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党亟待了解和亟须解决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贡献探析*

2022-03-01 03:51黄显中袁红娟
关键词: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革命

黄显中,袁红娟

(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湖南 湘潭 411105)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不仅创造性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而且严肃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任务。前者指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进方向,后者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可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展现出巨大真理力量。长期以来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往往强调和突出前者,而对后者不加考察和探究,这不利于深化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研究,无助于彰显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时代价值。本文依据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着眼其作为全党亟待了解和亟须解决的根本问题,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地位,进而从思想认识、理论成果、践行要求三个层面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立体呈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贡献,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为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凝心聚力提供启示和借鉴。

一、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地位

毛泽东创造性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态度,是将其视为理论创新的重大命题,还是当作实践创新的根本任务,却是一个未加区分和探明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重大命题,更应视作全党的一项根本任务。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论新阶段》政治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651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次正式提出,也普遍被认为是一个理论命题,即仅仅关注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侧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把握。但显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是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解决的根本问题,也就是其中的“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突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全党工作中的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含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或者说理论和实践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体两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又是形成中国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活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的区分[2],在强调两者差异性的同时忽略了其统一性,更不能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实践根源。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不仅构成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落脚点,而且构成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亟务坚持,处于指引方向的至要地位。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于它是一个至要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要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后者在根本上就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从根源上决定着革命的方向和成败。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近80年间,“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3]1514。十月革命胜利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缺少观察和掌握国家命运的武器问题。但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又提出了更关键的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武器的现实问题。1930年毛泽东总结革命经验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4]111-112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是革命的指导思想,为中国人民革命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党的创新理论才是革命的行动指南,为党领导人民革命提供适合中国的行动纲领和战略策略。毛泽东创造性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为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全面抗战胜利,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指针。1943年邓小平提出,“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5]88的指导之下。摆脱对革命开玩笑的教条主义的错误态度,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提到至要位置,坚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形成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并用以指导革命实践。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亟待了解,处于刻不容缓的紧要地位。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于它是一个紧要的“问题”,源于人们不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但它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多种可能性中的唯一正确路线。李大钊最早提出主义的理想和实用方面,主张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6]3。1927年瞿秋白直言道:“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7]408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精髓,是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键,因为前者的逻辑内涵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党的早期领导人仅求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容体系,而非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留苏回国的王明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一度给中国革命造成致命打击。“中国化”思潮在20世纪20年代流行一时,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后才出现,并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肤浅而不中肯。1938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并且着重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但仍未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应该从中国革命实际进行了解,丰富的革命经验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直到“经过延安整风,全党才觉悟起来”[8]101,充分记录和彰显了毛泽东不懈深化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崇高风范。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亟须解决,处于不破不立的重要地位。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于它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怎么样完全实现的问题。中国革命依赖于中国同志独立自主解决,但不破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难题,中国革命断无可能立于不败之地,大革命和土地革命前期的失败就是证明。1930年毛泽东反思指出:“伟大的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简单容易的,它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4]115党的斗争策略源于对革命经验的总结,源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分析,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在“化”,既要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又要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个正反运动,造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互“化”的融合创生,既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重大实践问题,又创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形态。1942年毛泽东指出:“‘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9]841有人据此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无必要也无可能”[10],但断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立竿见影更是幻想。1939年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早已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11]15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亟须解决,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命题,就是要创立完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从而提供指导中国革命不断向前的中国理论。

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亟盼推进,处于全党工作的显要地位。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于它是一个显要的“问题”,因为它取决于全党如何开展这项工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不久,即得到党内同志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全党的工作,非全党共同推进难以预期实现,但党的领导核心无疑是该项工作的中心。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从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12]533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担当的检验,需要进行一次全党的学习研究比赛,齐心协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全党组织部署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1942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指出,使党内同志学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个责任是担在我们的身上”[9]815。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内许多领导同志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力推动者,都对其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全党不仅通过延安整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下团结成为一个整体,而且党的七大正式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路线,亟待解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取得了标志性成果,对丰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毛泽东创造性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将其视作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上述四重政治地位,促使毛泽东以正确态度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理论创新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知行合一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典范。

二、奠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认识

毛泽东在长期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不仅提出了亟待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而且为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立了思想认识,成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性历史贡献,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一门科学的理论。然而,毛泽东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们往往习而不察。

对于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毛泽东毕生坚持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的态度。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但新中国成立之后修订《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却将其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本身不科学[13]123,而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新思考新认识。实际上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把握,总体经历了从“应用”到“结合”的思想历程。青年毛泽东主张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和世界,也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1929年底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首次强调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出: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4]92。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开始提出“相结合”的观点,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4]111-112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创造性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既要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12]534,又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2]534。这是对中国革命成败经验的深刻总结,此后毛泽东从未将两者截然分开。“结合”自然包含“应用”,但又比“应用”更为正式、更加完整,也是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观点。

第一,经典还原与大道之问相结合,显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味着,它不是本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本内容的守正创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种认识,饱含着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失败的血泪,因为前者本是一目了然、不证自明的,却成了王明等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荒谬错误。1979年叶剑英在评价毛泽东时指出:“如果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和遵义会议以后,不从中国当时的实际出发,不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本本怎样说就怎样做,中国革命能够胜利吗?能够有毛泽东思想吗?”[14]207毛泽东批评只会片面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个别词句的做法,认为只能记诵的人算不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9]814。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止于马克思主义文本不过是寻章摘句,而脱离马克思主义文本则信马由缰。阅读马克思主义文本不是为着熟悉其字句篇章,而是借助文本更好参与“天下为公”的大道之问。解读经典,探问道路。非“解经”无以“问道”,非“问道”无以“解经”,否则不沦为纯粹“解经”的思想活动,就在“问道”中犯主观主义错误。1941年毛泽东严厉批评“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9]798,不是为探寻中国革命道路而学习马克思主义,而是单纯地为学习而学习马克思主义。克服这种还原历史的阅读经典误区,关键在于以大道之问激活经典之言,从而有所创造地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之意,使马克思主义经典通过中国化成为治国平天下的中国之理。

第二,普遍真理与民族形式相结合,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味着,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而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形态。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种认知,从其改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可见一斑。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放之四海皆准,除了个别结论,“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15]1。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是抽象公式,不是唯一可救世的万能良方,而是指导革命的立场观点方法,其运用以具体时空条件为转移。马克思主义在同一个国家使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6]873。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家使用,具有民族的不同形式和内容,因而在德国的运用不同于法国,在俄国的运用不同于德国,在中国的运用不同于俄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融合于中国的民族形式之中,造成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中国个性,变成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理论体系。这正如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所说:“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4]318普遍真理寓于民族形式之中,并通过民族形式表达出来;没有脱离民族化的具体马克思主义,所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都是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创新发展。

第三,理想信念与现实条件相结合,凸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味着,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而是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现实运动。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种认定,是其毕生参与和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深刻诠释。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体两面,是关于人的解放及其条件的学说,又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感性活动。1920年青年毛泽东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主张阶级斗争的激进方法,指出:“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17]5理想主义是原则性,现实主义则是灵活性。共产主义为人的解放指明了前进方向,指引着先进的人民一段段迈向理想彼岸;现实却是人民历史地碰到的现存条件,又是一段段改变现存状况的历史运动。问题在于找到立足现实而通达理想的道路,实现“理想主义的原则性与现实主义的灵活性”[18]361相统一,关键在于善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法宝“问道”,抵制不可跨越的唯意志论和不去跨越的经济决定论。毛泽东从近代中国国情出发,战略谋划中国革命“上篇”与“下篇”,建立起独立民族国家并整体迈进社会主义社会。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高瞻远瞩指引历史方向:“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3]1471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毛泽东从新中国一穷二白的实际出发,科学构想社会主义两个阶段[15]116,战略谋划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蓝图,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理论准备。

第四,历史经验与与时俱进相结合,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味着,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效果历史,而是马克思主义历史效果的时代开创。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种认识,体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与时俱进。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之后毛泽东上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从中国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19]151的实际出发,总结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相结合的城市暴动失败教训,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创造性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创立毛泽东思想,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又为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宝贵历史经验。1956年毛泽东以苏联经验教训为鉴戒,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吃了大亏”才实现结合的教训,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20]557第二次相结合是第一次相结合的历史效果,但后者的历史条件和使命任务与前者截然不同。毛泽东将时代化的时间之维纳入中国化的空间之境,因时提出并积极推进第二次相结合,防止固守第一次结合的经验主义,防范脱离第二次结合实际的抽象主义,生动彰显了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化内涵,成为党的二十大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21]的直接理论来源。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认识,解决了“全党亟待了解”这个问题,不仅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极大提升了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前提基础,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之芽,生长发展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花。

三、创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

毛泽东在长期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不仅提出了亟须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而且为实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理论体系,成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历史贡献,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一门真理的理论。然而,毛泽东如何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仍是一个需要深探索的问题。

对于如何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毕生坚持实践引领、引领实践的革命品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以实践为中心,实践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源头、动力和检验标准。青年毛泽东湘学根基深厚,继承弘扬其“务实”“重行”传统,1917年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即指出:体育“不重言谈,重在实行”[22]56。1920年批评国人:“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22]328毛泽东相继进行新村实验、工读实验,组织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事实证明激进方法的共产主义最宜采取,并推动其选择和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上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不仅初步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而且用事实否定了照搬照抄俄国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的教条主义。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但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转变为中国革命的物质武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3]311;但没有革命的运动,也不会有革命的理论。因此,1937年毛泽东批评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实践去观察问题,“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4]284。马克思列宁主义国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将中国革命沿着天下大道持续推向前进。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不断提高、不断创造,创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体系。

第一,坚持以道路开辟为基本问题,创造中国马克思主义自主理论。创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主理论,基本问题的把握至为根本。马克思主义以人的解放为根本宗旨,毛泽东所面对的时代问题就是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道路开辟就是对时代问题的现实解决,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毛泽东根据近代中国备受三座大山压迫的国情,从广大农民为革命主体力量的事实出发,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1939年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系统回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系列问题:“这个革命的对象究竟是谁?这个革命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革命的动力是什么?这个革命的性质是什么?这个革命的前途又是什么呢?”[12]632-633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面临新的时代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完成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东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功经验,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理论。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概括为六个方面[24]156-162,总体就是以道路开辟为主题的自主理论。道路开辟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25]311,从而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向新境界。

第二,提炼中国革命独特实践经验,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内容。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内容,革命经验的提炼至为关键。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不断取得胜利,既因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问题,又因善于总结革命经验而掌握斗争制胜规律。毛泽东不仅指出自己靠经验吃饭,而且强调靠总结经验创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出:“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26]374革命经验是革命理论创立的不竭源泉,没有脱离革命经验的纯粹革命理论;从革命经验到革命理论是认识过程的重大飞跃,又是革命理论得以创立极为重要的生产环节。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一文中指出,“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4]291,也就是“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4]291,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革命的实践总结为革命的经验,革命的经验提升为革命的策略,革命的策略概括为革命的规律,革命的规律提炼为革命的原则,革命的原则丰富革命的学说,构建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发展,其中许多内容都是对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一系列军事著作“总结了中国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24]159。毛泽东所开创的正是坚持人民至上的理论创新原则。

第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夯实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根基。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根基,传统文化的弘扬至为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包括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既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又传承发展中华悠久文明传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1938年毛泽东创造性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着重强调中国具体实际的传统文化因素[12]534,可以说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先河。不仅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马克思主义契合度高,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可谓家族相似;而且马克思主义也是经过中国传统思维的阐释而被人们了解、日益接受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对象性活动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被马克思主义激活了,成为文明先进国家的新文化。这就是1940年毛泽东所指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2]708-709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赓续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使“天下为公”的大道之行传续复兴,创造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共同坚定社会主义道路,决心建立俄国式的文明国;新中国的成立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的决心:“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27]344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发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信而又自立。

第四,创造人民喜闻乐见话语体系,扩大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影响。扩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影响,话语体系的创造至为必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是用以表达交流的社会媒介,属于话语的形式方面;又是影响他人言行的思想观念,属于话语的内容方面,两者共同决定其在中国的影响。1938年毛泽东创造性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强调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话语,形成“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12]534。通俗化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要求,克服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传播范围的局限,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1963年毛泽东提出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通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15]323。通俗化话语完全为着普及,但还要在普及基础上提高。《矛盾论》《实践论》在国内外产生广泛持久影响,与其通俗化与专业化话语融合密不可分,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是一个不断创造新的话语的过程,要在伟大群众性实践基础上不断推出原创性成果。1959年底至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15]109用中国式话语表达中国观念、弘扬中国精神,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任务。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成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知行合一,从而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大武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理论之花变成现实之果。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知行合一

毛泽东在长期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不仅提出了亟须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而且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知行合一态度,成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铸魂性历史贡献,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一门实践的理论。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知行合一问题,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至今不曾有人关注。

对于全党如何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问题,毛泽东毕生不懈探索实践并从根本上加以解决。青年毛泽东从哲学伦理学探索真理,1917年至1918年批注包尔生《伦理学原理》即指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22]152,为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依据。青年毛泽东不仅提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的著名论断,尤其找到了使民众力量联合起来的根本方法,1920年指出:“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28]54信仰马克思主义,必须精通马克思主义;精通马克思主义,目的全在于应用。毛泽东选择和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即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从所读三本书中选取“阶级斗争”四个字,便老老实实开始进行中国的阶级斗争。1930年毛泽东率先起来反对“本本主义”,因其不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4]111。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不仅要求全党同志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和方法,而且创造性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任务。马克思列宁主义知、信、行相统一是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思、用相统一是关键,两者合力造就党员干部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而以党的思想建设为根本推进党的全面建设,以党的团结统一为保障不断夺取革命和建设伟大胜利。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是因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第一,增进政治上的清醒,服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知行合一,本质在于服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涉及个人与全党的关系问题,关键在于增进党性上的政治清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的创新理论,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拥护和服从党的领导的政治坚定。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刘少奇强调:“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29]332中国共产党是主义结合的共同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凝聚在一起,“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18]297。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是制度构建的组织,以党的领袖为党中央的核心和全党的核心,在伟大领袖的统一领导下同心同向同行,团结奋斗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党员是构成中国共产党的平等成员,在党内拥有其组织上的不同位置,但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向党中央看齐,毫无保留地贯彻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方略。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18]298毛泽东坚决反对党内自由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等,不仅确保党的肌体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而且引领和团结全党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齐,使党始终成为领导人民事业的坚强核心。

第二,增进理论上的坚定,认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知行合一,根本在于认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涉及认知与认同的关系问题,关键在于增进理论上的思想坚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知,不等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30]111。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和中华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证明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我们必须掌握其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方面的知识,“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24]165,从内心深处敬重、认同、坚定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著作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被广泛学习,但有的同志不认同毛泽东思想,否定其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统一,而是将其当作“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27]259,甚至将其引向毫无原则的思想、路线和政治斗争。也有的同志盲目崇拜而将毛泽东思想教条化。1977年邓小平深刻指出:“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否则非犯错误不可。”[31]67党内思想分歧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团结统一,不能不说是毛泽东晚年失误的重要根源。新征程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第三,增强学习上的自觉,学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知行合一,根基在于学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涉及文本与精髓的关系问题,关键在于增强学习上的自觉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本是前提,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才是关键,1941年毛泽东指出:“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9]801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不学习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文献,但更重要的是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方法,而不是当作不变教条、规定任务或护身外衣。为完成学习而学习理论,属于“解释世界”的理智态度和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也是学习中形式主义泛滥的根源;为推动实践而学习理论,属于“改变世界”的理性态度和马克思主义观点,构成中国共产党人最核心的看家本领。1956年毛泽东总结历史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8]116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贯通其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观点、方法。掌握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将毛泽东思想融会一体的门径,也是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融合一贯的通途,否则“一个是对立起来了,还有一个庸俗起来了”[32]297,都不是理论学习上自觉能动性的正确态度,都无助于弄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四,增长工作上的智慧,用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知行合一,目的在于用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涉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关键在于增长工作上的实践智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形成全国一盘棋。1956年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时指出:“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8]32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央必须实行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又有必要尊重各地的特殊性,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我们要全国的统筹和统一,也要各地的特殊和特点。党中央制定全国统一的路线方针政策,不顾地方而限定地方发展是不对的;地方应该毫无保留地贯彻执行,而照搬照抄则犯了教条主义错误。早在1930年毛泽东即指出:“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4]111地方在不违背中央政策条件下施政,无视中央而争取不正当权利是不对的;而脱离中央方针政策自主发展,就是盲目自大的经验主义错误。1956年毛泽东回顾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指出:“那个时期地方的权力太大了,有一段时间事实上等于没有中央了。”[8]52工作中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敌人,前者眼睛向上而脱离具体实际,后者眼睛向下而脱离中央政策,都缺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智慧。与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作斗争,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知行合一的重要任务和保障。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知行合一,就是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态度,从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结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全党亟待了解和亟须解决的根本问题。毛泽东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和重大任务,而且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立了思想认识、创立了理论体系、确立了知行合一态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源头奠基和原创典范。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21]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依赖于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凝心聚魂,形成认同、掌握、笃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团结统一局面。在毛泽东130周年诞辰即将来临之际,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要向毛泽东学习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根本问题,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一致,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不断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凝聚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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