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中玉的人学思想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启示

侯欣园

近几年来，学界对徐中玉文学理论的研究日益丰富，多是对徐先生的文艺理论思想进行总体论述，比较集中研究文学与政治关系、文学理论的民族性以及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等方面的问题，鲜有从文学创作的人学角度对徐中玉文学理论思想进行解析。对徐中玉人学思想的研究将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把握徐中玉文学理论，并且，“文学是人学”是百年中国文论的核心问题，从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路径来看，强调创作中的人学意识很有必要。

一、徐中玉人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回看徐中玉先生的人学思想，可以追溯到徐先生在华东师大任职时的授课讲稿，1956年讲稿已编成《文学概论讲稿》(上册)一书出版，书中明确论述了“文学是人学”思想[1]，一般文学史承认1957年是“文学是人学”的再降临，可见，徐先生早已在华东师大授课时思考过文学与人学的问题。他在讲稿中强调文学创作中人的主体性，作家要有贴近民众的人道主义价值观，目前该书内容均被收录在《徐中玉文集》(六卷本)中。

徐中玉的人学思想延续了钱谷融提出的“文学基本描写对象是人”要求，钱谷融先生在《论文学是人学》中说道：“文学的对象，文学的题材，应该是时时行动中的人，应该是处在各式各样复杂社会关系中的人，这已经成了常识，无须再加说明了[2]”，与之相比，徐中玉先生的人学思想更注重文学创作中真实性和群众性的表达，“人学”思想在徐中玉文学创作论中有了新的表现：在文学主题上，强调描写的基本对象是人，要坚持群众化的文学方向，展现群众的精神力量，文学要成为表现时代群像的一种方式；在文学表现上，更强调文学的客观真实，既要坚持作家的“真”，也要保证作品的“真”。

二、文学创作的人民主题之当代启示

徐中玉先生一贯坚持文学应该关注群众，倡导文学是人心与民心的学问。人心主要体现为对人的关注，民心主要体现为文学要使民众受益。坚持民众本位是徐中玉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点，他要求文学创作的主题要紧紧围绕社会、民族、人民等方面，文学创作要关注社会上真实的“人”，文学创作要有益于人民群众。

徐中玉对文学创作人民主题的强调可以从重视民众生活、重视民众语言两方面来看。

首先，重视民众生活是坚持民众本位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体现在徐先生对民间民俗传统的研究与再挖掘。

民俗文化的挖掘，直接影响到当代作家的创作，尤其是乡土作家的创作表现力，进而影响国家传统文化的延续、继承与再发展。“徐先生最为关心的是经典文化的传承[3]”，他认为民族习俗与民族文学有很强烈的关系。传说与习俗是指长久以来相习成风的一种观念风俗，是遗传和环境构成的生活以及思想不断进步的结晶。每一民族都有他们所尊崇的传习，民族传统习俗是民族保持活力的因素，即使人们远离乡井，置身别的民族之中也不会被轻易同化，仍保持与本民族的密切联络。徐中玉认为，若想发挥传统民俗的巨大力量，应该以文学化来深入[4]216。民间传统习俗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如果可以得到文学的助力，那么将持续产生普遍而深入的影响，通过文学的表现，人的心灵之最深处也会被披露出来，进而展现出民族精神的动人之处和复杂心情。

文学如何发挥出传统民俗的巨大能量，徐中玉指出以下三点。第一点，文学有助于民族习俗的产生。一些口耳相传的故事，经过文学的表现，就会变成众所周知的民族传说。文学自觉意识不断增强，作家可以根据民族当下的需要，去宣扬或创作一些民间故事，以期达到教化的目的。第二点，文学有助于民族习俗的持续。传统与习俗时时刻刻都在变化，文学可以把流动性很大的传统习俗随时加以写定，使它们可以传之久远；同时，经过文学的表达，民族习俗的接受程度也在加深，内涵也不断丰富。第三点，文学可以改造民族习俗。民族的习俗由各时代的生活环境而起，未必都适合当代的要求，我们要接受民族习俗中不违背现代精神的长处，同时加以扬弃。每一个新时代能产生新的习俗，也会吸收前代的习俗，文学要做好改造前代习俗的重要工作。

其次，徐中玉对民众本位强调的另一方面体现在重视民众语言。

徐中玉非常关注文学创作的语言问题，认为语言问题是文学的根本问题之一，并且指出语言来源于民众，文学创作中的语言也要关照民众、关照民众语言，这是时代进步的要求。“我们把言语分为文学的言语和国民的言语，意思不过是说言语中有‘未经加工’的言语和由工匠加工的言语[5]”，徐中玉先生很赞同高尔基的观点，民众才是语言的天才，语言产生于民众生活的各项生活实践中，文学创作者应该竭力在朴实的民众生活中寻找语言的艺术，发挥其在文学中的作用。民众语言拥有丰富的语料背景，民众的生活经验是最为丰富和纯正的，没有虚假和夸张，同时民众生活还拥有源远流长、逐渐进步的历史，“民众在数千百年来经历着无数人根据无数次的生活经验所给予的无数次的锤炼、琢磨、淘汰和改造，它的所以是‘活的’和‘好的’语言[4]262”。对民众语言的重视应该以民众的社会生活为背景，他将爱民众与爱民众语言联系在一起，主张创作写民众、创作为民众，并且希望得到民众的回响，“语言的力量来自真实，来自正确清明的思想[6]”，文学创作者应该以关注民众生活为基点，发挥语言技巧，创造出贴合民众、引导社会良好风尚的作品。

徐中玉十分深入地讨论了文学语言与民众语言的关系问题。他充分认识到民众语言具有诸多优点和缺点，优点如形象精确、简洁质朴、词汇丰富等，缺点如含有落后过时思想、陈词滥调、过于狭隘等。因此，徐中玉既反对将民众语言排斥在文学语言之外，也不主张以民众语言代替文学语言，而是要求作家要贴近民众语言，向民间文化学习。文学语言与口头语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口头语虽是创作语言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促进了文学语言的发展，但文学语言也没有丧失能动性，反而促进口头语的规范，二者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

以民众为本位的文学创作观点是徐中玉文论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当代文艺学领域，能够如此长久坚持重视“民本、民生”问题，强调文艺家必须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徐中玉是为数不多的代表之一。

三、文学创作的真实标准之当代启示

文学创作要以社会生活为本源，以表现真实的人为要求，面对文艺发展历史性的教训和文艺发展的本质要求，“当一些作家在现实面前表现出短视和被动时，徐先生强调文学应该负起对现实生活的引导作用[7]”，徐中玉认为，文学在新时期发展要更注重“文学具有真实性”这一理念，并且要明确，客观真实才是文学创作要追求的真实。在新时期文艺建设的过程中，文学的真实性应该从社会真实事物中触发，对处在复杂关系中的人与事进行形象性的描绘。徐中玉对文学客观真实性的强调在作家与作品中均有体现。

在作家方面，徐中玉先生认为保证文学客观真实性的前提是作家自身的“真”，这是对中国古典美学“万物与我合一”理念的继承，主体与客体无需进行清晰地划分，“万物与我合一”秉承着主体与客体可以融会贯通，作家的创作过程是其本质力量显现的过程，因此，主体的主观真实相对于客观事物更应该得到重视，这是徐中玉对作家创作态度提出的要求。

徐中玉先生在《刘熙载论艺六种 序论》中着重论述了刘熙载的艺术辩证法，高度认同刘熙载“诗为天人之合”的创作理念。首先，徐中玉指出，刘熙载常用“心”来规范文学，“‘心学’与现代提出的‘文学是人学’不但非常接近，甚至可以说早已进了一步[8]”。“文学是心学”是刘熙载文艺思想体系的核心与前提，是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由此产生了“诗为天人之合”观念。

在思想内容中，徐中玉提出刘熙载作文看重主体性，将刘熙载在《艺概》中的创作主张总结为三点：从“至大方刚”“浩然正气”的崇高人格论出发；从称道“狂狷”、反对“乡愿”的独立人格论出发；从“道须有益于生人之用”“吉凶与民同患”“己富而能济人之贫”(《塾言》)的济世拯物的民本思想出发。徐中玉借分析刘熙载的创作特点来阐述作家人格与作品思想的关系，除此之外，还有《“入门须正，立志须高”》《文章必须放荡》等文章，均强调作家的主观性对作品的影响。时至今日，作家人格依然是文学研究分析的重点，我们不能从人的品行来断定文章的好坏，但是不能否认人格对作品思想与功用的影响。

在艺术风格上，徐中玉主要论述刘熙载文章与“天”的关系。“诗为天人之合”中的“天”指朴素、实在的现象世界，也就是大自然。“天人之合”是人活泼的心灵与大自然生机勃勃的融合，徐中玉赞赏刘熙载自然、本色的艺术风格，《文概》说“品居极上之文，只是本色”，刘熙载将“本色”看作是文艺的极品。徐中玉认为，文学作品的写作技巧是次要的，自然天成、流畅连贯的艺术风格才是值得推崇的。

无论是荒诞魔幻的西方技巧，还是朦胧空灵的东方演绎，作家创作须融入大自然与大社会中，发挥主观真实力量，作品才能真正散发经久不息的生命力。

徐中玉认为，作家自身应该有解释一切社会客观现实的真心，作家所具有的求实精神应该成为文学表现客观真实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在《民族文学的基本信念》中表明：“自我鞭策应成为民族文学必备的条件，毫不避讳地指出本民族生活中的一切污点和罪行，站在期望改革的见地提出积极可行的方策，号召人们去反省、去改善、去实行。不能做到这点的文学，是夸大的、空虚的、欺骗的、软弱的，不配称民族文学[4]120”，作家如果想创作出真正的文学，应该忘掉一切利害得失、客观真实地指出本民族社会生活中民众生存状况。“文学不只是镜子，镜子主要只能做平面、当时、机械的反映，优秀文学创作的确还待人心、主体发挥其科学认识后的改造世界作用，所谓‘日能长养万物’”[4]120。徐中玉先生重视对作家人格的培养，认为优秀作品要坚持真实本真的立场，能发挥正确的指导作用。

要保证文学的客观真实性，除了作家主观真实的创作态度之外，文学作品的选材也要体现真实性，取材于现实社会生活。在抗战时期，文学被赋予了特殊的作用，徐中玉在这一时期就明确指出“在抗战的真实的表现这一个基础上，作品必须选取一些有实际意义的主题，同时必须由被战争推广了的题材范围内去扩展主题的范围，从而向各方面去发挥他们的积极性[4]44”，强调文学作品真实选材的同时，更要注重其对社会的有益性。同时，徐中玉强调文学作品也不应该面面俱到地表现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事件，更应该写出具体事件背后所隐藏的道德价值。在对鲁迅先生作品进行分析时，徐中玉指出鲁迅在文字背后表现出人间的苦难与纠纷。文学创作选材要真实，但不能停留在社会生活中的表象，而是应该深入到社会内部斗争中，展现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现状，直击现实痛点，目的是给予处在艰难困境中的人们以新的希望。

在文学表现客观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题上，徐中玉坚持文学创作要坚持客观真实的原则，这不是否定艺术真实，相反，徐中玉在“写真实”的问题中明确指出，文学的真实应该概括为从生活中提取、集中、抽象为艺术真实，集中与抽象的过程是考验每位创作者能力的过程。文学应该以社会生活为创作蓝本，创作可以撰写、抒写，但不必确有其事，创作中虚构的成分也应该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的规律，也要能揭示出社会存在的必然矛盾，也要引领社会改革的前进方向。经典的优秀文学作品都是在社会真实事件的基础上经过一系列的提炼、再创作，从而上升到艺术真实，所以才会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也对作家创作提出高层次的要求。

四、结语

从时代发展来看，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走向复杂，“市场”介入创作与批评之间成为一股重要力量，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尤其是目前处于后疫情时代，个体、集体与民族的认同危机以及作家对于族群与个人命运的思考，新媒体工具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占据更大的比重，更快地促进了网络文学、网络影视的发展。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生态、文学与地理等多重问题开始浮现，文学频频出现“失语”“缺席”的现象。在重大的时代转向中，文学创作如何继续发挥引领时代的作用，创作如何出精品、出经典，如何在新媒体新语境下坚持文学的主体引领精神，这都是当前所面临的问题。

徐中玉先生的文艺理论研究蕴含着丰富的人学思想，他引导着创作从主体实践出发，以现实中的群众为基础，强调客观真实，坚持民众本位的创作路线。群众性与真实性是徐中玉文艺理论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之一，也对新时期文学创作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