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背景下提升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的对策研究

孙安琪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工业经济系， 北京 100102；2.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 北京 100045）

针对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重数量不重质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高等， 必须努力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位次，打造高质量的国内国际两个循环，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一、从对外贸易角度理解双循环

（一）双循环发展理念出现的大背景

中共中央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对国内外环境变化进行科学判断后作出的深思熟虑的战略考量。 一方面，从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看，2020年出现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 给各国经济都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当年全球经济出现了-4.4%的负增长。 进入疫情第三年的2022 年，全球经济依然没有明显改善。 随着全球经济陷入困境， 国际市场需求下降， 国际贸易发展乏力。 需求不旺导致国际贸易面临严峻挑战。 但与此同时， 中国国内消费市场却表现得比较活跃， 不仅国内社会零售品消费需求持续攀升，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攀升。在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下， 中国较为完善的电子商务进一步激发潜能， 快递业务量连年上升。 在国际市场需求下滑的时候，内需的激发正好起到了填补和缓冲作用，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能。[1]另一方面，从对外贸易角度看，改革开放后中国虽然成长为全球第一大对外贸易国，但大多数外贸企业处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产品和服务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都比较低。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加大对企业自主创新研发能力的培育，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正努力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次。 但随着发达国家认识到制造业空心化问题，推动制造业回归更加迫切、主动，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面临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 无论是中美贸易摩擦还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都是这种竞争的体现，也是国际环境日益复杂的重要表现，这对中国企业提升价值链和参与国际大循环提出了严峻挑战。

（二）从提升全球价值链位次角度理解双循环的内涵

关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理解有很多，比较统一的看法是双循环要以内循环为基础，内外循环协调统一，相互促进，且外循环有着更高的要求。 具体而言，一方面，作为双循环的基础，内循环的重点是国内需求的满足，供给侧和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及因此实现的国内供应链、产业链的提升，是内循环的重点内容，从而可以通过国内市场来促进对外贸易市场的补充。 另一方面，双循环下的国际大循环和以往不同，重质量而非一味重数量增长，必须从以往主要承担国际分工链上中低端代加工等内容，转为向着国际分工链中高端攀升，更加注重出口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进而提高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2]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相互依存、辩证统一，发展内循环在利用好国内庞大市场的同时，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并通过国内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改善为国际大循环提供强大支撑。 而参与国际大循环的目的也是发展国内经济，满足国内消费需求，提升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次。

二、从提升全球价值链角度看双循环的发展优势与存在问题

（一）国内消费市场基础雄厚且电子商务发展潜力巨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人均GDP 也达到了1.2万美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主要矛盾也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一变化带来的就是国内市场消费能力越来越强，消费层次也不断迈向高端，消费市场细分更加多元化。 不仅如此，以城市居民为主要消费群体的局面发生了变化，农村地区的消费能力得到较大提升，是有待激发的潜力地区。 与此同时，中国电子商务发展十分迅速，在激发农村等边远地区消费潜力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仅是传统电子商务，跨境电商、农村电商、社区电商等新型电商不断涌现，在改善农村社区消费条件、消费环境的同时，也实实在在扩大了消费力量。 尤其是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移动支付条件的成熟，立足于移动终端发展起来的电商更是给民众消费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进一步刺激国内消费市场，这些恰恰是中国构建内外双循环发展的广大市场支持。[3]

（二）工业体系完善且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一直以来中国都十分重视制造业发展， 加入WTO 后更是依靠劳动力和资源成本低等比较优势成为世界工厂， 建立起了全球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 2010 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国，2021 年中国工业增加值达31.4 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27.4%。在工业规模扩大的同时，工业制造的水平和质量也不断提高，尤其是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人工智能、物联网、5G 和区块链等一系列新技术的运用，推动着“中国制造”快速向“中国智造”转变，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这种转变的主要力量。 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47.6 万亿元，占GDP 的比重为43.5%，位居全球第二。 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的改变是全方位的，一方面，新型数字技术的运用催生了一大批新业态、新行业，壮大了经济部门。另一方面，新型数字技术在传统企业的运用，推动了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总的来看，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为中国双循环经济提供了重要保障。[4]无论是数字经济推动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完成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还是运用数字技术本身带来的新产业，都有利于改善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带动中国出口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位次的提升。

（三）区域经贸合作增多且自贸协定不断丰富

近些年来，中国融入国际大循环，参与区域经贸合作的步伐明显加快。 一方面，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中欧班列、中国东盟自贸协定等平台和渠道，中国与沿线国家深入开展经贸合作。 其中，“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十年来硕果累累，2021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贸易额达11.6 万亿元， 同比增长23.6%，在中国外贸额中占比达32%左右。 中欧班列每年开行15183 列， 年运输货值提升至749 亿美元，而且还带动了中国外贸企业向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中国东盟贸易额8782 亿美元，同比增长28.1%，占中国外贸总额的近15%。 这些经贸合作拓展了中国外贸渠道， 能够快速将中国多余产能输送到国外，进一步延伸了国内供应链与价值链。 另一方面，中国对外自贸协定网络不断丰富。 适应国际经贸合作区域化发展潮流，近些年来中国加快对外自贸谈判的步伐。 目前已和26 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19 个自贸协定，尤其是中国东盟自贸协定的签署，成为推动中国与东盟外贸往来的重要动力。 中国签署RCEP 协议，成为全球最大自贸区的成员国，在为中国带来更大外贸市场的同时，也为国内产能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契机，更为中国产业链的优化和价值链的提升提供了更大空间，最终将有助于构建内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5]

（四）自主创新力不强且关键领域竞争力差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目的是要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传统增长模式下，中国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贸易增长都已经到了极限，无论是资源投入还是外部市场需求都无法支撑中国经济和外贸继续高速增长，此时需要通过创新带动产业转型升级，从重视数量增长转而重视质量提升。 但一直以来，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关键重点领域竞争力不强等问题比较突出，亟待加以解决。 一方面，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导致中国企业无法在全球价值链上达到中高端位次。 中国外贸是从“三来一补”发展起来的，虽然近些年来加大了创新投入，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上也得到了较大提升，但无论是人均创新投入还是创新投入产出指标都还比较低，制约了中国企业整体创新水平提升。[6]另一方面，虽然近些年来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对外出口中占比不断提升， 但在一些关键领域依然没有取得突破，市场竞争甚至生产环节都受制于人。 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后，在高新技术领域针对中国企业进行封锁，中国多个行业因此受到影响。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国芯片产业，华为甚至因为美国限制芯片出口而退出了高端手机市场。 中国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中，具有完全自主产权的产品和服务占比还不高，关键的中间产品依然依赖进口。 正是因为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不强，在全球价值链中高位次上的竞争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使得有购买力的消费者往往会选择国外产品，这不利于中国内循环的发展，也无法及时为正在丧失劳动力红利的中国外贸企业获得更多更具附加值的国外市场，从而影响到外循环的升级与可持续发展。

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全球价值链提升

（一）数字技术与产业的深度融合离不开国内大循环

中国目前价值链位次的提升其根本动力是技术能力的提升，过去很长时间里，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导致中国企业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生产加工环节。 虽然近些年来受益于“中国制造”“中国智造”等政策的支持，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有所提升，但由于专利转换效率低、转换资金短缺等问题。 在构建国内大循环的背景下，结合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将获得更好的国内环境。[7]一方面，国内大循环有着比以往更高的要求，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结合需要在更高的标准和层次上进行，从而推动数字经济更好的发展。 比如，在服务行业，借助数字技术的运用，更多服务贸易将通过不见面的数字形式提供，贸易方式、贸易内容和贸易效率都会得到改善。 在制造业领域，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将会带来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组，资源的配置效率也会更加优化。 另一方面，国内大循环可以为数字技术与产业融合提供市场和资金。 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企业只要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就可以获得广阔市场和充足的盈利空间，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的动力就越足。 不仅如此，通过国内市场消费者的检验，可以充分匹配技术创新与消费需求之间的联系，为企业新产品、新服务更好地适应国际市场提供经验。[8]

（二）区域间的资源优化重组离不开国际大循环

进入经济全球化以来， 效率原则一直是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原则，这也是全球化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 但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之2020 年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破坏了全球自由贸易体系， 推高了全球关税成本和货运成本，倒逼中国企业主动从中低端到高端制造业和服务的转移，这将有利于加速产业转移的速度，降低产业转移的成本。 一方面，产业转移往往从劳动力成本上升、市场竞争加剧等原因造成比较优势丧失而开始的，结合数字技术的运用，如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 可以大大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从而重新获得比较优势，这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维持竞争力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从这个角度看，这将让中国制造业企业保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从而实现利用国际大循环，在质量和规模上推动中国企业的价值链提升。 另一方面，积极融入国际大循环意味着中国企业可以更近距离地了解、掌握国际消费市场情况，继而对研发、生产、营销等环节进行针对性的升级调整。[9]如此一来，困扰中国企业的生产端与需求端不匹配问题可以得到更好解决，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次也可以得到提升。 尤其是运用跨境电商等方式，可以让这种调整升级变得更具效率，更能确保成功。

四、双循环背景下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位次的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深化改革改善国内大循环环境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和重点是国内循环， 充分发挥中国14 亿人口的庞大内需市场及城市化带来的发展契机，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特别是全球价值链的提升，从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改善国内大循环的环境。 一方面，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中国大循环产业链、供应链的重塑，完善国内消费需求体系，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更有力的市场支持。 着眼国内循环发展中存在的供需不平衡不匹配问题，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国内需求体系的细分，分别满足消费者高中低层次的需求，从而实现国内大循环市场格局更加合理有序，更加高效匹配。 而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有助于提升中国经济对全球要素的聚集， 为提升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位次奠定坚实基础。 另一方面，继续深化放管服，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干预，通过减少行政审批程序，在服务领域推行投资备案制度等， 将市场的主导权交还市场，真正确保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决定性作用。 通过放管服改革，推动各级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破除企业主体的市场歧视制度，营造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实现优胜劣汰，为主动运用数字技术及开展技术研发的企业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进而通过提升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达到提升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次的目的。[10]

（二）进一步释放国内消费市场潜力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并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基础就是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 但不可否认，中国内需市场的激发还不够，潜力还没有释放出来，消费端与生产端不匹配的问题比较突出。 因此，必须进一步释放国内消费市场潜力。 一是充分利用好城镇化的发展机遇，重点是提高城镇化的保障水平。 完善各类公共服务让新进城的农民得到更好保障，以解除这部分新市民的后顾之忧，使这部分群体迅速成为有消费能力的群体。 还可以提升城镇化的吸引力，让更多农民愿意主动进城，从而加快城镇化速度，提高城镇化质量。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很多民众不愿意消费的原因就在于社会保障不齐全、保障水平不高，有钱不敢消费。 应通过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提高保障水平，不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使其成为中国内需的主力群体。 在此情况下，中国企业转型升级，提升全球价值链位次可以获得更有支撑力的国内消费市场。 三是抓住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契机，鼓励商业模式的创新。 可以通过发展社区电商延伸居民的消费链，提升消费服务水平，进一步挖掘城市居民的消费潜力。[11]针对当前农村物流基础设施不健全，农产品运不出来，城市工业产品运不进去的问题，大力发展农村电商，打造更高效的农村物流体系，贯通城市消费市场，实现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容。

（三）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离不开高质量的国际大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高质量互动。 应坚定对外开放信心，提高扩大开放水平，以高质量发展推动国际大循环为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提升提供外部环境。一方面，继续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应坚定对外开放信心，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继续深化与各贸易伙伴的经贸合作。用好“一带一路”成果，以沿线国家为重点，深化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从以往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向更深层的经贸合作。 积极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在东道国进行投资，加快国内剩余产能的输出，为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腾出更大空间。 同时，在“一带一路”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提升贸易便利性，促进对外开放更高效，成果更突出。 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并加速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提升进程。 另一方面，着眼于提升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 鼓励高新技术企业走出去，与外资企业开展经贸合作，在获得国际企业技术外溢的同时，也更好地吸引外部人才、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 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为企业提升全球价值链位次奠定技术和物质基础。 尤其是要在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市场突破，逐步弥补中国技术创新和关键技术上的突破，补齐技术短板。[12]

（四）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的提升改造及在培育中国企业对外贸易新优势中具有重要作用，同样也是提升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次的重要法宝。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应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 通过数字经济更好连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个循环，为生产要素在两个市场中自由快速流动提供更好条件， 进而形成中国企业独特的竞争优势，推动价值链位次提升。 应围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运用及数字经济发展，进一步完善政策环境。 比如，为具有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中小微企业建立金融扶持平台，鼓励企业积极运用数字技术。 鼓励有实力的制造企业与生产性服务企业开展合作， 利用数字技术改造生产模式，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 通过类似“互联网+” 产业的发展， 加快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并大力支持新业态的发展，不断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加快发展。 通过不断壮大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为中国企业的转型升级和价值链提升提供助力， 实现更高质量的国内大循环，并使这个过程成本更低、速度更快。

（五）积极参与全球经贸规则重构

中国企业提升价值链的方法与途径都是建立在当前国际经贸规则基础上的，是在全球化时代以来形成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框架内的。 应该看到，目前全球经贸正处于重构的关键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试图将美式模板、欧式模板转化为国际规则， 其中不乏对中国不友好甚至是排斥的条款。因此，必须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既主动在WTO 改革、 经贸区域化发展等领域提出中国方案，又努力让更多国家看到中国“一带一路”成果，接受“一带一路”倡议，认可中国在全球经贸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在此基础上，团结更多发展中国家，共同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中发声，更好地保障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利益。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对外贸易和国际大循环拥有理想的外部环境，为中国企业提升价值链位次奠定坚实基础。 同时，针对中国对外签订的自贸协定标准较低、 议题较少等问题，及时跟踪借鉴先进经验，结合深化改革列出当前可以接受的条款，及时加入中国对外自贸协定谈判中去，进一步提高自贸协定标准。 加快推进中日韩TFA 谈判进程， 开展中欧自贸协定谈判准备工作，探讨中美自贸协定谈判的可行性。 通过构建覆盖面更广、标准更高的自贸协定朋友圈，为中国企业赢得更大的国际市场，以高质量的国际大循环促进国内大循环，共同推动中国企业价值链位次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