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第批评：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独特形式

方 志 红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因批评家的不断创新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批评形式，品第、流别、选本、摘句、指瑕、论诗诗、诗话、评点等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形式的丰富与多样，它们广泛用于诗、文、小说、戏曲等不同文体的文学批评，甚至用于艺术评论。品第批评是较早形成的传统文艺批评的独特形式，在南朝时期极为流行，钟嵘《诗品》中首用，至明清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一

品第批评是齐梁时期一种极为流行的文艺批评形式，它遍涉诗、书、画、棋、曲等领域，是一种兼有品评和等第两种内涵的批评形式[1]。一方面，它通过设置一定的品级，如上、中、下品或神、妙、能、逸品等，以细致的比较，判明对象的高下等级，以显示优劣；另一方面，品第作为一种具有品评性质的评论形式，在具体批评中，往往在批评主体体验、感受的基础上，通过仔细品味，就对象的整体风貌作出印象式的评价，批评话语或一词见义，简明概括；或多用比喻，形象生动，形成中国诗学的诗性特征。

品第批评在中国文艺批评史上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以齐梁时的谢赫、钟嵘等为代表的品级式品第批评；二是以唐代的李嗣真、张怀瓘等为代表的品目式品第批评。

南朝梁代的钟嵘在他专门的诗歌批评著作《诗品》中最早使用品第批评。钟嵘依据他“展义骋情”“自然英旨”的诗歌审美标准，把自汉至梁120余位五言诗人分列上、中、下三品以显优劣。如上品有李陵、班姬、曹植等，中品有秦嘉、徐淑、曹丕、嵇康、张华等，下品有班固、郦炎、赵壹、曹操等。对入品诗人，钟嵘从其源出、风格、成就、不足、影响乃至名篇秀句、身世逸闻、人品德行多方面作出品评，或一人一评，或几人合评，语言警策凝练，鲜明生动。如评曹植：“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2]97这种品级式品第，在南朝齐梁间很是流行，不仅诗歌领域，书法、绘画、围棋等艺术部门也都普遍采用：南齐谢赫著有《画品》，梁庾肩吾有《书品》，历齐梁两代的沈约有《棋品》，梁代柳恽也有《棋品》。

齐梁文艺批评中盛行品第批评有内外两方面原因。中国古代品第人物的文化传统是文艺品第批评产生的外在原因。品第的文艺评论方法是由品第的人物品藻方法发展而来的。正如宗白华所言：“中国艺术和文学批评的名著，谢赫的《画品》，袁昂、庾肩吾的《书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都产生在这热闹的品藻人物的空气中。”[3]210人物品藻或鉴赏，是中国古代常见的文化现象。它始自上古，在汉魏六朝最为繁盛。人物品藻中，经常的做法是把所品人物按其才智、德行等的高低分出等级。颜师古在《汉书·扬雄传》中“称述品藻”下注称：“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质。”也就是说，“品藻”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等差其品级；二是评鉴其“文质”。等差人物品级就是人物品第，这一做法最早在春秋时期，孔子《论语》中就常把人分为上人(上智)、中人、下人(下愚)三个等级。至汉代班固《汉书·古今人表》把上自伏羲，下终陈胜、吴广的历史人物约2000人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又分上、中、下三格，以此体例加以品第。魏曹丕时，品第人物的方法为政治所用，形成“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在各州、郡设“中正”官职专门品第人物，“中正”由有社会威望的人充当，把管辖区内士人依据其品行，定为上上至下下九品，作为吏部选用的标准。从孔子三等论人，到曹魏九品取士，三等九品品第士人在汉魏逐渐成为一种政治要求和社会时尚，直到齐梁间仍很普遍。可见，中国古代品第人物的风尚始终贯穿于整个六朝的政治文化生活中，文艺领域就是受这一风尚的影响而产生品第艺术家、文学家的热潮，并逐渐形成品第的文艺评论形式的。钟嵘谈到《诗品》创作缘起时说：“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而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2]66显然，正是因为看到社会政治上九品论人多有不实，钟嵘才模仿九品论人的方法品第诗歌，以期公正评定诗歌等第。

文艺领域中采用品第的评论形式还是文艺创作与欣赏对新的批评方法的内在渴求。以诗歌为例，从创作上看，汉末魏初，由于曹操父子对诗歌的爱好和提倡，文士们纷纷进行诗歌创作，产生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单就五言诗来说，钟嵘《诗品序》中指出当时五言诗的创作盛况是：“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祯、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2]17刘勰也指出：“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4]66诗歌创作从汉末到齐梁一直是士人们最喜好的文学活动，“词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但创作的成绩如何呢？“庸音杂体，各各为容”“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2]54。诗歌创作数量繁多又良莠不齐的现象，呼吁批评家剪除芜杂，挑选精华，规范审美，为新的创作提供模范。而当时诗歌批评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犯，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2]62也就是说，在当时士人们的文艺沙龙中，经常以个人好恶随意评价，没有任何统一的标准或者根本就不显优劣：

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执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不显优劣。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张隐《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2]186

从陆机《文赋》到张隐《文士传》这些六朝的主要文论著作都不曾品第作家创作成就的高下。文学创作繁多芜杂，文学批评又以个人好恶随意评价，这些都无益于文学的创作和欣赏，品第批评的产生势在必然。正是这内外两方面原因导致了六朝品第批评形式在诗、书、画等文艺领域的广泛使用。

综观齐梁品第批评形式，因为它直接与当时人物品第的社会风气相生相息，所以往往直接采用人物品第的体例，依一定的标准把所评作家作品作三、六、九等划分，对其创作风格、特点、成就等作出评价，既显示特色又见出优劣。

二

“品第”的文艺评论形式产生后，很快受到文艺界的瞩目，赞扬和批评的都有。但更多的是指责品第的失当，这从清代王士祯的论析中可以集中看出来：

嵘以三品诠叙作者，自譬诸九品论人，七略裁士。乃以刘桢与陈思并称，以为文章之圣。夫桢之视植，岂但斥鼹之与鲲鹏？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桢与王粲反居上品。他如上品之陆机、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刘琨、郭璞、陶潜、鲍照、谢朓、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干、谢庄、王融、帛道酋、汤蕙休，宜在中品。而位置颠错，黑白淆讹，千秋定论，谓之何哉？建安七子，伟长实胜公干，而嵘讥其以莛扣钟，乖反弥盛。[5]

自南朝陈以来对品第批评的褒贬不一使后来的批评家采取了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完全抛弃。如陈代姚最的《续画品》，虽然是谢赫《画品》的续篇，但并不采用品第形式，而仅只对所选画家进行评论。司空图、严羽等诗歌批评家则另辟蹊径，转而采用风格批评法，不再划分诗人等级。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将诗歌的风格划分为雄浑、冲淡、纤浓、沉着等二十四品。另一种态度是坚持使用等级批评，同时思变通，创造新的、更合理的品第形式。这种创变主要出现在唐宋的书、画领域。最早是唐代李嗣真的《书后品》，在九品之外提出了逸品作为最高品级，位列上上品之上。至于什么是“逸品”，李嗣真并未给出明确的解释，只用“神合契匠，冥运天矩”来描绘，大约指的是书法的一种妙绝天工的最高境界。“逸品”的提出，为创造新的品第形式打开了思路，即可以不再简单笼统地分为三、六、九等，而是立出品目，并以之作为每一品的标准来选择入品对象，品目的排列顺序往往暗示着品级的高低。这种品目式品第批评克服了原来品级式等级划分中每一品无统一标准的弊病，使品第批评向更细致、更合理的方向发展。

电动汽车作为电力负荷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电力负荷变化的特点，把某省电网每日负荷按15分钟为一期，建立某周负荷曲线图，如图1所示。一周的负荷当中，每日峰荷、腰荷、谷荷时刻基本相同，每天的负荷基本按相同的规律波动，具有周期性的特点。

其后，唐代张怀瓘的《书断》中，首次把书法定为神、妙、能三品。在《序》中，张怀瓘论道：“书有十体源流，学有三品优劣。今叙其源流之异，著十赞一论；较其优劣之差，为神、妙、能三品。”《画品断》中，张怀瓘又列逸品。至此神、妙、能、逸这一新的品目式品第形式基本定型，与齐梁时首创的三、六、九等的等级式品第互相辉映，共同丰富完善了中国文艺品第批评。此后，品第批评就基本上采用三种形式。

一是品级式。即把品第对象分成三、六、九或更多的等级。如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在为从轩辕时起至唐会昌元年的画家共370人立传时除分九品外又列中品、下品共11品之多。

二是品目式。即以神、妙、能、逸、具、佳、精、自然等表示风格特征的词为品目，以其排列顺序寓示等级高低的批评方式。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提出自然、神、妙、精、谨细五品。

三是品目+品级式。即不仅用品目次序暗寓高低，还在每一品目中明显划分等级。如晚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把吴道子等唐代画家共120人分为神、妙、能、逸四个品级，除逸品外，每品再分上、中、下三个等格。

品第批评自唐宋发展完善后，一直广泛用于书、画领域，唐宋的诗文评中几乎不用品第批评。究其原因，大约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书画采用以等级优劣为主导的品评，是与书画以收藏和买卖为接受和流通的方式有关，是社会的一种必须。而文学则不存在这样的情况，所以少用品第批评。

文学中再次明确系统地采用品第批评是在明清的戏曲领域。明末吕天成《曲品》，第一次把唐代创变的新的品目式品第形式系统地用在戏曲批评上。《曲品》品第的是明代的传奇作家和作品，分上下两卷，上卷品“作旧传奇者及作新传奇者”，下卷品“各传奇”。在《曲品》中，吕天成分别采用了品级和品目两种品第形式。对新传奇作家及作品采用的是传统的三等九品法；对旧传奇作家及作品，则以神、妙、能、具为品目诠次品第。作家品第在上卷“旧传奇品”一项中，列为神品者为高则诚，妙品者为邵给谏、王雨舟2人，沈练川、姚静山二者入能品，李开先、沈寿卿、邱琼山3人入具品。吕天成按作家才情作了品级划分后，又认识到“传奇品定，颇费筹量。逐帙置品，不无褒贬。盖总出一人之手，时有工拙；统观一帙之中，间有短长”[6]160。也就是说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同一作品的不同章回都有优劣之别，所以在下卷中，吕天成又以“十要”为戏曲审美标准，对旧传奇作品作了神、妙、能、具的等级划分。神品的有高则诚《琵琶记》《拜月亭》2种，妙品的有《荆钗记》《苏武牧羊》《紫香囊》《赵氏孤儿》等6种，能品的有《白兔记》《杀狗劝夫》等11种，具品有李开先《宝剑记》、沈寿卿《娇红记》等9种。吕天成把书画领域中的品目式品第批评引入戏曲批评中，并分别对作家、作品进行了优劣高低的评论，从而丰富、完善了文学领域中的品第批评。其后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剧品》、高奕《古传奇品》都采用这样的品第批评形式。

自齐梁以品级式品第形式开品第批评之先河，到唐代又创品目式品第形式，品第的文艺评论方法就以一定的形式和体例固定下来。

三

第一，品第批评是一种具有强烈历史意识的批评。品第是对一定时期内的作家作品优劣的等级划分。批评家所选择的时期或是某一历史阶段，或以批评家的时代为下限，上溯至某一文艺现象发生的源头处，这就使我们能充分了解某一历史阶段的文艺现象的全貌，或捕捉到某一文艺现象的历史发展和大致走向。不仅如此，批评家对每一作家作品所定的品级也都是在时代的横向比较和历史的纵向比较中得出的结论，而在每一品中作家作品的排列顺序又遵循“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2]173的原则，这正是一种历史的眼光和胸怀。如钟嵘《诗品》对五言诗的品第是从这一诗体的产生开始追踪，直到他生活的梁代的发展状况都作了细致梳理，使我们不仅了解到五言诗的产生、发展状况和在各个阶段的特点——汉代的质朴、魏的风骨、西晋永嘉时的寡淡等等，而且同一时代作家作品的优劣、不同时代作家成就的高低也都一目了然，像曹魏的诸多诗人中，曹植、刘桢、王粲成就最高，位居上品；曹丕、何晏、应璩次之，在中品；曹操、曹睿、曹彪、徐幹复次，列下品。汉魏相比则曹植、李陵成就相当同列上品等等。这根本就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史书写方式。

一部文学史，既是作家作品演绎的历史，也是读者的接受史。对作家作品成就高低的精确定位，有利于文学史的科学化。阿拉伯文学史家伊本·萨拉姆的《名诗人的品级》，是对蒙昧时期和伊斯兰时期的80位著名诗人诗作分等级的评论，却“被认为是最古老的一部阿拉伯文学史著作”[7]431，这也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品第批评中所蕴含的文学史观念。可以说，古代的品第批评是一种隐形的文学史，而当代的文学史是一种隐形的排座次，哪位作家可以写进文学史，写多少页其实潜隐着文学史撰写者的品第意识。

第二，品第批评是一种整体性的批评。品第批评是从整体成就上为作家作品排座次，是从整体上概括描绘作家的才性、成就、风格，或者对一部作品的特点作总体印象式的评论。这种整体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一部作品的整体把握。对不同作品成就高低的品定，是就其多方面的成就——语言、题材、主题、结构等比较来说的，不是就其某一方面的成就来说。如《曲品》中把《荆钗记》列为妙品，评之曰“以真切之调，写真切之情。情文相生，最不易及”[6]167。就是通过对剧作的语言、情感、文采等的整体把握与比较后得出的等级认定。

二是对作家全部作品的整体把握。批评家要对作家的风格、成就做等级高低的划分，必须掌握作家的全部创作情况，然后从其全部创作中概括其总体上的风格特征。一位作家的创作不止一种，其风格也就可能复杂多样。鲁迅就指出陶渊明的诗作“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这种‘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8]422。钟嵘对陶渊明的评语是“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世叹其质直”“古今隐逸诗人之宗”[2]260等，就不是对陶渊明某一首诗的风格描绘，而是说其全部作品给人的主要方面的总体印象。

三是对作家的整体把握。批评家要想整体把握作家作品的风格和成就，必须对作家的生活有详细的了解，能体认作家的才、性、情等个性特征以及他的生活遭际，因为这些往往是形成作家风格的根本原因，孟子所谓“知人论世”，其意也在此。如《诗品》评李陵：“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2]88认为李陵的诗歌风格凄怨，原因是身为名门之后的李陵遭遇辛苦，又有特殊的才能。这里钟嵘就注意到了诗人的身世遭遇对其诗歌创作与风格的影响，这是钟嵘对诗歌批评的一大贡献。鲁迅曾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况，这才较为确凿。”[8]430钟嵘在使用品第进行诗歌批评时是顾及了作者全人及其全部作品的。

第三，品第批评是审美的批评。品第批评在钟嵘那里产生时，是受政治上九品论人的影响和启发，但钟嵘把它用于文学批评时，不是根据诗人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高低，而是着眼于诗人艺术成就的高低，文学批评上的品第批评，不是政治道德批评，而是审美的批评。

同时，品第的文艺批评产生于六朝注重审美的时代环境中。六朝是一个注重审美的时代，宇宙间的一切：天、地、人、文等的审美品格都被发现。文(文章)不再被看作是政治道德的工具，它自身的审美特征逐渐被人们认识到。曹丕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都是对各种文体自身的审美特征的独特认识。钟嵘《诗品》作为中国第一部专品诗歌的纯文学批评著作，也是从审美的角度，以艺术的、美学的标准来品第古今五言诗人诗作。如评左思“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至”[2]154，艺术性和思想性都达到很高的水准。所以左思虽出身贫寒，其作品仍位列上品。吕天成《曲品》在品高则诚时也说“关风教特在粗尔”，是说他品第戏曲是从审美而不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去进行。从审美上评价作家作品，比从道德伦理、政治教化上的评价无疑是根本性的进步，这也是文学批评自觉独立的表现。

第四，品第批评是一种直觉体悟的诗性批评。品第批评是从总体风貌上评价作家作品。批评家对作家作品总体风貌的把握，用的是一种东方式的直觉体悟以及精细的推敲比较，不是西方式的科学的解剖式的分析。从钟嵘《诗品》对诗人诗作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钟嵘常用极简练的词语或极生动形象的比喻表达他的审美直觉，显现出中国古代品第批评的诗性思维方式和话语表达方式。如评刘桢诗“壮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气过其文，雕润恨少”[2]110评陆机诗“才高辞赡，举体华美”[2]132；评范云诗“清便婉转，如流风回雪”；评丘迟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2]312。《曲品》中评陆采“湖海才豪，烟霞仙品”[6]53、评张凤翼“烈肠慕侠，雅志采真。汪洋挹叔度之波，轩爽孟公之座”[6]54等。罗宗强先生曾因此否定这种批评方法：

实原于印象式批评之结果，论高下其实并无一些可操作的硬性标准，而只是诗人诗作的一种鉴赏印象。此种鉴赏印象，既可随不同评论者之爱好不同而存在差异，亦可因同一评论者自身对于印象之把握能力而存在失误。一些诗人，何以列入某一品，并未列出充足理由，因此难免遭人非议。这种非议本身也说明要将诗歌史上的众多诗人分别准确地列入不同品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或者可以说，品第本身就是一种不可取的评论形式。[9]396

其实这种感受性印象式的批评表达背后有很大的理性分析的成分。对每一位作家作品印象的得出都不是“惊鸿一瞥”式的，而是全面把握对象，对对象深入体验、理解、分析后得出来的，所以很多评语、品第几乎成定论，长久地影响着历代读者。与此相比，阿拉伯古文论中的品第批评在语言表述上则多为说明性文字，偶尔会用一些比喻，如：

伊本·易斯哈格是这样一种人：他不能区分诗歌的真伪，给诗歌带来了混乱，带来了泡沫渣滓。[7]463

他是最伟大的演说家及修辞学家。我不知道学术界中有谁能排斥其功绩，或不喜欢他的诗。他的诗比风更柔和、比玻璃更明净、比甘泉更清冽爽口。(评价柏萨尔·本·布尔德)[7]483

中国古代诗文评的这种诗性的思维方式和话语表达方式，在中国文论为保持与西方文论的同步而进行的现代化进程中遭遇指责与抛弃。今天我们提出重塑中华文化自信，这一最具民族特色的思维方式和话语表达方式理应成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

综上，品第批评是一种独具东方民族特色的文艺评论形式。它以对一个时期内某一文艺现象发展的总体把握见长，通过精心筛选，仔细比较，切身体验品味，按金字塔结构为作家排出座次，使一个时期内文艺的历史发展脉络清晰，成就高低判然有别，体貌特征生动可感，并能剪除芜杂，为我们树立正确的审美观，有效指导文艺的欣赏与创作，使社会审美风尚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相对于当代“广告化”的文艺评论，品第批评更显其有效性和独特价值。当代的文艺创作纷繁芜杂，良莠不齐，更需要去芜存精，立其高美，需要有胆识、有才干的批评家的品第批评。绘画界已在呼吁当代画品(1)2002年第12期《美术观察》上冯原主持了题为“今天为什么没有人写‘画品’了”的讨论，刘龙庭撰写《关于画品及其他》，陈传席撰写《关于现代画品》，李永林、冯原撰写《关于“画品”与文化权力问题的通信》，讨论当代“画品”难以产生的原因并呼吁批评界进行当代“画品”的写作。，我们的文学评论界也正渴望着新的文品、诗品、小说品、电影品等巨著的再度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