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sQCA的农村电子商务优化升级路径研究

吴子贤,尹国俊，蒋璐闻

〔1.浙江农林大学 乡村振兴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1300； 2.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农村电子商务已遍地开花，成为助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受到物流配送落后、技术人才短缺等因素的桎梏，当前农村电商整体发展质量、发展层次还不高，阻碍了乡村振兴进程，亟需加快推进农村电商迭代升级，实现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2022中国农产品电商发展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0 500亿，同比增长14.23%(1)阿里研究院，中国农产品电商发展报告[R].2022。。此外，2022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末，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84亿，占整体网民的27.6%(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22。。通过农村电商开展扶贫工作，已累计带动771万农民就地创业就业，促进618.8万贫困人口增收。从2014年到2022年，国家也出台了《推进农业电子商务发展行动计划》《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举措。但是，农村电子商务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基础设施不完善、技术人才缺乏、同质化竞争严重等问题，制约了农村电子商务的持续高效发展，对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实现乡村振兴具有严重的阻碍作用。因此，明确农村电子商务的影响因素、分析这些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推动农村电子商务优化升级，是加快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农村经济新增长点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缩小城乡差距的有力抓手。

一、文献回顾

农村电子商务是基于互联网平台，围绕农村地区产品开展的一系列交易管理活动，旨在增加农民群体收入水平、扩大农村商业领域[1]。当前，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如发展规模较小、缺乏产业发展规划、农产品质量无法得到保障、品牌化程度较低等[2-4]。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发现，学术界针对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多是以理论结合实证展开，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源、基础设施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持、金融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第一，人力资源是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核心要素。农村劳动力资源对于农村产业的现代化发展有显著影响，是决定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是否成功的核心要素[5]。这一核心要素既包括农村电子商务“领头羊”式的人物，也包括农村的原住村民[6]。“领头羊”人物一般是入城工作后回流农村发展的群体，他们是推动农村与城市之间协同发展的桥梁，通过自身资源优势对当地原著进行“信息反哺”和“技术反哺”。在农村电子商务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启蒙和催化的作用，并且其产生的财富积累效应又会对周边村民产生巨大的示范带动作用[7]。而农村原住村民进行农村电子商务活动的积极性以及是否具备从事电商的能力与素质也同样会对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8]。第二，基础设施是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前提条件。完善的基础设施作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基础条件，能够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初期起显著的推动作用[9]。如互联网设备的普及程度越高，农村电子商务的应用广度与宽度也就更大[10]，物流体系越完善，那么“工业品下乡”与“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效率也就更高[11]。第三，金融资本要素是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动力源泉。农村金融的发展水平越高，对农村电子商务的贷款支持力度就越大，从而满足农村电商经营主体的资金需求，助力农村电商产业的发展。此外，农村金融的发展还能够为农村电子商务技术创新提供支撑，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村产品市场机会和竞争力，从而加快农村电子商务发展[12-14]。第四，政府政策是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保障。地方政府是农村电商发展的支持保障因素，政府政策引导能够加快资金、人才、网络平台等各种资源要素向农村电子商务集聚，为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提质增效[15]。第五，产业基础是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支撑。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需要产业基础作为支撑，缺乏特色资源和农产品的支撑作用，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6]。并且特色产业的存在与否也决定了农民是否进行农村电子商务活动[17]。

综上所述，当前学者们主要从两个角度对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影响因素展开研究。一是从创业个体层面展开，通过创业人员胜任力模型进行理论阐释。二是针对外部环境进行分析探讨，并提出促进农村电商发展的政策建议。虽然学者们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对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影响因素展开分析研究，但是针对农村电商优化升级的研究还较少，且多考察的是单一要素对结果产生的“净效应”，既忽略了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的因果复杂性，也缺少对促进农村电商优化升级的“关键组态”的剖析。因此，本文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聚焦于研究因素之间的组合效应，有助于揭示农村电子商务优化升级中所蕴含的非对称性、多因素共同组合的多重因果关系，增强对复杂现实情况的解释力度。

二、实证方案设计

1.研究方法的选取

本文选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影响我国农村电子商务优化升级的因素做出探究。该方法是一种融合了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以布尔代数理论为基础，研究条件组态与结果之间复杂的因果关系[18]，是一种超越定性和定量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范式[19]。在对农村电商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已有文献多采用回归分析法或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本研究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基于以下原因：

首先，农村电子商务的优化升级涉及多个因素的综合作用，而单个因素的影响作用有限，fsQCA能够处理案例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有效诠释各个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对结果产生的影响，弥补了传统回归分析方法仅能进行的单因素净效应分析的弊端。

其次，农村电子商务优化升级与影响因素之间并非是对称的，传统定量研究与案例分析很难解释这种非对称关系，而fsQCA运用因果非对称逻辑假设，更适合研究这类非对称问题，有利于拓宽对农村电子商务发展问题的理论解释。

最后，本研究的价值在于为农村电子商务的优化升级提供透明、可复制的驱动路径，而fsQCA能够挖掘出促进农村电商优化升级的核心关键要素，并厘清各个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利于揭示出农村电子商务优化升级的多元路径。

2.案例选取与资料来源

fsQCA实证分析对样本规模的要求是15—80个，浙江作为全国电商中心，发展规模及电商生态均处于领先地位，本文以浙江53个县域(包含县级市)作为案例库进行实证研究，既具有案例代表性，也符合了fsQCA研究对样本规模的要求。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2021》《浙江统计年鉴2021》、各县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1》、阿里巴巴研究院，部分案例数据来自课题组的调查。由于影响因素对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结果存在动态性，前因变量均采用2020年数据，结果变量采用2021年数据。

3.案例选取与资料来源

(1)结果变量。“淘宝村”是活跃网店数量达到当地家庭户数10%以上、电子商务年交易额达到1 000万元以上的村庄(3)https://baike.baidu.com/item/淘宝村/1702235?fr=aladdin.，是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电商集聚形态，能够体现出一个地区农村电商的发展程度[20]。然而，“淘宝村”的出现和发展是一个非常短的过程，关于这方面的统计数据还不够全面。目前只有作为电商巨头的阿里研究院对全国各县市“淘宝村”数量进行了统计，因此本文以阿里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淘宝村名单》作为我国县域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结果的依据，把“淘宝村”个数作为结果变量，数值越大，表明该地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水平越高。

(2)前因变量。在fsQCA分析中，选择前因变量是开展研究的重要环节。本文在前因变量的选取上借鉴王明杰、颜梓晗等[21]的研究，选取政府行为、产业基础、社会经济、基础设施4个一级指标。其中，政府行为包括政策环境、农村财政支出2个二级指标，政策环境的具体数值用各县域政府出台的关于农村电商的政策次数作为表征；农村财政支出以县域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示。产业基础包含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乡镇企业数量4个二级指标，由于乡镇企业数量的数据难以获取到，采用乡镇工业企业数量作为代替。社会经济包括农村常住人口数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3个二级指标。基础设施选用邮政业务总量、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量以及道路通车里程数3个二级指标作为表征。由于农业生产受天气影响较大，并且较长的生产周期会引起资金的周转速度慢，造成对资金的需求量较大，农村电子商务在发展的过程中普遍存在融资渠道不畅、信贷种类少的问题[22]。金融的发展能够为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缓解农村中小微电商企业的融资约束难题，进而促进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23]。因此，本文借鉴王胜、丁忠兵[24]的研究，将金融发展水平纳入前因变量指标体系，并以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作为金融发展的指标数据。各变量说明见表1。

表1 各变量说明

续表1 各变量说明

(3)变量校准。原始的数据无法直接用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只有将其转化为介于0到1之间的隶属度才能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25]。本文中各一级指标包含多个二级指标，且各个二级指标单位不同、数值差距较大，需要先进行标准化处理，算出各指标的权重后求出五个一级指标的综合得分，再进行变量的校准。进行数据标准化的方法通常有Min-max归一化法、Z-score、Decimal scaling小数定标标准化等，本文各前因变量的极值均为确定值，适合选用Min-max归一化法。计算权重的方法有主成分分析、AHP层次法、熵值法、优序图法等，其中熵值法是依据数据的真实情况计算权重，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因此本文选用熵值法计算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并计算一级指标的综合得分，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在对各一级指标进行校准时，本文运用fsQCA3.0软件，采用分位数校准法，将样本数据上分位点(75%分位值)、均值(50%分位值)、下分位点(25%分位值)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点[26]，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表2 各前因变量综合得分

续表2 各前因变量综合得分

表3 各变量校准锚点

三、实证分析

1.单因素必要性分析

必要性分析是在组态分析之前必不可少的步骤，用于检测单个前因变量是否构成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必要条件是指当结果发生时，某个条件一定会出现。在定性比较分析中，用一致性得分值作为衡量必要条件是否存在的依据，一致性得分在0.9以上的前因变量被认为是结果的必要条件。使用fsQCA3.0软件进行运算得到表4结果，结果显示在农村电商高发展水平(TB)与非高发展水平(～TB)两种情况下，每个维度的前因变量的一致性均在0.9以下，说明这些前因变量均不足以成为影响农村电子商务优化升级的必要条件。促进农村电子商务的优化升级存在多条件的组合路径。

表4 单因素必要性分析

2.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

组态分析揭示的是多个因素构成的组合引发结果的充分度。如果当某个条件或者某个条件组合出现时，结果总是发生，那么这个条件或这个条件组合就是结果的充分条件。从集合论角度，就是探索多个因素构成的组合代表的集合是否为结果集合的子集。一致性门槛值设定：为了得到更加精准的研究结果，一致性门槛值设定为0.8，PRI门槛值设定为0.7[27]。频数门槛值的设定由样本的大小决定，对于中小样本，频数门槛值设为1即可，本文案例数为53个，属于小样本案例，因此将频数门槛值设定为1。使用fsQCA3.0软件进行真值表运算分析可以得到三组解：复杂解、中间解和简约解。一般情况下，学者们倾向于报告中间解，再将简约解与中间解搭配可以判断出核心条件与边缘条件。当条件变量既出现于简约又出现在中间解时，将其看作核心条件；若变量仅呈现于中间解中，则为边缘条件[28]。本文通过fsQCA3.0软件进行运算后得到3个农村电子商务高发展组态，如表5所示。

从表5可知，3条组态路径的一致性得分均高于0.8，总体解的一致性得分为0.83，说明这3个组态均可以作为促进农村电子商务优化升级充分条件。对组态结果进行横向对比分析发现，产业基础与金融发展在3个组态中都存在，说明产业基础和金融发展是助力农村电子商务优化升级的必要条件。而3个组态的其他条件有所不同，在H1组态中，产业基础与基础设施作为核心条件起主导作用，政府支持与金融发展作为边缘条件存在起辅助作用。在H2组态中，产业基础与基础设施同样作为核心条件起主导作用，社会经济与金融发展作为边缘条件起辅助作用。对比H1与H2可以发现，产业基础与基础设施均作为核心条件，说明产业基础和基础设施是农村电子商务优化升级的重要前提，合理的产业结构能够充分调动乡村各生产要素的活力，活跃的乡镇企业提高了电商农产品的时效性。物流快递业务作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支撑，增强其发展水平能够极大提升农村电商产品的交易效率，强化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互联网信息化程度越高，对农村数字化建设提升农村产业发展的作用效能就越高，也就更有利于推动农村电子商务的优化升级。在H3组态中，政府支持与金融发展、基础设施作为核心条件，产业基础存在与社会经济缺失作为辅助条件。通过H3与H1、H2对比可以发现，当社会经济、基础设施都处于较低水平时，依托于当地的产业基础，通过政府财税支持，以及政府的公信力和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并配合较好的金融发展水平，做好公共服务、优化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环境等保障性工作，能够促进农村电子商务的优化升级。根据组态结果，本研究得到三条促进农村电子商务优化升级的驱动路径：产业基础—基础设施—政府支持—金融发展、产业基础—基础设施—社会经济—金融发展、政府支持—金融发展—产业基础，下面对3条路径展开详细分析。

表5 农村电子商务优化升级组态分析

(1)产业基础—基础设施—政府支持—金融发展驱动型。H1：ZF×CY×JC×JR中，产业基础与基础设施作为核心条件，政府支持与金融发展作为边缘条件可以促进农村电子商务的优化升级。该组态表明，在产业基础、基础设施、政府支持及金融发展程度均处于高水平状态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促进农村电子商务优化升级的作用并不必要。这一驱动路径下的典型案例有余姚市、慈溪市、桐庐县、义乌市。例如，余姚市依托榨菜、渔业、茶叶省级示范全产业链搭建了“1+3+N”网络销售平台体系，入驻平台体系及自营主体各类商家累计370余家、上线1500余种农产品，从农产品养殖(种植)到加工、包装再到运输、销售形成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布局。余姚市还通过构建三级物流体系，建成了四大快递品牌分拨中心，市级区域各主要品牌邮政快递企业10家，辐射各乡镇配送分拣中心13处，农村物流网点293个，邮政、顺丰等9家快递品牌进村率100%。2020年，余姚市入选国家农业农村部等四部委“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试点市，同时也是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县，以其强大的互联网数字技术赋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桐庐是远近闻名的“民营快递之乡”，多年来把电子商务作为发展信息经济、智慧经济和美丽经济的重要战略支撑。通过“蜂、茶、果、药”四大主导产业培育了一大批农产品电商示范基地。在加大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方面，桐庐县政府不遗余力地扶持，以县财政投入2亿元带动社会资本投入7亿元，不断夯实桐庐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连续两次荣获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先进县荣誉。丰富的产业基础、强大的基础设施和政府的财政扶持推动了农村电子商务的快速升级优化。

(2)产业基础—基础设施—社会经济—金融发展驱动型。H2：CY×SH×JC×JR中，产业基础与基础设施作为核心条件，社会经济与金融发展作为边缘条件可以促进农村电子商务的优化升级。该组态表明，在产业基础、基础设施、社会经济及金融发展程度均处于高水平状态时，政府支持程度对促进农村电子商务优化升级的作用并不必要。这一驱动路径下的典型案例有诸暨市、德清县、瑞安市、乐清市。例如，诸暨市以自身产业优势为基础，以“一村一品”为主打，建立了香榧村、茶叶村、珍珠村等专业化农村电商集聚区。为更好地发展县域农村电子商务，诸暨市各政府部门先后举办网络珍珠文化节、网络茶叶节、网络葡萄节以及农副产品电商推广活动等，并与天猫、村淘等网销平台联合打造“诸暨年货”品牌，为诸暨农村电商发展共同助力。瑞安市是“三位一体”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的萌发地和先行实践地，高度重视农村产业集群与电子商务融合发展，积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数字化。为提升农产品运输效率，瑞安建设全域通达农村路，实现全市30个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和52个粮食生产功能区的农村路网全覆盖。完成市邮政管理局组建，招引顺丰、“四通一达”等快递物流企业22家、快递点175个，通过整合邮政与民营快递资源，建设市、镇、村三级物流，达成行政村100%覆盖。为了农村电商增收能有持续的金融“血液”输送，瑞安市先后推出“农业先锋贷”“茶农贷”“梅农贷”等特色金融服务，累计贷款余额超23亿元，授信农户超27万户。

(3)政府支持—金融发展—产业基础驱动型。H3：ZF×CY×～SH×～QW×JR中，政府支持与金融发展作为核心条件，产业基础存在、社会经济与基础设施缺失作为边缘条件可以促进农村电子商务的优化升级。该组态表明，在社会经济水平低下、基础额设施优势不足的情况下，政府依托当地的优势产业，加大支持力度和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可促进农村电子商务的优化升级。这一驱动路径下的典型案例有缙云县、象山县、武义县。例如，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的缙云县，90%的县域面积是山区，是典型的人多地少的农业资源小县，地理位置偏僻、交通条件较差，一直是浙江区域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在区位优势不足、经济水平较为落后的境况下，缙云政府发挥主导作用，通过政策支持、现金奖励等途径鼓励当地农民发展电子商务。为加快构建现代化物流体系，缙云政府结合邮政乡镇局所、邮乐购站点与“四好”邮路叠加农村物流，打造农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上行与工业品下乡等为一体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为打造系统培训体系，强化人才保障，缙云政府依托丽水学院、缙云职业中专等职技校资源，加快建设电商学院，面向不同人群开展电商普及培训、电商创业培训、传统企业互联网转型升级培训等多种针对性培训，大力培育农村电商专业人才。为帮助当地企业解决融资难题，缙云政府积极搭建银企对接平台，通过与农行联合创新推广“惠农电商贷”、与工行联合推出“兴农贷”系列产品——“农户e贷”“农企e贷”“农机e贷”等，为缙云3000余家电商企业获得1.5亿元成长贷款，缙云县农村电子商务产业获取了全新的金融活力。

3.稳健性检验

参考张明和杜运周的研究[29]，本文对农村电子商务高发展水平组态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将PRI一致性阈值由0.7调高至0.75后重新运算所得结果与表4一致，未发生任何变化，说明结果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1.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浙江53个县域进行实证分析，探讨政府支持、产业基础、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和金融发展5个前因变量的组合路径对农村电子商务优化升级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1)农村电子商务的优化升级并不取决于某个单一的前因变量，而是不同的前因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通过fsQCA软件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在促进农村电子商务优化升级的路径中没有单个必要条件存在，但是金融发展和产业基础这两个前因变量在所有路径中都存在，说明金融资金与产业基础是驱动农村电子商务优化升级的核心基础。

(2)促进农村电子商务优化升级的路径有3条。其中，产业基础—基础设施—政府支持—金融发展驱动型路径中，丰富的产业基础与良好的基础设施联合发挥核心作用，金融发展与政府支持起辅助作用；产业基础—基础设施—社会经济—金融发展驱动型路径中，产业基础与基础设施同样发挥核心作用，但起辅助作用的因素由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发展水平构成；政府支持—金融发展—产业基础驱动型路径中，由政府依托当地的优势产业加大财税补贴等各项扶持力度，联合较高发展水平的金融机构，共同推动农村电子商务的优化升级。

(3)基础设施、政府支持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电子商务优化升级影响的非对称因果关系作用明显。在产业基础—基础设施—政府支持—金融发展、产业基础—基础设施—社会经济—金融发展两条驱动路径中，基础设施均作为核心条件存在起主导作用，政府支持情况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力度较弱。在政府支持—金融发展—产业基础驱动型路径中，政府支持作为核心条件起主导作用，而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均缺失。但三条路径均是促进农村电子商务优化升级的驱动路径。因此，各县域在促进当地农村电子商务优化升级的过程中，要根据当地的资源优势和关键要素，因地制宜地选择提升路径。

2.政策启示

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受到多个层面因素的影响，虽然单个因素的存在不能直接影响农村电子商务的优化升级，但是单个因素的缺乏却能阻碍农村电子商务的优化升级。因此，如何高效运用各类资源要素促进农村电子商务的优化升级，既需要政府部门因地制宜地选择最优发展路径，也需要对始终发挥作用的核心要素予以重视。第一，在产业基础良好、基础设施完善及金融发展活力相对较高的县域，可以强化政府的扶持作用，以政府的政策鼓励、财政帮扶，推动农村电商的优化升级；或者加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通过电商人才的引入、收入水平的提升，促进当地电子商务的优化升级。第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较为薄弱的县域，可依托于当地的产业基础，并通过加强当地政府的主导作用，以政府强大的公信力和政策保障推动当地金融发展，在政府扶持和金融资金注入的双重合力下，不断推进农村电商优化升级。第三，夯实农村电子商务优化升级的产业基础。各县域要加强培育具有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鼓励农村创新创业，通过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实现特色产业的规模化生产和聚集效应，合理构建三产融合发展的结构布局，为农村电子商务优化升级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第四，提升农村电子商务优化升级的金融活力。一方面可以通过培育与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以集体信用作担保，降低村民贷款门槛；另一方面加强农村金融生态系统构建，简化贷款农户信用评估程序，提升贷款效率。第五，强化农村电子商务优化升级的政策支持。通过加强税收、财政等方面的优惠力度，引导社会资本流入，增强监管力度，规范市场交易行为。

本文区别于传统的线性回归分析方法，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开展实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由于数据较少而难以开展研究的问题。揭示出县域农村电子商务的优化升级不是由单个因素影响的，而是多个因素组合影响的结果，加强了理论与实际之间的联系，更加符合现实情况。通过不同因素的组合作用，发现3条促进农村电子商务优化升级的路径，各县域应根据当地的资源要素，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提升路径。同时，本文在前因变量的选取上借鉴前人的研究，并未包含所有可能的影响因素，因此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将来可以通过新的研究视角或者纳入更多其他的影响因素展开研究，以丰富本研究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