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中的文学思维新变

陆 畅

当今时代的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强，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社会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从以独立民主为目标，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再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中国的社会发展方向、发展模式与发展理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世界范围看，绝大多数国家都已从冷战、封闭的敌对时代，进入对话共赢的和平时代。在这一大背景下，经济发展在全球的作用凸显，其对文学发展也产生了强大的冲击。社会的经济形态发生了变化，经济在社会活动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文学的生产体制、机制必然随之改变，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不仅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写作资源，也直接影响到作家对世界的认知与呈现。反过来，文学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参与到经济社会的形构之中。

一、现代化冲击下的文学思维走向

现代社会的逐步建立与成形主要依赖于现代化进程的速度与力度。中国社会在明朝中叶至清朝中叶已开始陆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其诞生于手工作坊等具有明显商业性质的手工业内部。经历了被侵略、被压迫的屈辱历史后，20世纪中叶，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进入独立、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随着社会发展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以敏锐捕捉时代脉搏、时刻洞悉时代精神内核为长项的文学，也成了时代发展的晴雨表。以当代小说创作为例，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都有不同面向、不同关注点、不同题材的小说作品问世，能够影响甚至引领一段时期内社会的价值观走向，像“伤痕小说”“寻根小说”“改革小说”等创作潮流一路伴随着国人的精神成长。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的前20年，当代小说关注经济题材写作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从“财经小说”“商界小说”等命名，足见已有不少作家涉足经济领域的文学书写。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商业经济领域，成为当代现实题材小说表现的一大重点。同时，围绕这个领域还衍生出“反腐小说”“官场小说”等类型小说创作，其所描述的现实题材内容也基本上与经济活动相关。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是在近代以来风起云涌的革命大潮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直以革命斗争为中心，也因此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即革命思维模式。这一思维模式决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叙事特征是宏大的、一元性的，其题材是革命的、一维性的，其表现形式是定型的、口号式的。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确立，打破了禁锢中国社会发展的无形枷锁，使中国社会迅速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轨，社会经济在短时期内取得了突飞猛进、令世人赞叹的成绩。这一社会性变革也以极快的速度、极广的范围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不断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层出不穷的写作素材与观察角度。这对于当代文学是一种崭新的现实，是一种新生的契机。我们能够在当代小说所描绘的社会景观中看到这种新现实的人物谱系和时代场景。这类题材作品不论从创作数量还是品质方面，都令人欣喜。但在此种形势下，也应理性地承认，在当下仍以“50后”“60后”为创作中坚的文学创作队伍中，不少作家的文学思维模式仍是“革命式”的。以这种思维来处理经济社会的新现实，虽然其主题表达有存在的合理性，但显然已很难准确把握当下，呈现新生活，更难以揭示出新现实下的人之新精神理念、新价值观念。

这样说是否全盘否定了过去的文学呢？当然不是。过去的时代有过去关注的重要问题，当下以市场经济占主导的社会现状，也需要文学最直接、最深刻的关注与呈现。例如，文学始终站在人性、道德的一边，努力捍卫人的尊严，就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弊端之一——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价值观——最有力的矫正与打压。文学对经济社会弊端的批判，实际上也对经济社会规范化发展起到了间接的推动作用。但仅以这样一种文学角度的批判去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这种单一的文学思维角度会形成对正常商业活动的偏见，妨碍人们认清问题的实质。

现代社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复杂性，在这种状况下，文学思维必须要改变它的单一面向，适时采用一种综合性的、多角度的、包容性的文学思维样态。马克思在设想共产主义社会时提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观点，他说：“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人的全面发展”，其前提必须以人为本，以物从人。社会的全面发展最终体现在人的需求满足与价值实现上。在这一大前提下，中国当代文学应当也必须在这一维度上有所突破。

二、突破思维定式的文学实践

1949年，中国进入了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从1953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实施开始，当家做主的中国人民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重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在全国各地铺开。这一时期，当代文学的突出表现就是以工业建设为题材的小说创作数量增多。所谓工业题材，不仅要以工人的生产生活为主要表现内容，还要写出工业建设的宏观范围与发展趋势。这一时期作家的创作具有十分强烈的自觉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人成为工厂的主人，整个社会发展以和平建设取代暴力革命以推进国家建设。反映火热的工厂建设与工人生活，成为作家创作的中心思想，由此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元式思维的弊端。这一时期，工业题材创作模式是，首先由理论家号召，接着是作家响应并深入工厂、车间，与工人同吃同住，少则数月，多则数年，陆续创作出一批有针对性的、内容明确的工业题材小说，像草明的《乘风破浪》、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艾芜的《百炼成钢》、萧军的《五月的矿山》、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在工业题材创作号召的主导下进行创作的。如作家草明就被称为“工业题材开拓者”，她的创作典型地体现出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工业题材作品的形成过程与主要特点。先有理论，后有创作，这就是当代文学中工业题材创作的基本特征。

先行的题材意识自然克服了工业题材缺乏经验、缺乏传统的障碍，在短期内收获了一批作品。但这种创作模式也先天地带来了当时工业题材创作的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形式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创作经验上的拼凑，创作情感上的隔膜。对这些问题的反思，使得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文学的领导组织部门有意倡导在工厂企业内部培养工人出身的作家。这批一线作家的加入，给工业题材创作带来了不少真实新鲜的生活经验，然而由于他们从开始学习文学创作起，就被先行的题材意识与思想号召所约束，其真实鲜活的工厂经验也被纳入概念化的创作条框里，这使得这些作品的艺术性大打折扣，也并未给这一时期的工业题材创作带来太大起色，这一点可在“十七年文学”时期的大量工业题材作品中找到佐证。

时间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国门开放的新形势带动下，各种新潮文学思想涌动掺杂在一起，猛烈冲击着工业题材创作固有的思维模式与框架，使其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创作高潮。这一时期标志性的作品便是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这部首版于1981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的工业题材小说，虽然带有作家想要有所创新的思维意愿，但最终因受制于当时尚浓的斗争思维，作品仍沿着阶级斗争叙事的模式进行，思维突破并不明显。

“打工”现象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社会现象，其首先产生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一带。“打工文学”的内涵更能体现出中国现代化的特征。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现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为标志。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体制的框架内展开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我们追问种种社会现象时，不应简单地把问题归结为现代文明精神与传统农业文明间的矛盾、城乡发展的矛盾，不能简单地认为现代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仅仅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古典精神的丧失。“打工文学”的主体——进城务工者——突出地体现出了这一社会特征。一方面，他们在自由竞争的大潮里拼搏，努力实现个人价值；另一方面，又有一根身份的绳索套在他们的脖子上，限制了他们的自由拼搏。体制决定了他们的归宿在农村，而不是他们为之流汗出力的城市，这使得这一时期的进城务工者完全迥异于此前历史中的同类人，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失去土地到城里务工的农民，也包括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工业兴起时大量进入城市的农民。作家尤凤伟曾写过描写进城务工者生活的小说《泥鳅》，他对这种区别深有感触，他说：“我的父亲在解放前离开村子到大连当了店员。但那时候的情况与现在迥然不同，我父亲从放下铺盖卷那一刻起就成为一个城里人，无论实际上还是感觉上都和城里人没有区别。而现在乡下人哪怕在城里干上十年八年，仍然还是个农民工。”也许这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无法回避的问题，“打工文学”真实记录了这段历史，留下了独有的印记，它是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阶段后产生的新的文学样态，既不同于以往的工业题材创作，也不同于以往的乡村叙事或底层叙事。

小说作为一种与现实生活发生密切关系的文体，自然会关注到现实生活中越来越频繁的经济现象，事实上近几年有些作家在书写社会经济问题时，已经实现了创作思维的部分突破，这些作品似乎在提示我们，创作实践走在了理论和批评的前面，作家们在现实生活的刺激下，正在尝试改变他们固有的文学思维模式。

有些本就在经济领域工作的作家，他们或长期坚持业余写作，或后来成为专业作家，因为浸染在经济领域日久，更容易将经济活动的思维方式带入文学创作。比如深圳作家丁力原本是一名工程师，后来到深圳经商，取得了很大成就。当他发现了自己的讲故事才能后，便弃商从文，专门写起了小说。他的小说作品讲的都是有关商业领域的故事。他有经商的切身体验，又有一定的文学基础，这使得他创作起这类小说来得心应手。同时，他没有受到以往财经类小说模式的影响，而是从自身的经验出发进行创作，反而写出了新意。他的小说《中国式股东》讲述的就是发生在深圳这一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的故事。小说主人公吴冶平曾经是当地龙头企业深皇集团的高管，即使退休了仍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因此当他退休后，原来在工作中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的一位供货方老板林中，继续对他恭敬有加。吴冶平很享受这样的恭维，便主动参与到林中的企业经营中，林中为感谢吴冶平的帮助，同时也为挽留吴冶平继续留在他的企业中，便给了吴冶平公司的股份，让其成为股东，这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式股东”。那么，这种“中国式股东”机制是怎样运行的，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呢？作家以抽丝剥茧的细腻手法将其一一讲述出来。《中国式股东》把资本运作和经济活动讲得十分清晰透彻，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这简直就像一本金融行业的入门指南。小说作者以客观和理性的态度对待股份、资本等经济活动的基本元素，当这些元素在一个合理的经济环境中运行时，能产生积极的效果，但也应看到，这些元素对于人的影响，既有激发奋进的一面，也有引诱堕落的一面。小说中的吴冶平也好，林中也好，在资本运作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利益的诱惑，但他们多半会止步于危险境地的红线之外。这并不是他们本性善良，而是因为在一个合理的经济环境中，会形成各种牵制力，遏制了他们恶念的膨胀。这种牵制力既包括了他们自己的理性判断，也包括了合作者的相互制衡。小说并不回避“商场即战场”这一残酷的现实，也不断酝酿出一场场商业领域的“恶战”，但结局都是有惊而无险。

张炜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常有影响也很有成就的作家。他的《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等都是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张炜文学思维的鲜明特点，即强调人的自由与精神独立，他始终对商业行为保持着一种批判态度。这种先验的文学思维模式来源于他出生成长的年代，也来源于他的后天自我规约。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思考问题的角度与方式、处理作品的视角与力度，都有了一些变化。商业经济行为在其作品中的比重在不断增加，他对于商业经济行为对人的精神影响的认知在不断深化，他对文学作品中这类人与事的处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了新的变化。这一点突出体现在他近年创作的长篇小说《艾约堡秘史》中。小说主人公淳于宝册是一家大型民营企业狸金集团的董事长，这是一家在全国排名前列的民营企业。在现实生活中，像这种规模的民营企业总能完美地呈现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效。张炜正是从这一角度来书写狸金集团，书写淳于宝册的，也因此使得狸金集团和淳于宝册具有了时代的典型性。淳于宝册出身底层，命运多舛，但一路总有好人相助，使他逃脱困厄。他在改革开放初期抓住机遇，建立起狸金集团这一庞大商业帝国。狸金集团及淳于宝册的发家史，可以说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缩影。张炜抓住了这一缩影的关键点，如创业之艰难、原始积累的非正当性、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等。在一个全新的经济时代中，全社会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发家致富成为所有人追求的目标。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成为中国首批“富豪”。张炜恰恰发现了这一群体的特质，即“当代英雄”特质，他以“当代英雄”的质地塑造了一个独特的淳于宝册。这里所说的“当代英雄”特指在社会发生巨大变化时被时代潮流塑造出来的引领风潮的新群体。而淳于宝册可以说是商业时代的“当代英雄”。但张炜发现，像淳于宝册这样的“当代英雄”也是存在问题的，那就是他们在经济战场上拼搏时无法将自己的精神安顿好，他们需要有一个精神栖息地。淳于宝册也在寻找自己的精神栖息地。张炜通过文学作品表达了对于狸金集团这种大型民营企业的观察与思考。这一类型的民营企业不仅仅是创造财富的单一经济体，也是与政治权力、利益集团、社会体制等紧密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综合经济体。它的威力无比强大，既能创造和积聚财富，也有可能积聚起社会的邪恶并将其放大。这就造成了淳于宝册灵魂与肉体间的挣扎与背离。也正是这种有深度的思考体现出张炜这样有社会担当的作家的思想力度，他不仅从精神层面写出了一个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时代创造出的“当代英雄”式人物，也对这个时代进行了整体性的把握与思考。他在这部小说中始终暗示一点：淳于宝册在收购渔村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救赎，但他无力解决狸金集团的问题，狸金集团会按它既定的速度行进。因为狸金集团的行动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狸金集团本身就是历史和时代造就的。淳于宝册将一座最好的别墅改成海神庙，将二姑娘当成海神供奉在庙里，张炜设计的这个细节具有明确的寓意，他希望今天仍然驰骋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的“当代英雄”们，能够为自己立一座精神之庙。张炜在对淳于宝册这个人物的塑造过程中，包含着追求人的精神自由发展的题中之意。他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认知明显有了很大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是在否定过去的《古船》，而是肯定在《古船》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的经济形态的必然性与不可阻挡。

三、经济思维模式推动下的商业文学试水

网络科技发展对人类生活最大的影响恐怕在缩小相对时空的同时，也无限拓展了人与人脱离现实环境进行沟通的可能与深度，网络文学也应时而生。网络文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其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就当下情况来说，网络文学的商业变现技能越来越成熟，网络作家的商业文学创作在经济思维模式的推动下也呈现出稳健的发展态势。从首次“触网”即成功的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到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再到月关的《回到明朝当王爷》、天蚕土豆的《斗破苍穹》、唐家三少的《斗罗大陆》，从网络试水到点击量过亿，当代网民不断制造与刷新着一个个网络奇迹，也刷新了人们对于文学的传统认知。包装营销、广告植入与代言、周边产品开发、IP影视化转型，商业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近距离地靠近文学，如此深入骨髓地主导着文学的创作与走向。

纯文学作品以剧本的形式进入电影、电视等领域，以大众文艺的方式参与到商业经济体系之中，成为可量化、可批量生产的具有鲜明商业属性的文化产品。电影、电视行业对于文学作品改编剧本的青睐早已有之，近年呈加剧之势。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因具有明晰的故事情节、主题与人物形象而成为影视剧改编的热门。这种改编在短时期内可提升原著的知名度及讨论热度，或通过原作者的知名度与社会影响力拉升影视作品的关注度，扩大传播范围，从而实现商业盈利，完成从作品到商品的转化。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改编成电影《红高粱》，该片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作家与电影导演、演员一起成为名噪一时的社会公众人物。由苏童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在获得中国电影百花奖、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奖等国内外知名奖项后，更是引发了国内电影行业争相到文学界寻找适合改编作品的热潮。其后像作家刘震云亲自担纲编剧将自己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手机》《一九四二》，再到流潋紫的《后宫·甄嬛传》《后宫·如懿传》改编的电视剧《甄嬛传》《如懿传》的热播，直至当下在电影、电视、网络游戏界都占有一席之地且表现不俗的网络小说《斗罗大陆》，文学正以一种更具操作性、更靠近商业流行趋势的方式参与到不同以往的经济社会文化生产之中。

随着2016年第一批“剧本杀”游戏引入国内，这种备受年轻人推崇的游戏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迅速挤占了之前桌游与密室游戏的市场份额，成为近年来最热门的游戏品类。“剧本杀”一词起源于西方社会在宴会中流行的实况角色扮演游戏，是玩家到实景场馆体验推理性质的一种游戏项目。“剧本杀”游戏的规则是玩家先选择人物，阅读人物对应剧本，搜集线索后找出活动里隐藏的“真凶”。“剧本杀”不仅仅是一个游戏，更是一个集知识属性、心理博弈属性、强社交属性于一体的娱乐项目。“剧本杀”游戏以剧本的写作设计为基础，这种供游戏使用的剧本具有鲜明的文学属性与商业属性的双向特质。2019年，“剧本杀”游戏行业进入阶段式井喷期，全国各地“剧本杀”店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到2021年，全国“剧本杀”门店已达到20000家以上。由于剧本游戏存在与电影一样的局限性，玩过一个剧本后再玩一遍，即使拿到不同的角色，也会极大地降低体验感，因此行业对“剧本杀”游戏所使用的剧本需求量巨大。在由编剧、发行、店家三方形成的剧本市场里，编剧输出作品，发行买断作品，包装推广到剧本展会或店家等平台。这种剧本的创作周期在三至六个月，短的甚至一个月即可交稿，呈现出一种快餐式创作速度。对剧本创作的要求是要贴近市场，故事情节要有代入感，人物的感情纠葛要丰富，情感递进要合理，“杀人”手法要有逻辑性等。这种模式化要求操控下的作品还能不能算作文学作品目前尚无定论。就如同当年网络文学刚刚出现时，大家也在争论其是否算作文学作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协会不断吸纳网络作家入会，网络文学研究也成为越来越多文学研究者选择的方向，其结论也就不言自明了。

当下的博客文字、微博文字、剧本游戏的脚本，都以一种多样态的方式拓展着文学的概念和边界，这些前所未有的新兴文学类型，更具商业性，更易受外界环境如市场需求的左右，互动性、参与感更强，也因模式化而更易批量生产，又因市场需求的瞬息万变而不断需要突破与创新，不断变形。“剧本杀”的编剧往往会借鉴传统文学作品中的相关题材如侦探、凶杀、悬疑类，学习这些作品中的情节设计与叙事手法。编剧从创作所需的猎奇心理陷入对“犯罪”事件的剖析、对人物人生的思考，这就又回到传统文学的本业，即关心人类，讲述故事，思考人生意义与价值。以“剧本杀”游戏为标志的一系列新兴文化业态的强势崛起，也为我们观察研究文学思维如何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提供了最直接、最鲜活的实例，而这类文化业态今后将往何处去，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随着现代化的深入，新兴科技手段、材料的不断更新迭代，经济不仅在社会整体发展构架中，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作家在反映现实生活时离不开经济的视角，如何认识经济的内在规律，如何把握经济与人性的关系，以及在人生观和价值观建构中应该将经济元素放置在一个怎样的位置上，都是作家，乃至整个时代的局中人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