, » Le P. de Mailla,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ou annales de cet empire, traduites du texte chinois, treize volumes, Ph. -D. Pierres, Imprimeur du Grand-Conseil du Roi, & du Collège Royal de France, rue Saint-Jacques,& Clousier, Imprimeur-Libraire, rue Saint-Jacques, Tome I, p. 27.。事实上，在18世纪30年代末期，弗雷莱（Nicolas Fréret，1688 —1740）一直在为这部作品的出版竭力奔走。1735 年，在《中国通史》手稿抵达法国之前，弗雷莱就试图撰写关于该书的内容简介，在8 月29 日写给莫朗（Morand）神父的一封信中，弗雷莱表达过他的具体意见。这一事件在二十年后的《信使报》（Le Mercure de France）中被提及，载于伯鲁奈（Vojeu de Brunem）写给朗格（Laugier）神父关于《中华帝国远征史》（Histoire de la conquête de la China）b即《中国通史》中关于清朝征服和统治的部分，在全书正式出版之前，曾于1755 年提前出版。的一封回信中：

我通过普雷沃（Prévôt）的一封信了解到，图尔讷（Tournes）先生有意出版这部作品。这是你管辖的事情中有所进展的一项。但关于地图和插图，我认为应该在这里刻印，由我负责此事并选择刻印者。如果我们能够感受到王家、主教和掌玺大臣对这一事项的要求或期待，这个困难并不是不可以克服的。cMercure de France, Mars, 1755, p. 106.

不幸的是，承诺因种种缘故搁浅。出于对这部作品的珍视，弗雷莱“希望它能得到王家授权并在卢浮宫印刷以显得贵重”，结果却不如人意：

我急切地期待着这部作品的出版，也乐意为它撰写“内容简介”，但我一点也不希望这部重要著作经由普通出版商之手出版：我觉得应该由王家出版方来实施，并且，这部真实的中国历史在法国的出版，应该具有某种权威，就像它在中国的出版是出于康熙皇帝的命令而不是其他。aGrosier, « Discours préliminaire, » Le P. de Mailla,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Tome I, p. 27.

至于您的《中国通史》的出版，我没有收到莫朗神父的任何回复，这样您应该明白，我不能对这一计划做任何事，因为不知道是否合宜。bCité par Renée Simon, lettre adressée au P. de Mailla de M. Fréret en 1737, « Fréret et les missionnaires jésuites en Chine, »Renée Simon, Nicolas Fréret, académicien, Genève, Institut et Musée Voltaire, Les délices, 1961, p. 75.

冯秉正也在《中国通史》第一卷正文开始之前的第九封信中提及了这一情况：“法兰西学院院士弗雷莱，有两年把这部历史的出版放在心上，曾经给我写信说起他给莫朗神父提及这一出版的蓝图。我自己也曾给莫朗神父写过信，但没有得到任何回音，就像弗雷莱院士所遭遇的那样。”cLe P. de Mailla,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Tome I, Lettre IX, p. 185.可见，这位耶稣会士兼里昂高等研究院院长对这一计划的态度并不积极，以致冯秉正对此人失去了信心。耶稣会士们也确实为作品的出版奔走过，但他们没有出版方面的权力。

除了上述外部和客观原因，冯秉正对作品出版的焦灼还源于对杜赫德的不满。彼此立场的不同，使他认为杜赫德的名作《中华帝国全志》充满了谬误。冯秉正甚至指出：“如果我寄过去的中国历史有一天能够出版，人们将会清楚地意识到杜赫德神父的言说如同一个色盲。”dIbid., p. 189.出于对杜赫德和莫朗的失望，他希望弗雷莱本人能够出版这部作品，他在给孔伯（Combes）先生的一封信中是这样表述的：

另外，弗雷莱院士自己不想成为这部作品的出版人吗？我们可不可以把作品献给毛赫帕（Maurepas）这位大人物呢？第一个问题看起来似乎是完全不可行的；至于第二个问题，因为毛赫帕先生是负责欧洲之外的事务的，一部关于中国的历史刚好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吧。如果我们把作品献给他，也许他会很高兴通过王家出版社出版，这将会解决我们的困难，这一点您比我看得清楚。无论如何，我把事情全权委托给您；您也曾处理过一些更加棘手的事情，幸运的是那些事情也最终得以解决。如果您能认真关注此事，我是不是可以有所期待呢？eIbid., p. 191.

通过冯秉正略显卑微的语气，我们可以判断出，作品的出版历经多重阻碍，出版结果与他的期待相左。在一封写给安东（Anthon）神父的信中，冯秉正写道：“胡叶（Rouillé）神父说的对，您可以负责这部作品的出版事宜，很少能找到文采比你更好的人。我已经七十多岁了，我希望在我死去之前，能够看到这部作品在法国出版。”fIbid., p. 196.然而，直到冯秉正逝世（1748），他的盼望终成空。

需要强调的是，在1737 年至1777 年之间，有关《中国通史》的出版事宜并非彻底沉寂。第一个与《中国通史》的出版相关的人物，是里昂圣三位一体学院图书馆的约瑟夫·如瓦（Joseph Jouve，1701 —1758）。他认为《中国通史》中的清史部分最有价值。清史紧密联系着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等状况，出于文化比较和自我认知的心理，它显而易见地吸引着学者和好奇者们的注意力。1755 年的第一季度，法国官媒《学者报》（Le Journal des sçavans）和《信使报》都大篇幅地报道了《中华帝国远征史》的出版，而如瓦和朗格在《学者报》上还就《中华帝国全志》和冯秉正的作品进行了激烈的笔战。在作品的“告读者”中，如瓦介绍了出版的原因、内容和原本，以及冯秉正的生平和雷孝思撰写的纪年概述，《学者报》则更强调这一满洲征服史的革新价值。如瓦甚至策划将整部作品出版，但由于他的逝世，这一努力最终搁浅：“这次出版只是《中国通史》的一小部分，我们确定，为了回应冯秉正神父的期待，如瓦神父很渴望继续出版整部著作的全本。一部囊括如此全面的中国历史素材、且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著作，它的出版一定是价值深远的。”aLe P. de Mailla,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Tome I, Lettre IX, p. 78.清史部分的出版，给了学者们一些希望，《中国通史》不仅吸引了学者的兴趣，也引起了媒体的注意。中国史的年鉴述要引起了考古学家和作家亚南·奥古斯丁（Janin Augustin）神父的关注。他筹划了一部两卷本的《中国年鉴述要》（Abrégé des annales de la Chine），顾名思义，是对中国历史的概述。为了趣味性和丰富性，该书也从欧洲的铜版画和地图中选取了一些素材。但是，它并没有被大量印刷，而是“被保存在里昂的公共图书馆中”bPar les P. Augustin et Alois de Backer, Bibliothèque des écrivain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ou Notices bibliographiques, Liège Imprimerie de L. Grandmont-Dondres, Librairie, 1838, Quatrième série, p. 370.。在这两部“序曲”之后，《中国通史》的出版终于将在格鲁贤的手中正式拉开帷幕。

二、《中国通史》出版迟到四十年的原因

我们可以把出版迟到四十年的原因归结为两个方面：政治的和学术的。第一个显著的原因在于耶稣会于1773 年被教皇克雷芒十四世（Clement XIV，1705 —1774）宣布解散，并被议员、冉森教派和哲学家攻击。而在法国，这一决定宣布得更早：“1764 年11 月18 日，耶稣会就被宣布在法国废除；神父们接到了不许继续做耶稣会士的禁令。第一大基督教王国抛弃了耶稣会。”cHenri Daniel-Rops, L’église des temps classiques : L’ère des grands craquements. Paris: Fayard, 1958, p. 281.这一事件阻滞了耶稣会作品的出版，格鲁贤在《中国通史》的前言中指出了这一点：“革命毁灭了法国的耶稣会组织，使这部被放置于里昂学院图书馆的手稿不能成功引起公共部门的关注。”dGrosier, « Discours préliminaire, » Le P. de Mailla,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Tome I, p. 28.除此之外，多位重要人士的死亡也是原因，“通过这些通信，我们了解到，弗雷莱院士已经在宫廷对这部作品的关注度上迈出了重要的步伐，但是一些在位的重要人物的逝世增加了它的难度，只能延迟。即使如此，他也没停止实现这一计划的努力，如果曾经答应他要出版这部作品的重要人物还活着，这部历史著作也一定会引起公众的关注。”eIbid.而莫朗的消极态度应该与复杂的政治环境有关，这一状况显然是这些人物的特殊身份和时代的形势使然，这也是冯秉正与弗雷莱没有接到回复的原因。

从学术和文化角度看，中国及其所代表的形象和价值在18 世纪的欧洲无疑是受欢迎的，但依然不能忽视一个前提，那就是异质，尤其是异教内容的出版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中国通史》的立场本身使其不可避免地处于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的旋涡之中，从卫匡国和柏应理把中国信史追溯到将近公元前3000 年开始，中国上古史的纪年问题就与迦勒底、埃及古代的历史一样，可能触及基督教的正统。而把中国历史的可信性追溯到公元前2940 年的《中国通史》，对《圣经》的权威性则意味着一种危险。冯秉正在该书第一卷前言中所秉持的态度和立场，即以中国经验、经典和天文学方法论证中国上古史纪元起点的方式，更是触犯了教会尤其是《圣经》拉丁文译本捍卫者的大忌。尽管无神论哲学和非正统神学在18 世纪的法国和欧洲不断攻城略地，但因为政治权力和审查权力的遮蔽，出版业的主流依然有诸多禁区。1755 年的《中华帝国远征史》能够顺利出版，一个原因就在于它不涉及中国上古的历史纪年与拉丁语《圣经》的冲突；至于《中国年鉴述要》和它的纪年体系，由于是冯秉正的纪年观念f冯秉正通过天文学方法测算出中国上古的天文记载是信史，因此在纪年问题上支持希腊七十子译本《圣经》。主导，则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传播上的困难。维吉尔·毕诺（Virgile Pinot）在博士论文中也提及了这一冲突导致的各种阻滞：“此类著作之所以不能顺利出版，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巴黎耶稣会士即拉丁语《圣经》的捍卫者们对北京耶稣会士的反对，因为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必然会导致对希腊七十子译本的选择，更别提找到此类作品出版商的艰难，这足以解释宋君荣、雷孝思、冯秉正等神父最重要的作品为什么在抵达欧洲的时候没有及时出版。”aVirgile Pinot, Nicolas Fréret, etc., Documents inédits relatifs à la connaissance de la Chine en France de 1685 à 1740.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1932, p. 101.18 世纪的法国可以接受异质文明作为它开阔视野和自我生长的元素，然而用一种遥远他者所引发的热情来颠覆自己的正统支撑，则违背了历史进程的逻辑和可能性。换句话说，他者的历史及其书写可以是自我历史事实和历史观念的佐证，但根据异邦的历史经验和历史纪年，改变、否定《圣经》历史神圣性的学术立场肯定是罗马教廷的敌人。另外，耶稣会内部的分歧也是一个因素，比如索隐派就更多地取得了罗马教廷的支持，所以毕诺认为：“傅圣泽（Jean François Foucquet，1665 —1741）在罗马的阴谋也许是这一译作在18 世纪前半叶受到阻碍的原因之一。”bIbid.

《中国通史》出版计划的延迟是18 世纪上半叶的重大损失。由于这一延迟，它的影响力也被大幅度削弱。杜赫德的不同立场，两者之间相反的观点或分歧，以及围绕这些问题可能产生的讨论，都延迟了《中国通史》的手稿顺利地抵达那个时代大学者们的手中。出版延迟的另一个遗憾在于，在1770 年代和1780 年代初期，启蒙思想家一个接一个地去世：魁奈（François Quesnay，1694 —1774）、伏 尔 泰（François-Marie Arouet，1694 —1778）、卢 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 —1778）、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1717 —1783）、狄 德 罗（Denis Diderot，1713 —1784），以及更早去世的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1689 —1755）。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时期，对中国的热情和渴望已经遭遇了某种降温；同时，真正的中国研究还未开始，或者说，汉学在欧洲作为一门显学尚未被真正建立。在这部作品出版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已然不远矣，耶稣会亦遭遇重创——那么，它之后的际遇又会如何？

三、《中国通史》的出版与反响

（一）格鲁贤与《中国通史》的出版

在耶稣会遭重创之后，“这部用毛笔写在双层丝绸上”c关于这部手稿的细节，可参考高第的描述，Henri Cordier,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 Tome I. Paris : Ernest Leroux, 1878, p. 273.的在里昂学院公共图书馆里沉睡多年的手稿，终于等到了新的主人——格鲁贤。修道院长格鲁贤是卢浮宫的议事司铎，珍宝库的图书馆馆长，又是著名报刊《文学年鉴，或阿波罗年赏》（L’Almanach littéraire, ou étrennes d’Apollon） 的合作者，发表过《孔子传》（Confucius），并花费多年时间研究中国的历史、美术和文学。其双重身份——耶稣会士和东方研究者，令他对这一大部头著作所具有的价值认知十分清晰。格鲁贤于1775 年8 月获得并买下这部手稿，他在《中国通史》第一卷的前言中提及了这一过程：

管理这座城市两个学院的行政官员们首先注意到冯秉正神父的作品，于是他们成为作品的持有者；他们仔细地检查了每一页，使得这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丝毫无损。并且，由于这部手稿是写在中国纸张上的，在运输过程中受到了一点儿损坏；管理者们为确保它未来能更好地得以保存，认为它应该有一部更好的复制本。那些来自中国的粘在布料上的地图，因为小心谨慎，也在抵达之时得以保存完好。我在这里必须向里昂学院的管理者们致敬：包括负责它的高级神职人员，以及管理者中的每一位成员，他们殷切地关心着冯秉正神父《中国通史》的出版，他们的热情和提供给我的所有便利，使这部专业著作受益并得以最终出版。dGrosier, « Discours préliminaire, » Le P. de Mailla,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Tome I, p. 29.

格鲁贤实现了很多学者的夙愿，在1777 年到1785 年之间陆续出版了这部完整的中国史著作。事实上，在1737 年到1777 年之间，有关这部巨著的介绍和信息从未间断，我们可以在各类报纸和杂志上找到《中华帝国远征史》《耶稣会士书简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和《中国年鉴述要》的相关信息和天文学纪年的讨论。冯秉正的名字也时常出现在著作、百科全书和各类回忆录上面。而法国的众多媒体《文学报》（Journal littéraire）、《文学年报》（L’Année littéraire）、《学者报》、《历史杂志》（Revue historique）、《信使报》等也时常提到冯秉正和他的成就。其中《学者报》和《信使报》创立于17 世纪下半叶，是法国三大官媒中的两种，前者主要介绍当时国内外出版的新书且给出评价，后者是法国当时最权威的文学刊物，二者在相关领域主宰着思想的传播。

出版计划最终得以实现，除了格鲁贤的努力，还有四个比较重要的原因。第一，法国大革命前夜，启蒙时代世俗化和反基督化都呈现加强的趋势，有关文化差异性的接受度在精英阶层显著提高，冲突和论争成为文化繁盛的体现，且这样的趋势会间接地推动世俗和异教作品的出版。第二，我们也不能忽略耶稣会的失势和被废止带来的影响：耶稣会不再是笔战的靶子或营地，罗马或法国对耶稣会士的反对活动大大减弱，而对耶稣会的作品更为宽容。第三，相对于四十年前，由于教育和印刷术的发展，读者大量增多，这带来了商机，且读者群体不再限于学者和教士。伴随着世俗化的进程，世俗性的阅读也成为一个潮流，或成为世俗化进程的一部分，阅读变得“更加自由，更加洒脱，更具批判性”aRoger Chatier, Les origines cultur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 Edition du Seuil, 1990, p. 131.，而印刷业和出版业的发展给了读者更广阔的阅读选择，也为冯秉正的《中国通史》提供了更多潜在读者。世俗化进程对于一部世俗历史的接受来说是一个必要的准备，它也对宗教的正统性造成了威胁。第四，书籍检查制度针对的重点有所变化，根据洛瑞·沙提埃（Roger Chatier）的观点，色情类、政治诽谤或讽刺类、丑闻和哲学类书籍属于禁止和筛查的重要范围。bIbid., pp. 110–112.这样一来，历史作品中宗教性质的冲突成为相对次要的情况，这也是《中国通史》得以出版的一个契机。

（二）《中国通史》的反响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冯秉正《中国通史》的出版都是一件盛事。这部十三卷本的作品在帝国学院东方学与阿拉伯学教授德奥特莱（Roux Deshauterayes，1724 —1795）和格鲁贤的监管之下，于1777 年到1785 年之间陆续出版。在1776年到1777 年两年间，格鲁贤在不同媒体发表了作品的内容介绍，欢迎读者订阅。需要说明的是，在路易十六（Louis XVI，1754 —1793）统治的末期，王国政权对媒体和出版业的检查制度已有所松动，官媒固然占据着喉舌和主流，民间报纸的发展亦不示弱，学界的各类声音在文学、历史、政治等领域都有所体现，并且汇聚着法国大革命前启蒙时代的思潮。除《学者报》外，以下人文社科类报纸几乎都在此列。对《中国通史》进行报道的报纸包括《学者报》cLe Journal des sçavans, Paris : Lacombe, Mai, 1776, pp. 265–270.《文学报》dJournal littéraire, Berlin : G. J. Decker, Mars ＆Avril, 1776, pp. 309–342.《新经济日历》eLes Nouvelles éphémérides économiques, Tome III, Milan : Feltrinelli reprint, 1776, pp. 116–168.《历史报》fLa suite de la clef, ou journal historique sur les matières du tems, Tome 119, Paris : Ruault, Mars, 1776, pp. 170–174.《新书目录》gLe Catalogue des Livres nouveaux, Janvier, 1776.《观点报》hLes Affiches, annonces, et Avis divers, Paris : Au bureau des affiches, Mai, 1776, pp. 73–74.《瑞士报》iLe Journal helvétique, Neuchatel : De l’imprimerie de la Société Typographique, Août, 1776, pp. 21–23.《政治与文学报》jLe Journal de politique et de littérature, Numéro 13, Tome 2, Bruxelles, Mai, 1776, pp. 562–564.和《科学与文艺报》kLe Journal des sciences et des beaux-arts, Tome I, Paris : Lacombe, Janvier, 1776, pp. 471–472.。作品出版之后，《百科全书报》lLe Journal encycolpédique ou universel, Tome VI, partie III, Bouillon : De l’imprimerie du Journal, en Septembre 1777, pp.448–461.和《文学年鉴，或阿波罗年赏》mL’Almanach littéraire, ou étrennes d’Apollon, Paris : Mme la Veuve Duchesne, 1777.也发表了评论。最后，格鲁贤亲自在《文学年报》aL’Année littéraire, Tome V, Amsterdam : Michel Lambert, 1776.上解释这一作品的出版为什么延迟了四个月。以上统计并不全面，但非常有代表性。我们看到这一出版引起了主流媒体、未来订阅者和读者的兴趣。头两卷出版于1776 年10 月，相关信息如下：

这些历史卷册的寄送将会规律地以两卷本一起的方式进行，第一卷和第二卷将于1776 年10 月出版；第三卷和第四卷在1777年2 月，其他卷也会陆续出版，以四个月为间隔。订阅者以每卷12 磅的价格购买，而没有订阅的人则要付出16 磅。第三、四、五卷在送达的时候付账即可；第六卷不需要付费，在付第七、八卷费用的时候付36 磅即可；九、十、十一卷每卷12 磅，第十二卷免费。订阅仅开放到1776 年8 月。b此段有两处刊录：M. Castilhon, Journal des sciences et des beaux-arts, Tome I, Paris : Lacombe, Janvier 1776, p. 472 与Catalogue des livres nouveaux, Du samedi 27 Janvier, 1776 in-4º, p. 2.

格鲁贤在《文学年报》上解释了出版耽搁了四个月的原因：“……我没有预见延迟的原因，这使得寄送拖延到明年的2 月1 号。对时事的忙碌使我不能把全部时间都花在这次出版上。”cL’Année littéraire, Tome V, 1776, p. 353.以及“我特意选取了一种更优异的纸张，就像我在内容简介中所宣告的那样，它更有韧性、更加洁白。文字（字模）的浇铸、地图和服饰版画的刻印、木刻的装饰图案、花边、章尾装饰等，都是造成第一次寄送延迟的原因”dIbid., p. 354.。格鲁贤对出版的质量要求极严，对所有的材料都要求最好，这些精细的要求导致了四个月的延误。德奥特莱为作品做了评论并增添了必要的注释。另一个重要的现象是书上登载了530 名订购者的名单。随着订购量的增加，他们的名字和身份被登载于不同的卷册中。格鲁贤在内容介绍中这样解释：“一味地观察是无用的，因为不该把这次订阅与扩散到大众中的偶然通告相混淆，通过这些通告我们无法揣测读者关于作品的口味，它尚不存在。”eProspectus in Journal littéraire, Mars ＆Avril, 1776, p. 340.而他的目的是“并不是说作品是完全理想的，它仅仅是一个事实或计划：一部大型的中国历史著作，由冯秉正神父翻译，完整地呈现于媒体和大众面前。”fIbid., p. 340.此处，格鲁贤的表达有一点晦涩，蓝莉（Isabelle Landry-Deron）的评述使其更加清晰：“冯秉正神父作品开端的名单，无疑也受到了订阅者的首肯。这意味着一种态度——对五年前被驱逐的耶稣会所带来的认知的致敬。没有其他教会在涉及中国的出版物中拥有过类似的名单。”gIsabelle Landry-Deron, La preuve par la Chine: La Description de J.-B.Du Halde, Jésuite, 1735. Paris : Édition de l’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2002, p. 124.通过这些订购和名单，我们也看到了耶稣会士作品在精英和贵族中稳定而持久的影响力。显然，这份名单为今天的研究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米尔斯基夫人（Madame Milsky）通过对订阅者名单的研究勾勒出了一幅18 世纪下半叶对中国感兴趣之人所在地的地图，证明订阅者所在地往往是耶稣会活跃的地方：巴黎地区、大西洋沿岸、罗讷河沿岸，甚至包括法国以外的地区：布鲁塞尔、慕尼黑、马德里、罗马、佛罗伦萨、那不勒斯、海牙、伦敦和圣彼得堡。米尔斯基夫人也研究了这些对中国感兴趣的人的身份，包括贵族、宫廷人士、教士阶层、商人、自由职业者等等。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媒体掌握的资料十分丰富，且关于这部作品的信息传播得很深远。格鲁贤的内容介绍意味着某种成功，这也是这部作品拥有众多订阅者的原因。《百科全书杂志》曾记载此部著作的内容简介引起的效应：“这一成功的内容简介，使作品受到了公众的欢迎。以至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收到了86 000 法郎的订单，它提供了出版的资金。”hMadame Milsky, Les souscripteurs de l’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Actes du IIe colloque de Sinologie, Chantilly, 1977.连格鲁贤的论敌拉阿坡（La Harpe）也肯定了《信使报》中内容简介的价值。书籍卖到90法郎一套，但即使价格昂贵，由于材料本身价值不菲且周转的资金数额较大，“这部体积庞大的作品的出版并没有为格鲁贤神父带来利润，他不得不雇佣很多人员和机构，因此所获利润也十分微薄。”aRevue encyclopédique, sixième année, seconde série, Tome 21, Paris, Janvier, 1824, p. 741.

现在，让我们聚焦于这部中国史作品的基本描述和所收获的最初评判。关于作品出版信息的确切描述可见于1776 年的《文学报》：

《中国通史》，或《帝国编年史》，译自中国历史原本，由在北京传教的法国耶稣会士冯秉正神父执笔，格鲁贤神父出版。作品涵盖22 个朝代或帝王世系的真实历史，记载从公元前2940 年直到公元1722 年。卷册还附有中国古代及现代的插画和新地图，这些地图是在康熙皇帝的命令下绘制的，此为首次出版。在订阅者的建议下采用四开本，共12 卷。出版的具体信息为（地点，时间，出版社等）：A Paris, chez Ph. D.Pierres, Imprimeur du Grand-Conseil du Roi, et du Collège Royal de France, Rue Saint Jacques.Et Clousier, Imprimeur-Libraire, rue Saint Jacques.1776. 由国王许可出版。bProspectus in Journal littéraire, pp. 309–310.

通过这段描述，我们至少可以判断它的出版引起了公众的兴趣。一部如此完整的中国史，第一次在法国和欧洲出版，这保证了订阅量，而冯秉正的身份和经验保证了作品的可信度。但大部分媒体对《中国通史》的描述都是以宣告出版和介绍性质为主，争取更多的订阅者，这也符合为出版业经济谋利的初衷。独树一帜或有深刻见解的评论文字是罕见的，媒体撰稿人尚无足够的能力对这一大部头异域历史著作做出有分量的评判。十二卷本的浩瀚内容绝不是短时间内能仔细阅读完毕的，更何况书中充满了佶屈聱牙的异国专有名词和难以理解的文化背景。很多贵族和精英对这部承载异域时空的作品慕名而来，但到手之后却发现这一大部头史书像一块貌似精细却无法啃动的冷馒头，只能被无奈地束之高阁装点书架，成了纯供观赏的风雅之物。

而当作品的第一部分出版的时候，格鲁贤撰写的第十三卷尚没有书写计划，更别提出版的想法：“这些年鉴有十二卷，在两位勤劳智慧的编辑的关注下，已经出版了三分之一；不久之后，我们就会看到一部前所未有的关于中国的杰作：关于历史、地理、政府、宗教、习俗、科学和艺术。”cBibliothèque des sciences, et des beaux arts, pour les mois de Juillet, décembre, Tome 47, seconde partie, La hate, Pierre Fréderic Gosse, 1777, p. 493, et Affiches, annonces, et Avis divers, 1777, Paris, pp. 81–82.第十三卷于1785 年出版，彼时，第一卷已出版八年，第十一卷已出版五年，第十二卷已出版两年。此外，出版社亦更换为穆塔尔（Moutard）dMoutard, Imprimeur-Libraire de la Reine, de Madame, & de Madame Comtesse d’Artois, rue des Mathurins, Hôtel du Cluni.，包括第十三卷之后的再版。这样，我们可以确定第十三卷的撰写和出版计划发生在整部作品出版的中途和末尾：

第十三卷，作为《中国通史》的补充，包括中国的总体描述，比如法律、风俗、科学和艺术……这部作品是所有卷本里最成功的，它被分开售卖且拥有一个特殊的书名；三个月之后，1786 年便出版了第二版，八开本。在国外，这部作品也受到了同样的欢迎，因为它被翻译成英语和意大利语。此卷被认为是这一中国史巨著的必要补充。从那以后，作者一直忙于完成该卷的撰写，它在1818 年及之后被重新印刷，也是八开本。格鲁贤神父在有关中国的研究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冯秉正神父的历史是按照中国人的口味和编年体撰写的，经常会使阅读进入一种令人痛苦和灰心的状态。格鲁贤神父把它融合重铸，在风格和素材的选择上，采用了一种人们更容易接受的现代历史的形式。eRevue encyclopédique, sixième année, seconde série, Tome 21, p. 741.

显然，冯秉正的作品需要一种更现代性的通俗方式的引导。格鲁贤选择了相对可接受的风格和更符合欧洲人习惯的方式，相比前面十二卷，其成功是显而易见的。格鲁贤不认识中国文字，所以这一卷在欧洲这个时代的这一边缘领域创造了一个奇迹。再版数次，格鲁贤的第十三卷以《中国通典》（Description générale de la Chine，1785）闻名于世。这一卷具有一种类似《中华帝国全志》的性质，却常以中国的立场和角度为中国的宗教、文学、中医等领域的独特性和贡献辩护，与当时主流学界常以异域的质料为自己的论点和立场作论据的方式十分不同。

《中国通史》出版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它填补了欧洲的一个空白。当时，关于中国的相关介绍已经多种多样且比较深入，但一部完整的中国史依然是空缺的，卫匡国所写的简短的中国史已经过时且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格鲁贤在《中国通史》的前言中提到，第十三卷的出版满足了众人的口味：

中国历史在欧洲尚不存在。有关这个帝国地理的、历史的、政治的描述，是杜赫德神父、《耶稣会士书简集》、金尼阁神父、众多旅行者描绘的中国；风俗的、习惯的、艺术的、物产的中国，它们也是真实的中国。但我们没有任何大部头的中国历史：关于君主制下这个族群发生的大事，共有22 个王朝或世系，他们占据着中国的王座。历史类著作，我们只知道一部简短的拉丁文作品，12 开本，由卫匡国神父撰写。这部简要的历史仅仅包括王朝和君主的替换更迭，带着一点统治的大事记，它们是从编年史中选出的，且作者只写到了公元元年前后。卫匡国的这部简短的中国史，就是我们所了解的全部中国史，换句话说，我们仅仅获得了一些简单的目录。冯秉正神父所做的工作，所提供的素材对于全欧的学者都是崭新而有价值的，他的作品是有关中国的出版物中最全面的。aGrosier, « Discours préliminaire, » Le P. de Mailla,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Tome I, pp. 22–23.

……

我们渴望扩充我们的历史知识，因而更久地私藏这部中国纪年历史是对整个文坛的犯罪。对于如此有趣的、辽阔和古老的君主制国家来说，它是唯一一部可以解开我们的疑惑，使我们明了其中真谛的作品。bIbid., p. 29.

格鲁贤的判断体现了他洞见的眼光和卓越的见识。他虽是耶稣会士，却从未到过中国；他的研究虽然涉及东方和中国，却并不是东方学领域的资深专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样多重的身份，使他撰写的第十三卷获得相对广泛的接受度，这也意味着文化精英阶层对中国文化历史的成功再诠释是可能的，且这一诠释与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不同。格鲁贤与冯秉正一样，倾向于从中国的立场对中国历史及文化进行解读和判断；他的论断本身及第十三卷的影响力意味着两种文明彼此理解和沟通的可能性。除了填补了欧洲的空白，《中国通史》也在投石问路，等待着更丰富的钥匙将它开启。

四、结语

从手稿抵达里昂到格鲁贤将其出版，《中国通史》经历了几乎半个世纪。时代的政治和学术气候是出版迟滞和艰难的首要原因。在《中国通史》出版的时候，主要的启蒙思想家都已逝世，我们没有机会去阅读他们的读后感，而这是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曾拥有的极佳机会。《中国通史》与《中华帝国全志》的差异和对照，由于前者出版的延迟而变得不那么重要。冯秉正所持有的上古史纪年立场使这部作品与拉丁语《圣经》的正统性产生冲突，正统派的捍卫者们绝不乐意支持一部这样的史书在法国和欧洲传播。于是，当时绝大多数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不了解这部崭新的历史，亦不知它打开了有关中国的另一重视角。由于出版的延迟，有关中国的历史和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了真实性，至少缺少了一种从异域本身的视角审视异域文明和历史的可能性。要等到19 世纪甚至20 世纪初，三位伟大的思想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 —1803）、黑格 尔（G. W. F. Hegel，1770 —1831） 和 韦 伯（Max Weber，1864 —1920）才对这部作品给出真正有价值的判断。事实上，《中国通史》出版的百般曲折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它的重要性：它折射着启蒙时代很多丰富的信息，是时代一个侧面的缩影，它实现时的盛况证明了欧洲文化变革之际的宽阔性和对异质文化因子需求的强烈性，它的坎坷证明了欧洲文化的变革尚在形成之际，无论是内部的自我更新还是外部的吸纳汲取，都处在碰撞期，需要一个融合与排斥的过程。《中国通史》一方面让欧洲了解中国的史实，也见证了中国历史书写的严谨可靠和文明的丰富宏大；另一方面，对它的接受、拒斥、难解、存疑，都意味着它的在场，并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某种立场和姿态。这是法文版《中国通史》的出版历程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