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山之间》：作为扶贫文化记忆的可能性

巫小黎

内容提要：《在群山之间》的亲历性与纪实性，见证了当代中国“扶贫运动”的艰难与复杂。时空人事的真实具体与体验的鲜活感，构成本书的重要特质。与其说这是“扶贫文学”的一部力作，不如说这是21世纪中国的“新乡土文学”。100年前经典乡土文学的主要基调是展示偏远地区被现代文明遗忘的底层民众的愚昧、无知，暴露封闭的乡土社会的陈规陋俗，以及源于教育落后、迷信盛行而酿造的种种反人性、非人道的悲剧与罪孽。作为“新乡土文学”的重要作品《在群山之间》，其重要价值之一就在于它给当代中国扶贫运动贡献了一份以文字符号为呈现载体的文化记忆。

关键词：《在群山之间》  新乡土文学  扶贫运动  文化记忆

《在群山之间》是青年作家陈涛的新作。文学评论、研究界为此曾举办“非虚构、扶贫文学与《在群山之间》作品研讨会”①。在我看来，《在群山之间》与其说是“扶贫文学”倒不如称其为21世纪的“新乡土文学”。尽管不少评论认为这是一本散文集，列入非虚构文学写作序列。然而，无论怎么说，作家与评论家都不否认这是一部文学作品，既然承认它是文学，我们就有理由将之置于文学史与文学家族谱系的大背景、大框架中去评说、去讨论、去审视，具体考察其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哪些新的、有思想价值和文学/文化价值的元素。

一、“扶贫文学”或“新乡土文学”

若从文学特质与精神品性言之，《在群山之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的文学为人生的余绪在新世纪中国文坛的回响。五四新文化运动抨击的主要指向部分是中国古典文学不问世事，崇尚幽居避世、闲适隐逸的人生态度;其次是清算以仕途遇阻的潦倒文人为主体，靠市场化、职业化写作养家活口的鸳鸯蝴蝶派作家拜金主义的“卖文为生”论，积极构建新的文学价值坐标和文化传统，主张文学大胆干预生活，服膺社会改造及文化更新与再造，并深度参与觉民、新民和国人灵魂重铸的文学试验与文化实践。

狭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始于《新青年》创刊。实际上，回到历史情景中观察，1902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可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声。梁氏宏文的影响之大，难以尽言，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他的文学“新民”论以后，弄文学与不弄文学的人，无不对文学寄予厚望。形塑完整人格的新青年、新国民，寄望文学;改良社会，疗救病态人生，倚仗文学;抚慰精神的残缺，构筑心灵的家园，也还是托付文学。文学担负的社会责任可谓大矣。总之，“新乡土文学”的肌体流淌着、延续着的精神血脉还是明显地保留着文学“为人生”的基因，它承继的是文学直面普罗大众日常、社会底层悲喜的人道主义传统，且与社会、时代大潮同频共振。

且不说20世纪上半叶开启民智、解放民族与救亡图存的主旋律，也不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文学破冰之功。只要简略回望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坛，看看方方《风景》、刘震云《一地鸡毛》、池莉《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三部曲，谈歌《大厂》、刘醒龙《九月还乡》以及新世纪以来被冠名为“非虚构”文学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我的二本学生》等等，可以得出一个基本事实，无论作品的内容怎样千差万别异彩纷呈，但就其整体精神向度而论，作家的情感表达、价值关注、文本意蕴，是投向底层苦人、弱势群体的。中国文学总是有这么一批作家，愿意眼睛向下，怀抱仁爱、满贮悲悯之情与人道关怀，俯下身子深情凝视足下的土地，仔细打量、体恤这片土地上如蝼蚁一般生又如蝼蚁一样死的芸芸众生，聚焦最广大和最底层、最草根的那些群体，守住“士志于道”的价值理念，以极大的担当为大众代言，替默默无闻的劳工劳农发声。

一般而言，当代人比较熟悉的是20世纪最末二十年以来的文学走向与轨迹吧。可以这么认为，最近40年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变化，要么是由文学界发端，要么是倾注了文学家们的激情。社会的风云变幻，文学从来不曾缺席，而是始终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一句话，文学几乎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转制、文明进程等任何社会重大事件同步。根本上改变国家、民族命运和运行轨迹的重大社会变动，无不有文学的身影，有文学家们的介入和参与。

《在群山之间》如今又走在了扶贫的路上，在精准扶贫、攻坚克难的特殊时代面前，陈涛以亲历者、见证者的身份和姿态，融入了这个时代，投身这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正因为此，文学评论界才有“非虚构”“扶贫文学”等命名。

以上列举的“非虚构”作品，甫一问世，评论界、研究界无不很欣喜，很惊艳。批评家们大多憋足劲忙不迭地创造出种种新名词为其贴上一个醒目的标签。上世纪90年代依次数来，有“新写实”“新现实主义”“底层写作”“反腐文学”及至“非虚构”等等，名目不可謂少，作品也不可谓不多。可是，命名冲动的能量释放完了之后，接着，又期待着下一个冲动周期再次来临，差不多就是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然而，多数情况是，旋即灰飞烟灭、风流云散，能够经得起时间过滤与淘洗，留在人们记忆中，或者进入文学史的相关命名却不多，个人以为，置放于文学传统内部讨论，在20世纪以来的文学谱系中考量，或许会比临急临忙起一个时代感很强却不大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名字，会显得更加严肃与庄重吧。与其给它一个犹如一阵烟、一阵风似的，难以留下深刻印记的名字更有意义与价值。我所以更倾向于“新乡土文学”主要理由在此。

二、“新乡土文学”之“新”

文学家们的担当精神、社会责任与人类道义，是五四文化先驱建构的新文化传统。现代“乡土文学”的始作俑者是鲁迅。小说《故乡》就是他的很好的代表。并且，乡土文学的命名权也归鲁迅。他说：“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论其作家群体，若“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②追随鲁迅而被史家称为“乡土文学派”的一批青年作家，如王鲁彦、许钦文、许杰、蹇先艾、裴文中、冯文炳以及1930年代以文学为“志业”，孜孜矻矻追求文学精致化，潜心构筑“诗意湘西”的沈从文，颠沛流离的烽火岁月中，如泣如诉用诗性语言抒写故乡恋歌的萧红等等。可以认为，“乡土”书写、讲述“乡土”故事，是中国新文学100多年来一以贯之，未曾间断的一个传统。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从落后的偏远地区，受时代大潮感召而进入现代都市的青年，“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③又或者是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审视、批判遥远故乡的陈规陋习，书写野蛮、愚昧的乡风土俗，讲述宗法制下种种反人性、不人道的“典妻”“借种”“冥婚”……的故事，譬如《父亲的花园》《菊英的出嫁》《赌徒吉顺》《拜堂》《为奴隶的母亲》《活鬼》等等。这就构成了现代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将古老的农业文明、宗法社会的文化、礼俗，普遍人性与礼教的冲突，置于现代社会的文明体系加以审视、重估。当然，“历史之同情”自然无从谈起，可想而知的结论是难以避免地走向历史虚无主义与自我否定。

实际上，现代乡土文学存在着深刻的悖论。古老、守旧、闭塞、贫困的广大乡村，一面是最完整地保存着淳朴、率真、良善的最美好、最人性的品质，仿佛乡村才有人性的温暖与爱怜，乡村是人间情谊与信任的精神圣地。相反，都市则是梦幻的、诡异的，是吞噬人性的魔窟。乡村依旧存留着“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之类的既痴又傻的忠厚与诚朴。

另一方面，山水含情、诗意葱茏的乡村图卷，又始终不断传出痛苦的嗥叫，绝望的哀吟，潜隐着无休无止的苦役与倾轧。成群成队的乡民在土地丰饶，物质匮乏的山村里困窘着，寒碜着……枯寂地生，苟且地活，无趣且无聊，“这一刻不知道下一刻的命”，他们不知道尊严、羞恶为何物——似乎从来不想也不问，“有泪只往心里咽”！

乡土进入文学是怎样的一幅景象呢？忧郁的田园，悲愤的河流，咆哮的土地，几乎始终与梦魂缠绕的泥土芳香、恋乡之情相生相伴。包孕其间、错综交织的是无比复杂、扰攘的思绪与情感记忆。譬如说，呼兰小城的丑陋、忧伤，守旧、固执，令人气短使人绝望;小城蒙昧麻木的乡民，变戏法似地用极残忍、野蛮的手法折磨“小团圆媳妇”，但没有一个人不认为是“为你好”。那份坚执，那份善心，置于现代文明价值体系审视，根本上说就是赤裸裸地羞辱、加害，而无知无畏的当事人，却坚信这是无比仁慈的善举。然而，清晰、细腻描画这一切丑陋和罪恶的女作家，心中想起这座小城，仍有那么多说不尽的美好景致与写不完的欢乐时光，这座充斥着混沌、蒙昧气息的封闭小城，是那样值得缅想，值得忆念，常常被唤醒被追忆。

乡村呈现在文本之间，普遍的状态是，乡村比都市写意诗性，有情有义有韵味，乡间的人情美与人性善要远远胜过都市。究其原因，当然非常复杂，或许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乡土的书写者大多是“地之子”“山之子”，他们的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土里生土里长的历史积淀使然;再有，可能也有人类童年时期穴居席地、风餐露宿的野性遗留在起作用，以致当“乡民”真正作别乡土，成功实现华丽转身进入现代都市，成为“城里人”之后，难以割舍那份深沉的泥土之情，山水之恋，便自然而然。于是，“山民”的吟诵，越发彰显“乡下人”的淳朴与真纯，呈现出人对于自身生命发源起点本能的好感与天然的亲近，有一种无来由的痴情与真心。潜藏乡土深处的龌龊与污秽，非理性与不人道，反而大都被过滤，被清零。

同样，“新乡土文学”作家群体大都来自社会底层，或者有意深入社会底层，深度体验底层苦人的生活。尽管个人背景各各不同，但几乎都是跳出乡土之后回望乡土，几乎都怀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与人道的情怀，自觉自愿以笔为旗替弱小者发声，让无力者坚强;以文学的力量，为啼饥号寒行将冻毙者求救;为年幼真纯、如花待放的孩子们拨开蔽日的云雾;为社会未来的栋梁，撑起一片明媚晴朗的天空。这显然与文学史经典序列中批判性、暴露性的乡土文学有很大不同。

具体落实到《在群山之间》而言，它相较于100年前的乡土文学呈现的社会面相与人性样态更为复杂、丰富、多维，加持了许多新的特质新的成分。田园牧歌的景致、魅力无比的雪域草原，无论如何都掩饰不住“乡下人”的鲁莽、不理性，时时表露出顽劣性情中混杂着生意人的精明和势利。不仅如此，现代工商社会锱铢必较的算计，也悄然在幽僻乡间蓬蓬勃勃地生长，尽显当代乡土社会的千姿百态。

作者、评论界强调本书的非虚构性，显然意在突显写实的意义维度。但是，倘若认为非虚构就等于必须完全纪实/写实，便窄化了非虚构的内涵。又假如将“非虚构”视为外国输入的“洋货”，就更加不敢苟同。陶东风《论见证文学的真实性》对此有精彩论述，尽管他限定在“见证文学”领域，并给出具体而特定含义。但不妨推而广之，用同样的思路、逻辑来考量包括《在群山之间》等“非虚构”文学。易言之，“非虚构”写作与“见证文学”完全可以共享同一个逻辑。心理学家恩德尔·图尔温关于情节记忆与语义记忆的理论认为，语义记忆不具备时空具体性和经验鲜活性，给人的只是一种抽象知识。情节记忆常常不持久，会随着时间、环境等的变迁，尤其是亲历者的辞世而烟消云散。文学艺术则在这方面可以显现其特殊的优势——“通过语言符号将之保留下来，使之成为符号化的文化记忆但又不失去其具身性。”④

这可以看成是“新乡土文学”之所以“新”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新乡土文学”作者主体普遍接受过系统教育，科学素养不同于经典化了的乡土文学作者——大多未曾接受过完整、系统的现代学校教育，尤其是现代高等教育，科学思想的结构性缺失显而易见，即便是有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大都也不很完整，比较零碎，已有积累很是有限，并不深厚，故理性思考较弱。经典的乡土文学是离开乡土之后寫乡土，被乡土放逐了才回望乡土的追忆与回溯，大多是回溯性书写。传统意义的“乡土”，一般而言，必然与“我”的自然生命、肉体生命相关，是“书写者”“我”生命出发的地方。譬如越地之于周氏兄弟、江南水乡之于茅盾，湘西之于沈从文，呼兰小城之于萧红。

作为“新乡土文学”《在群山之间》书写的“乡土”则与“我”的精神生命、文学生命休戚相关，是我“精神成长”与“人生历练”的场域。

本书不是写在书斋而是写于大地，写在绵延无尽的群山高原，写在高天白云之下，雪域草地之上，写在个人心灵与精神成长的册页里。书里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一群“山民”，或感情质朴，为人实诚、率性，或先天气血不足，后天营养不良，外表朴拙，内心空洞，略带些狡黠。同时，讲述者与被讲述者并置在同一时空，同一场域，彼此间“零距离”地融为一个整体，有细致入微的日常细节，可触可感，能给读者心灵的震撼。个性化的胸臆和豪情、困惑和思考与群体的、时代的、民族的共同使命相互缠绕。书写主体与客体的无奈、困窘和诉求，难分难解。偏远荒僻藏区乡民的粗鄙、痛苦与挣扎，都在书写者的心海、脑海，刻下深深的痕迹与印记。读之，有很强的在场感，“具体的时空性”“经验的鲜活性”弥漫其中，文本仿佛有一股力量推搡着，裹挟着，逼迫着在读者胸中蓄积成一股能量，升起深度介入的渴望和冲动，意欲将个人融化进去，恨不能也一起去除灭贫穷、蒙昧、愚玩与固陋，去一同唤醒人性中的美好、温情与和善，去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与智慧。这或许就可以称得上鲁迅所期许的能激荡读者灵魂的文学。有如此品质的文学，仿佛“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读者是可以在文本里“发见社会”“发见我们自己”的。⑤

这种由阅读感受而内生的精神力量，是传统的、经典的乡土文学少有的品质。经典乡土文学，夸张点说“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的很不少。饱读诗书的书生，动情吟唱的《悯农》可以作为案例。“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类诗句，谁能说不动人心扉？但是，细细地品味之，忖度之，揣摩之，然后不难发现，诗歌所叙写的情景、感受并非种田人躬耕、劳作的切身体验，缺少经验的鲜活性，这是先生/大人借稼穑、耕作过程建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宣扬道德伦理信念而已，意在劝诫、规训，以期养成省俭、节约的美德，目的在于让受众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劳动成果来之不易，没有理由不好好珍惜。

三、《在群山之间》：作为符号化的

扶贫文化记忆

更重要的是，《在群山之间》的乡土叙事，不仅丰富、拓展了经典“乡土文学”原有的内涵，而且，它显然还具有成为符号化的文化记忆之特质。

“新乡土文学”的“乡土”，超越了“生我养我”的地方这一狭义的乡土概念，扩展为社会学意义上更广泛的乡土——泛指当代中国一切远离现代都市，工商业文明已然入侵，但尚未能构建完成现代社会的契约文明、信用制度、个体自由与人格尊严等普世价值观的边陲地区。那里，生产/生活方式、价值原则、思维品质普遍仍然停滞在前现代农耕、游牧文明时代。虽说也隐隐约约散发着微弱的现代文明与工商业气息。不过，所有的现代化空气，基本上是经由商业活动、贸易流通、人口迁徙和流动，由外到内的输入，是游移、飘忽着的器物层面的现代文明。论其精神内核、文化品质以及观念层面的规则意识、现代化程度，即使不几乎为零，也非常稀薄。譬如酗酒飙车闯祸闹出人命，却归因于天命而不反躬自问。器物层面的现代化特质，主要体现在日用消费与世俗生活中对现代工业产品的崇尚、迷恋，诸如以摩托车、汽车与智能手机、高清电视和计算机等电子产品、日用消费工业品为时尚标志的生活设施现代化。精神层面则表现为超乎常态的，被物欲扭曲的、病态的拜金意识。若从经济生活面观察，自主地植根于本土且富有地方特色的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则基本上依然停留在依循自然节律靠天赐福的古老农业、种植业和畜牧业，现代高新技术产业几乎还没有生长、发育。精神与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文化与知识的自我更新，更无从谈起。就此而言，《在群山之间》见证了当下中国甘南藏区器物文明现代化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现代化极端不协调、不平衡的现况，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文明的演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记录，必然会成为21世纪中国人文化记忆的一部分。

《在群山之间》的作者陈涛，作为乡土的书写者，显然是以“他者”的身份进入乡土、观察乡土。在甘南，他是他足下那块土地的“外来者”，不仅仅因为他是个城里人，又与他是国家中央机关公职人员身份有关。尚未进入藏区之前，就已“设置”了“外乡人”去“远方”的“异乡”体验模式——没有扎根、开花和结果的期许。因此，书写主体的乡土体验感，应该说会迥然有别于从“生我养我”的乡土走出去，成功进入城市并成为“城里人”后回望“故乡”“故土”的“本地人”。

走出乡土写乡土的“本地人”的乡土书写——如沈从文的“湘西记事”，要抹除书写主体与生俱来的原初记忆、童年往事必然是小概率事件。易言之，少不更事的幼年、少年的乡土记忆，父老乡亲的苦脸与笑颜，身影与气息，不可能不对书写主体产生情感牵系与心理羁绊，并且直接影响与制约书写者的个人表达。

“异乡人”“外来者”身份，给写作者最大便利之一是拿彼处的乡土经验与此在的乡土感受做参照，犹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同时，积累多年的城里人的生活经验、情感与文化记忆，也会极便利地、轻而易举地随着主体介入异地的乡土生活，渗入具体的工作和日常事务中，在参与或处理、应对此在乡村各种事务时，难免套用现代城市文化衍生出来习焉不察的规则，因袭城市生活的公序良俗，喜城里人所喜的乡土风物，爱城里人所爱的乡土美食。文本中细致地记录、摄取了京城下到基层，进入“异乡”的“我”相较于“本地人”说“就来了”这句话时，可以知道彼此间对于时间的觉知判然有别。又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推测，大概只有城里每天吃着机械化养殖、用人工合成饲料快速催长的鸡、鸭、鱼、肉的城里人，才会风闻草原上野蛮生长的牛羊肉香便垂涎欲滴。于是，甘南藏区临潭县冶力关镇池沟村乡土社会内部的美与丑，善与恶，是与非等等，或许会因外来者与本地“土著”之间宗教信仰、文化传统、教育背景、知识储备、精神结构、情感表达方式与饮食习惯的不同而大异其趣，也可能因为各自能获取的资源及支持的力量不同而大相径庭。在面对同一事件时会有决然不同的反应，一定也有不基于利益而源于文化信念不同而发生对立和冲突的可能性。

譬如说，来自中央机关的驻村“第一书记”，无疑能清楚明白流利地解说何谓“政治正确”，即便保证不与民争利，做到克己奉公等也非难事。可是，未必能保证不会遭遇好心办坏事的尴尬。人性中的淳朴质直、善良悲悯等优秀的品性，在那片广袤而又古老的土地，到底还有多少遗存，为什么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会频频出演“金钱至上”的闹剧、丑剧？政府花大本钱、下大力气规模化地发起精准扶贫的美好愿景，却反而强化了当地“土著”对外援，对政府，对低保的依赖，忘记了自立自强方能自足、自持的最朴素的真理，以致信奉“金钱万能”的拜金丑剧愈演愈烈。诸如此类，作为“第一书记”的“外来者”恐怕未必能够一一道来。

《芒拉乡死亡事件》着实令我读得心惊肉跳。乡民羊得才的穷困、潦倒大概也是事实。不过，他的困窘与贫穷，多半由于自己的懒惰与不争气。但不管怎么说，他凭什么可以如此下作，用软磨硬泡、死缠烂打的流氓手段，逼迫村干部为自己全家调高“低保”标准？

事情起于羊得才得悉村里调整后的低保标准与他自个的预期有较大差距，便使出比泼皮无赖还等而下之的卑鄙伎俩，将自己81岁的老迈多病的亲娘，作为“绑架”村干部的道具，用电动车将老母亲拉倒乡政府，随后，像扔一坨垃圾似地将自己的妈丢在那，而后，夫妻二人一唱一和，变戏法似上演“苦肉计”，用智能手机录制、传播真假莫辨的视频，恶意制造村干部“迫死我娘”的命案，博取他人的同情与舆论的支持。

显然，对于羊得才们再谈道德感与羞耻感，早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的人生词典里没有“羞耻”这个词，金钱才是他们唯一的“最爱”。羊得才夫妇被物欲横流的世界玷污、扭曲的心性特征，或许只有用“无耻之极”才能部分传达正常人的厌烦与憎恶。比之他人，手脚不少一只，大脑没缺一角，可就是不知道有尊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这类恶劣不堪、奇丑无比的演出，当初落实到户、到人，精准扶贫政策的制订者，肯定也想象不到吧？靠中央政府，靠对口扶贫的地方财政多拨扶贫款、多给救济物资，能确保这类丑剧不再上演，并使灵魂已然空心化乡民的金钱迷信有所修正吗？这样的考题恐怕没有谁能保证回答得漂亮。一如陈涛书中所说：“来小镇前，我知道我将会有很多迷惘，现在，我却对我现在的迷惘产生了迷惘，或许我注定要带着这些迷惘离开这里。”

兰州、西安、成都、北京和沿海发达地区来到甘南藏区的游客，会为广袤无垠、瑰丽神秘而秀丽的草原风光感到讶异，会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大西北的壮美雄奇，藏区牧民的能歌善舞和热情好客频频点赞;会为肥而不腻、可口鲜美香气四溢的牛羊肉垂涎三尺……却不见得能够破解眼前困扰着驻村扶贫干部的难题。《山上来客》写到，她世代生活在藏区的一个农妇，别人忙中出錯给了本来不属于她的600元钱。然后，这位已经做了他人奶奶的女人，为了强占这笔“横财”，完全不顾廉耻（似乎又是为了“有面子”），根本不考虑公众舆论和社会影响，乃至拿亲情恶狠狠地赌一把——发动儿子、儿媳去纠缠、去胡闹，一而再，再而三地讨价还价，进而要求副镇长给他们家特困补助，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儿。令人心寒齿冷难以填平的欲壑，赤裸裸地暴露出得寸进尺的贪婪和人性最为原始的物欲本能！此类人与事，使我联想到20世纪20年代王鲁彦《黄金》所挞伐过的乡下人的势利、自私。若比之茅盾《子夜》里那位怂恿亲生女儿利用青春酮体去探秘证券市场内幕的“土财主”冯云卿，曹禺《日出》靠出卖自己肉体醉生梦死的陈白露，甘南藏区临潭县冶力关镇池沟村出演的拜金丑剧远比传统乡土叙事细腻得多、真切得多，因而也更具经验的鲜活感与在场的体验感。走笔至此，不能不问一句，是乡土传统的基因太顽固，抑或历史在这里停住了它的脚步？天无语，地不答。设若只用一个“穷”字做解释，那也太苍白、太无力了吧？《在群山之间》这样写道：“藏人之所以选择天葬，可能就是看中了秃鹫身体的特殊功能。秃鹫有非常强大的消化能力，可以把肉与骨头消化得一干二净，即使排泄，也在高空，而高空的强大气流会将这些杂物风化得无影无踪。而这，是符合佛家的生死观的。”人处置自己同类尸体的方式，是人的信仰和生命观的外部呈现。藏民相信人死后灵魂将随着经幡的转动化作万物，随风飘荡无处不在，从而得到永生。

那么，悟得真谛的佛家信众，无疑应该看空身内与身外的一切。然而，不！在以工业化与城市化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化浪潮中，甘南藏区乡民的精神结构、情感世界和灵魂深处究竟发生了哪些深刻变化，才滋生出种种认钱不讲理，爱财不要脸，钱比命大的事体？羊得才们该不至于天生就缺乏恻隐之心与羞耻之感吧？人心与社会环境、生活风化之关系是否也应该成为探寻答案的一个思考路径。

以此为观察维度，落实到户精准扶贫的要义，恐怕就不只是办工厂、建学校、设立图书室、安装路灯、道路硬化等这些硬邦邦、可量化的经济指标，其中，应该还有包括教育、文化在内又根本无法量化的伦理指标、信念指标，以及有人性/人情内涵能够软化、柔化、纯化人心，具春风化雨之功效的精神扶贫，能有效解决灵魂空心化问题的“人格”重建。

脱贫不易，脱贫之后不返贫，大概还要加倍艰难。倚仗行政力量输入，源自外部干预，强硬地改变千百年来的生活轨道，变更生产方式乃至完全轰毁原有传统，获得暂时的成功，虽然已经做到了。可是，长期效果怎样呢？尚未可知。

譬如，藏民原本住在山上，为了快速脱贫的需要，强制村民“从山上搬下来居住”，“搬到山下的村民，一方面生活质量得到改善，但另一方面也会带来很多的不便，譬如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去种地，譬如山下无法养牛、养羊等等。”又譬如，道路硬底化问题，以汽车、摩托为交通工具的城市，水泥或沥青路面当然是最优的选项。但笔者也曾在藏区获得简单的常识，硬底道路容易伤到牲口的脚，所以，牧区的人们宁可走在泥泞的土路上，也不怎么积极支持道路硬底化。

那些村民会不会为了方便耕地，为了有利放牧，再次回到山上居住？新修的水泥路面及路灯设施等，也需要维护，也会有烂掉的一天，到时费用又如何解决？输入式、外源性无偿援助的扶贫款切断之后，巩固、延续扶贫效果如何成为可能，政府将以什么方式阻止脱贫者返贫，羊得才们莫非靠吃救济、领低保过一辈子？这是不比脱贫更好回答的问题。

落实到人、到户的精准扶贫，举国上下整体、全面脱贫，是21世纪中国一项浩大宏伟的创举，这是宏大的政治理想也是影响深远的文化事件，由扶贫机关牵头，驻村干部率领实施的扶贫项目，全国难计其数，且一定成为当代中国夺目、炫彩的文化符号，全民族的集体记忆，已经且还将产生出一批又一批关涉“扶贫运动”的文艺作品/文化产品，年深日久或将积淀而成为一种可以姑且名之为“扶贫文化”的大众意识形态，一如当代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变革，成为国人的文化记忆。有理由认为，《在群山之间》是以文字记录的“扶贫文化”的见证。

注释：

①会议于2021年12月19日在广州举行，由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华文化港澳台及海外传承传播协同创新中心主办。

②③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④陶东风：《论见证文学的真实性》，《文学评论》2022年第1期。

⑤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第120页。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广府文化研究中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鲁迅的文化选择对百年中国新文学的影响研究”（批准号：19ZDA26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