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本科院校学科治理“内卷化”及破解策略

张洋磊 于晓卉

（华中科技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

一、问题的提出

《2020 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主要结果》显示，2020 年，全国本科院校数量达到1270 所，其中以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为主体，培养本科层次应用型创新人才为主的地方本科院校占据半壁江山，且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4.4%。[1]快速增加的入学机会、持续下滑的出生率和新发展阶段带来的多重压力意味着高等教育供需关系正向 “买方市场”转型，将重构高校教育质量观，并对高校学科专业分类、分层特色发展提出新的挑战。

学科是大学的核心基础和组织单元，承载着大学的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核心使命。[2]学科治理是高校依据自身办学定位对学科专业发展的价值理念、体制机制和技术手段等进行科学决策的结构和过程。地方本科院校高度依赖区域产业和社会发展，其学科治理理念和行动应当适应甚至引领区域发展需求，与地方发展 “同频共振”。但教育部相关报告显示，地方本科院校在学科专业建设目标、制度和激励政策上存在与教学研究型大学定位趋同、发展错位等现象，[3]陷入非理性竞争下边际效益递减和低水平发展的 “内卷化”状态。地方本科院校亟须重审学科治理理念、制度和工具，“建立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和特色发展引导机制”[4]，创设消费者导向的特色学科专业体系。本研究尝试以学科专业建设为切入点，沿着 “价值-制度-技术”的分析框架深入剖析地方本科院校学科治理 “内卷化”的形态以及何以 “内卷”等问题，以期为地方本科院校学科专业调整和转型提供参考。

二、“内卷化”：地方本科院校学科治理的形态

“内卷化”（involution）概念在学术领域的应用源自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对爪哇 岛“农业内卷化”的刻画，格尔茨将其描述为 “一个系统在外部扩张受到约束的条件下内部的精细化发展过程”[5]。在这个过程中，事物既无法维持现状又难以自我更新转变到新的高级形态，只能在内部不断复制和精细化。[6]地方本科院校学科治理 “内卷化”的实质是学科建设目标与教学研究型或研究型大学趋同，导致地方本科院校在单位资源上的投入日渐精细化却难以获得高质量发展。突出表现在地方本科院校将“申请硕士点—更名大学—申请博士点”作为学科建设的理想发展路径，却往往因师资队伍水平、科研实力以及资源吸纳和聚合能力与理想目标不相符而陷入资源消耗状态。尤其是在“双一流”建设和学科评估热潮的聚光效应下，极易产生学科治理只见指标增长而无质变的现象，锁定在 “内卷化”状态中。其 “内卷化”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表征。

1.刚性的学科治理制度与外部评价相互嵌套

制度是人们交换活动和发生联系的行为准则。[7]地方本科院校学科治理的一系列行动都体现了 “制度形态刚性化”的限制，具体表现为国家政策的 “计划秩序”[8]规制了地方本科院校的学科治理行动。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实行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人民政府为主的模式，但学位点申请、学科评估、更名大学等事关高校学科建设水平的管理事项由中央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新增学位授予权、学科（专业）审核工作等由政府依计划调控布局，实质形塑了教育主管部门统领学科专业建设的框架。同时，学位授予权、重点建设和更名大学等有形制度和无形排名形成嵌套关系，直接影响了地方本科院校的学科治理行为。

一是地方本科院校成为学科建设刚性制度的直接塑造者。自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 “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重点学科”以来，“重点建设”始终是我国高校学科、专业资源投入的基本逻辑。但相较于部属高校而言，地方本科院校学科建设发展资源获取较难，处于资源配置的边缘地带，加之办学基础、科研实力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地方本科院校对地方财政的依赖性更强。有研究表明，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获得来自企、事业的科研经费占比仅约三分之一。这就意味着定位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的地方本科院校实质上高度依赖政府财政投入和事业费收入，地方政府的办学偏好替代地方本科院校的内生性需要，模仿位处 “金字塔”上层的高校，以实现办学层次跃升成为地方本科院校办学的最优路径。这直接左右了地方本科院校的学科布局和治理行动，导致特色和差异化办学的理念难以落地。二是学科排行榜和评估影响地方本科院校的学科建设行为。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全球高等教育市场的兴起，排名、评估等新公共管理运动的 “绩效主义”日益向消费者渗透，并被直接移植到大学学术和学科评价中。2021 年9 月，ESI 学科数据排名显示，我国共有347 所内地高校的1629 个学科进入全球前1%，其中占比极小的部属高校贡献过半。地方本科院校在学术水平上与部属高校甚至省属重点大学存在较大差距。但地方本科院校对ESI 排名和各类大学排行榜却高度重视，为强化科研产出、博士化率等能快速提升排名的刚性指标，花费高额年薪、经费以及住房补贴圈揽学术人才，试图为学科人才引流加码。[9]近年来，虽然教育行政部门不断强调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和学科特色建设，但在 “一流学科”计划秩序和学科排行及评估强化手段的硬制度、软环境双重规制下，地方本科院校的学科治理理念和政策表现出强烈的路径依赖特征，并在制度变迁中不断自我强化。

2.学科治理体系日趋精细和复杂

组织内部的 “技术性细节逐步增强”[10]是“内卷化”的重要表征。研究认为，大学在处理来自外部的效能压力时带有明确的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是“技术管理组织”。[11]地方本科院校学科治理呈现明显的技术治理特征，突出表现在不断强化的量化指标以及对标对表建设，造成地方本科院校学科治理的技术化、平庸化。一是固化的学科治理学术化取向。2013 年，在教育部的倡议下，应用技术大学（联盟）和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研究中心成立。2014 年，该联盟发布了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驻马店共识》，力图扭转我国地方本科院校办学定位趋同、学科专业与地方产业脱节等问题，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院校合理定位，实现向应用型大学转型。但在资源配置的绩效逻辑下，地方本科院校陷入转型发展的集体无意识中，对科研项目、学术成果等可量化的学科建设的硬性指标高度敏感，重学轻术而忽视学科治理的内在价值，偏离应用性、地方化，转型发展成效难言显著。二是学科治理 “唯指标化”。以学科评估为例，2020 年启动的第五轮学科评估按学科分类设置了17—21 个细化的三级指标。细化的学科指标和 “运动式”评估的基本形态使高校及其教师产生评估焦虑，有高校教授曾表示学科评估劳力费神，疲于应付诸如 “培养优秀毕业生事迹”等各类表格填报。[12]一些地方本科院校学科治理活动刻板地遵循着政府行为逻辑。由于地方本科院校处于转型发展的探索期，在缺乏转型自觉意识的前提下，政府的技术化治理模式对地方本科院校形成了巨大的办学压力，导致部分地方本科院校本着 “迎评”思想，将双师型教师比例、品牌专业数及实践教学基地数目等建设指标细化分解、技术化。[13]随之而来的无论是参与学科评估、师范专业认证、申硕，还是申报转型发展，地方本科院校都被裹挟其中，疲于应对愈加精细化和复杂化的学科专业建设工作。

3.学科发展表面繁荣和动态停滞化混为一体

很多地方本科院校的学科治理在学术化逻辑主导的重点建设政策和评估手段以及技术治理模式的作用下，陷入学科发展有增长而无发展、有量变而无质变的“动态停滞化”局面。[14]一是学科布局青睐 “大而全”，学科建设追求“高大上”。大量地方本科院校脱胎于师范、工业院校，学科布局侧重于传统文理和工科专业，学科门类、专业数量和层次相对处于劣势，然而长期以来，有些地方本科院校却将学科门类、专业覆盖齐全作为学校招生宣传的重要方面。获得硕士学位授权、“一流”课程、重点专业的地方院校越来越多，学科发展呈现一派繁荣。但地方本科院校学科专业建设是否真正促进了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呢？以申硕为例，每年的硕士学位授予权增列是牵动地方本科院校神经的大事件，部分院校专门成立申硕指挥部、成立专班，动员全校力量应对申报工作，申硕已成为地方本科院校提升办学层次的首要追求。但不容忽视的是，全力申硕在很大程度上挤占了学科发展资源，造成学科专业建设失衡。二是学科治理 “影子质量”[15]问题突出。地方本科院校办学质量应当以培养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创新人才为衡量标准，但申硕申博、更名大学等关系着地方本科院校的办学层次和学科专业建设资源配置的多寡，导致地方本科院校学科专业建设卷入量化考核、绩效评定、指标办学的逻辑，学科治理水平和教学、科研质量被 “物化”为量化指标。地方本科院校形成了以绩效为导向的学术生态，[16]热衷于“同轨竞争”[17]，甚至制造 “学术泡沫”。学科治理往往成为政府质量观的影子，而忽视学科专业的内涵式、特色发展，造成 “影子质量”替代实质质量的现象。

三、地方本科院校学科治理“内卷化”的成因

地方本科院校学科治理 “内卷化”看似是由刚性制度、技术治理所引发的动态停滞状态导致，但其根本成因是绩效主义的治理价值主导下体制化的技术治理。以绩效为王的体制化的技术治理受工具理性主义支配，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上以学科专业项目制和重点建设为牵引，形成了政府主导、上下互动的学科治理逻辑。学科治理理念上的价值越轨、学科治理手段上的技术化，共同导致地方本科院校在外生变量控制、内生动力不足的现状下陷入学科治理“内卷化”状态。

1.学科治理价值越轨，协同治理格局尚未形成

学科治理的定位与特色要体现在学科专业建设上。[18]地方本科院校学科和专业建设的方向是培养适应乃至引领产业和社会发展的应用型创新人才。但与地方本科院校大张旗鼓地人才引进等繁荣景象相比，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却显得“悄无声息”。[19]本应由培养对接产业、行业所需的应用型创新人才的价值理性主导的地方本科院校学科治理，有技术治理替代价值治理的越轨之虞。

一方面，学科治理理念偏差，工具理性主义导致价值越轨。没有高质量的学科专业体系，就没有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体系。对地方本科院校来说，其实现高质量学科专业体系构建的基本点是不断提升学科专业体系与地方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匹配度。因此应当突出校城互动、服务引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这也是地方本科院校获取社会合法性的基础。但当前的现实是围绕办学层次提升，地方本科院校将获得各类一流专业、课程建设工程等名号作为学科专业建设合法性的主要来源，追逐SCI 论文、项目等显性指标，不断强化硕士授权点在学科治理中的首位度。重量轻质的学科建设导向和治理的功利主义色彩忽视了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内在逻辑，造成价值治理和技术治理“体用分离”的问题，既没有获得市场合法性，也没有建立学术合法性。另一方面，学科协同治理格局不清，导致治理无序。地方本科院校由于办学历史短、学科基础弱，且学科专业布局上旧格局难以系统优化，导致难以对学科专业进行重组重塑。对相关政策文件进行梳理后不难发现，以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为主体的地方本科院校经历了 “引导分类发展—以办本科职业教育为重点取向—应用型（区别于职业技能型）大学”的转型探索路径，但地方本科院校的学科建设路径和评估体系始终不清晰、不连贯且徘徊不前。

2.体制化的技术治理产生学科治理的 “不虞效应”

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基本形态是体制化的技术治理。这种治理形态继承了总体性支配的特征，又综合了市场竞争的某些特征，往往以刚性的行政动员为导向，又以一定的竞争性资源配置为主要技术手段，将地方本科院校卷入政府主导的学科建设行动中。这种 “自下而上”的学科治理模式获得了显著的预期内正面效益，也伴随着以负面效应为主的“不虞效应”。

一是泛化的技术化治理手段产生同质化竞争。分类分层发展是高等教育体系和结构优化的必然方向，地方本科院校与所在城市较高的依存度决定了其理想模式是向城校互动、特色发展的应用型大学转型。然而，仅有少数地方政府在积极响应国家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政策设立试点的同时制定了普通本科高校的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如浙江省的《普通本科高校分类评价管理改革办法（试行）》、吉林省针对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进行的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应用。大多数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依然沿用科研指标、数字等资源配置手段，人为构建了一个学科建设的差序格局，以此反映地方本科院校办学水平。办学质量被内化为一套指标化的约束规则和考核工具，尽快提升学科治理显示度和水平成为地方本科院校不得不考虑的办学目标。在自上而下层层传导之下，唯论文、唯项目等技术治理思维在地方本科院校泛化。二是以重点工程、项目和计划为抓手，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形塑了高校办学和学科资源配置的 “金字塔”层级，地方本科院校也被卷入其中。特别是在财政资金专项化程度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竞争各级各类一流专业、精品课程和教育教学项目、奖励等指标和专项资金成为地方本科院校不得不重视的学科治理行动。在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地方政府财政资金以能否冲入 “双一流”建设名单为标志，快速向某些学科集中。例如，某省属重点大学二级学院因拥有国家级研究中心和国家重点实验室，一次性获得了约1 亿元的办学经费。但需要引起重视的恰恰是以 “双一流”建设为代表的资源配置逻辑正在重塑地方高校的差序格局，压缩了金字塔底部的地方本科院校的发展空间，形成了高等教育强国时代的弱势高校现象。若继续将办学层次跃升作为学科专业建设的主攻方向，而不关注以特色学科为基础的团队研发、人才培养、校企合作以及辐射能力，地方本科院校将陷入“无发展的增长”状态。

3.学科资源配置与评价逻辑单一，固化学科圈层

学科专业建设经费、政策、招生指标等是特色学科建设的重要支撑资源。[20]资源配置的方向和逻辑在学科治理中发挥着 “指挥棒”作用。地方本科院校的学科治理要彰显学科特色、突出学科自觉，但当前地方本科院校的学科治理在一元化的学科评估 “指挥棒”的影响下，呈现出强烈的 “绩效主义”导向，再加上大部分地方本科院校基础薄、品牌弱，学科专业建设资源获取渠道单一，使得地方本科院校处于资源配置圈层的不利位置。

一是政府学科资源投入的层级化加剧了地方本科院校的办学危机。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以政府为主，来源渠道单一，对地方本科院校来说，办学经费主要源自政府财政拨款和学费收入，学科自我造血功能有限，学科治理高度依赖政府资源。[21]而政府在采用“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财政拨款时，为追求资源配置效率，采用了有重点的资源配置模式。[22]地方本科院校往往处于资源竞争的劣势地位，但办学资源的单一来源又驱使地方本科院校参与学科竞争 “锦标赛”。资源的有限性和投入规则决定了只有部分强势学科能够持续保持优势，尤其在“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地方本科院校的学科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学科优势差距。莫顿和布迪厄的“冲突论”认为，政府采用的评价方式产生并维持了强者恒强的 “马太效应”，并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在学术领域内划分“啄食等级”[23]。二是学科评估结果与资源配置相互关联，增大了地方本科院校的 “内卷化”风险。评估和考核结果与资源分配利益相挂钩的方式既是实现学科精准治理的加速器，也是学科治理和竞争失范行为的“助长剂”。[24]当前，我国高校分类治理体系不健全，学科治理也是如此，没有针对地方本科院校的学科分类评估机制，在现行评估体系规制下，边际机会递减进而诱发愈加激烈的学科竞争，地方本科院校被迫融入政府主导的体制化技术治理中，进一步放大技术治理行为，而忽视了应用创新的育人内核。

四、地方本科院校学科治理“内卷化”的破解策略

与“内卷化”真正对立的是“创新”。只有以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抓手优化、重构特色、创新的地方本科院校学科治理体系，才能打破当前学科发展中只见量变不见质变的 “内卷化”状态。现代化进程包括三个层面：器物、制度和文化。[25]提升地方本科院校学科治理现代化水平，亟须在价值层面回归价值理性，构建良性的学科治理生态；在制度层面，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创新的治理体系；在技术层面，创建多元化资源配置和评价逻辑体系。

1.坚持应用底色，突出特色发展

与部属高校和省属重点高校相较，地方本科院校高度依赖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以及以学费为主的事业性收入，且负债问题突出。选择走申报硕士点、博士点，更名大学的传统发展路径，往往需要耗费大量财力物力，给地方本科院校的师资队伍建设、办学目标和方向、学科专业体系等带来深刻影响和巨大不确定性。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地方本科院校尤其应当平衡短期需求与特色创新的关系，追寻 “大学应该做什么”的内在逻辑，回归以价值理性指导学科治理的实践逻辑，才能跳出学科治理“内卷化”困境。

回归价值理性意味着在普及化时代重新认识地方本科院校的使命和责任，审视地方本科院校的发展目标和道路，厘清技术治理和价值治理的关系，以价值理性的彰显抑制技术治理的僭越。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要强化分类发展的价值导向。一是高举引导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变的大旗，持续优化地方本科院校办学定位和方向；二是厘清学科专业分类发展的整体架构，在理念、制度和资金等层面给予部分地方本科院校向高水平应用型高校转型升级的空间；三是重置地方本科院校发展理念，重塑考核指标体系。摒弃学术取向的 “数数字”考核理念，转而彰显服务引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学科治理价值导向的地位。在高等教育向内涵式发展转型的新阶段，更需鼓励地方本科院校分类、分层特色化发展，提高学科治理精准性。另一方面，地方本科院校应当果断跳出当前学科治理的 “内卷化”怪圈，进行学科专业体系重塑。应当认识到有限的资源不足以支撑地方本科院校 “摊大饼”式的学科布局，也不可能重走研究型大学的学科发展道路。因此，必须做到 “破与立”同步，以产校融合、城校融合为基础，走与地方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全面优化学科布局，创新专业设置和育人体系，才能回归地方本科院校的学科治理逻辑，回应地方本科院校的办学初心和育人价值。

2.重构以地方本科院校为主体、协同高效的学科治理制度体系

一是进一步完善多元参与的学科治理体系和体制机制，构建政府、高校、院系和企业共同参与、协同高效的学科治理体系。围绕大学治理的理念创设、制度设计、运行监督等过程产生了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权力。四种权力共同作用，形成了由价值体系、结构体系、制度体系、运行体系等有机结合的大学治理系统。[26]由于绝大部分地方本科院校起步较晚，学科底子薄弱，要重构精准高效的学科治理体系，实现学科专业特色化、“在地化”发展，就必须促进政治力、行政力、学术力、民主力的有效耦合。因此，地方本科院校学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亟须进一步完善政府、院校和第三方多元参与的学科治理体系。应当吸纳企业、行业等利益相关者深度参与地方本科院校学科重整、专业重构和办学效能评价，通过 “一校一案”建立学科治理效能持续跟踪和优化机制。同时，要逐步构建多方协同参与学科治理的规则和制度体系。应当通过绘制权力清单的方式，基于协商和平等对话，建立开放、动态的学科组织治理网络，从而打破地方政府与地方本科院校的权力同构，实现学科良治。

二是强化地方本科院校办学自主权，着力重构学科专业体系。一方面，要以章程、政策、规划等制度建设为依托激发地方本科院校进行学科专业体系重构的效能。地方本科院校学科治理体系亟须向应用强、特色明的方向 “换道超车”。应当给予地方本科院校足够的自主权对学科布局和发展进行前瞻性的顶层设计，以制度建设和文化培育为根本，探索学科主攻方向、治理策略和评价体制机制，激活学科治理活力。另一方面，以权责明晰为标准推动校院（系）综合改革，激发院系办学效能。在学科建设层面，要突出学科交叉创新，以重大科研问题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重构学科体系。围绕学校人才培养、服务地方和应用科研的主攻方向进行院系再造，制度化推进学科交叉融合，激发跨学科研究平台活力。在专业建设层面，充分突出专业育人的根本使命。以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为契机，激发地方本科院校活力，主动对接区域产业、社会发展，重视以特色专业建设助推新型产业学院发展。以专业、课程、教材的重组和重塑为抓手实现全过程、宽口径的人才培养目标。

3.创设多元、科学的资源配置和学科评价体系

破解地方本科院校学科治理 “内卷化”和趋同化困境，需要改变单一化的资源配置和评估 “指挥棒”逻辑，创新地方本科院校学科治理的引擎系统。

一是要改变一元化的资源配置模式，建立分类、分层的资源配置模式。首先，正视学科差异，构建多方参与的学科分类评价和资源配置体系，而不只是以绩效为标准，对不同类型学科进行强行裁剪。要充分认识到不同类型学科在外部市场环境和学科范式、方法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对于应用性较强、与产业对接紧密的学科，应当充分支持面向市场开放办学，突出服务产业特色发展。对于距离市场天然较远的基础学科、人文社会学科，要坚持输血和造血同步进行，保证基本经费和资源投入教学科研，以提升消费者满意度，吸纳发展资源；其次，构建多轨、分层的资源配置模式。坚持“扶优”“扶强”“扶特”相结合的原则，对层次和水平各异的学科分类支持、分层治理，保证学科治理并行但不互涉。同时，破解学科资源配置的单一化逻辑和 “马太效应”，以特色发展为导向扶持弱势和边缘学科改善落后状态，[27]实现学科专业建设的多元化、内涵式、特色化发展。

二是摆脱绩效导向的学科评价逻辑。改变当前学科评估过分强调绩效，试图通过精细化指标体系进行过度干预的倾向。首先，重新审视地方本科院校的作用和定位，以培养一流人才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重构学科评价体系，如优化人才培养等基本性指标，弱化科研水平指标，新增辐射能力、校企合作等社会服务维度，并充分考虑地方本科院校群体的复杂性，预留灵活的形成性评价空间。在评估结果运用上，不直接将评估结果、排名位次作为学科物质资源配置重要标准，改以奖励性机制鼓励学科特色自主建设。其次，形成吸纳企业、社会参与，持续改进的学科专业发展质量评价标准，构建高校自评为主、独立专业外部机构认证、全周期持续改进的学科发展评价体系。高校学科组织是一个开放系统，学科发展评价是 “根植于更大环境下的不同利益参与者之间的结盟活动”[28]，尤其是地方本科院校学科评价体系建构，更需汇聚多元主体，将不断变迁的物质资源和制度环境作为学科评价的基本参照，提升学科评价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性。可以借鉴欧盟博洛尼亚进程，依托独立的外部质量保障机构制定科学合理、持续改进的质量保障和评鉴指南，并提供透明公开的报告作为政府对地方本科院校学科建设拨款的重要依据，从而使地方本科院校在学科建设中有充足的治理空间，办出特色，避免单一的以“问责”为核心的绩效主义所导致的 “内卷化”和同质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