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谏诤与舆论

涂 盛 高

(南昌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8)

谏诤为对他人之过失进行规劝，以求其改正过失。而目前谏诤之通说为：谏诤为臣下对君上过失之进行规劝，以助君主改过迁善。谏诤的对象限定为君主，包括皇帝或称制太后；谏诤的主体一般是百官吏民，极少情况下为非称制太后、皇后、太子(1)目前研究谏诤与舆论的论文或著作较少，主要有：黄宛峰《汉代考核地方官吏的重要环节》(《南都学坛》1988年第3期)认为两汉统治者尤重视民众对地方官吏的毁誉，“举谣言”与“行风俗”的实施，体现汉代统治者重视民意、重视吏治。吕宗力《汉代的谣言》(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论述了汉代流言、讹言、妖言、谣言、谶言等，从一个侧面介绍了汉代的舆论情况。。

谏诤与舆论有密切关联。某些情况下，进谏者为了达到良好的进谏效果，往往收集舆论作为自己进谏言的依据，或者将舆论中发现的问题向君主进言。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长期深居宫中，与外界隔离，为了让自己的施政不脱离现实，亦要体察舆论，从舆情中发现自己过失或者获得良策，从而改进自己施政的不足。

谏诤与舆论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夏朝，夏朝曾经从民间意见，如民俗、民谣、民歌、歌谣等中访求得失。《尚书大传·虞夏传·择巡守》言：“见诸侯，问百年，命太师陈诗，以观民俗，命市纳贾，以观民好恶。”[1]西周亦有此制，《礼记·王制》载：“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俗。”[2]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风诗”，大部分为民间歌谣，反映民间讽刺怨怒之声。统治者时常派人采择此等歌谣。“使之民间采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牗户，尽知天下所苦。”[3]可见，先秦统治者对舆情已经有主动意识，派人向下采访，从舆论中寻求吏治得失、民间疾苦，用来改进自己施政的不足。所以，《汉书·艺文志》曰：“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4]1708

“谏诤的舆论含义是双重的。首先，它本身是特殊形态的舆论，谏诤中陈述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即民意的体现，进谏者从舆论中发现民意所向，从而进谏君主以求为民谋事。其次，谏诤的形式是舆论意见从民间流向君主的必经途径，君主深居内宫与民间隔离，不甚了解民情，重要手段是百官吏民之进言舆情。谏诤的作用方式明显带有舆论特征。谏诤以舆论意见影响君主决策，无任何政治制度的强制性，因而它本身不是政治形式，其作用之发挥完全与君主个人爱好关联。”[5]可见，谏诤虽与舆论紧密关联，但其作用的发挥与君主个人意志、素质、爱好关联，很难对君主形成实质的制约。

一、秦汉时期有关谏诤的舆论形式

秦汉时期对舆论的管制宽严程度时起彼伏，秦代对舆情管制前期松后期紧，汉代对舆情管制大体较为宽松，只有到桓、灵时期有所紧缩。秦汉时期有关谏诤的舆论形式有：流言、讹言、妖言、谶言、歌谣和谣言等。以下具体述之。

(一)流言

流言“指公开散布、传播言论。‘流言’有时确与虚假、没有根据的言论有联系。但没有根据难于确认的言论，未必等同于污蔑、诽谤”[6]8-9。元帝时宦官石显与大臣周堪、张猛争权，石显等利用自己的权势，在君主和民间传播周堪、张猛的不利言论。故刘向给元帝上书曰：“群小窥见间隙，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4]1945成帝为太子时，其父元帝认为其放纵轻佻，不堪为嗣，屡有立定陶王为太子之意。外戚史丹有宠于元帝，元帝晚年多疾，史丹侍疾，向元帝进谏不应废太子，其依据引用道路流言。“皇太子以适长立，积十余年，名号系于百姓，天下莫不归心臣子。见定陶王雅素爱幸，今者道路流言，为国生意，以为太子有动摇之议。审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争，不奉诏。臣愿先赐死以示群臣！”[4]3377哀帝宠幸董贤，屡欲封其为侯，但丞相王嘉屡次封还封董贤为侯的诏书，据舆论之流言来解释原因。“窃见董贤等三人始赐爵，众庶匈匈，咸曰贤贵，其余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4]3492以上三则事例皆是大臣引用民间流言来劝谏君主。

(二)讹言

讹言,《辞海》等工具书的解释为“‘诈伪的话，谣言’，‘谣传’，‘虚假、谣传的话’。在汉代，‘讹言类言论’所包含的信息与‘虚假、伪造、荒谬’并无必然联系，却常常带有怪诞妖异的色彩，因时因地变化流动，无根无源，难于证实，却在民众当中广泛流传。”[6]23由于汉代科学尚不发达，迷信思想很严重，对于讹言，上至君主，中至官吏，下至布衣皆信之。汉成帝时，承平日久，社会矛盾积累甚多，民间扰扰不安。建始三年(前30)秋，关内大雨四十余天，讹言纷纷，说京师即将发大水，讹言影响甚大，流传甚广，多方途径，传入成帝耳中，成帝甚至为之下诏，指出京城讹言大水将至。“乃者郡国被水灾，流杀人民，多至千数。京师无故讹言大水至，吏民惊恐，奔走乘城。”[4]306-307汉哀帝时，前凉州刺史杜邺被举方正，直言上书指出民间讹言盛行。“窃见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约俭，非礼不动，诚欲正身与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应，而日食、地震，民讹言行筹，传相惊恐。”[4]3476王莽新朝时，民间曾讹言黄龙堕死黄山宫中。“天凤二年二月，讹言黄龙堕死黄山宫中，百姓奔走往观者有万数。”[4]4139

(三)妖言

吕宗力对“妖言”的解释是：“反常、怪异的言论，就叫做‘妖言’。甚至，对上不敬、不利在上位的言论，都可能被标签为妖言。”[6]7妖言往往是对最高统治者不敬或不利的言论，故最高统治者认为此种言论危害统治秩序，往往加以扑灭。秦设有“妖言罪”，秦始皇曾将某些儒生的言论视为妖言，从而大坑儒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7]258

因秦始皇多年征伐，大兴土木，大修陵寝，对百姓横征暴敛，导致百姓之咒怨，百姓甚至刻石骂之。“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至其晚期，妖言甚多，诛不胜诛，始皇对其亦无可奈何，只能采取游幸的方式来压制。“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7]259

汉昭帝时，有大石自立，“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处，有白乌数千集其旁”。眭孟认为有布衣升为天子，坐妖言而被诛。“眭孟以为石阴类，下民象，泰山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当有庶人为天子者。孟坐伏诛。”[4]1400

(四)谶言

谶言“指以口语或者文字表述的异常言论或者征兆，其中暗藏玄机，以隐喻、隐晦的方式启示天命所归，预言个人或者政权的命运”[6]120。秦始皇虽统一天下，但国家并不稳定，尤其到其晚期，谶言很多，如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7]348。“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7]252汉光武帝即位前，群臣劝进者皆被拒绝，后其太学同学强华奏进《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此谶有汉光武帝“受命之征”，汉光武帝“于是命有司设坛场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8]21。之后欣然接受群臣劝进而即位。

(五)歌谣

“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民间歌谣即是民间即兴、自由创作的大众文学，也是珍贵的社会政治史料。”[6]91歌谣与流言、讹言、妖言、谶言不一样，流言、讹言、妖言、谶言在一定情况下为统治阶级打击的对象。而歌谣是汉代民众参与时政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担当了社会舆论监督的角色，反映当时社会的民间生态及吏治好坏。在汉代，统治阶级非常重视歌谣，一方面他们用歌谣表达自己的情感；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民间的歌谣，从而能够体察民心所向，以及官吏政绩何如。即使是一般民众也习惯以歌咏抒发心声。正因为民间歌谣具有反映民意的功能，汉代政治思想家普遍认为君主施政必须认真聆听歌谣，尤其是要重视歌谣中的讽刺怨怒之声。

秦亡之后，项羽主导分封，项羽与范增心中疑忌刘邦，负约将刘邦封于蜀地。刘邦的将卒多山东之人，歌思东归。“至南郑，诸将及士卒多道亡归，士卒皆歌思东归。”[7]367汉高祖七年，刘邦亲征匈奴，被匈奴三十万精兵围困于白登七日，情况十分紧急。汉高祖采纳陈平的计谋，侥幸逃脱，但此事并不光彩。当时军中传唱:“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毂弩。”[4]2144这首歌谣，影响非常广泛,反映当时平城之围形势危急。

少数歌谣所述的对象，甚至可以是天子或者太后。此种歌谣反映民间对最高统治者某些行为的看法。

汉文帝弟淮南王刘长骄蹇不法，文帝时曾擅杀辟阳侯，又谋为“东帝”。汉文帝六年其谋反事败，群臣建议按律当斩。汉文帝念同胞之情，不忍置其于法，废其王位，贬逐蜀地，所封之国入于汉。后来民间歌谣讥讽此事，讽刺汉文帝兄弟不和，汉文帝因贪图淮南王地而将其废逐。“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汉文帝对舆论倍感压力，不禁叹息，最终追尊淮南王以平息舆情。“尧舜放逐骨肉，周公杀管蔡，天下称圣，不以私害公。天下岂以我为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阳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谥淮南王为厉王，置园复如诸侯仪。”[7]2144东汉章帝时，其嫡母马太后自称节俭：“吾为天下母，而身服大练，食不求甘，左右但着帛布，无香熏之饰者，欲身率下也。”[8]411但长安城还是传出歌谣：“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8]853此歌谣实际上讽刺马太后的奢靡。另外，马太后年轻时注重修饰。“《东观记》曰：明帝马皇后美发，为四起大髻，但以发成，尚有余，绕髻三匝。眉不施黛，独左眉角小缺，补之如粟。”[9]马太后的服饰及其梳妆引领当时社会的风潮，而马太后自己却标榜节俭，难免不引起时人的讥讽。

二、舆论影响谏诤的主要形式

当然，舆论只能间接影响谏诤，最高统治者通过第三方的形式获取舆论，从而了解吏治得失、民心所向，改进自己的施政方针。

(一)举谣言

“谣言”一词，在汉代的意义，并非如我们今天所理解和使用的“凭空捏造”之意，而是指民间流行的歌谣，本文中，谣言与歌谣通用。舆论形式虽多种多样，但在秦汉国家与社会发挥作用的主要是谣言。汉代，百姓对于各级官吏甚至君主的政绩和处事，往往通过歌谣的方式表达出来。如琅琊太守陈俊被百姓歌颂，“抚贫弱、表有义，检制军吏，不得与郡县相干，百姓歌之”[8]691。董宣为洛阳令，京师号为“卧虎”，民间歌之“枹鼓不鸣董少平”[8]2490。张堪为蜀郡太守，百姓歌之“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8]1100。

谏诤歌谣，即百姓将谣言或歌谣直接告诉君主，或通过官方的途径传至君主，或官方主动采择民间歌谣、谣言。从而使君主能够根据百姓的歌谣、谣言而对各级官吏做出相应的处置，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进谏的目的。东汉光武帝将其制度化，称之为“举谣言”。“初，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广求民瘼，观纳风谣。”[8]2457“汉光武帝以其个人在基层成长的经验，建立了一个以民间歌谣为郡国长官考核凭据的舆论监督制度。”[6]112

采谣言职责本属三公，采择之后，向君主条奏。“三公听采长史臧否，人所疾苦，还条奏之，是为举谣言也。”[8]2204君主亦可下诏求谣言，东汉桓帝时“诏三府掾属举谣言”；东汉灵帝熹平五年“令三公谣言举事”；光和五年(182)，“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蠡害者”。君主甚至自己可以派遣使者采择谣言，“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8]2717。官方通过多种手段获取谣言，最终汇报给君主，由君主对谣言关涉人员进行处置。

举谣言的目的为了解地方吏治，解决民生疾苦。朝廷对于贪残无道、祸害百姓的官吏往往会进行处置。桓帝时，“诏三府掾属举谣言，范滂奏刺史、二千石权豪之党二十余人”。范滂指出这些刺史、权豪之党为民害。“臣之所举，自非叨秽奸暴，深为民害，岂以污简札哉！”[8]2204处置结果如何，史无明载，无法确定。但上有正直官员的弹劾，下有民众的强大舆论，这些被弹劾的官员当很难安然无恙，即使朝廷做表面文章，亦要处置一批官员。如东汉灵帝时，对于被谣言所举的官员，也会做相应的罢黜。“益州刺史郗俭在政烦扰，谣言远闻。”[8]2431谣言导致其被免职，由刘焉担任益州牧。

举谣言能否顺利进行与朝廷内部政治是否清明有关，“建武、永平之间，吏事刻深，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8]2457。东汉开国初，朝廷非常重视舆论，根据谣言对郡县官进行处置，“谣言单辞，转易守长”。先不讨论此种情况好坏，但建武、永平称为东汉治世，可见此种制度在整顿吏治、监督官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到东汉末灵帝时，宦官专权达到顶峰，此时亦举谣言，但却发挥不了舆论的监督作用。“光和五年，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因主持的官员太尉许戫、司空张济受宦官贿赂且畏其权势，暗地为宦官开脱。“承望内官，受取货赂，其宦者子弟宾客，虽贪污秽浊，皆不敢问。”为完成任务找替罪羊，“而虚纠边远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8]1851。根本达不到通过举谣言发现地方官员政绩好坏的目的，反而导致边远地区有政绩官员被“虚纠”，举谣言没有发挥作用。

(二)行风俗

《史记·乐书·序》：“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7]1175简而言之为“博采风俗，助流政教”，引申为行风俗。“何为行风俗，即由朝廷委派‘明达政事能班化风俗’的使者巡行州县，观赏风俗之化，考察地方官员为政得失。”[10]行风俗，主要是风俗使采择地方官吏政绩好坏的歌谣等民间舆论，报与君主，由君主对关涉官员直接处理。一般情况下，风俗使不能直接处置官吏，但风俗使可向朝廷甚至君主进言汇报，君主根据风俗使的汇报，对相关官吏进行处置，这种处置包括对政绩好的予以提升，政绩差的给予降级或者罢黜。风俗使如果有君主的诏令授权，可以对一定级别以下的官员直接处置，一定级别以上的仍要报与君主处置。

王尊与李固之升迁，在于风俗使将其治化良状汇报君主，君主对其予以升迁。“博士郑宽中使行风俗，举奏尊治状，迁为东平相。”[4]3229“时诏遣八使巡行风俗，杜乔守光禄大夫，使徇察兖州。表奏太山太守李固政为天下第一；还，拜太子太傅，迁大司农。” 风俗使亦举劾地方官吏，如风俗使杜乔在行风俗过程中举奏地方官员贪污，“陈留太守梁让、济阴太守汜宫、济北相崔瑗等臧罪千万以上”。“让即大将军梁冀季父，宫、瑗皆冀所善。”[8]2092风俗使雷义“使持节督郡国行风俗，太守令长坐者凡七十人”[8]2688。

汉安元年遣八个风俗使巡行天下，“时诏遣八使巡行风俗，皆选素有威名者”。凡刺史或其他两千石的官员涉嫌贪污的，风俗使报君主处置。“刺史、二千石有臧罪显明者，驿马上之。”对于“墨绶以下”的官员，则可行使专断之权，“墨绶以下，便辄收举”[8]2029。此为风俗使出使前君主对其进行的授权。

风俗使者按照君主的诏旨巡行地方，体察风俗，采择歌谣，不能逾越权限，否则君主会给予重罚。如汉武帝元鼎年间，博士徐偃行风俗，矫制而突破权限，“偃矫制，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回京后，被御史大夫张汤劾“矫制大害，法至死”[4]2817-2818。最终被处以死刑。

风俗使除了对地方官吏政绩进行舆论采择外，还可按照君主的要求巡行地方，完成君主交代的其他任务。如汉成帝时，孔光行风俗，“振赡流民，奉使称旨，由是知名”[4]3353。风俗使代表汉成帝存恤百姓，访查吏治，劝课耕桑。“立春，遣使者循行风俗，宣布圣德，存恤孤寡，问民所苦，劳二千石，敕劝耕桑，毋夺农时，以慰绥元元之心，防塞大奸之隙，诸夏之乱，庶几可息。”[4]3471

(三)刺史巡行择舆论

汉武帝时为加强对地方的监察，设十三州刺史，按照六条诏书指定的授权范围对所巡视范围内的郡守进行监察，即“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六条诏书当中的第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4]742。刺史找寻所巡视地方的“讹言”，换句话讲也就是收集当地的舆论。

召信臣政绩卓著，百姓歌颂，“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信臣，号之曰召父”。荆州刺史采择舆论，发现召信臣政绩卓著，上奏君主，君主对其予以奖励。“荆州刺史奏信臣为百姓兴利，郡以殷富，赐黄金四十斤。”[4]3642

(四)谏言者引舆论对君主进谏

谏言者进谏，如单纯就事论事，可能说服力不强。如谏言者能够采择当时的舆论并结合自己的论点而进谏，说服力可以大增。谏言者可通过多种形式采择舆论。首先，谏言者生活在当下，可亲自赴民间采择舆论；其次，可派下属及亲朋赴民间采择；最后，可与朋友、同僚交流中了解舆情。

刘邦被负约封在蜀地，其将卒多山东之人，“至南郑，诸将及士卒多道亡归，士卒皆歌思东归”。萧何月下追回韩信后，韩信向刘邦进言：“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也，日夜跂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7]367即谏言刘邦利用歌谣当中所反映的思乡情绪，顺势而为，逐鹿中原。刘邦采纳其意见，最终夺得天下。汉高祖亲征匈奴，困于白登，当时军中传唱：“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毂弩。”这首歌谣，影响非常广泛。之后，高祖与匈奴定和亲政策，不再征伐匈奴。到吕后时，匈奴单于遗书谩骂吕后，吕后大怒，召集诸将议击匈奴。季布指出：“今歌吟之声未绝，伤痍者甫起，而哙欲摇动天下。”[4]3755吕后接受了季布的意见，平城之歌至少起到一定的作用。即使到汉武帝时，国富兵强，廷议讨论与匈奴的和或战，“主和”的御史大夫韩安国亦指出：“平城之饥，七日不食，天下歌之。”[4]2400用平城之歌主张自己的和亲策略。

汉桓帝永寿年间，梁冀专政，连岁荒饥，灾异屡现。“时有上书言人以货轻钱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学能言之士。”而太学生刘陶上言：“愿陛下宽锲薄之禁，后冶铸之议，听民庶之谣吟，问路叟之所忧。”[8]1846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太尉杨秉举宗室刘瑜贤良方正，刘瑜至京师后，上言：“臣在下土，听闻歌谣，骄臣虐政之事，远近呼嗟之音，窃为辛楚，泣血连如。幸得引录，备答圣问，泄写至情，不敢庸回。诚愿陛下且以须臾之虑，览今往之事，人何为咨嗟，天曷为动变。”[8]1855刘陶之“听民庶之谣吟”、刘瑜之“听闻歌谣”，皆是引舆论劝谏君主。

三、舆论在谏诤中的作用

舆论在谏诤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反映吏治好坏，反映民间疾苦，反映民间对最高统治者的看法。因此舆论之谏诤作用对最高统治者及各级官吏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吏治及百姓的穷苦现状。

(一)反映吏治好坏

“汉代地方郡守掌握极大的权力，主要有六个基本而极其重要之权力，第一，对本府官吏有绝对的控制权。第二，对于属县行政有绝对的控制权。第三，对于郡境吏民有向中央察举之特权。第四，对于刑狱有近乎绝对之支配权。第五，对于地方财政有近乎绝对之支配权。第六，对于地方军队有相当之支配权。”[11]权力虽大，监督却不到位。虽说宣帝中兴，但此时已发现郡国守相舞弊之风，“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4]273。汉元帝时贡禹亦指出自武帝以来，地方选人已有不正之风。“(汉)武帝以来，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4]3077。即使中央派出相应的主管部门或监察机构进行巡查，由于当时选人实行察举制，地方属吏与长官之间如君臣关系，往往周旋长官的危难，更逞论举报长官。另外，主管部门或监察机构往往还与地方利益勾结，更难发现地方吏治好坏。此则为官僚监督官僚之制度弊端。但通过舆论监督，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权力制约的弊端，可一定程度上发现地方吏治的好坏，通过舆论监督弥补权力监督的不足。

冯野王、冯立兄弟先后担任上郡太守，为民兴利，境内政治清平，百姓安康。上郡之百姓讴歌：“大冯君、小冯君，兄弟继踵相因循，聪明贤知惠吏民，政如鲁、卫德化钧，周公、康叔犹二君。”[4]3305天子闻之，冯立被升迁为东海太守。酷吏宁成，对上对下均酷急，“为小吏，必陵其长史；为人上，操下急如束湿”。吏民惧怕宁成之暴，号称“宁见乳虎，无直宁成之怒”[7]3145。舆论上闻汉武帝，最后宁成还是被抵罪。

(二)反映民间疾苦

汉代国土面积广阔，信息闭塞，交通不便。多数地方离京城较远，民间的疾苦很难反映到君主那里。通过舆论，即君主派遣特使巡视各地采择舆论，可以了解百姓的疾苦。有些歌谣流传面广，君主自己就能听闻。通过舆论了解民间疾苦后，君主在施政过程当中，多少会调整政策，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民生。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哝胡。”[8]3281这是汉桓帝时期大规模汉羌战争的写照，反映在这种战争环境下，百姓生活困苦。由于史料匮乏之原因，此条难于展开论述。

(三)反映民间对最高统治者的看法

秦汉时期，君主掌握最高权力，为最高统治者。君主一方面从制度上被神化；另一方面被周围的御用文人美化。体制内可能无法直接表达对君主的不利评价，但是体制外的民间，无论当时环境是否险恶或者社会管控宽严与否，民间还是敢于直接表达对最高统治者的不同于体制内的看法。

秦始皇虽雄才大略，但为政十分残暴，时天下经过统一战争，急需休养生息，而秦始皇不顾民力，大肆开边，大兴土木，大修陵寝。百姓怨气冲天，体制内不敢进谏，而民间却敢于表达。秦始皇后期，黔首刻石骂之，“始皇帝死而地分”“今年祖龙死”。秦始皇虽因传言大兴杀戮，大力镇压，如黔首刻石咒骂事，秦始皇“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但是对于层出不穷的民间妖言以及其所代表的的民心舆论，最后不得不默然。妖言“今年祖龙死”由使者讲述于秦始皇之后，秦始皇也不过是“默然良久，曰，山鬼不过知一岁事也，并言，祖龙，人之先也”[7]259。对于舆论已经是无可奈何。

东汉桓灵时，宦官、外戚专权，政治黑暗，百姓生活困苦，民间有歌谣讽刺咒骂最高统治者。京都童谣曰：“城上乌，尾毕逋。一徒死，百乘车。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这是一首强烈批判社会现实的歌谣。“城上乌，尾毕逋”者，直指桓帝“处高利独食，不与下共，谓人主多聚敛也”。人主好聚敛，自然群下迎逢，盘剥百姓以为己之升迁资本，故百姓直接咒骂桓帝当死。“‘车班班，入河间’者，言上(桓帝)将崩，乘舆班班入河间迎灵帝也。”“‘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者，灵帝既立，其母永乐太后好聚金以为堂也”[8]3282，讽刺灵帝母董太后之聚敛。

四、局限性

汉代统治者施政一定程度上采择民间舆论，但有野心的政治家往往伪造民意或诡称民意，用舆论为自己造势。王莽“篡汉”所采取的是和平手段，其中重要手段之一即派遣风俗使去全国各地采风俗，证明己之施政良善，为取代汉朝奠定舆论基础。“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风俗，采颂声。”[4]4204汉平帝元年，王莽遣太仆王恽等八人使行风俗，“宣明德化，万国齐同，皆封为列侯”[4]359。风俗使主要的职责是，“宣明德化”，即将王莽治国的政绩向全国各地传达，“专行诛赏”，指对异议之人进行镇压。“采择歌谣”，即将天下歌颂王莽的歌谣采择回京。八使回京后，“言天下风俗齐同，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凡三万言”[4]4076。舆论没有显现民间疾苦、吏治好坏、民间对统治者的不同看法，反而成为粉饰太平的工具，变成王莽篡夺权力的台阶步骤。

即使民意能够正常发挥作用，但民意往往很难掌控，对于励精图治的君主，民意可能会被过分利用。而对于昏庸的君主，民意往往被打压。

东汉光武帝生长于民间，创立“举谣言”制度，此制度对于发现民意、体察民情有重要意义。但是这项制度在实施过程当中出现不少弊端。光武帝为雄才之主，吏事精美。但“帝以二千石长吏多不胜任，时有纤微之过者，必见斥罢，交易纷扰，百姓不宁”。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吏事刻深，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说明光武帝过度相信舆论，单凭舆论而不进行深入的核实调查就改换守长，助长舆论喧哗之声，导致舆论往往没有反映实情。“论议之徒，岂不喧哗。”引起官员过分惧怕舆论，做很多表面的工作，反而有害于治化。“二千石及长吏迫于举劾，惧于刺讥，故争饰诈伪，以希虚誉。”[8]1141-1142

对昏庸之主而言，舆论作用根本无法发挥，“五年制书，议遣八使，又令三公谣言奏事。是时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忧悸失色。未详斯议，所因寝息”[8]1996。在昏主之朝，要举行舆论监督很难，往往被“邪枉者”阻止。因“邪枉者”往往是舆论批评对象，为了不让舆论上达天听或者给自己造成不良影响，他们往往要阻止舆论监督。

即使举行了所谓的舆论监督，也因有群小在内，发挥不出其应有的作用。“光和五年，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派当时的太尉许戫、司空张济来主持其事，但两人皆为胆小怕事之徒，对宦官子弟不纠举，“承望内官，受其货赂，其宦者子弟宾客，虽贪污秽浊皆不敢问”。为了完成任务，找替罪羊，“而虚纠边远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导致当地的吏民诣阙陈诉。虽经过司徒陈耽与议郎曹操上言：“公卿所举，率党其私，所谓放鸱枭而囚鸾凤。”但结果“宦官怨之，遂诬陷耽死狱中”。曹操“知不可匡正，遂不复献言”[8]1851。舆论监督成为一纸空文，不但不能发挥监督作用，反而导致正直官员受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