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下乡镇课外培训研究
——以安徽省宣城市朱桥镇为例

方 驰刘 浩

（1.南宁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0；2.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0）

0 引言

义务教育阶段是课外培训的集中的教育重点阶段，农村义务教育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学界对此有着一定的关注。周兰芳从课外培训的消费角度阐述了城市与农村在课外培训的消费投入、消费观念、消费问题与对策等方面关系进行分析，得出“农村课外教育资源不平衡、消费投入过大”[1]等问题。李欢玲从课外美术培训角度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农村小学课外培训的参与度。学界农村课外培训的研究不够全面，已有的研究时间较远，指导性不强。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发出通知后针对双减的政策解读大量出现，对双减政策下乡镇教育培训现状的关注却相对较少。学界对双减政策的解读大多停留在宏观层面，对双减政策后具体乡镇课外培训现状缺少探讨。乡镇是农村教育选择的聚集地，本文从乡镇义务教育出发，基于安徽省宣城市的朱桥镇的课外教育现状，以期为“双减”政策下乡镇教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1 “双减”实施背景与过程

1.1 实施背景

2006年9月7日，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于美国东部时间9月7日上午成功地在纽交所挂牌上市，这是中国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教育机构。资本开始选择了教育行业作为盈利领域。紧随其后，中国已有上百家教育机构上市。

2020年，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下，教育市场与其他领域一起迅速进入互联网服务阶段。VIPKID、学而思、乐高教育、学霸君、猿辅导等一批互联网教育成了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同时也因为资本扩张的需求，各大教育平台为抢占市场份额资源而疯狂烧钱，大量资金花在了营销上。据统计，2020年全年，资本向在线教育行业涌入的金额将近150亿美元，但其收入只有几百亿人民币。在这种情况下，不乏出现公司破产落得一地鸡毛的情况，而购买服务的家长们则是最后的接盘者。教育领域的乱象已经严重扰乱了国家的教育秩序。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在针对课外培训方面，主要限制了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增多，要求其性质为非营利，控制资本对于培训机构的影响，并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杜绝优质教师资源大量流向校外。

1.2 政策反应

“双减”政策出台后，资本市场震荡剧烈。7月26日，A股在线教育板块开盘大幅下挫，中公教育等多只个股跌停，全通教育跌超15%。港股教育股继续重挫，新东方、思考乐教育、卓乐教育集团均跌超40%。投资者对于教育市场的未来持消极态度。各大教育机构纷纷裁员，中小培训机构则纷纷倒闭。大量的机构老师面临转岗、失业风险。

各地政府响应，出台相关政策。成都开展培训机构治理“回头看”，限制审批学科类教育机构，禁止假期学科类培训收费，以及号召社会对于培训领域的监督；北京市提出“三限”“三严”“三提”“三管”，探索“混合模式”；上海市出台“一标准，两办法”；沈阳市开展在职教师有偿补课问题专项治理；黑龙江省发表文件明确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范围；广西壮族自治区印发《关于规范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管理的通知》；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等九部门将联合开展“全区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等。

乡镇往往是政策洼地，教育资源相对城市而言也具有显著差异，我们基于乡镇进行进一步研究，希望为“双减”政策后乡镇教育发展提供指导。

2 “双减”后的乡镇义务教育现状

2.1 问卷数据分析

我们对600名乡镇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进行了问卷采集，调查对象共涉小学、初中两个学段的学生，发放问卷600份，有效问卷509份，有效率为84.33%，符合统计学上的大样本原则。初中生293人占比约56.45%，小学生226人占比约43.55%。

2.1.1 对课外培训的需求

表1：学生与家长态度与培训现状

上述数据结果可以看出，乡镇地区超半数家长对课外培训持有正面态度的，并且“双减”政策之后在乡镇仍有相当部分的学生进行课外培训，说明乡镇地区对课外培训的需求始终较大。这也间接反映了“双减”政策在乡镇地区的实施是有一定削弱效果的，虽总体上并未像城市产生较大变化，但仍然有一定的影响。除此以外，家长支持课外培训占比要多余学生认为的必要性，说明家长在课外培训方面有着更强烈的焦虑。

2.1.2 “双减”后课外培训的培训类型比较

表2：课外培训类型

双减政策后，似乎对应的非学科类的兴趣班会迎来爆发，重庆商报记者谈书（2021）认为，“‘双减’之后，让大众的视线开始聚焦在了‘非学科类教育培训’上。在非学科类浩瀚的细分赛道里，以艺术、体育、科技等为代表的素质教育领域”。[3]但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学科类课外培训仍然是课外培训的主流，在乡镇地区学科类培训与非学科类培训并没有产生必然的此消彼长的沉浮关系。乡镇课外培训占比居高不下也说明了乡镇的非学科类兴趣班并没有预料中蓬勃发展。

2.1.3 “双减”前后进行课外培训的形式

图1：“双减”前课外培训形式

图2：“双减”后课外培训形式

教育机构作为获取课外培训的传统方式，在“双减”政策后其主体地位也在撼动，而网络平台除教育机构外在所有数据中占比最高，并且比重仍在升高。双减政策发布后，乡镇培训机构也在一定程度上缩水，使得乡镇地区获得课外培训难度进一步增大，部分学生从只在教育机构培训转移到教育机构与网络平台并存的境地。这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乡镇学生选择网络培训。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一对一私教的方式逐渐在乡镇发展。“一对一”私教是监管的空白部分，一般很难进行有效监管，因此在“双减”下“一对一”也在乡镇地区迅速成长。

2.1.4 家长与学生对“双减”的态度

图3：学术对“双减”政策的态度

图4：“双减”后家长负担加重情况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由于“双减”对学生的课业负担减轻解放了课后时间，学生对“双减”的态度积极为主。但也有部分学生并不看好“双减”政策，对“双减”政策持消极态度。对此我们认为产生消极态度的原因是学业压力。课外培训获取难度增大与日益增长的升学压力形成矛盾。并且多数人认为家长的负担也在双减政策之后加重，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双减”政策对家长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2.2 实地走访调查

2.2.1 家长的需求与心理

我们选择了朱桥乡十名义务教育阶段的家长和学生作为访谈对象，对“双减”政策后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询问和了解。在走访过程中，大多数家长认为，乡镇的课外培训是一种无奈之举，课外培训班所起的作用其实更类似于一种托管机构，从而填补家长进城打工或者务农的监管空白时间。大多数家长需要一种收费低但能帮助监管孩子的教育机构。“孩子学习缺乏主动，需要有人管”是课外补习消费的动因。[4]家长表示孩子在双减之后无所事事，很担忧孩子在家沉迷手机游戏荒废了时间。并且很多乡镇家长对“双减”政策并不了解，仅清楚现在很多培训机构并没有营业了，对于“为什么要停止”“停止之后怎么办”并没有明确的应对思路。这明显的反映了双减政策后家长对孩子的课外教育尚处在朦胧阶段。

2.2.2 学生的认识

学生对课外培训大多态度并不鲜明，认为进行课外虽有有效但并非必须。也有面临中考的学生表示，同龄的亲戚孩子在城市里假期仍然进行“一对一”培训，而在乡镇或者乡镇是很难进行的，会有忧虑。课外培训消费基本遵循：家庭月收入越高，学生课外培训消费规模就会越大，学生参加课外培训消费的形式也会因为家庭月收入不同而不同，如家庭月收入越高，学生聘请家教人数比例也会越高，聘请专业教师进行特长培训消费的人数比例也会随着家庭月收入的增多而变高。[5]而乡镇地区居民收入相较于城市处于较低水平，如果强求聘请家教等形式则会对家庭收入支配造成影响。同时城市往往依托大学会产生大量大学生家教，这是大多数乡镇与乡镇并不具备的。

同时部分学生谈及为什么要进行课外培训时，中学生往往比小学生产生更强烈的自主课外培训的意愿，并且有些学生在升学压力下表示会进一步寻找其他方式进行替代。而小学生往往因为课业压力较小，对自己是否需要进行课外培训并没有清晰的态度。在实际调查中我们发现，学生对于课外培训的态度随着学段提升而愈发强烈。

2.2.3 教育机构现状

乡镇教育机构条件较为简陋，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参加这些课外培训的学生较少。负责人表示在对在职教师一系列限制政策后找到优质的教师资源变得更加困难。我们认为这些规模不大的教育培训机构在“双减”以及当地特殊时期政策下生存问题面临挑战。而朱桥乡上三家培训机构均是关门状态，这使得乡镇及附近村上的学生获取线下教育资源的难度变得更大，线上教育或逐渐成为乡镇地区课外培训的重要方式。

3 乡镇课外培训的矛盾与问题

3.1 乡镇线下培训供需矛盾

“双减”政策减轻了学生课业负担，一定程度上对教培行业形成了遏制。乡镇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线下首选的乡镇课外培训机构生存空间缩小，加之受公共卫生事件影响，无论学科类和非学科类的培训机构数量进一步减少，乡镇教培行业并没有出现非学科类培训爆发增长的局面。反观城市课外教育机构虽然减少但大学生家教填补了教育机构的缺位，并且城市教育机构纷纷转型素质教育使得城市学生有更多的应对空间。从这个角度看来，“双减”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乡镇获取线下教育资源的难度，在原有教育资源不平衡的基础上进一步被拉开距离。一方面乡镇线下教育不足，另一方面家长和学生对此有很高的需求，这也导致学生进一步向市区涌动。

3.2 “双减”下监管的漏洞

“双减”政策下一种另类的城乡课外培训差异正在产生。在城市由于信息交流的便利和大学的集中，大学生外出家教在双减政策下逐渐繁衍。在城市中，大学生既不属于教育机构被有关部门监管也不属于学校老师受到学校监管。优质的大学师范生涌入了课外培训，填补学科类教育机构的撤出。在我们调查的十个城市学生家庭，其中有近半数采用了大学生家教形式来进一步应对中高考教育的竞争。虽然在问卷中家教在乡镇地区略有增加，但我们实地调查的十个乡镇家庭确无一采用大学生家教形式。我们认为大学生家教形式是另一种的教育资源再分配，并且是一种社会现象，相关部门理应将家教纳入监管，有效引导个人家教、大学生家教。通过学校向在校大学生宣传“无证授课”的违规行为，在源头上解决另一种教育资源不平衡的问题。

3.3 家长与学生缺少有效应对

对于出台不久“双减”政策，与资本市场的巨大变动转型相比，乡镇的家长与学生并未作出有效应对，大多数家长与学生仍然处在等待阶段停止补课后并未作出新的改变。并且家长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孩子教育上，无形中加剧了家长负担。但在乡镇很多父母双方或者一方外出打工，孩子是由爷爷奶奶或者母亲一人监管，课外培训受到冲击后，很多这样的家庭面临着更加困难的监管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乡镇家长与学生的有关需求的特殊性需要被注意。

4 乡镇课外教育发展建议

4.1 健全监管体系

各地将家教纳入监管范围，有效引导个人家教和大学生家教。通过政策宣传等的方法来防范“无证授课”的违规行为，对于违反者处于必要的惩罚。对于在校大学生要积极引导，在源头上解决变相违规课外培训的行为。由于一对一的隐蔽性较强，可以建立健全举报机制，积极发动群众进行举报、相互监督，从而遏制社会上违规培训的乱象。

4.2 学校开展课后辅导

学校在双减政策后应当承担更多的职能。校外培训减少了，校内教育的内容应该丰富起来，从而有效的满足家长需求，达到供需平衡。同时学校可以在放学后对有需求的孩子进行延长辅导，对辅导教师进行一定补助，从而填补乡镇留守学生的监管空白，让学校更加人性化。

4.3 家长与学生的应对措施

在《双减》政策的大环境下，家长应当理性看待课外培训问题，对孩子的培养和发展做更长远的规划，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此外注重培养孩子的自学能力也是双减政策下对家长和学生提出的新要求。对于学生而言，锻炼课堂学习能力，减少对课外培训的依赖，对非学科性的课外培训有选择的进行学习，从而促进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

5 结束语

“双减”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学生的课业压力，对教育资源与资本的结合起到了良好的克制作用，大量教育机构纷纷转型。双减政策后在广大乡镇地区的线下教育机构由于规模与成本问题并没有很好转型，造成了乡镇课外教育资源与城市进一步拉大，从而使得乡镇学生与家长的需求并未得到满足。一对一形式的家教在乡镇开始发展，但城市中大规模的“一对一”私教等形式是乡镇地区不具备的。双减政策后针对乡镇地区的配套措施需要进一步更近，家长与学生还需要进一步适应双减之后的教育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