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男耕女织”中的女性角色研究

翟 麦 玲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与法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男耕女织”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农业经济形式，也是家庭劳动中男女分工的一种模式。对于男耕女织，传统看法是男子承担农田劳动，占据主导地位，而女子从事纺织，处于从属地位。近年来，已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如吴承明、李伯重、于琨奇、李根蟠、彭卫等都有相关论述(1)吴承明《论男耕女织》(《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文中认为，个体农户耕织紧密结合是封建社会后期用棉时代的事。李伯重《“男耕女织”与“妇女半边天”角色的形成——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一文指出，十六、十七世纪明代，江南许多地方农家男女同耕同织。到清代中期，男耕女织才成为江南农家劳动安排的支配性模式，但夫妇并作的模式尚存在。于琨奇《秦汉小农与小农经济》(黄山书社，1991年版)文中认为，秦汉时期大多数妇女并不纺织，所需衣物从市场上购买。李根蟠《对战国秦汉小农耕织结合程度的估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文中认为，战国至汉初，黄河中下游地区不同程度地实行耕织结合，但结合程度与范围远不如后世，不同地区存在不平衡性。彭卫《汉代女性的工作》(《史学月刊》2009年第7期)一文指出，“男耕”与“女织”也并非截然对立。。前辈学者对“男耕女织”的论述侧重点、观点虽各有不同，但都提出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男耕女织”应重新认识。鉴于汉代的“男耕女织”问题，目前尚未有专文研究，故笔者不揣浅陋，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传世文献与文物考古资料，从性别的视角探讨汉代 “男耕女织”模式中各阶层妇女的角色与地位，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汉代对“女织”与“男耕”同样重视

众所周知，中国的农业与纺织业都起源于妇女。但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男子逐渐成为农田劳动的主力。甲骨文对“男” 字的书写从田从力，即是很好的说明。而纺织则因需要更多的技艺与韧劲，也就成了女性的专职。《商君书》：“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女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1]57可见这种分工在神农时代已经形成。

中国古代虽一直以农为本，但纺织却一直受到宫廷的重视。春秋时期，管仲在建议齐桓公给精通蚕事者以重要奖励时就说：“民之通于桑蚕，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2]57墨子也说：“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纴，多治麻统葛绪，捆布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3]284可见重视蚕桑的原因乃蚕桑可使民富国强。

汉代，农桑并重依然是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如中央的农桑令大都农桑并提：“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4]125，“朕亲耕，后亲桑……欲天下务农蚕”[4]151。据统计，《西汉会要》和《东汉会要》中类似诏令有45次之多。地方官在治理地方时也确如中央政策所言。如西汉的黄霸在颍川“务耕桑”[4]3629；龚遂在渤海“劝民务农桑”[4]3640。东汉的王景在庐江“教用耕犁”“训令蚕织”[5]2466；童恢在不其“耕织种收，皆有条章”[5]2482；刘宽在南阳教民“种柘养蚕”[6]324；崔寔在五原“为作纺绩、织纴、练缊之具以教之”[5]1730；茨充在桂阳“教民种殖桑柘麻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5]2460。

在汉代朝廷重视及牛耕技术的推广下，汉代耕织结合的经济区域逐步扩大，男耕女织成为家庭经济的两大来源。“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4]1128，说明汉代女织支撑起了经济的半边天。

二、农田劳动中有各阶层女性的参与

“男耕”并不意味着女子就此退出了田间劳动。汉代文献资料及近年来发现的画像砖、画像石中的农耕图，则可以很好地说明汉代女性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

先看文献记载中各阶层女性从事农业劳动的情形。

1.小农家妇人在田间。与夫一起耕耘：东汉逸民庞公“因释耕于垄上，而妻子耘于前”[5]2776。蜀人廖立被废为民后，“躬率妻子耕殖自守”[7]998。丈夫在家，妻子一人赴田间：东汉逸民高凤“少为书生，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妻尝之田，嚗麦于庭，令凤护鸡。时天暴雨，而凤持竿诵经，不觉潦水流麦。妻还怪问，凤方悟之”[5]2768。妇到田间为夫送饭：汉末，常林为诸生，性好学，常带经耕锄，“其妻常自馈饷之，林虽在田野，其相敬如宾”[7]659。寡妻与子去田间：杨震“少孤贫，独与母居，假地种植，以给供养”[5]1760，可见小农家妇女从事田间劳动非常普遍。

2.婢女在田间。有学者认为汉代奴婢多从事家务劳动，很少下田干活。其实，汉代奴婢从事田间劳动也是普遍现象。如汝南地主李叔坚家“儿婢皆在田中”[8]349；豪强地主田庄“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5]1648。此外，江陵凤凰山167号、168号汉墓中也出土了不少手持农具的女俑。可见汉代婢女从事农业生产不足为奇。

3.地主家或地方小吏的妻子在田间。地主夫妇一起耕作：西汉杨恽失去爵位返回家乡后，“身率妻子，勠力耕桑”[4]2895。《四民月令》是东汉崔寔所著农书，其中在提到劳动者时，虽没明确指出他们是奴婢、用人或雇工，但从上下文意可以推断出地主的妻子与儿女应是与他们一起劳动的。至于地方小吏的妻子则是独自在家务农：高祖为亭长，“常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9]346。东汉魏霸为巨鹿太守，“妇亲蚕桑，子躬耕”[10]426。司徒史鲍恢到司徒司直王良家，见良妻，“布裙曳柴，从田中归”[5]933。汉代官吏工作时期一般都居于官府，妻子居于家中。而汉代官员俸禄不高，所以妻子需要从事农耕来分担养家的责任。

汉代画像砖、画像石的农耕图中也可以看到多个田间劳动环节中女性的身影。

1.播种。成都新都县出土的画像砖中，两男子手持锄头边刨坑边后退，两妇女弯腰往坑中下种。甘肃嘉峪关新城汉墓出土的画像砖，一农妇在前播种，一农夫在后打土块[11]36、一男子在前驱牛耕地，一女在后播种[11]34。

2.锄地。山东黄家岭画像砖上一男扶犁耘耕，一男操耙耱地，三个妇女在锄地。汉代春耕祭祀仪式中也有“为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锄”[12]702的环节。

3.往田间送饭。山东滕县黄家岭出土的画像石：除了男子耕耱外，还有一妇女挑着担子带着两小孩朝田间走，及大树下一人持杖而坐的画面[13]24。持杖者可能是监工，送饭女子可能是地主家的奴婢。河南南阳七里园乡出土的画像石：下层一农夫头戴尖顶冠，手持长柄锄为禾苗除草壅土；右端一农妇，梳髻着襦，肩扛一锄，锄柄端系一水罐，锄根部挂一篮状物，招呼耘田者喝水用饭[13]30。农妇扛锄，说明她送完饭后还要锄地。

4.收割。“田向收熟，男女布野”[7]725，描述的是男女共同收割的情形。东汉桓帝时的童谣：“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14]93，讲的是男子服兵役后，收割庄稼都由女性来承担。

5.麦场上碾打。嘉峪关出土的汉代画像砖：男的持杈扬场，女的抱麦子[11]33、一农妇持连枷打场[11]36。

可见，女子参与农业劳动在汉代是很普遍的现象，正如《氾胜之书》区种法条载：“丁男长女治十亩”[15]43、“大男大女治十亩”[15]47。可见“男耕女织”的提法给了人们理解上的误导。

三、“女织”由各阶层女性承担

在汉代，耕田是男女共同的事，但纺织则是女性的专职。汉代纺织分官营、私营两种。官营又分京师织室和地方服官两大部分。私营则包括私人作坊生产与家庭纺织两种。

1.官府作坊中的官婢纺织。西汉京师长安的东西织室是“主织作缯帛之处”[4]90，年“官费五千万”[4]3070。齐郡设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钜万”[4]3070、“主作天子之服”[4]286。蜀郡设有锦官。夷里桥南岸，“其道西城，故锦官也”[16]。蜀锦西汉时已经非常有名。扬雄《蜀都赋》：“尔乃奇人，自造奇锦。”[17]东汉时蜀地的“女工之业，履衣天下”[5]535。官府织室的费用和产量反映出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这些女婢的工作很重要，一般不可随意赎取。

2.官僚、地主家的妇女纺织。《四民月令》：正月“命女红趣织布”[18]2、六月“命女红织缣练”[18]68。“女红”应该指地主家的妇女与婢女。汉乐府《长安有狭斜行》：“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三子俱入室，室中自生光。大妇织绮纻，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琴上高堂。”[14]36该诗虽然是在夸耀豪门的天伦之乐，但对大妇、中妇的纺织描写，无疑是对妇人勤劳贤惠孝顺品质的赞美。《机妇赋》：“解鸣佩，释罗衣，披华幕，登神机，乘轻杼，揽床帷，动摇多容，俯仰生姿”[19]，则是对贵族妇女纺织时曼妙身姿的歌颂。

再看史书中对官吏夫人纺织个案的记载：张安世尊为公侯，食邑万户，“然身衣弋绨，夫人自纺绩，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4]2652。张安世勤俭持家，穿的衣服是其夫人亲自纺织制做。东汉巨鹿太守魏霸“妇亲蚕桑，服机杼”[20]2343。曹操的丁夫人归家，曹操来见，“夫人踞机如故”[7]156。孙权的赵夫人纺织技艺高超，“能于指间以彩丝织云霞龙蛇之锦，大则盈尺，小则方寸，京中谓之‘机绝’”[21]。可见，纺织这种妇功美德也被贵族妇女所崇尚。然也有反对其妻亲织者，如鲁相公仪休，“见其家织布好，而疾出其家妇，燔其机，云：‘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其货乎？’”[9]3102。这种个别反对的现象，也恰好说明汉代官僚地主家妇人纺织已是一种普遍状况。

再看汉代画像石中官僚地主家妇女纺织的情形。

江苏铜山的一块画像石：刻有四位妇女，有的纺线，有的织布，梁上悬有四轴纺线。坐在织机上的妇女正转身接抱另一妇女送来的小孩[13]55。图下方是屋内两人坐榻上交谈，屋外有刚卸的豪华车马。

江苏沛县的一块画像石：左边一织女坐在机上织布，中间一人抱一婴儿递给织女。右边一妇女正坐在纺车前纺线。旁边挂有络丝用的篗等纺织用具[13]53。

山东滕县的一块纺织、垂钓画像石：上层刻画的是众宾客登水榭观看垂钓的场面；下层刻画的是一组家庭纺织场景，左方一人坐于织机上织布，织机架上吊一放纬线的布兜，其身后一妇人领一婴儿观看，中部一人坐于纺车旁纺线，其上方悬挂两轴纺线[13]60。

上述三块画像石上的纺织图，从房屋、周围场景及有小孩在场等因素分析，应该是地主家的妇女或婢女在纺织。妇女纺织图被搬上画像石，反映了汉代社会对纺织女性的赞美，或是对理想女性的一种追求。

3.私营纺织作坊中的女工纺织。《西京杂记》：“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散花绫二十五匹。绫出巨鹿陈宝光家，宝光妻传其法。霍显召入其第，使作之。机用一百二十镊，六十日成一匹，匹直万钱。”[22]从文中记载分析，陈宝光的妻子应该是纺织作坊的经营者，其雇佣不少女工，不然她们不可能生产出那么多高端的锦和绫供贵族消费。在汉代，雇佣劳动的范围相当广泛，手工业领域都有雇工，而且女子外出做雇工也不足为奇，这就为私营作坊雇佣女工提供了条件。

下面的画像石有可能反映的是私人作坊中女工纺织的情形。

山东滕县的一块画像石：左右两侧分别搁置一台斜织机，各有一名妇女坐于机架上织布，其旁均有一人观摩。中部有两人分别在纺线和络丝。右侧一女工正将缠绕在地上三角框上的丝缕，通过屋檐下的悬钩，悬缠在手中的篗子上。左侧一女工一手握丝在纺车前摇纬，丝线上穿屋檐悬搭至纺车[13]61。这幅画刻画了私人作坊中络线、摇纬、织丝一系列工序流程。

江苏邳县博物馆藏的纺织画像石：右侧刻一脚踏板斜织机，一妇女坐在织机上编织布帛。其上方悬有几轴纺线。另一人坐在纺车前络线。下方有一绕纱器，一人在前举手操作[13]54。绕线器是调丝工具，可见图中女工从事的是丝绸纺织。

江苏铜山的一块庄园纺织画像石：屋内有一脚踏提综斜织机，一织女坐在织机前转身与纺纱女交谈。待纺的丝一端结系在纺车的铤子上，纺者一手摇纺，一手握丝，丝的另一端穿过檐下的横杆，下垂成两段。纺车右方为一络纱女，其前放着一个由三根短箸搭成的三角形架。丝的一端绕在箸上，其上端也穿过檐下的横杆操握在女子的手中，这是女子在调丝，门口有两女子走来[13]57。这可能是东汉大田庄丝绸纺织作坊分工协作的场景。

4.小农家妇女的纺织。“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4]1121，讲的是冬天的晚上，小农家的妇女为了省照明费一起夜织的情形。“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12]539，反映了齐、襄妇女人人都擅长织锦绣。庐江府焦仲卿之妻刘兰芝是织布能手，“十三能织素”“三日断五匹”[14]73。崔寔把中原纺织技术传到五原郡后，民得以免寒苦，说明五原的妇女也基本学会了纺织。新疆民丰东汉夫妇合葬墓中，女性的脚下放置一副带杆纺轮，可见，东汉时新疆妇女也在从事家庭丝织。

成都曾家包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部有两妇女在织机上操作，其织机与民间散存的织机类似[13]62。安徽萧县一画像石：“中层，一女子站在纬车前，左手摇纬，右手引线，扭头窥看身后一男子与织机上的织女热吻。”[23]江苏沛县留城的一块画像石中也有一妇女席地而坐，正在纺纱的图景。

汉代女性不仅仅从事纺织，纺织前后的采桑、养蚕、缫丝、印染，纺织、刺绣、裁衣等一系列工序，也都由女性承担。很少见汉代男性从事纺织的。但明清以后男性从事纺织行业就比较常见了。

四、家庭女织的收入多于家庭男耕的收入

汉代的女织产品，无论来自官府作坊、还是私营作坊或地主、小农家庭，剩余产品都会投入市场。尤其是张骞通西域、丝绸之路畅通以后，纺织品市场比粮食市场更为广阔。无论是纺织品，还是粮食价格，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都存在差异。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要对家庭女织和男耕收入做大致比较，就需要一个普遍状态下的参照物。《九章算术》描述的社会生活主要是西汉宣帝以后，其中反映的物价、粮食产量等，除了兵荒马乱灾荒年份外，基本上通行于汉。所以，以下比较中涉及的产量、价格等就以《九章算术》为主。

先看家庭女织的收入。

汉代织品的价格有种类与品质之分。根据《九章算术》中的数学题可知：一匹缣472-512钱[24]99-78、一匹素500钱[24]100。其中缣是双经双纬的粗厚的丝织物，素是无色无花纹的丝织品。

女子纺织的速度，学者经常引用《九章算术》中这条记载：“今有女子善织，日自倍。五日织五尺，问：日织几何？”[24]89这道题是说女子丝织技术速度日进，第五天达到熟练程度以后可以1日织2.531尺。这样1月可织76尺，即7.6丈，1.9匹。1匹按最少472钱计算，1个女子1个月可以收入896钱。《西京杂记》载，陈宝光妻“六十日成一匹，匹值万钱”。陈宝光妻技术高超、从事高端产品，所以一个月创造价值5000钱，相比普通女子的896钱，也在情理之中。

我们也可以和汉乐府中记载的女子织布速度做比对。汉乐府《上山采蘼芜》：“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14]71刘兰芝“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14]73。诗中新妇、故妇、刘兰芝的织布速度分别大致为1日1匹、1.3匹、1.6匹。若按其中最低速度1日1匹，1匹472钱的价格计算，1个女子1个月的毛收入可以达到14160钱。当然文学作品中的女织速度不排除有夸张的成分。

再看男耕的收入。

汉代的主要农作物有麦、黍、菽。据《九章算术》，其价格分别是：一斗麦4钱；一斗菽3钱；一斗黍6钱[24]310。汉代10升1斗，10斗为1石，即1石麦40钱，1石菽30钱，1石黍60钱。

对汉代亩产的认识，学界虽然分歧很大，但多数学者认为汉代亩产2石比较客观。一个自耕农家耕种的土地一般在10到100亩之间，中等自耕农不过70亩。这样中等自耕农家庭1年粮食产量大约140石。按每石50钱，则中等自耕农一家一年农耕收入才7000钱。其中还包含家里妇人及其他人的劳动。

如果说7000多钱是一个中等家庭一年的农业收入，那么一个男子一年治田可以收入多少呢？《淮南子》：“夫民之为生也，一人跖耒而耕，不过十亩；中田之获，卒岁之收，不过亩四石。”[25]可见一个男子一年种田10亩，亩产4石，一年最多可以收获40石(2)汉代亩产因土地质量，灌溉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有1石、2石、3石的，4石算是高产。。1石按平均50钱计算，则一个男子一年农耕可以收入2000钱。

所以，无论是一个男子一年耕田收入2000钱，还是一个家庭一年耕田收入7000多钱，和一个普通女子一个月至少可以收入896钱都是不能相比的。

当然了，男子在农闲时也可以外出佣工。汉代佣工的价钱因工种、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九章算术》：“今有取保一岁，价钱二千五百”[24]102，这个佣价应该具有普遍性。这和汉平帝时官府给出的佣价“顾山钱月三百”[4]351也比较吻合。所以一个男子一年的农业收入加上佣工收入应该有4500多钱。而普通女子一年纺织理论上可以收入10752钱，如果考虑到疾病等不测因素折半计算，女子一年还有5000多钱的收入。即使这样，男子创造的收入还是没有女子的高。

如果家里男子是地方小吏，一个月也只有几百钱的收入，还是不能和家里妇人创造的收入相比。所以在焦仲卿的母亲要求他休妻时，其对母亲说“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14]73。言外之意就是家里收入主要靠妻子，娶到善织的妻子是他的幸运。但如果一个家庭的男子为地方长吏，那他一个月的俸禄，“得粟二十斛，钱二千”[26]，合计3000钱，则比普通妇女织布的收入要高，但仍比不上私营女作坊主一个月可以有5000钱的收入。当然了，这种情况只是少数，不具有普遍性。

汉代家庭女织创造的经济价值高于男耕，一方面与女子勤织，“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4]1121有关；另一方面和汉代农产品与纺织品的比价有关。秦时一石粟与一匹布的比价是1∶1.8；西汉前期，粮食与细布的比价是1∶6.4；东汉初居延地区一石麦与一匹帛的比价为1∶10；甘肃玉门地区粮食与布帛比价为1∶16[27]。可见，从秦到汉，纺织品价格一直在直线上涨。《释名》曰：“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28]225织品昂贵，女织地位可见一斑。

汉代女织创造的财富，不仅为家庭，也为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汉代税收包括租、赋、税三大部分。租是按田亩征收谷物和刍稿，赋是按人和户征收货币，税是按照行业征收的杂税。汉代租轻赋重，而且粮食价格远远低于织品价格，所以家庭的赋税支出，包括人头税、户税及成年男子为免役而交的代役税，也即更赋，很大一部分就落在女织上。如果说秦的算赋主要针对女性征收，汉代的赋钱主要用于国家军事开支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汉代女性虽然很少出现在军事前线，但前线的供给主要靠后方的女性输出。

五、余论

汉代的生产结构、家庭劳动的性别分工虽然可以用“男耕女织”来概括，但这并不表明女织处于从属地位。相反女织在家庭和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女性在家庭与社会的地位与其贡献不协调，则在于古代男权社会礼制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