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社会主义”思想的嬗变

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关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出路问题，以张东荪为代表的研究系分子从“社会主义在中国能否实现、发展实业是否为中国的唯一出路、社会主义是否为救治中国的良药”等角度出发，与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回顾张东荪“社会主义”思想的嬗变，发现开始他支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赞同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但从1920年10月英国著名学者罗素来华演讲开始，张东荪转而认为社會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发展实业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社会主义并不是救治中国的良药，基尔特社会主义是“最好的社会主义”。张东荪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转变，使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反思，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传播。

关键词：张东荪;社会主义论战;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03-0043-04

张东荪（1886年12月9日—1973年6月2日），原名万田，字东荪，二十世纪上半叶曾为研究系①、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担任中国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是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爱国民主人士。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早期，张东荪几乎参加了所有的论战，作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最初的成员，他如何从一名支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者，转到基尔特社会主义②派别，站在了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相对的立场上？他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的言论与观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带来哪些理论依据与舆论基础？这一切要从《我们为什么讲社会主义》一文说起。

一、揭开帷幕：社会主义能否在中国行得通

1919年12月1日，张东荪发表《我们为什么讲社会主义》，通过对中国社会物质基础与思想现状的分析，较全面地介绍了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并提出社会主义乃是救治中国的良药，断言与其他社会主义相比，中国尚且没有达到发展社会主义的境地，不需要做出具体的规划。“社会主义不是从物质方面破坏现在的制度入手，乃是从精神方面传播一种新思想、新道德、新人生观、新生活法入手，也就是先从打破现在社会上资本主义的习惯入手。”此时，张东荪仍然支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赞同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尽管观点存在许多纰漏，但该阶段早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尚浅，难以辨析其真伪。

一切的转变从1920年10月英国著名学者罗素来华演讲开始，张东荪深受罗素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于1920年11月6日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对罗素劝告“中国暂时不要发展社会主义，当务之急应开发实业，增强富力，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十分赞同。张东荪在描述中国内地现状的基础上，认为上海这样的商埠完全不同，人们非常“贫乏”，难以过上“人的生活”，得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发展实业”，中国社会的唯一病症就是贫困，缺少发展社会主义的资格与条件。仅能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实业，改变劳苦大众的生活，使人真正实现“人的生活”，空谈什么主义都是无用的。尽管，张东荪声称“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但实际仍认为，中国现在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没有采取什么主义的余地，因为中国处处都不够。中国社会以兵匪居多，产业落后、劳动者数量少，没有形成健全的劳动阶级，工人与农民政治意识尚未觉醒，没有打倒与消灭军阀的实力。因此，中国不能创造代表劳动阶级的政党，所谓的劳农运动与社会主义革命会演变成“游民阶级”或者“伪过激主义”运动，在缺乏发展社会主义的条件与基础上，只能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壮大资产阶级，由此衍生与培养劳动阶级的力量。此文章一经问世，随即受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广泛关注，正憧憬列宁主义领导的苏俄而研究社会主义的李达、陈望道、邵力子等人立即予以反驳，他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完全支持在中国发展实业，但不主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社会主义论战”拉开帷幕。

二、声势渐长：发展实业是否为中国的唯一出路

由于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观点相悖，张东荪决定退出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陈独秀及时关注到张东荪言论与行为的转变，在《新青年》第8卷第4号开辟“关于社会主义讨论”的专栏，并刊登了以张东荪为主的有关于社会主义讨论的文章与通信，这标志着“社会主义论战”在思想界影响进一步扩大。张东荪认为：第一，解决中国贫困的当务之急应是开发实业，他在《致陈独秀底信》中声称：“中国现在贫穷到极点了，第一个急务就是增加富力。”认为中国现阶段由于广阔的疆土与无能的政府，不能实行统一的劳农主义，各地只能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发展实业。第二，造成中国贫困的原因主要包括：“近因”是本国经济实力薄弱，“远因”则为国外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外国的资本主义是致中国贫乏的唯一原因，故倒外国资本主义是必要的”，必须支持本国资本家发展，以抗衡外国资本家的力量。张东荪在《答高践四书》中提出“开发实业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而开发实业之方法，不外私人企业（即资本家）与共同企业（即协社）”，私人企业与共同企业应协同发展。第三，现阶段中国缺少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格与条件，与俄劳农主义相比，中国当前物质基础薄弱，一切行动皆不能实现;并且无产阶级力量微弱，阶级意识缺乏，无法成为带有政治意识的革命组织，在《长期的忍耐》中提出“现国内以缺少真正之劳动者故，止能建设兵匪阶级的国家，而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总之，张东荪并不否认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是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但更强调造成弊病的根源在于外资压迫。他主张发展实业、增强富力来促进本国资产阶级的崛起，抑制军阀与外资压榨，逐步壮大劳动阶级队伍，为温和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阶级基础与条件。

陈独秀对于张东荪的上述观点进行反驳。首先，他认为，中国贫困的原因并非一般物力上的匮乏，而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资产阶级对劳动阶级的压榨是不分国家、不分民族的，资本主义制度才是造成贫困的根源;其次，集中资本、发展实业并非只有资本家、资本主义才能完成，马克思主义主张发展实业以增强富力，但不赞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与资本家不可混为一谈;最后，中国无产阶级大多出身于破产农民与手工业者，甚至比中国资产阶级的资格更老，社会基础也更为广泛。

三、论战焦点：社会主义是否为救治中国的良药

为答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追问，张东荪更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与主张。1920年12月15日，张东荪发表《现在与将来》一文，从中国社会的现状、发展趋势与使命等方面提出了“四病说”，即：中国百姓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对知识的缺乏，造成“无知病”;物产不丰，天灾人祸，大多数人困于生计，造成“贫乏病”;连年内战，兵匪愈多，封建军阀当道，形成的“兵匪病”;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与扩张，造成的“外力病”。因此，中国尚未形成谈论社会主义的资格，社会主义只能“代乡绅阶级而兴，或则军阀消灭后，求生不得的人已大部分吸收了以后，社会上免去伪劳动革命的内乱时方可发生”。张东荪基于对中国现状的考察，提出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实业，通过新兴的资产阶级消灭封建军阀，这对资本家与一般人民都存在好处;同时，加强对游民、农民、工人以及市民乡绅的文化教育，创造出真正的乡绅阶级与劳动阶级，最终以和平演变的方式，稳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使人真正实现“人的生活”。

张东荪断言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是具有理论依据与现实需求，资本主义在中国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趋势”，“这个阶段的理论，本是马克思教我们的。马克思对于阶级的次第是‘预见’（自然的逆睹），不是‘约束’（人为的安排），不能十分越阶，现在中国就要实行社会主义，似乎太越阶了。”经济基础如此薄弱的中国是无法逾越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亟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对资本家采取矫正态度，保障其阶级利益，待乡绅阶级兴起、封建军阀被消灭、游民阶级转变为无产阶级后，才具备发展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与物质基础，再依靠发展协社的方式，逐步蜕变为社会主义。这仅仅通过资本主义就可以解决，救国救民的措施尚未涉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只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而不是终极目标。至此，张东荪关于社会主义的见解基本成型。

对此，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深入剖析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利用张东荪的观点反驳研究系分子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揭露张东荪社会主义观点的前后矛盾性。对比张东荪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优缺点，中国现阶段必须采取直接行动的有效手段为：一方面组织工人罢工，另一方面组织劳农革命，以此联合广大无产阶级、发动群众运动，夺取国家政权，使无产阶级处于社会利益的支配地位，将资本、生产资料均集中于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国家手中，集中力量发展实业、增强富力。

四、江河日下：重举基尔特社会主义旗帜

随着社会主义论战走向高潮，研究系分子节节败退，罗素对其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于1921年7月悄然离开。研究系分子的名声也江河日下，他们黔驴技穷，随即高举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大旗，大肆宣传这是“最好的社会主义”。罗素曾讲过，基尔特社会主义不适于现阶段的中国，它只适用于实业已经非常发达的国家。但研究系分子在社会主义辩论失败后，大谈基尔特社会主义，再次对马克思主义发起进攻。张东荪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开辟了“社会主义研究栏”，刊登了社会主义研究的《宣言》，将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同人召集起来，公开打出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旗帜，并声称：科学社会主义是主张经济问题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人类生活问题，我们的根本目的就是改造现存的社会，将社会组织置于自由、自主、自己管理的基础上，在产业改造中以协作、互助的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和平改造。但这一鱼目混珠的行为立即被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揭穿，随着1922年6月和9月基尔特社会主义派代表期刊——《社会主义研究》《改造》相继停刊，双方论战也随之式微。

五、推波助澜：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传播

在张东荪后期的回忆录中，他认为各种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相同的，但依国情不同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在英国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在法国是工团主义，在俄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就应该有中国的社会主义。所以，他认为中国应该有合乎于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但实际上，他在《又一教训》中早已经转变立场，即便早已认识到资本主义对社会、对劳动阶级的危害，特别是在《一个申说》中强调：“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特此所谓社会主义……现在各种社会主义都有缺点，基尔特社会主义比较上最圆满罢了”，但关注的重点停留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形态是不能“越阶”的，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彼时之变化必与世界全体之变化同时发生。在世界全體之变化未熟以前，中国不能有多大的变化。”张东荪在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现状与资本主义的利弊缺少正确估计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幻想太过美好，在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下，对理论存在教条式地学习，片面地认为社会发展必须循规蹈矩，而忽略了中国发展的实际需求。显然，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主张的以国内剥削阶级先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实业，用“温情主义”的社会政策来“矫正”资本主义的弊端，势必使劳动阶级如同生活于资本主义国家一般，这种“推车撞壁”的发展模式，仅是改良主义的幻想，难以真正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六、结语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张东荪将社会主义看作是实现自由民主的制度保障。他对社会主义的介绍，不但是他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不断加深的一个过程，也为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学习与运用创造了条件。张东荪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转变，对社会主义发展条件的论述、对社会发展阶段的探索，使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反思，开始关注无产阶级的力量与中国发展实际，渐渐认识到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下，单靠温和改良的方式是难以解决根本问题的，无产阶级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锋队与领导者，要想摆脱被压迫、被侵略的社会地位就必须联合起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旗帜，建立起自己的政党组织，有计划地开展革命运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一次次腥风血雨的论战中，始终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对话与交流，并逐步完善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驳斥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从而划清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创造了肥沃的土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认识与实践的主体。

注释：

①研究系又称宪法研究会，民国初年的政治团体。1916年讨袁护国战争结束后，旧国会得到恢复。原进步党首领梁启超、汤化龙等标榜“不党主义”，取消进步党名称，化党为派。一派以梁启超、林长民为首，成立“宪法研究同志会”，一派以汤化龙、刘崇佑为首，成立“宪法案研究会”，后为对抗由国民党演化而成的“宪政商榷会”。在1917年的“府院之争”中，研究系支持皖系军阀、国务总理段祺瑞，反对《临时约法》。张勋复辟失败后，此会的重要人物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汪大燮等人参加了段祺瑞内阁，成为段的御用党。1918年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控制国会后，研究系在政治上逐渐失势。1920年直皖战争后，段祺瑞下台，梁启超等声称不再参与政治，专门研究学术，转入文教界。他们以北京的《晨报》及上海的《时事新报》为喉舌，对各种新思潮进行批评，以讨论社会主义为名，攻击马克思主义，后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击下渐趋没落。

②基尔特社会主义亦称“行会社会主义”（基尔特，英语“Guild”音译，即“行会”之意），产生于二十世纪初期的英国，是费边社会主义（FabianSocialism）之外，介于社会主义与工团主义（Syndicalism）之间的一种调和理论，主张成立基尔特社会主义组织，管理生产，实行生产自治，产业民主，从而消灭剥削，实现劳动者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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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冯嘉琳（1997—），女，汉族，吉林辽源人，单位为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

（责任编辑：冯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