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耕于考古学和历史学领域的杰出学者
——《徐旭生文集》的史学价值

刘 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历史理论系，北京 100011)

徐旭生(1888—1976)，又名炳昶，河南唐河人，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哲学家。他曾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赴西北科学考察，后又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的所长。新中国成立后，徐旭生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工作。徐旭生在20世纪中国的考古学、历史学等多个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因种种原因，一段时间以来，对徐旭生学术的研究及重视程度都较为有限，他在现代中国学术谱系中的位置与其应有的学术地位尚不相符。中华书局2022年出版的《徐旭生文集》(全十二册)，收集了徐旭生撰写的重要论著、译著、日记以及时评等文献资料。该书的出版，对于加强徐旭生学术的研究，复原其在民国和新中国学界的学术地位大有助益。

一、《徐旭生文集》的主要内容

《徐旭生文集》第一册即为徐旭生古史观点的代表作之一《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该书系统阐释了徐旭生的多元古史思想，对民国时期的古史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现今仍为众多阐释古史系统的学者所引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完成于抗战时期，初版于1943年，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印行；新中国成立后，该书多次再版，《徐旭生文集》收录的版本以1985年增订本为底本。便于读者了解《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的撰写背景、学界反响以及他的回应等方面的情况，该册还有若干附录。附录一是英国学者富勒策(Sir James George Frazer)所著、苏秉琦翻译的《洪水故事的起源》，附录此文的是：“徐先生以其与所作关于中国古史问题的一篇论文——洪水解，互相参证发明之处甚多，特嘱先节译其首末两节，至于其中叙述各地各种洪水故事各节容后补成之。”[1]353通过阅读该文，可以探寻徐旭生关于古史传说的部分思想来源。附录二是竺可桢的《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因为作者“想救出来尧典上所记的材料，就想到天文上的现象可以说是恒定的；现代天文学的进步可以说已经达到相当的精确的程度。我们如果能用现代天文学的精确知识证明尧典上所载的天文现象实在非四千年前不能有，那岂不是已经可以证明这种传说虽是登简策的时期相当地晚，它自身却是很古老的和可靠的传说”？“又过两三年后，才读到科学上所载，专家竺可桢先生所著的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一文，欢喜赞叹，感未曾有！以为必须如此才能配得上说是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1]408-409正是因为他通过星宿的猜想与竺可桢的科学论文相一致，更加印证了他推断的合理性，所以特意将该文附于文后，以证明自己论述的合理性。附录三是《读山海经札记》，徐旭生认为：“因古书本自无多，此书为绝非伪作古书之一。”“今已知其多次补掇，即可无疑。且其中所保存未受系统化之古代传说甚多，至可宝贵。”[1]393此篇亦是徐旭生对古史传说的思考，因此也附录于后。附录四为《一九四三年初版叙言》，因新中国成立后的叙言已经过修改，将最初初版的叙言附录于后，能看出徐旭生撰写该文最初的想法，也能反映他学术思想演变的脉络。附录五是《关于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书评答赵光贤、王钟翰梁先生》，“因为在科学里面，尤其在人文科学里面，想得一个总结论，是很难的事情”[1]432，他通过回复赵、王二人提出的问题，意在推动古史传说的进一步研究。附录六是《试论传说材料的整理与传说时代的研究》，该文发表于北平研究院主办的《史学集刊》第5期，是关于徐旭生如何对待传说材料整理和分类的方法和意见，他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正是基于这种对文献的整理和分类方法撰写而成。附录七是《应该怎样正确地处理传说时代的史料》，发表于《人民日报》1956年12月19日第7版。附录八是《漫谈古代传说》，原载于《光明日报》1961年3月4日第2、3版。附录九是《我国传说时代与考古方面所得材料的关系》，该文为徐旭生1962年11月19日在湖南师范学院的讲演稿。《徐旭生文集》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后附录了9篇关于徐旭生古史传说的文章，全面系统地呈现了他古史传说的材料来源、材料整理方法、撰写古史传说的背景和缘由、回复其他学者质疑等材料，为深入研究徐旭生的古史思想提供了较为全面的素材和资料。

《徐旭生文集》第二册题为“猛进时评”。《猛进》周刊是1925年徐旭生、李宗侗创办的政论性刊物，主要目的是为了抨击时势，揭露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猛进》与当时的《语丝》和《现代评论》虽风格不同，但同为知识分子批评时政的三大刊物之一。《猛进》周刊从1925年3月创刊至1926年“三·一八”事件后被迫停刊，前后共一年的时间。《猛进》周刊最初的主编是徐旭生，后从第27期起主编由李宗侗接任。《徐旭生文集》收录了他发表于《猛进》周刊上的80篇文章。这些时评包括《难道说这样就是革命的平民政府么？》《我国谈政治者必须认清的几件事》《自卫团与新国民军的组织》《国人对于此次上海工学界大风潮所应取底态度》《国人对于英日惨杀同胞案所急应该知道底两件事》《答鲁迅先生》等文章。这些文章反映了徐旭生虽作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但密切关注时局，心系国事的精神气概。鲁迅曾经常给《猛进》周刊投稿，徐旭生也以公开的方式发表回复他的信函，共同的理想信念也让二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孙郁先生在《古道西风》一文中评述道：“《猛进》几乎和《语丝》前后诞生，风格不同，思想却是锐利的。有的文章甚至比《语丝》更具有爆发力，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论坛。就当时讨论问题的特点而言，与鲁迅等人实在是相近的。青年时代的徐炳昶热力四溅，在北大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其实按那时的学问程度，他本可以成为很好的哲学教授，在学理上有自己的独特建树。但偏偏愿干预现实，喜欢写一些时评的文字，看《猛进》上的文章，抨击当局者为数不少，见解常常在别人之上。比如攻击段祺瑞政府的杂感，讽刺章士钊、陈西滢、杨荫瑜的短章，几乎与鲁迅相同。难怪鲁迅的一些杂感也发表于《猛进》，他在这位主编身上看到的是绅士阶级没有的东西。”[2]可见，徐旭生和鲁迅意气相投，同为那个时代激进的知识分子。

第三册、第四册是徐旭生撰写的学术论文，内容涉及哲学、教育学、史学、考古学、中西文化研究等领域。《徐旭生文集》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其经历息息相关，清晰凸显了他一生学术研究的脉络和各阶段的研究成果。徐旭生早年从事哲学研究，在法国巴黎留学也是学习哲学，回国后出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这一阶段，他主要撰写的论文是哲学论文，如《论Ethics应译为道德学》(原文刊于《哲学》1922年第4期)，《王船山的道德进化论》(原文刊于《哲学》1922年第5期)，《科学与玄学》(原文刊于《哲学》1926年第9期)等。1928年他结束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发表了写于1927年7月考察途中的《斯文赫定先生小传》(原文刊于《地学杂志》1929年第1、2期合刊)，对中瑞西北考察团外国团长的生平做了简要介绍。另还有《阻卜非鞑靼辨》(原文刊于《女师大学术季刊》1930年第1卷第1期)，这也是考察途中参考了《辽史》《金史》等传统文献，并结合考察所得，对王国维“鞑靼即阻卜论”的观点提出的质疑。他主持北平女子师范学院期间，主要发表了教育学的论文，如《教育原罪(一至六)》(分别刊发在《独立评论》1932年第25、27、30号，1933年第33、34、37、38号上)的系列论文。从1933年开始，徐旭生赴陕西考古调查后，他发表的主要是关于陕西考古调查的报告和对考古学意义的认识等论文，如与常惠合著的《陕西调查古迹报告》(原文刊于《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1933年第4卷第6期)，《关于西北考古的谈话及对考古意义之解释》(原文刊于容媛编：《陕西考古会之工作进行与戴院长之反对发掘古墓》，《燕京学报》1934年第15期)。抗战及抗战胜利后，他主要从事古史研究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除发表著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外，还有《班殷铭跋书后》(原文刊于《史学集刊》1944年第4期)，《论封建势力》(原文刊于《正报》1945年4月21、22日)，《“快”的文化与“慢”的文化》(原文刊于《正论》1948年第11期)等论文。新中国成立后，徐旭生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的研究员，于1959年主持调查了“夏墟”，发表了考古学报告和考古学理论方面的著作，如《从批评科学历史材料谈到处理我国古史材料方法》(原文刊于《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9期)，《培养考古干部，加强考古工作，开展历史研究》(原文刊于《光明日报》(增刊)1951年6月9日第5版)，《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原文刊于《考古》1959年第11期)。

第五至七册是徐旭生的译著，其中第五至六册是《欧洲哲学史》。其作者是法国的威伯尔，全书分为三卷，第一卷是希腊哲学，第二卷是中世纪哲学，第三卷是近世哲学。徐旭生翻译此书的目的，是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时给学生提供一种参考书。翻译工作也因其他事务几经停顿，以致该书在1927年赴西北科学考察前仅付印一部分。1931年冬，辞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后，徐旭生将译稿全部整理完毕。1934年，译稿由朴社印出。译著保存了原著引用的希腊、拉丁原文和注中所引用的书目，这使排印校改增加了难度，读者也并不太感兴趣，但徐旭生认为仍有必要保存这些部分。他的解释是，“一种文字里面所用底词汇，虽大约可翻为他种文字，而抽象科学里面的词汇，尤其是哲学里面的词汇，一部分几乎无法翻译”，“因为虽说可以把普通的意思，勉强翻译，而它在字源上与其他各字之关系，与思想演变的时候，它跟着所受底变化，却完全无从翻译出。并且，无论什么样精深的思想家，说他的思想完全不受他所用底词的内部互相关联的影响，却是不可能的。所以想研究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必须知道他那些主要观念的原文，他们与他词的关系，他们所受底变化各种，才可以明白他那些思想的如何发展”[3]。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徐旭生在翻译中更注意史料来源、注重尊重原著的思想。

第七册是译著《你往何处去》《马兰公主》。《你往何处去》的作者Henrik Sienkiewicz是当时波兰著名的著作家，该书也是作者最有名的著作。书中的人和事都是真实的事实，作者以“你往何处去”这个故事，描写了希腊罗马文明衰退时期的社会状况和基督教的真精神。《马兰公主》的作者是比国梅德林，《Oedipe Roi》的作者是Sophocles。值得一提的是，徐旭生在这几本译著中坚持采用直译的原则，目的就是保持原著的“神气”。

第八至十二册包括徐旭生的日记和其子徐桂伦撰写的《徐旭生传略》。徐旭生已出版的日记有两册，一册是《徐旭生西游日记》，时间从1927年开始至1928年底结束，主要记录的是徐旭生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经过。这本日记刊印后，在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傅斯年对徐旭生的此次西北考察予以高度评价：“徐旭生先生渡漠考古于当代，将来必于中国古史之发达有弘伟之贡献。如愿借敝所工作之机会，训练成充分使用近代考古学方法之人，敝所自当欢迎。”[4]另一册日记是《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从1933年徐旭生赴陕西考古调查开始到1936年止，主要记录的是徐旭生在陕西调查和考古的经历，为研究徐旭生的考古实践、陕西考古会的组建和考古实践等提供了直接材料。有的学者甚至以该日记为基础，考察了陕西考古会的组建经过以及考古成绩[5]。

徐旭生的日记并不局限于这两个阶段，他的日记跨越时间长，从青年时期开始一直到老年，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出版。《徐旭生文集》刊载了保存下来全部的徐旭生日记，在此前已出版的日记的基础上，增加了1910年至1917年、1938年至1948年3月、1954年1月至1966年8月的日记。这些日记并不连贯，有的缺几个月，如1946年缺少3月至8月的日记；有的缺几年的日记，如缺少1948年4月至1953年的日记。尽管如此，《徐旭生文集》将保存下来的徐旭生日记都涵盖在内，已大致能勾勒徐旭生一生的主要经历，成为研究徐旭生学术的重要参考资料。

《徐旭生文集》第十二册还包括徐旭生之子徐桂伦撰写的《徐旭生传略》。他从徐旭生的人生态度、赴西北考察、从事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主持北平师范大学的经过及教育思想、考古及中国古史研究的成就、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深切的平民情结、高尚的品格等方面对徐旭生的一生进行了概括。

二、《徐旭生文集》的史学价值

徐旭生一生经历丰富，著述极多，是从中国学术转型和实践中走出来的考古学家，对中国考古学界具有重要的学术引领和指导作用。但学界对徐旭生的研究与他的学术贡献和学术地位远不匹配，自然有其更为深层的政治和学术缘由，但与学者的挖掘深度不够也有一定关系。《徐旭生文集》的出版，必将加深对徐旭生学术思想的研究，为中国学术史的发展增添新的素材，丰富中国学术发展的面相。徐旭生的学术成就，涉及各个研究领域，鉴于徐旭生的主要学术兴趣和成绩集中于史学与考古领域，笔者主要从史学领域简要梳理该文集对学术研究的贡献。

(一)有利于完整展现徐旭生的学术经历

《徐旭生文集》首次出版了他全部留存的日记，包括1910—1917年、1936年以后在北平研究院和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日记。通过这些日记，能更清晰地了解徐旭生的个人学术经历。如徐旭生曾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序言里说，他从小就爱读书，除《续资治通鉴长编》外并未提及具体的史学书籍，徐旭生早年的日记记录了他的日常生活和阅读，对于理解他的思想形成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他早年的思想经历也为后来的实践打下了基础。透过日记，可发现西北科学考察的动机其实早就有迹可循，并非是“住在北京甚闷，也想跟着出去玩玩”的心态，而是有其长久的思想渊源。早在1910年，徐旭生在京师译学馆读书时就从法文报上获知“有欧西考古学会在中国西疆土中发见两汉时所藏策书，有古本《易经》、卜筮、医药之书多简”，由是他发出感慨：“中国古物，几尽为泰西人将去，曷胜惋惜。且非西报言之，而吾人竟无所知，何也？”[6]可见，他赴西北科学考察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惋惜西人掳走中国古物长期以来累积于心中的自然喷发。由此而知，为保存国家古物不受外国掠夺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原因之一。

《徐旭生文集》的出版还有利于全面了解抗战时期他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所做的贡献。徐旭生一生付诸心血最多的学术机构是北平研究院，他人生的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也是在此完成的，考察他对北平研究院的贡献对理解徐旭生的学术成就及加深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所)的研究有重要的学术意义。1938年底，徐旭生抵达昆明后，继续在史学研究所工作。1939年史学研究所历史组主任顾颉刚离开昆明后，史学研究所的主要领导事务由徐旭生一人承担。《徐旭生文集》中的材料提供了他在史学研究所工作的更多情况。首先，他拒绝其他邀请，一直坚守史学研究所。1941年12月14日，徐旭生在日记中记载：“师贤言中政校拟设一研究部，请海内著名学者担任研究员。正薪六百元，连津贴可过千元。彼友人为此研究部总干事，希望余能往担任一席，托彼征求余同意。余答言钱虽较多，但余不愿脱离北平院。且国家对此原来学术机关，留之不死不活之状况，而多创设新机关，高薪拉人，以拆旧机关之台，殊非善策。又余身体与昆明气候较重庆为相宜，故不愿来。”[7]1235-1236诸如此类邀约，徐旭生都婉言拒绝，坚持留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其次，他为史学研究所聘任人员、竭力解决人员困难。1942年1月16日，徐旭生拟邀请向达来史学研究所工作：“访觉明，与之谈来院工作事。彼亦意肯，但需与锡予一谈。”[7]1243后虽向达因故未来，但徐氏为史学研究所延揽人才的事件还不止此，可见他为北平研究院发展的不懈付出。再次，他尽量创造条件促进史学研究所发展。1939年，北平研究院聘请韩儒林入史学研究所工作，后因顾颉刚又介绍其进入华西大学任教，由此造成徐旭生和顾颉刚的交谊破裂，以前只从顾颉刚的日记中了解此事，缺少徐旭生对此事的态度，《徐旭生文集》的出版，能清晰看出徐旭生为挽留韩儒林所做的努力，除替他向李书华申请增加薪水外，还借钱给他解决生活问题，对他极为照顾。同时，他对顾颉刚的非常愤怒：“一单欠彼三百余元！余与顾颉刚有何关系？顾欠人钱，与余何干？三百余元为通俗社账，余虽任该社副社长，而款项皆由顾氏经手，与余亦无干。顾氏为人，急功利，喜夸诈；有善则拉归己，有不便则推归人。此又不知为彼所掉之何种枪花着！余将来或须与彼见于公堂，也很难说！既比匪，自有伤！奈何！奈何！”[7]1148在《徐旭生文集》未刊发时，这些史事无从获取，只能从他人的记载中获取只言片语。《徐旭生文集》的出版，为研究徐旭生和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提供了直接的材料，弥补了徐旭生和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开展这一阶段研究材料不足的缺陷。

(二)有利于认识徐旭生考古学实践和理论

徐旭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从在北大参加考古学会开始到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从事豫西“夏墟”等地的发掘，考古学经历贯穿其一生。《徐旭生文集》中汇集了徐旭生的考古日记、调查发掘报告及考古学理论和思想的内容，为考察徐旭生考古学成就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考古学的实践过程中，他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考古学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徐旭生对考古学的意义和价值就有了自己的看法，他非常痛惜我国古代文物，“一半为外国金钱所收买，一半为国人所破坏”，以致我国的学者在学术研究中所需的本国参考材料，还要依赖外国的博物馆。同时他指出：“考古家欲知古代历史，亦并不需要知民族英雄或帝王国相等之遗迹；所要明了者即古代生活状况及古代历史之真实情形。”徐旭生一直坚持将文献记载与考古学资料相结合来考察中国的古史，他的这一思想甚至对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同人也有重要影响。在《徐旭生文集》里，他认为文献资料主要是记录统治阶级社会的事迹，考古能发现劳动人民的文献与考古相结合的材料：“不惟中国，就在世界任何国家内，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典籍全是出现于阶级社会的……他们所注意的是统治阶级的活动状况，至于被统治的阶级，广大民众，他们觉得他们不过是些被保护的‘阿斗’‘小人之德草’，草随风倒，不值得注意。”“所以世界各国虽保存有极丰富(的)关于历史的典籍，不过这些仅可备为真正编纂历史时的资料，至于真正记录人民的著作还有待于世界各国历史工作者的持久努力。历史资料主要来源之一固有赖于文献的记录，而另外一个主要来源也就是地上与地下的物质资料。”“今日考古学者最基础的认识——其实也是一切科学工作者最基础的认识——是认识劳动大众是推动社会前进的真正发动力，凡对于他们生活有关的遗物或遗迹，即使只是一点一滴，也绝不能忽视……考古学对于将来真正人民历史的编纂有极大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时代的不同，它对历史服务性质也有差异。”[8]427-429这些思想，既是徐旭生从考古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又具有中国现代考古学的重要特色，甚至形塑了百年来中国考古学思想的雏形。

(三)有利于认识徐旭生的史料观

徐旭生早年即阅读《通鉴考异》等著作，初步接受对史料进行考证和辨伪的知识。赴法国留学后，又阅读当时在西方和中国颇为流行的《史学原论》，服膺斯诺博司和朗格诺瓦的史料考证学思想，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史料观。

首先，徐旭生重视史料的价值。在早期材料和晚期材料的关系上，早期材料比晚期材料有价值，晚期材料虽可能出现的次数多，但或许出自同一来源。他指出：“我们今日想用金石来考证史事，不能不注意到两点：第一，必须与典籍相联络，而典籍中间尤必须将早期的和晚期的分辨清楚。这并不是说，早期的就没有错误，如同宋板的书也可以有很多错误地方一样。可是尽管也有错误，它自有的真正价值并不为之减少。因为以后的错误很多是从它的错误里面而错误下去。如果晚期的材料同早期的冲突，止要我们还没有找出早期材料错误的真正原因，我们就没有理由判断它不如晚期的材料。换句话说，尽管大家对它不同意，而对于它的错误还未能说明或证实的时候，尽少说，这问题还没有解决的希望。并且晚出的材料，即使许多书上完全相合，却并不能依多数的理由，就判断同它们不合的一件早期材料为错误，因为这多数的相合，满许是由自同一来源，或是受同一著作的影响。”[8]336徐旭生还赞成近代学者重视一手材料：“故近人治史，首注意于史料之来源，而犹汲汲于所谓第一手史料。盖此类史料讹误较少，绝非经过多手、生吞活剥之粗制品可比。”[8]342

其次，徐旭生根据史料的真实性和价值高低将史料划分等级。他将诗、书(前五篇除外)、周易之卦爻辞、左传、国语、逸周书、论语、墨子、孟子、庄子内篇、古本竹书纪年等书列为第一等材料；尚书的前五篇列为第二等材料；西汉人写的著作列为第三等。这种划分材料的做法在当时尚属首次，被时人赞为“不可谓不谨严有法者”[9]。

再次，徐旭生曾留学法国，他对国外史料有一定程度了解，主张史家应利用中西史料互相参考。1942年3月，徐旭生阅读了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和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大纲》，“此二日之翻阅，对于鸦片战争始较清楚。因旧日记载，对与西洋事不甚了了，对于西洋史料未能利用。近人之能读西书者，又或一知半解，为英人所蒙蔽，对于我国史料，又或忽略。郭氏此书，搜采史料，中西二方均尚丰富，实属一有用之书”[7]1261。正是郭延以兼采中西史料，徐氏大为赞赏、推崇备至。

此外，徐旭生主张引用文献必须忠实原文、史实要阙疑、史料要注意详略与采择、按照史料的真实性和学术价值进行分类等，这对于考察徐旭生的史料学思想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四)有利于研究徐旭生的多元古史观

《徐旭生文集》收入了代表徐旭生多元古史观的论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这有利于考察徐旭生的古史观。《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从1939年开始写作，1941年完成初稿，1943年由中华文化服务社首次出版，抗战胜利后又印刷了第二版。因昆明资料限制，徐旭生在撰述该书时很多史料是从他书转引的，未能查对原文，难免存在一些错误。新中国成立后，应学界的请求，徐旭生对该书进行修改后于1960年由科学出版社再版，此后又有多个出版社再版。《徐旭生文集》则是在1985年版的基础上整理出版的，也是徐旭生经过多次修改后的版本，是他对古史研究思考最为成熟的版本。

民国时期，蒙文通、傅斯年和徐旭生都撰写了关于多元古史观的论著，1927年出版了蒙文通的《古史甄微》，1933年出版了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他们和徐旭生都认为中国古史形成有着多元发展的路径，是古史多元观的三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古史起源是探究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课题，这是研究上古史的学者绕不开的问题，而且该课题在现阶段尤其受到重视。徐旭生撰写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系统阐述了他的古史观，该书奠定了他在上古史研究中的学术地位。他认为中国古代存在着三个集团，分别是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南蛮集团。西北的华夏集团原本分为黄帝、炎帝两大支：黄帝支居北，炎帝支居南，东方又有混合华夏、东夷两集团文化的高阳氏、有虞氏和商人。在南方有出自北方的华夏集团，一部分深入南方、与苗蛮集团发生深度关系的祝融等氏族。这三个集团相遇之后，开始互相争斗、互相同化，最后才逐渐融合形成汉族。

抗战时期，徐旭生内迁至昆明后，因田野考古发掘停止，他只能阅读古书，从事古史研究。徐旭生这段时期的日记记载了他查阅古书的时间、书名，查阅古书的体会等方面的内容。在阅读《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时，可以和徐旭生撰写该书的日记一起参稽互证，这样有利于深化对该书撰写层面的理解。学界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徐旭生古史起源的三集团论借鉴了蒙文通的观点，只是在他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变化，但徐旭生对此予以否定。《徐旭生文集》中新刊布的这一时期的徐旭生日记，可以印证徐旭生自己的说法。徐旭生在日记中记载了他是在古史传说将要撰写完后才获悉蒙文通、傅斯年已有关于多元古史观的论著，才开始阅读这两人的著作。而且，蒙文通的著作虽然出版最早，但在当时的影响较小，徐旭生从1927年开始就分别从事西北科学考察，担任北平女子师范学院的院长，后又赴陕西从事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并未涉及古史研究领域，他对蒙氏著作不了解也有可能。因此，徐氏受蒙氏观点影响一说值得商榷，他完全有可能通过仔细爬梳古史传说材料进而从中总结出的自己的观点，至于与蒙文通的观点有共同之处，有可能是当时不约而同的研究成果。

(五)有利于考察徐旭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学者的学术路径和风格发生很大改变，由民国时期的考证学研究转向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学研究，大多数学者在转变过程中都经历了艰难的转型和适应。为追随形势发展，他们大多从头开始学习和接受马列主义。然而，这些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接触，也并非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的，他们很多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并承认其中的某些合理性。抗战时期，延安和重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两个阵地，史学家不仅从史学作品了解马克思主义，人员上也有交集。抗战时期，徐旭生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接触唯物主义。1943年1月19日，徐旭生阅读日本人佐野袈裟美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中国历史教程》：“研究历史者必须由其所研究部分之自身，一点一滴地抽出其规律，始可谓真正的规律。”“马克斯(思)诸人处十九世纪西洋学术昌明之际，以其极敏锐的眼光，对于西洋社会中之一极重要现象——经济——作分析，实可谓惊人之大发现。”[7]1300-1301同日，徐旭生还翻阅了《资本论》，表示“因余个人之抽象能力不高，读其第一卷时，殊感困难”[7]1301。1944年11月12至14日、16、17日，徐旭生这几天连续翻阅《列宁生平事业简史》[7]1387。通过不断的阅读中西方史学著作，徐旭生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观点思考中国社会状况，他11月20日记载：“夜中未寐，忽悟中国春秋时，工商业尚未发达。战国时虽渐发达，而重本抑末之学说已兴。儒法道各家学说虽不同，而对此点则无大异。欧洲之氏族共产、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各经济阶段并非继续进展。在希腊罗马时代之奴隶经济、工商业已相当发达，而中世纪之封建经济，则又返于农业，实为重新开始。我国远者难考，至周人以农人征服全国后，己身并未脱离生产，其工商业虽具，殊不发达，故在我国，奴隶经济阶级并不备具。而专制君主阶段殊极延长。欧洲近代虽亦有此政治阶段，而时间过短，故其经济并未能发展为特别阶段。此点为欧洲史与我国史大异处。重本轻末之学说虽沮抑工商业使其不得急速发展，而因此得保持社会之相当均衡，农人不至太穷，仍可滋养工商业，使其虽缓慢而仍可做连续之发展。且可避免社会之因不均而易于动摇。我国历史能特别延长，此其主因也。”[7]1388-13891945年4月17日，徐旭生说：“翻阅《河南农村调查》。知吾乡农村问题虽亦严重，而地主与佃户间问题，比东南各省尚较缓和，惟新兴都市之高利贷问题又颇尖锐，亦一小小之棘手问题耳。”[7]1413可见他开始思考五种经济形态发展、地主与佃户之间关系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注的问题。作为一个旧史家，徐旭生在抗战期间接触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并有自己的心得体会，这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提供了另一个生动的案例。

三、不足与建议

徐旭生一生著述宏富，《徐旭生文集》虽已尽量搜罗徐旭生的著作，但他的著作并不局限于《徐旭生文集》所刊载的这些内容，还有很多文章未收录进来，仍有遗漏。《徐旭生自传》简要概述了他一生的主要经历，能提供日记未曾记载的信息。如1937年抗战爆发后，徐旭生的日记有一段缺失，据他的自传记载“本意回乡组织民众，抵抗外侮，但因当局多掣肘，被迫离开南阳”。而且，他从考古转向历史研究的原因是“抗战开始，经费艰难，不能继续发掘，遂改研究历史”[10]。据笔者所查，诸如此类的著述还有很多，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一些直接与徐旭生著述背景相关的他人文章，应择其要者作为附录或引申文献收入，以便于读者更全面地理解其著作的背景环境。例如，徐旭生赴陕西考古后，戴季陶发电指斥考古发掘为“自伤其祖先之德”“破弃民族历史，毁灭民族精神”，建议“一切公然发墓取物者，无论何种理由，一律依刑律专条严办”[11]。戴季陶的言论引起学界的极大不满，蔡元培、傅斯年等人纷纷撰文批驳，徐旭生即是在此背景下撰写了《徐炳昶氏对考古意义之解释》。如能将《戴传贤电》《蔡元培覆函》等电函附录在此文后，更能全面考察徐旭生对考古学意义解释的写作缘由。

徐旭生对国家有浩然正气、充满强烈的家国情怀，对他人宽厚仁善、乐于助人；兴趣广博、综览古今中外著作；吃苦耐劳、对学术和科研孜孜以求。徐旭生是他人眼中的“谦谦君子”，他的学问人生既能从其作品中显示，也能从他的交往书信中体现。与他交往的人事众多，他的来往书信也数量庞大。如能搜集徐旭生的来往书信，则更能全面体现他的学术和人品。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就存有徐旭生与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的来信，与他交往的友人学生中也应有部分信件。如能一一搜集，必能进一步加深对徐旭生及民国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