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初期中共灾荒救济话语的建构及其效应
——基于1949 —1950 年《人民日报》的考察

杨丽萍

口号是用来张贴或呼喊的带有纲领性、鼓动性的特殊语言表达形式。①周伟：《标语口语——时代呐喊的最强音》，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 年版，序言第2 页。围绕特定主题发布口号形式的政治话语以调动、整合社会资源，是中共应对革命和建设困境历史活动的主要特征。②目前关于口号的历史研究主要有两大类型：一、理论研究，主要涉及口号的类型、政治功能，如张书林：《党的政治口号变革及启示》，《江汉论坛》2007 年第5 期；二、实证研究，主要有三个方向：其一，具体口号的研究，如张文涛：《国民革命时期的“智识阶级”论争——从“打倒智识阶级”的口号谈起》，《人文杂志》2014年第9期；其二，特定历史时期口号群研究，如吴志娟：《中国共产党早期对民主革命认识的日趋深化——以中共一大到三大的政治口号演变为视角》，《中共党史研究》2011 年第12 期；其三，特定主题口号的研究，如王德：《国家危亡时刻来自民族心底的呐喊——中国抗日战争口号标语探析》，《学术交流》2016 年第2 期。中共发布了数量可观的口号，上述研究或着眼于著名口号，或侧重于呈现口号生成、传播和容受的历史脉络，却鲜少展示话语的实践空间中党、干部与灾民三方互动的详情，至于灾荒救济口号如何被具体地贯彻则无从得悉。在革命时期，中共的政治口号通常发挥宣传、鼓动的功能。全面执政后，各类口号常常形成主题鲜明的政治话语体系，其政治功能亦大为拓展。新中国初期，百废待兴，全国各地却接连遭遇自然灾荒①目前学界关于中共领导下的灾荒救济的研究主要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宏观层面，一是研究中共的灾荒救济手段，如赵朝峰：《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的灾荒救治工作述评》，《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1 期；二是考察中共灾荒救济背后的社会结构，如谢迪斌：《新中国初期乡村荒政与城乡二元结构的缘起》，《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0 年第2 期。在微观层面，一是以救济对象为视点的研究，考察中共对饥荒、水灾和旱灾等灾害的灾民救济，如许虹：《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救济灾荒、失业问题简述》，《党的文献》2000 年第4 期；二是以具体地域为切口的考察，如李常宝、顼熙芳：《救国救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灾荒救济》，《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5 期。以上研究虽揭示了灾荒救济的不同面相，但未能将灾荒救济与中共的话语建构相结合。，面对如此严峻的执政考验，中共提出一系列贴切实际的灾荒救济口号，仅《人民日报》刊出的就数以千计，它们构成一个具有确定工作目标和基本方针、具体举措以及具有丰富意义承载能力的政治话语体系，其中各种类型、性质的灾荒救济口号彼此配合及联动，焕发出强大的政治贯彻执行力，确保了中共对灾荒救济乃至农业生产的有效管理和领导。

一、新中国初期的灾荒及救济形势

早在局部执政时期，中共就开始了灾荒救济实践，“并取得了不少经验”②《抓紧生产救灾的领导》，《人民日报》1950 年1 月18 日。。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业已形成的以“自力更生”“生产救灾”为原则、以粮款赈济、厉行节约、社会互助和水利建设等为内容的一整套灾荒救济方针和路线③文姚丽：《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救灾政策及其实践》，《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2 年第2 期。，在全面执政语境下却遭遇巨大挑战。

自1949年春开始，全国各地陆续发生水、旱、台、雹、虫、疫病等自然灾害。由于全国战乱经年、河道失修，各种灾害中尤以水灾危害最大、最广。同年夏，长江、淮河、汉水及河北省各河干支流等都发生大范围的决口和漫溢，被灾范围遍及华东、华北、中南、东北等区及陕西等省。④内务部研究室：《救灾工作及其问题》，《人民日报》1950 年1 月15 日。其中，仅华东地区受灾面积5256万亩，灾民1642万人。⑤《与空前严重的灾荒艰苦奋战中的华东人民》，《人民日报》1950 年2 月6 日。进入1950年，灾荒虽有所收敛，但救济形势仍十分严峻。据内务部统计：1949年全国受灾面积约12787万亩，受灾人口约4550万人，倒塌房屋234万余间，减产粮食114亿斤，灾情分布在16个省、区的498个县市。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农村福利司编：《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法律出版社1958 年版，第1 页。

严重的灾荒加上社会历史因素加剧了1949年的农村危机。其一，中国广大农村生产效率不高，农民收入历来没有结余或结余有限；其二，数十年内战和外来入侵，再加上国民党和日寇的连年搜刮，小农破产普遍；其三，解放区的农民既要恢复生产，还要担负解放战争、剿匪、反霸等所产生的经济负担。据估计，4000万名灾民中无需救济的仅20%，60%～70%的灾民需要经过组织和必要扶持方可度荒，而无吃缺吃的灾民达到七八百万人。⑦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 册，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219 页。政务院拨出的34040万斤救济粮，按照每个灾民每天半斤粮食计算，仅能使最困难的700万灾民维持三个多月。⑧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农村福利司编：《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法律出版社1958 年版，第18 页。

此时的灾荒救济工作不仅关系到成百上千万人的生死，也关系到中共执政后能否维持社会稳定、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灾荒持续期间，包括山东、江苏、安徽和江西等地陆续发生灾民逃荒、饿死的情况。①蒋积伟：《新中国建立初期自然灾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3 期。一些灾民即使有少量食物，也“是糠麸野菜”，且居无定所。灾民“需要救济，需要帮助。任何对救灾工作的疏忽，都可能闹出乱子”②谢觉哉：《我们一定要战胜灾荒》，《人民日报》1950 年3 月11 日。。正所谓“民以食为天”，生存难以保障，社会动荡便在所难免。1950年1月下旬至3月中旬春荒之际，华东各省区先后发生反革命暴动事件与群众性骚动事件共40余起。③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 册，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12 页。

由此可见，新中国初期，解放战争的持续和现代国家治理使中共面临空前的执政压力。其一，全面执政后，党所面临的是全国经济的总盘子，灾荒救济力度和范围直接影响到国内民众对新政权的信心。其二，此时的农村问题显然不止于灾荒赈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确保国家对农村的财政汲取等都是题中之义，农业的歉收使收支矛盾空前放大。其三，政府财政支绌，无力全面承担灾荒救济所需要的巨量社会资源，民生保障程度及社会的稳定性易授人以柄，使中共面临外部势力的舆论压力④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政府坚信，中国任何政府都没有能力解决民众吃饭问题，美国务卿艾奇逊更是断言中国在春荒期间将有数以百万计的人饿死。参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 辑(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 年版，第61 页。。中共中央也深刻意识到问题的严峻性：灾荒救济工作做不好，“将使人民失望，感到我们无能”⑤《新华社著文号召全力与洪水作斗争》，《人民日报》1949 年7 月17 日。。

事实亦是如此，“生产自救”这一方针性救灾口号提出后，随即遭遇干部和群众的质疑。然而，1949年全国财政收支除东北之外，华北、华东、中南、西北和西南各区由于战争规模浩大，财政赤字均在60%以上。⑥《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城市出版社1990 年版，第119～120 页。“生产自救”其实是中共基于国情和灾情综合考虑所提出的理性灾荒救济原则。但是，从社会实践层面来看，灾荒发生后，“悲观失望、听天由命或等待救济的想法”是人之常情⑦《动员一切力量生产救灾 大力组织群众进行副业生产》，《人民日报》1950 年2 月14 日。，“生产自救”口号乍一出现，群众难免产生冰冷和失望之感，有人甚至认为“生产自救，就是政府不管”⑧《及时检查生产救灾》，《人民日报》1950 年1 月11 日。。此类想法，群众有之，少数党员干部也不例外。因产生被政府抛弃之感，消极绝望、无所作为或盲目逃荒者大有人在。

面对上述棘手又刻不容缓的众多问题，中共只能从多个维度加强对灾荒救济话语的建构和言说。如此一来，“生产自救”虽是灾荒救济总的行动指针，中共中央却特别强调“不饿死人”这一总目标、总任务。原因是，后者作为一个基本口号，同时也是宣传口号，“反映了人民政府的性质”，“这个口号能提高他们（群众）对人民政府的认识，便于号召他们依据政府的方针，努力生产自救”。⑨内务部研究室：《救灾工作及其问题》，《人民日报》1950 年1 月15 日。在此基础上，为了提高群众对“生产自救”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围绕如何“生产自救”又衍生不少口号，它们或为灾荒救济主要目标和基本方针的具体化，或为口号化的具体措施。

例如，秋耕期间有“一家不秋耕，千家受虫害”“今年秋耕好，明年好收成”的口号。⑩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华北区的三秋运动》，《人民日报》1949 年10 月22 日。秋种时有“一麦顶三季”“多种麦子早防荒”口号。①《河南突击秋耕种麦 政府贷粮种九百余万斤》，《人民日报》1949 年11 月8 日。冬季生产运动期间则有“利用冬闲早下手，别等明春忙加忙”“一年庄稼两年作务（作物）”等口号。②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冬季生产动态》，《人民日报》1950 年1 月17 日。当然，围绕灾荒救济所构建的政治话语不止体现节气性变化，还涵盖灾荒救济的方向、基本方针及其必要性，所依靠的力量、各项举措及其成效等一系列重要命题。

1950 年2 月，董必武在中央救灾委员会成立会上的报告中就曾提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先后发出生产救灾指示，责成各受灾地区以生产救灾为目前的中心工作。提出‘不要饿死一个人’的口号”，并将救灾方针确立为“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群众互助、以工代赈，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③《深入开展生产救灾工作》，《人民日报》1950 年3 月7 日。此时中共的灾荒救济政治话语框架初具成为一套由意义、符号和实践性表达所构成的文化信念体系。

体系化的政治话语为灾荒救济宏观叙事提供了广阔的言说和实践空间。问题在于，中共如何具体地通过灾荒救济口号将灾荒救济的总体目标和方向，各项举措的必要性、合理性进行充分的解释、宣传，最大限度地培养民众的价值认同，并在此基础上整合社会资源，实现对灾荒救济以及农业生产的有效管理与领导。

二、灾荒救济话语内部的双向建构

陈独秀曾说过：“我们号召领导群众斗争，除在日常环境中找出些特别活泼的口号外，必须有一个总的政治口号即政治旗帜。”④《陈独秀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393 页。后来毛泽东将“总的政治口号”和“特别活泼的口号”称为“基本口号”和“行动口号”，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188 页。前者承载的是那些长时段、大范围的政治目标或方向，后者则是短期的、具体的任务。而刘少奇则将口号分为宣传、鼓动、行动三种性质。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1页。作为政治和理论权威，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相关理论成果对中共的口号运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新中国概莫能外。

1949 年前三季度持续的灾荒使人民政府甫一成立便投入灾荒救济，相应地以口号为主要形式的灾荒救济政治话语体系的建构亦随之展开。这一体系除了丰富的话语，还具有完备的框架结构。在这其中，“不要饿死一个人”是灾荒救济的主要目标也是基本口号，它确保了灾荒救济工作的政治方向。而基本口号不仅需要逐级降解，还须针对具体任务进一步衍生出现实可行的口号。即“把中央救灾工作的方针口号，变为灾区群众自己的方针口号。把各级领导上的救灾工作计划，变为灾区群众每户每人的计划”⑦谢觉哉：《我们一定要战胜灾荒》，《人民日报》1950 年3 月11 日。。

从实践层面而言，灾荒救济政治话语存在一个内部的双向建构过程。一方面，中央的主要救灾目标、基本方针不断以口号形式具体化；另一方面，有益的地方性措施也会口号化，形成以生产自救、节约度荒和社会互济的基本方针为主体框架的灾荒救济政治话语。在这种双向建构中，灾荒救济话语不断丰富并呈现出传播、贯彻的内在逻辑，从理论逻辑和实践选择双重维度诠释“不要饿死一个人”的可能性、可行性，以及“生产自救”的合理性、正当性。

1.生产自救

“克服灾害的最中心和最有效的办法是生产，即动员广大被灾同胞自己动手，生产自救”①《生产自救渡过灾荒》，《人民日报》1949 年12 月20 日。，这是中共自抗战以来从各根据地的救灾经历中总结出的有益经验。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的执政资源大为拓展，但执政负担和压力倍增。灾荒救济不得不秉持“生产自救为主”的理念。②《建国以来李先念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361 页。因此，“生产自救”作为灾荒救济口号，既是达成救济总目标的基本方针也是中心工作。而要破除灾民对这一口号的抵触心理和情绪，关键是口号的具体化。

各省区响应“生产自救”号召，相继推出地方性政策方针。如华北地区推出的“节约防灾，生产自救，群众互助，以工代赈”；皖北的“主要依靠灾民生产自救；结合社会互济，政府救济，以工代赈”；西北的“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互助互济”③内务部研究室：《救灾工作及其问题》，《人民日报》1950 年1 月15 日。，而贯彻这些方针既是基本口号进一步具体化，又是具体措施口号化的过程，如多地提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口号。据此，1949 年12 月，政务院总结了半年来各地生产自救的经验，形成了“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并将其推广。

“指示”进一步号召灾区人民要“生产自救”，主要途径便是因地制宜恢复与发展副业和手工业。具体而言，“在陆路交通要道开展运输业，变‘人养牲口’为‘牲口养人’。在沿海沿河地区，组织灾民捕鱼，打捞水产。④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 册，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220 页。山西省提出‘靠山吃山，靠道吃道’，并将其作为各地具体执行‘因地制宜’原则的行动口号”⑤《山西检查冬季生产要求做好春耕准备》，《人民日报》1950 年1 月24 日。。东北则提出了“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口号，农民普遍进行山中采野味、海里打鱼的副业生产。⑥《华东生产救灾获初步成绩》，《人民日报》1950 年3 月15 日。皖南区施行“以工代赈”来进行生产自救，先后动员30万民工参与水利工程，解决了60万灾民的生活困难。⑦《华东生产救灾获初步成绩》，《人民日报》1950 年3 月15 日；《皖南灾情已趋稳定 沿江灾民排水种麦二百万亩》，《人民日报》1950 年4 月9 日。

总之，按照总的生产自救“指示”，各地陆续开展出纺织、编织、磨粉、运输、打堤、采菜、拾柴、拾粪等几十种副业，贯彻了“村村无闲人，家家有副业”的口号⑧《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887 页。，使得“生产自救”这一方针落到实处，打破了部分灾民发出的“我们要饿死了，政府不救济”⑨华东生产救灾委员会编：《华东的生产救灾工作》，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 年版，第171 页。的这类牢骚。

2.节约度荒

就灾荒严重和财政紧张程度而言，“生产自救”显然不能解决所有灾荒救济问题。于是，在前者基础之上“节约”也被纳入灾荒救济话语框架，并成为主要救灾方针。1950年4月，董必武在总结救灾经验时也明确指出：“生产节约，劳动互助，才是最有保障最可信赖而又取之不竭的源泉。”⑩董必武：《新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人民日报》1950 年5 月5 日。作为与“生产自救”配套的救济方针，“节约”及其相关口号被大力倡导和广泛实施。“不仅直接受灾的地区要节约，非灾地区和城市也提倡节约，以充实支援灾区的物资。”围绕这一基本方针，“发动节约，省吃俭用，长期打算”“机关干部，要带头节约救灾”等口号被提了出来。①谢觉哉：《我们能够战胜灾荒》，《人民日报》1950 年5 月6 日。

“节约度荒”作为救灾的基本方针，在分解为具体动员口号时，不仅体现出节约与灾荒、灾区与非灾区的利益休戚相关，还“根据各种不同的具体条件找出各自的重点”，在歉收的地区，节约是“同生产备荒或紧急救灾密切连系（联系）起来”。②《再论节约》，《人民日报》1949 年5 月28 日。如此一来，动员口号能充分激发群众的积极性，而“节约”这一行动口号也得以切实地贯彻执行。

在“节约”口号引导下，全国各地厉行节约。北京市政府干部“把响应救灾运动与节约结合起来，提出节电节水、节文具、节时间等口号”③市府新闻处：《京市救灾运动普遍展开 廿一单位设救灾分会》，《人民日报》1949 年10 月13 日。。自1949年10月至1950年4月，中央各机关工作人员捐出赈款12亿元，粮食39万斤。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农村福利司编：《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法律出版社1958年版，第18～19页。部队也掀起“一两米节约救灾”的运动，其中，华北军区在“大家少吃一碗饭，就可救活几千人”的号召之下，全军无一例外普遍开展节约一两米活动，仅半年时间就节约米360万斤。⑤《华北军区部队 半年节米三百六十万斤》，《人民日报》1950 年3 月6 日。通过广泛宣传，截至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代收各机关全体工作人员，连同前华北人民政府民政部和北京市各界人民救灾委员会所收救灾款物，共计人民币2715632000余元，粮食4183114斤，衣物76435件。⑥《中央各机关和北京市各界节约救灾款物 内务部已分配给各灾区救济灾民》，《人民日报》1950年7月13日。

3.社会互济

在政府财政救济力有不逮的情况下，社会互济是灾荒救济的必要组成。然而，在国民普遍贫困的情况下，贯彻这一方针绝非易事，宣传和教育就显得格外重要。为此，各地普遍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宣讲。北京一些积极分子甚至“挨门逐户地讲解华北灾情”。围绕于此，产生了一批宣传、鼓动性口号，例如，“救人即自救”⑦顾行等：《京市救灾运动 深入广大市民层》，《人民日报》1949 年10 月26 日。“天下农民是一家”，以及“一个膀子力小，两个膀子力大，灾民与灾民搞生产要互助，灾民中有劳力和无劳力的要互助，有劳力与有资金的要互助，灾民与非灾民要互助，灾区与非灾区要互助”系列口号等。⑧谢觉哉：《我们能够战胜灾荒》，《人民日报》1950 年5 月6 日。

一些地区还将社会互济理念融于传统道德风尚，产生了贴近群众的口号，宣教效果显著。例如，山东省农民在“亲帮亲、邻帮邻”的口号下发起捐献，仅沂源县农民即捐献粮食、地瓜3万余斤。⑨《华东生产救灾获初步成绩》，《人民日报》1950 年3 月15 日。皖南提出“亲帮亲”“邻帮邻”“有借有还”的口号，据不完全统计，仅芜湖市及芜当专区即募集米240余万斤。经过上述努力，全区75万灾民度过了严重的冬荒。⑩《皖南灾情已趋稳定 沿江灾民排水种麦二百万亩》，《人民日报》1950 年4 月9 日。

由此可见，在灾荒救济话语体系内部双向建构过程中，一方面，地方干部对上级方针、政策进行释读并衍生出更为具体的口号；另一方面，乡土社会中原有的一些救灾理念被口号化。如此一来，基本口号即使被层层分解，其所承载的总的政治目标也不至于跑偏。与此同时，诸如“龙生龙，凤生凤，好种籽（子）才有好收成”①冷林：《京郊各村农民紧张收麦 政府协助农民进行田间选种》，《人民日报》1950 年6 月26 日。这类乡土气息十足的行动口号，背后却与救灾总目标“不要饿死一个人”这一基本口号相衔接，使得灾荒救济话语不仅具有可行性，其有效性也大为提升。

新中国成立一周年之际，中共总结了一年来的救灾工作。该总结申明人民政府的灾荒救济导向是积极领导群众在生产上找出路，而不是单纯的救济；坚持群众路线，使救灾成为群众性的社会运动；既照顾眼前利益，也着眼于长远利益，标本兼顾。②《一年来的救灾工作总结》，《人民日报》1950 年9 月13 日。由此可见，中央层面制定的灾荒救济目标及其基本方针，通过丰富的话语建构、传播，并在实践空间获得贯彻及验证，已为群众所接纳，树立了政治话语体系的权威。

三、灾荒救济话语的过程化管理

如前文所述，无论基本口号还是主要行动口号都会经历具体化和地方化，而各地具有普遍意义的措施最终又口号化，成为一个个具有可操作性的灾荒救济以及农业生产规范。那么，灾荒救济口号作为政治话语又是如何最大限度地释放其政治效能？其关键还在于中共运用强大的组织优势和领导能力，将灾荒救济话语体系覆盖灾荒救济乃至农业生产的全过程。

1.灾来抢救

1949 年夏水患泛滥之时，被灾严重的华北、华东、华南地区大部已解放，各省市贯彻中央“救灾如救火”的口号，即刻投入救灾领导工作。一方面，迅速建立防汛抢险组织，组织突击防汛抢险。党员、干部带头与沿堤居民日夜驻守堤防、抢修堤坝。皖北动员49100 名民工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在洪水中抢修了沿江包括安庆等六个县的堤岸。抢修中提出“一寸不牢，万丈无用”的口号。③《皖北沿江人民 向水灾作斗争》，《人民日报》1949 年7 月12 日。另一方面，调动各地驻军大部开赴堤岸协助抢险。在华东水灾抢险中，仅第三野战军驻宁沪杭部队即前后出动10 万人工，协助居民堵堤近百华里，抢救水淹禾田10 万余亩。7 月下旬，江苏东部及胶东沿江沿海地区又遭台风侵袭，各地党政干部率领群众在“人定胜天”“救圩如救命”口号下抗击天灾。④孙恩诚：《与空前严重的灾荒艰苦奋战中的华东人民》，《人民日报》1950 年2 月6 日。

其他灾难，诸如旱灾、虫灾、霜冻等发生时也产生不少抢救口号。例如，太行虫灾发生时，被灾地区干部动员群众在“保苗如保命”的口号下展开防虫运动。⑤张林池：《瞻望一九五〇年华北农业生产》，《人民日报》1950 年2 月14 日。作物防虫、防冻以及抗旱时也有相应口号。例如，华北“各地在保苗、保命的口号下，先后展开了灭虫运动”⑥《华北各地克服严重灾荒 今年获六成半年景》，《人民日报》1949 年10 月21 日。。

2.灾后补救

实现灾后重建为社会稳定的关键。灾后补救有两项重要工作：一是补种以确保农业收成。单以水灾而论，灾后即须排水补种。1949 年各地防汛抢险之后，随即提出“水退一分，补种一分，水退一亩，补种一亩”的口号，组织农民补种。①孙恩诚：《与空前严重的灾荒艰苦奋战中的华东人民》，《人民日报》1950 年2 月6 日。河北省在排水过程中还具体提出“小利服从大利”“下流服从上流”“洼地服从高地”等统筹补救的口号。在此引导下，全省排水种麦3400万亩。②内务部研究室：《救灾工作及其问题》，《人民日报》1950 年1 月15 日。苏北地区前后经过两个月抢救出1098万亩田禾，占全部受灾面积的80%以上。皖北宿县则经历三种三淹，全专区种麦终达到1948年水平。③孙恩诚：《与空前严重的灾荒艰苦奋战中的华东人民》，《人民日报》1950 年2 月6 日。

二是补充口粮防止粮荒。为弥补粮食短缺、缩短灾期，各地发动群众抢种了大量早熟、多产作物和蔬菜。相关的口号有“多种早熟粮，准备渡灾荒”“早种早收早接口”。据此，苏北灾区种寒菜约100万亩，春菜约200万亩，前后收菜约70亿斤，一般地区约补足了灾民缺粮的50%以上。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农村福利司编：《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法律出版社1958 年版，第11 页。皖南灾区提出“每人种二分地油菜”的口号。⑤《结合生产救灾与生产备荒》，《人民日报》1950 年3 月29 日。山东灾区组织群众挖野菜、积干菜达6亿斤，部分地区甚至补足了缺粮的70%以上。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农村福利司编：《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法律出版社1958 年版，第11 页。

3.灾前防荒

灾前防荒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村社会的抗风险能力。围绕于此所开展的工作多种多样，相应地产生了大量口号。

其一，加强水利建设方面。早在1949年春开始，沿长江、淮河、黄河、运河及黄海沿岸各解放区政府就曾动员力量维修堤坝。执政后，中共对人力、物力的统筹、调动更为顺畅，一些大型水利工程得以开展。

1949年11 月下旬，苏北导沂工程全面开工。苏北区党委、行署、军区司令部联合发出大治水运动总动员令。其间，推出了“一时麻烦，子孙亨福”口号，不仅使得一万余户居民顺利搬迁，还成功动员新安、沭阳、宿迁等九县民工25万人参与工程。⑦《苏北开挖新沂河入海道全面开工 二十四万民工切岭浚河》，《人民日报》1949 年12 月27 日。第二阶段工程进行过程中，新安、睢宁两县48000余民工，在“扒河度灾荒、扒河除水患、扒河为自己”的口号中走上山岭开展建设。在具体作业中，又以“眼怕手不怕”“一层砂礓一层粮”口号来鼓舞士气、规范作业，以“歇人不歇工具”口号来克服工具少的问题。⑧高山：《开山切岭放沂水——导沂工程第一期嶂山切岭记》，《人民日报》1950 年6 月22 日。经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仅苏北一地即组织了42万民工修治运河、洪泽湖、长江、淮河、范公堤等主要大堤，计2000余华里（1000公里），疏通河流190余条。⑨孙恩诚：《与空前严重的灾荒艰苦奋战中的华东人民》，《人民日报》1950 年2 月6 日。

其二，推动农业生产方面。为切实提高农村抗风险能力，人民政府对包括防旱点种、排水种麦、组织副业、推销成品，以及布置春耕等农业生产各环节进行组织、引导。

秋耕是人民政府正式介入农业生产的开端，是口号云集的生产环节。其中，仅“随收随耕”这一口号，各地就有多个版本。例如，华北的“一面收，一面耕”⑩《秋收将毕秋耕开始 华北大部庄稼登场》，《人民日报》1949 年10 月6 日。，“收一块，耕一块”⑪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华北的秋耕运动》，《人民日报》1949 年10 月29 日。；河北、平原及山西的“随熟随割，随耕随种”①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华北区的三秋运动》，《人民日报》1949 年10 月22 日。。正是在诸如“群众动手早，随收随耕”此类口号引导下，各地快速推进了秋耕。其中，察北分区在1949年10月底已耕地50%以上，雁北山地大部已耕完。②《抓紧时间普耕一遍》，《人民日报》1949 年10 月27 日。截至11月中旬，华北全区秋耕达80%。③贾子珍：《华北秋耕工作》，《人民日报》1949 年11 月26 日。

再如围绕积肥问题，河北各地提出“今年比粪堆，明年比麦堆”的口号。在此号召下，该省“各地农民都抓紧了送粪、犁地、备种”，如据邯郸的鸡泽、广平、大名等县18个区33个村统计，粪坑由40600个增到54000多个，积粪16308车。④《河北省九月份农情》，《人民日报》1949 年10 月6 日。山西打破群众“正月送肥，现在还早”的守旧习惯，提出“春前早动手，春忙不慌张”“一步走在头，步步在前头”的口号⑤《及早准备春耕 河北老区热烈送粪》，《人民日报》1950 年2 月14 日。，普遍展开积肥、送肥、打柴、修边垒堰等工作。据统计，该省晋城、高平、长治等26个县一个半月就积肥到9540余万担。⑥《结合冬季生产及早下手 山西农村准备春耕》，《人民日报》1950 年1 月15 日；《准备春耕不宜迟 山西老区普遍送粪》，《人民日报》1950 年2 月22 日。此外，选种、除虫、防冻、浇水以及春夏两季耕锄等农业生产环节也有诸多口号引导。

由此可见，通过一系列多维覆盖的救灾口号，中共不仅将灾荒救济的基本口号、主要救灾方针做到广泛宣传，更重要的是干部将灾荒救济口号实现了时空上的纵横排布、无缝对接，各种类型和功能的口号互相作用、彼此依傍、层层联动，使得中共在短时间里动员、整合全国的各种有形无形的资源，实现灾荒救济、恢复农业生产以及提高农村抗风险能力这一系列现代农村治理。

四、贯彻灾荒救济口号的效应分析

新中国初期灾荒救济口号的流变，具体包括灾荒救济话语的生成、宣传与贯彻，也生动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干部和灾民在灾荒救济和农业生产中的互动样态及关系。1949 年间，中共通过持续地建构灾荒救济话语体系，娴熟地运用灾荒救济口号，使人民政府以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社会互济为主要方针的救灾措施被全面贯彻到灾来抢救、灾后补救、灾前防荒这一整套灾荒救济路径选择之中。借此，中共得以最大可能地调动社会力量投入到灾荒救济始终，并产生一系列积极的综合效应。

第一，灾荒得以遏制，农村生活、生产逐渐恢复。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大部分地区经历了多年的战争正处于萧条之中，新的灾荒自是雪上添霜。面对全国数以千万计的灾民，政府的直接救济无异于扬汤止沸。在这种情况下除进行必要的政府救济之外，新政权主要是设法尽可能多地调动、整合社会资源投入救灾。口号形式的灾荒救济话语应运而生，这些口号不仅将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社会互济的救灾基本方针传播、灌输给群众，还将灾来抢救、灾后补救和灾前防荒的救灾路径选择全面覆盖于灾荒救济和农业生产始终。同时，借助各种类型、性质口号所具备的宣传、动员、引导，彼此配合及其联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灾荒救济工作事半功倍。

一是灾荒得到有效遏制。仅仅一年时间，通过贯彻生产自救，补种、发展农副业等方式，一般灾区补足了50%以上的缺粮；同时，通过灾区、非灾区人民群众的节约运动以及社会互济，灾区顺利度过了困难。更重要的是，“中央人民政府刚刚成立的一年，面临着如此严重的灾荒，却基本上保证了‘不饿死人’的口号的实现。虽然有的地方也死了一些人”，“但与历史上饿殍遍野死亡载道的景象，迥然不同”。①《一年来的救灾工作总结》，《人民日报》1950 年9 月13 日 。

二是防汛工程短期内即取得进展。1949年山东防汛工程建设过程中，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就“宣传动员了几十万人民参加防汛，使山东得免黄河水患”②《山东开宣教会议 分局宣传部长提出今后方针》，《人民日报》1949 年12 月24 日。。1950年，中共继续动员民力开展河北潮白河以及苏北导沂、湖南大通湖这些工程，使当地的水灾大大减轻，洞庭湖滨甚至实现了大丰收。③《继续救灾，长期防灾！》，《人民日报》1950 年9 月13 日。一年时间里，全国总计新建和恢复的农田水利工程与扩大农田受益面积6861199亩，整修及岁修工程改善受益面积29532741亩。“农田水利的建设对各地农产的丰收起了巨大的作用。”④《今年农田水利建设对农产丰收起了巨大作用》，《人民日报》1950 年10 月23 日。

三是农业社会生产获得了初步恢复和发展。仅经过1949年下半年的努力，据140个典型村调查，1949年棉花的种植超过前一年50%，玉蜀黍超过20.3%，马铃薯超过19.1%，甘薯超过12.4%，小麦、谷子、高粱均超过5%。⑤张林池：《瞻望一九五〇年华北农业生产》，《人民日报》1950 年2 月14 日。到1950年秋收，“粮食生产，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恢复到战前生产量的85.7%”，“主要的植棉区域华北五省，今年约产棉花600万担，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其中河北省的植棉面积与棉花产量则都已经超过了战前的水平”。⑥石础：《粮棉丰收的原因及其意义》，《人民日报》1950 年10 月20 日。到1950年，全国总的受灾面积比1949年减少三分之一以上，且全国大部分地区取得了丰收。⑦《继续救灾，长期防灾！》，《人民日报》1950 年9 月13 日。

第二，生产纳入政府组织、领导，农村社会抗风险能力提高。面对当时的严重灾荒，中共通过灾荒救济政治话语，从观念、行为上引导群众走上防荒、备荒，科学、规范的生产和发展之路，农业生产被纳入政府的全面组织和有效领导。

首先，在观念上大力破除农业生产的陋习。从1949年发布的灾荒救济口号来看，有不少是针对农村落后生产观念制定的。例如，“生产贯彻全年”这一抗战以来就在太行山生产中出现的口号被普遍传播和执行，它打破了农民季节交替农闲的传统习惯，使得生产和生产准备“一年四季生产互相衔接”⑧《三言两语》，《人民日报》1949 年4 月3 日。。再如，“早种早收”“早种早收早接口”等口号，则打破了农民“过正月十五（旧历）再种也不晚”的农业生产惯例⑨裴国勋：《河北宝坻等十余县灾区抢种春麦四十万亩》，《人民日报》1950 年3 月27 日。。至于“苗锄好比上粪”“稀谷锈大穗”则打破了农民“麦前只锄一遍”“十穗顶一穗，净赚九根柴”的旧生产理念。⑩陈明善等：《华北夏锄进入紧张阶段 作到精耕细锄禾苗生长旺盛》，《人民日报》1950 年7 月28 日。

其次，在生产上形成科学的农业生产规范。从秋收开始，组织力量就开始对农作物生产全面介入，引导农民播种前施肥并浸种、拌种，禾苗出土后防治病虫害与及时锄耪等，从而使得农业生产各环节具有计划性、规范性。秋耕、春耕和夏锄也出现组织化。为了确保新的生产规范得到贯彻落实，人民政府还派出督查团赴各地巡查。1950年春，华东的春耕检查团对浙江、苏北、安徽等地进行春耕监察。①上海讯：《农业部华东春耕检查团 完成苏南春耕检查工作》，《人民日报》1950 年5 月24 日。针对春耕执行不得力情况，提出“不荒一亩地”口号。②内务部研究室：《目前生产救灾工作中存在的几个重要问题》，《人民日报》1950 年3 月11 日。在政府引导和督查之下，精耕细作深入人心。河北省谷子、高粱、玉米普遍锄过三遍，平原省的棉田一般做到锄三至四遍。

正是政府力量的组织领导，农村地区破旧立新，不仅清除了陈旧的生产、生活习惯，还将防荒备荒、科学种植等切实能提高农村社会抗风险能力的理念落实为灾荒救济的具体实践。

第三，政府的政治中心工作得到积极响应和支持。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生产来推动灾荒救济、以政府引导群众性参与的方式来开展标本兼治的灾荒救济，这样的救灾方针及路径选择不仅完成了救急、救困等艰巨的救灾任务，更使得农村生产获得恢复和发展，为赢得民众的政治认同奠定了基础，人民政府的政治中心工作因此也得到农民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即使如征粮这类颇费周章的工作也开展得较为顺畅。据报告，截至1950年3 月底，1949年度的全国征粮平均已完成征收总任务90%；1950年夏征工作更是水到渠成。至1950年8月，山西全省征小麦入库量已占到夏征总数的76.47%。主要产麦地区晋南二十八县平均完成任务95.8%，其中运城专区已近百分之百。临汾专区之洪洞、赵城等四县除已完成任务外，并收清了前一年秋征中的旧欠。③新华社：《山西夏征基本完成 京郊农民热烈缴纳争缴净粮》，《人民日报》1950 年8 月4 日。

不仅如此，农民对征粮的态度也与以往大相径庭。在老区东北，有70个县市所交公粮超过国家原定数目。华北、山东等地农民在缴公粮时，不少农民都把粮食晒干簸净，拣最好的送缴入库。浙江省天台县铺前村一位老大娘对该县县长说：“以前给国民党送粮，都是流着泪来的，这次是给自己缴翻身粮、胜利粮，是扭着秧歌来的！”④《全国征粮接近完成 东北、内蒙、西北均超过任务》，《人民日报》1950 年4 月14 日。北京市郊农民因政府照顾灾情减少征缴，互相号召“交最好的粮食给公家”⑤京市新闻处：《照顾灾情减产应征额减少三百万斤 农民互相号召交最好的粮食》，《人民日报》1950 年7月30 日。。

综上所述，新中国初期面对全国性灾荒救济和现代国家治理重任，中共发布了颇具规模的灾荒救济口号。在灾荒救济政治话语基本框架内，通过政治话语内部的双向建构，中共将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社会互济的基本方针做到普遍宣传和落实。而各种类型的灾荒救济口号彼此作用、联动的过程，也是政党、干部和群众三方关系构建与互动的外在表达。在此过程中，中共实现了灾来抢救、灾后补救、灾前防荒这一灾荒救济甚至农业生产的过程性管理。最终达成了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共同抗灾，引导农民走上备荒防荒以及科学规范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的目标。在抗击灾荒的同时，恢复了农业生产，也提高了农村的社会抗风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