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高效能治理：理论认知、困境预判与因应之道

丁 志 刚，李 天 云

(兰州大学 管理学院，兰州 730000)

实现高效能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命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学界对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研究日趋增多，开始重点阐释国家治理效能牵引下发展、治理、安全、生活间的平衡、协同问题。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高效能治理”命题后，已有文献对高效能治理进行了初步探索。樊鹏以高效能治理的目标要求为标尺，对地方治理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作了分析，认为针对新形势与新任务，要对治理理念和方式进行深刻调整；陈振明和李德国认为要以高效能治理引领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申建林则从基层治理视角出发，讨论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逻辑、困境与出路。随着关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理论阐释的日益增多，高效能治理作为“十四五”时期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目标指向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和讨论。有学者指出国家治理要向着实现高效能治理迈进，并分析了“规模-成本”框架下不同的国家治理形态，提出了国家治理效能生成变动的一般机制，认为实现高效能治理关键在于提高制度化治理水平，有效应对治理规模和降低治理成本。

总的来看，已有文献对高效能治理进行了初步论述，但多散见于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相关研究之中，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还需继续努力、持续拓展。有鉴于此，应深化认知高效能治理的品质规定与内在要求，剖析迈向高效能治理的现实制约与风险挑战，进而明晰实现高效能治理的理想图景和实践进路。

一、理论认知：高效能治理的品质规定与内在要求

何为高效能治理？作为新时代新阶段国家治理语境中生成的标识性概念，高效能治理是从国家层面提出的重要命题，国家治理过程有效、国家治理目标实现、国家善治可持续是理解高效能治理的关键所在。过程有效是指国家治理实践中能够有效应对日益扩张的治理规模，有效解决各种治理问题，在治理过程中减少治理失灵、治理低效现象的发生；目标实现是指国家治理能够达到可预见的时间规定、质量规定和数量指标，顺利实现国家治理的各种阶段性指标、领域性指标；善治可持续是指在高效能治理的目标牵引下，国家治理现代化要不断优化完善“中国之制”，开创“中国之治”新奇迹。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来看，高效能治理在治理理念、治理结构、体制机制、治理方式层面的品质规定，集中体现了新时代新阶段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一)治理理念层面：锚定价值目标，发挥治理战略引领性

2020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研究谋划中长期战略任务和战略布局，有针对性地部署对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具有牵引性的重大规划、重大改革、重大政策，在应对危机中掌握工作主动权、打好发展主动仗”，创造性地提出了高效能治理的命题。作为从中长期战略任务与战略布局视角提出的重要命题，实现高效能治理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依法治国的治理理念，以国家治理价值体系、结构体系、功能体系、制度体系、方法体系和运行体系的系统优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为目标牵引，充分释放目标价值的共识凝聚效能与牵引拉动效能，进而推动国家治理实现高效率、高水平、可持续的有机统一。高效能治理既要克服“无效治理”“低效治理”困境，为高质量发展与高品质生活提供动力支撑、秩序保障与活力源泉，也要形成一种迭代优化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以价值引领推进国家治理效能的自主性培育，汲取“失败国家”“衰败国家”的经验教训，跑赢国家治理现代化竞赛，从而为国家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保驾护航。

战略引领是我国国家治理的发展亮色，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过程就是战略主题与战略主线顺应时代要求自觉革新变化、不断提速高效能治理的过程。在新时代新阶段，实现从富起来向强起来迈进，实现从全面小康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跃迁，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思想导引和行动指南，系统优化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持续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锚定高效能治理、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高品质生活相统筹的高远目标，持续激发治理动力、释放治理活力、增强治理吸纳力，发挥治理战略引领性，不断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二)治理结构层面：多元主体协同，提升治理结构耦合性

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是“国家治理”区别于“国家统治”与“国家管理”的关键标识，也是实现高效能治理的题中之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进入“十四五”时期的新发展阶段，实现高效能治理要发挥党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和机制引领作用，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厘清政府、市场、社会的边界并进一步激发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增强多元主体的协同性，解决政府简单管控逻辑导致的主体缺位、错位、越位问题，推动党政机关、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之间形成多元参与、协同共治格局，形成“以党领政+多元协同”的良性治理格局和以党政机关为领导主体、人民群众为广泛实践主体的多元治理结构。同时，还要加强党在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上的领导创新，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与多元治理的关系，发挥先锋队政党的“头雁效应”以推进形成多元主体协同，以“有领导的多中心治理”释放国家治理的合力效能。

动态平衡的治理系统有利于形成耗散结构，实现“反熵增”，达到提升治理效能的功用。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拥有超大规模人口和广阔疆域领土，社会事务复杂多样，国家治理在领域范围上的制度穿透力和政策注意力分配不均衡，制度效应与政策效应扩散不全面，国家治理的实践展开过程中存在重发展轻治理的问题。高效能治理命题的提出，表明亟需提高治理系统的平衡性与治理领域的协调性，打破治理不平衡不充分的结构制约。进入“十四五”时期的新发展阶段，要推动理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的复杂关系，对国家治理进行结构性调校，增强治理的联动性、协同性，发挥中国特色党政科层制的穿透、联动效应，形成高位推动、中层连接、基层支撑、上下一体、弹性灵活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以平衡型国家治理实现人与自然、国家与社会、国内与国际的动态平衡，营造一个良好的国家治理系统，夯实国家治理效能转化提升的基本面。

(三)体制机制层面：制度体系完善，运用复合型治理机制

迈向高效能治理需要通过“制度之治”来实现，制度体系的完善性是高效能治理的内在规定。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体系主要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融构而成，这些经由顶层设计的治理体系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然而，制度的完善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事业，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进入“十四五”时期的新发展阶段，要“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持续加强制度供给与执行配套，增加制度体系的系统完备性、内容设计的科学规范性、层次结构的能动适应性、运行方式的高效顺畅性、相互关系的协调整合性、结构功能的全面配套性来保持制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增强制度的发展性与创新性，提升制度秉赋、发挥制度优势进而释放制度效能，提速高效能治理。

我国的国家治理具有“超大国家-革命历史-改革开放”的历史情境交织性、“国家中心主义-社会中心主义-政党中心主义”的理论诉求多元性以及国家治理工具选择多样性特征，国家治理面临着高度复杂又充满不确定性的治理场景。要实现高效能治理必须充分发挥各种治理机制的复合效应，以复杂性治理超越简单性模式的治理逻辑，以复合治理机制克服因机制互补不足导致的机制失灵困境，释放国家治理机制的组合效应。从国家治理的关键子系统来看，要在党的领导下整体性地发挥政府机制、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的复合效应；从国家治理的连接子系统来看，要通过持续性的调整、改革和创新来发挥价值机制、制度机制、组织机制、技术机制的复合效应；从国家治理的能力生产系统来看，要使组织资源、价值资源和物质资源通过国家结构的聚合机制、国家行动的合法化机制与国家组织的延展机制来形成复合效应。

(四)治理方式层面：治理方式科学，实现治理高效可持续

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是一项追求合目的性与合道德性的现代文明发展过程，更是一项在科学规律指导下推进的系统工程，治理方式的科学性形塑了国家治理的效能性。迈向高效能治理要不断提升系统治理的广度、依法治理的深度、综合治理的厚度、源头治理的力度，既坚持推进“优势治理”，也注重加强“短板治理”，逐渐克服碎片化治理、运动式治理、应激式治理的困境。坚持过程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目标导向与绩效导向相结合，培育系统整体思维、平衡协调思维、法治制治思维、综合集成思维、周期过程思维、科技支撑思维和迭代优化思维，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统一、人文理性与科技理性相调和、制度理性与智能理性相叠加，在观念、制度、组织、科技的一体化创新中推动治理方式的适应性变革，以“政治引领+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自治强基+智治支撑”的“五治并举”策略来提升治理方式的科学性，释放国家治理方式的组合效能。

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综合性衡量指标，治理有效性是国家治理正当性、合法性与持续性的动力源泉，高效能治理的核心指向是治理结果的高效性。国家治理存在规模负荷和成本约束，治理任务多、治理复杂性高是我国国家治理的显著特征。毋庸置疑，无效、低效的国家治理不仅会降低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而且无法有效应对日益繁杂的治理内容和治理事务，还会不断减损国家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影响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进而影响国家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在国际格局加速重构与国内治理加速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面临着全球治理赤字化与国内转型陷阱常态化的双重困境，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更加迫切、更显重要。进入“十四五”时期的新发展阶段，实现高效能治理要把握国家治理的核心原理，营造有利的治理生态，有效降低国家治理成本，在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过程中不断向高效能治理迈进。

二、困境预判：高效能治理的现实制约与风险挑战

风险社会是当代国家治理的最大背景，从运动式治理走向制度化治理是国家治理范式变迁的最显著特征。实现高效能治理，要不断提高国家制度化治理水平，形成适配国家治理规模、有力管控国家治理风险挑战、有效降低国家治理成本的现代治理模式。然而，在我国的国家治理转型过程中要实现高效能治理还存在一些制度困境，在全球进入风险社会的背景下要实现高效能治理仍面临着不少外部挑战。国家内部存在的制度困局和国际社会潜在的风险挑战构成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持续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双重制约。

(一)国家治理转型中实现高效能治理还存在一些制度困境

高效能治理的制度困境主要是指国家治理转型过程中制度体系不完善导致的“木桶效应”和制度化治理水平不高形成的“拖累效应”。

一方面，制度体系不完善制约了国家治理效能的整体性提升，形成了治理效能转化提升的“木桶效应”。国家治理效能的整体性提升不仅在于发挥制度优势，更为重要的是补齐制度短板，因为制度短板直接制约和阻滞了国家治理效能的生成与释放。然而，在当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制度优势”遮蔽“制度短板”的问题，集中表现为以制度优势替代治理有效、以制度效能替代治理效能。然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以及“治理空转”“治理失灵”“治理缺失”的现实表明，制度体系不完善依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当下，中国进入到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在网络化、数字化与智能化叠加演进的大趋势下，制度建设滞后、制度协同不强、制度创新不够等问题已经成为高效能治理的现实阻碍，具体表现为制度建设滞后于治理实践的制度缺位问题，新旧制度更新迭代不衔接、不配套、不协调的关系混乱问题以及制度刚性不强的疏漏虚设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治理产生了“木桶效应”。而制度体系不完善又造成了治理转型的滞后困境，加剧了治理的不均衡不充分，国家治理的纵向结构、横向结构和圈层结构的现代化程度不够，以至于发生国家治理的“现代性欠缺”。

另一方面，低制度化治理降低了治理效能转化效率，形成了治理效能转化提升的“拖累效应”。低制度化治理是治理实践未严格按照国家制度体系展开的结果，是治理实践不均衡、制度实施不充分的表现，体现出国家治理转型的过渡性特征。低制度化治理常常表现为一哄而上的运动式治理、饮鸩止渴的唯绩效型治理、自上而下的加码式治理、头疼医头的应急式治理、朝令夕改的非常规治理。虽然低制度化治理具有一定的文化背景、历史背景、时代背景与体制因素支撑，在社会资源与治理工具有限、科层官僚制存在局限和社会动员能力下降的治理实践中能够生产出一定的治理效能。但是，随着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的范式转换，低制度化治理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严重阻滞了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优势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通过制度化治理来完成，实现制度与行动的实践统一。实现高效能治理，要尽快转向国家制度化治理，走出低制度化治理造成的制度失衡与锁定陷阱。

(二)全球风险社会中实现高效能治理仍面临不少外部挑战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格局加速演变，第四次工业革命快速发展，国际多边体系受到挑战，逆全球化浪潮下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世界文明的交流交融交锋范围更大层次加深，中国的发展崛起面临着全新的风险与挑战。

一方面，世界格局加速演变与国际秩序转型重构导致全球治理制度供给不足，增加了全球治理的交易成本。大国之间的竞争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生态、科技、意识形态、制度等要素之间的全面竞争，相比于传统样态的国家竞争而言，制度竞争与科技竞争是当下大国竞争的焦点与重点。当前，国际社会来到了“十字路口”，国际格局呈现出从“一超多强”到“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趋势，国际秩序从“中心-边缘”秩序向“节点-网格”秩序加速转变。由于新的世界格局与新的国际秩序尚未形成且正处于剧烈变动之中，主要国家在“共容利益”与“狭隘利益”之间的复杂抉择使得国际社会从“制度相容”走向“制度互斥”，导致全球治理制度供给不足，片面化、流氓化、极端化的逆全球化行为缺乏有效规制。主要大国之间的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中美之间的深度全面常态化竞争给国家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美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技术封锁等不正当行径增加了我国的治理成本，对国家治理效能转化提升造成了“负向拉扯”。

另一方面，全球性问题泛滥使得国家治理的注意力分散，国家治理的机会成本剧增。制度供给不足增加了全球治理的交易成本，全球性问题则增加了国家治理的机会成本。由于各国各地区在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上缺乏共识，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集体行动的困境”，产生了制度供给不足的结构性障碍。这导致世界各国在气候恶化、环境污染、粮食安全、能源安全、资源枯竭、疾病流行、恐怖袭击与跨国犯罪、贫困治理、金融风险、网络安全、科技垄断等全球性问题治理上成效有限，21世纪成为“全球性问题泛滥的世纪”。全球化时代的大趋势是分工深化与合作强化，但各国各地区在全球治理中的“经济人”取向使得全球性问题的治理效果不佳，国家治理的外部生态恶化，国家治理的棘手问题增多，致使国家注意力分散与治理成本增加，制约了国家治理效能提升。

三、因应之道：高效能治理的理想图景与实践进路

进入“十四五”时期的新发展阶段，以国家制度化治理为关键抓手有效解决问题、防治风险，持续推进党、政府、市场、社会和全球治理效能的整体提升，既是达成高效能治理的理想图景，也是迈向高效能治理的实践进路。总体来说，国家治理要与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和更高水平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相适配，构建国内“善治”、国际“和治”的新治理格局。对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打造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模式，形成具有“先锋使命责任型政党、积极有为服务型政府、有序公平统一型市场、有机和谐法治型社会”的“善治”格局；对外要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制度化治理为关键抓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优化国家治理的外部生态，夯实高效能治理的外部根基，形成“和治”格局。

图1 高效能治理的理想图景与实践进路示意图

(一)建设先锋使命责任型政党，提高党的制度化治理效能

在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实践中，推动实现党的高效能执政是迈向高效能治理的首要前提。世界政治发展演进趋势表明，现代政党是一种治理型政党，政党的性质与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国家的发展与治理绩效。与英美国家商人阶层主导和法、德、日国家官僚体系主导的政治现代化模式不同，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坚强领导核心。在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历史贡献”，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逐渐从蓝图变为现实。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之际，党在推进高效能治理中的关键性作用更加凸显。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效能转化提升，要与时俱进提升党的制度化治理水平，不断推动建设先锋使命责任型政党，实现党的高效能执政。

在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生动实践中，党的全面领导是调动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的关键所在，党的执政效能是国家治理效能的最大增量。从比较视野来看，西式“社会中心主义”政党政治的最大教训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政党，容易使得国家治理制度发生蜕变，出现“掠夺性国家、自大任性国家、分利性国家和汲取性国家等病症”，出现“失败国家”“依附性国家”的周期性震荡，任其发展将会阻碍现代化事业的建设，甚至中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应张扬“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取向，明确中国共产党作为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的政治定位和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领导地位，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首要遵循，不断开创有别于西方政党政治的新政治文明，打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情、国情与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党清醒地认识到执政面临的“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持续推进先锋型政党、使命型政党、责任型政党、治理型政党建设，着力于提高领导能力、学习能力、服务能力和创新能力，为实现高效能治理夯实了坚实的领导基础。进入“十四五”时期的新发展阶段，推动实现党的高效能执政要以制度化治理为关键抓手，进一步提高党的建设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健全完善党内法规体系，系统优化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和党的政策体系，以制度治党不断提升党的治理效能。

(二)建设积极有为服务型政府，提高政府制度化治理效能

与西方国家党政分离的政府体制不同，我国的政府体制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党政科层制——一种党高于政、以党领政、党政协同的一体化组织结构。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在计划经济背景下我国形成了全能型政府；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致力于实行政企分离，不断推进企业市场化改革，同时大力进行政府机构改革，这一时期我国的政府是典型的经济发展型政府。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全能型政府在向经济发展型政府转向过程中，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呈现出分权、让权、放权取向，加之受西方自由主义有限政府的影响，学界关于建设有限政府的呼声一时之间可谓甚嚣尘上。然而，大国竞争的血腥与残酷表明，国家治理要自觉理性避免掉入浪漫主义陷阱。在世界格局加速演变、各国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势下，一个无法生产治理效能的弱政府必然不足以支撑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非典”事件、国际金融危机、贫富分化、“三农”问题、生态问题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实践雄辩地证明，建基于西方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之上的“有限政府论”显然不合时宜，而积极政府、有为政府、服务型政府则不仅成为学界呼声，更成为党和国家推进政府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

政府高效能行政需要通过制度规范来实现，这既是历史与实践的启示，也是适应未来社会的必然选择。一个强有力、负责任的政府也应该是一个受约束、包容性的政府，有为而不乱为、积极而不全能、服务更要发展。这就要求必须通过规范的制度化治理来建设一个在结构上与先锋使命责任型政党相映射的积极有为服务型政府。虽然，中国特色的党政科层制相比于西方政府官僚体制而言具有组织先进、战略前瞻、决策科学、治理有效、发展和谐的显著优势，但是也具有官僚体制的通病，受到“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负面影响。进入“十四五”时期的新发展阶段，实现政府高效能行政，要加强制度设计，形成政府治理制度的分层对接机制、兼容协同机制、责任驱动机制和区域协调机制，建设人民满意的积极有为服务型政府。既要系统理顺政府的职、责、权关系，提高“权力-职能-责任”关系的匹配度，解决政府职能和机构设置“上下一般粗”的问题，也要持续提高“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协调度，系统解决政企、政社不分问题，还要进一步提高“条-块”关系的耦合度以及“核心型职责-差异型职责-过渡型职责”关系的区分度，使纵贯型职责与层次型职责从“同构”到“序构”，赋予省级及以下机构更多自主权，推动资源下沉与治理重心下移，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

(三)建设有序公平统一型市场，提高市场制度化治理效能

市场高效能运行是实现高效能治理的内在规定。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推崇的自由市场理论主张将国家权力排除在市场之外，但是这种“分隔权力”“免于权力”的“标准市场经济”缺乏现实根基，在现代国家建构中，市场更多的是一种由政府提供和维持的公共服务。与西方国家奉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不同，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过程中，清晰辨识并主动拒绝了“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在党的领导下推进“双轨制改革”的理性选择推动了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然而，囿于市场经济建设经验的缺乏，加之市场制度化治理水平较低，我国的政府系统、市场系统与公民社会系统关系常常厘定不清，曾一度出现了复杂混乱的错位、越位、缺位现象。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大决定以来，我国现代市场体系建设进入了提速期，推进市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基础更加坚实，但是与高效能运行的目标要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来看，市场高效能运行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始终坚持以积极有为服务型政府与有序公平统一型市场为双轮来驱动提升我国市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概而言之，就是要在经济宏观调控、区域协调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支持技术创新方面更好发挥积极有为服务型政府的引领作用，不断构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现代市场机制，以“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调节机制”的协同发力来更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十四五”时期的新发展阶段，要着力于破除对市场的行政性分割藩篱，遏制地方政府企业化发展态势，扭转“唯GDP主义”下重发展、轻治理的困境，遏制政府企业化运行的“挤出效应”，打破地方政府以及事业单位等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与强势参与市场竞争的桎梏，推动建设有序公平统一型市场，全面优化市场运行生态，系统提升市场运行效能。

(四)建设有机和谐法治型社会，提高社会制度化治理效能

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不断推动建设有机和谐法治型社会，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过程中高度重视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首次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正式提出了“社会治理”的概念，要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大报告从国家治理的战略视角下提出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并阐明了“科技支撑”“社会治理共同体”等新理念，其核心是提升社会的制度化治理水平，实现从间歇性社会控制、即兴式社会建设向制度化社会治理转变。

进入“十四五”时期的新发展阶段，推动实现社会高效能治理，要以制度化治理为关键抓手，打破社会治理观念不明晰、治理结构不合理、治理方式不科学、体制机制不完备、技术手段偏滞后的困境，使社会治理实现价值协同、参与多元、资源整合、利益协调、方式科学、手段先进、机制完备。以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规范和促发社会自组织向“社团结构”和“二相”性拓扑结构演化，降低复杂社会网络的“脆弱性”，从而提高“鲁棒性”，建设一个有机型、和谐型与法治型社会，构建“强国家(强政党+强政府)-强市场-强社会”的耦合互促、动态优化国家治理结构，实现政党治理效能、政府治理效能、市场治理效能以及社会治理效能的整体提升，而不是此消彼长，使国家治理的赋权系统更加具有科学性、先进性，秩序系统更加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创新系统更加具有积极性、创造性，进而以高效能治理开创区别和超越于西方不是“大政府-小社会”就是“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治理创新叙事。

(五)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高全球制度化治理效能

从冷战结束至今，全球治理制度化水平不高依然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大挑战。当下的国际秩序处于动荡变革的混乱时期，我国提出了“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为实现文明崛起提供了战略指引。历史地看，人类社会从中古到近代再到当代依次经历了“单子共同体”向“依附共同体”再到“交互共同体”的演变，人类命运越来越与超国家共同体深度关联，相应的全球治理也需要从“无人管”到“有人治”再到“能管好”转变，以“交往关系意识”超越自我中心意识和单一中心意识，拥抱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大势。作为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主动适应，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整合中看到分化、在合流中看到分流、在竞争中寻求合作、以正和博弈取代零和博弈，是推进全球治理切实可行的善治方案。在国际格局转型的加速阶段，要汲取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的经验教训，以全球层面的制度化治理、区域层面的制度化治理和次级区域层面的制度化治理来推动形成人类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社会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科技共同体以及生态共同体，纠治国际社会中出现的新殖民主义、霸权霸凌主义，提高全球治理效能。

进入“十四五”时期的新发展阶段，提高全球治理效能应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外部条件作支撑，形成国际“和治”与国内“善治”耦合优化的格局。在国际秩序转型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时期，要完善和健全党对外事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以全方位外交布局和多边外交体系建设为依托，积极主动参与新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的塑造，以“一带一路”推动对外开放体系建设，通过提高制度化治理水平来加快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方面，加强对新型国际关系塑造的价值引领，跳出西方国家制造的话语陷阱。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话语来看，无论是“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还是“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抑或是“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都充满了“深深的恶意”。因此，要争夺国际话语的主动权，以张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打破西方“阴谋论”“捧杀论”的话语陷阱。另一方面，争取国际规则、国际制度的制定权。要认清美国不对称全球化的实质，坚定不移推动形成“双循环”格局，守正创新，坚持走全球化道路，以国际规则更新、国际制度修订、国际规范重构打破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国际制度制定权的垄断困境，努力争取全球治理制度设计主动权，以新兴国家为伙伴推动全球治理的制度民主，进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营造有利的国际秩序与外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