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寒冷，又那么暖和

没有淹死的孩子们

我们都是没有淹死的孩子。

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只要到了夏天，我们的村庄就会淹死一个或者两个孩子。

这是宿命，太多的水，太多的孩子，贫穷的日子里，大人们忙着生计，孩子们就这样在水中浮沉，有些孩子沉下去了，再也没有浮上来。

我母亲带着我去看那个死去的孩子（他是我们的玩伴），我从人缝中挤到最中心看，他戴着令人羡慕的火车头帽子，穿着过年才穿的新棉袄躺在草席上，很多人在叽叽喳喳地说这个孩子的好话，我心里却惧怕极了，我母亲在陪人家流泪后警告我说，不要去河边，河里有水獭猫。

我不知道水獭猫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只知道一个又一个死去的孩子都是它拽到深水里淹死的。长大后才知道水獭仅仅像猫样小。

因为村庄四处环水，在我没有学会游水之前母亲是很不放心的。我的一个姐姐就是在六岁时淹死的。到了七岁，母亲就逼着脾气不好的父亲教我学游水。我父亲教我学游水的方式非常简单，他把我带到河心，然后把我扔到了水里，他认为我会在本能中学会游水，他说爷爷就这么教他的。可是我一直往下沉就是不划水。他等了一会儿，见势不妙只好亲自下河去捞，然后把淹得半死的我拖上来狠狠地打了一顿，然后再次把我扔到水里。

终于，在本能中我学会了扑通扑通的狗爬式。回到家中，父亲对母亲说，他不会被淹死了。

学会了游水的我们整天泡在水里，有时也像水鸟一样蹲在横生在水面的杨树上看不远处的一场好戏。我们本族的一位哥哥模仿我的父亲也教他的独生子学游水，他的独生宝贝在船离岸时就大呼小叫。伯伯，救命啊。婶娘，救命啊。哥哥，救命啊。

救命声高一声低一声，他越喊我们就越笑，大家都忘记了自己学游水时的笑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学了好几个夏天也没有学会游水，几乎每一个夏天都有这样一个有趣的风景。他喊着，我们笑着，笑声在水面上弹跳着。

辛苦了一上午的大人们在树荫下午睡，他们常常不理会这样的呼救，但有时也会睁开眼来，嘟哝一句，怎么，又杀猪了？然后再沉沉睡去，任凭这河面上的喜剧一年又一年的上演。

后来，那个独生宝贝没有成为被淹死的孩子，他学会了游水。

学会游水以后，没有淹死的孩子们就成了水里的黑蝌蚪，直至二十只指甲都生满了黄黄的水锈。没有了水的威胁，我们一起摸鱼、掏蟹或者偷瓜。

但由于整日待在水里，影响了许多活计的完成。忽左忽右的大人们会用柳条惩罚我们，老师们则会用晒太阳的方式惩罚我们。

每当暴力的惩罚来临，我们会对那些被淹死的孩子生出一些羡慕。

农家小酒

很多时候，我对于回忆那个四面环水的老家是有抵触情绪的。

贫穷，饥饿，争吵，甚至打架，几乎贯穿了平凡的每一天，除了正月初一的白天（也是为了图整一年的吉利和顺遂），很多人家的争吵和打架，是等不到正月初二的，有的是鸡毛蒜皮，更多的则是因为过年了，辛苦了一年的男人们有了某种特许和纵容，就贪喝了几杯酒，翘了尾巴，露了马脚。于是，男人闹醉，女人怒骂，成了随时随地上演的“小戏”。

过年时穷人家的酒还是有点下酒菜的，但是平时，下酒菜没有多少，夏天的下酒菜多是加了蒜瓣的炒蚕豆，如果有小鱼，当然更好。到了冬天，下酒菜仅仅剩下了萝卜干，也有人用黄豆换了豆腐百页下酒，更窘迫的人家，下酒菜干脆就是老咸菜了。

好在真正的酒徒不在意下酒菜，而在意酒。老家不产山芋酒，大多是大麦酒，稗子酒，口感最好的是大麦和碎米共同酿造的酒，大约四十多度，可能是酿造技术的问题，这些酒都有点“上头”。

酒一“上头”，就有故事了。像我父亲喝醉了酒，他闷头睡觉。我二哥喝醉了酒，只是嘿嘿地笑，仿佛吃了笑笑果。但大家族的伯伯叔叔哥哥们，则是另外的表情了。

比如一个年龄比我大很多，辈分比我小一辈的连保，他喝醉了酒就会脱光衣服，在村庄奔跑（我的小说《追逐》里写过这个场景）。下雨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光着身子奔跑。但一旦到了酒醒的时候，连保却是一个特别好的牛把式。还非常讲礼，见到幼小的我，依旧恭敬地叫我“三叔”。说到他醉酒的事，他会脸红。连保之所以如此脱衣奔跑，其实是他在大麦酒中泡了“醉仙桃”果，“醉仙桃”的学名叫曼陀罗，是有毒性的。连保之所以喝，是他有关节病。而关节疼，还是我们的村庄水汽太重了，醉酒男人的“戏”里，穷人家的苦涩。

如果说连保的醉酒是独角戏，那么余富的醉酒就是“二人转”了。余富和我平辈，我叫他哥哥。他比连保多一个本領，那就是识字。他曾在我的作业本封面上看到了我的名字，立即指责我写错了祖宗给的姓氏。

“不是广龙，而是厂龙！”

其实余富是对的。但是因为他太多醉酒的失态，我已失去了对他的信任。他只要喝酒，必定喝醉。喝醉了之后，一定追打他的老婆，也就是我的堂嫂爱娣子。余富的拳头是货真价实的，所以，酒多了的余富撸起袖子，嘴巴里开始骂骂咧咧的时候，就有人去通知爱娣子，余富又喝多了，必须立即藏起来。如果不藏的话，那么爱娣子必然会被他揍得鼻青眼肿。

醉酒的余富在一家一家寻找爱娣子的时候，就是一场大戏的开始。余富的身边跟着一群看热闹的小孩，每家门口守着一个不让余富进门寻找爱娣子的女人。余富骂骂咧咧，但寻找几家后，余富就失去了寻找的毅力，开始诬蔑爱娣子“偷男人”了。大声说，说得非常粗俗，非常难听，往往在这个时候，爱娣子就出现了，和醉酒的余富对骂。

余富哥哥和爱娣子一共生了六个子女，其中两个腿部有残疾。我们村庄的赤脚医生张先生说：“看看，这就是喝酒的坏处！喝酒伤害精子！”

张先生的科学并不能惊醒喜欢醉酒的人，因为村里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精子”。其实“精子”就是他们嘴中常常说的“骚㞞（song）”。村里的女人们，最讨厌男人们喝酒了，她们对于酒从来没有尊敬的意思，无论心情好与不好，统统把男人们喝的酒称之为“喝骚㞞”。

余富的故事就是这样了。但我一直记得他纠正我的话。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在输入法中寻找了一下姓氏的“厐”，果然是有的。印刷体中的“庞”字，是词组中的“庞”。而我们姓氏的“厐”，是酒徒余富说的“厐”。完全不同的字，但这么多年错误，也无法纠正了。

还有一件可以补充的酒事，就是为了考证当年穷人家的酒是什么类型，我特地打电话给还在老家的二哥。结婚很早的二哥今年七十一岁了，已有了七岁大的重孙，依旧整天笑呵呵的。他说余富早去世了。去年，他的弟弟余如的儿子，也就是余富的侄子，又出了一件令庞氏家族丢脸的事。

我没见过庞余如，当然也没见过他的儿子。二哥告诉我，当年因为穷，他们一家去了安徽安庆农场谋生，在本世纪初迁回了老家，没有发财，借了人家的空房住着，他很勤劳，也很老实，就是喝起酒来不是个人，去年秋天，这个余如的儿子，也就是我侄辈的人，五十多岁的男人，硬是把跟着他吃了半辈子苦的老婆打跑了。

“他天天跑到村委要老婆，”二哥说，“谁知道他老婆跑到哪里去了呢？不是绝望到底，是不可能一年都没消息的。”

我可以想象余如的儿子在村委要老婆的样子，因为在现实中确实有这样的人。农家小酒，几十年后，在那个四面环水的村庄里，酒还在喝着，也还在上演着多年前的故事。

榆树脾气

我一直没有说，不是我不敢说，而是我说了怕你们耻笑，我是榆树村的孩子。

这是我虚伪的开始，当我醒悟，我心中好像落了遍地的榆叶，这是春天啊，落了叶的榆树像是患了一场大病，头发都掉了。

还记得榆钱儿吗？一枚一枚榆钱儿像榆树的一片片羽毛似的，一棵想飞的榆树就长在我家的天井里，我的小名就叫榆钱儿，我是榆树最小的孩子，总喜欢和榆树说着悄悄话，或者就爬上榆树的脖子，看远方之远，那看不尽的平原，看不尽的苦难与幸福……

但是谁砍走了那棵榆树？

那是一个饥饿的年代，我吮吸着母亲干瘪的乳房，仍然大哭不止。父亲已经捋了榆钱儿、榆叶，还剥下榆皮煮熟了，白生生的榆身就露了出来，像是你身上的骨头——我渐渐地不哭了，抽泣着，吮吸着你身上渗出的榆树汁，清凉的芳香的榆树汁，我的生命之乳啊。直至多少年后，我流的汗都是榆树的清香，榆树型的生命是与大地有关，永不能背弃的。

但多么令人羞愧，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的汗水就失去了榆树汁的香味，慢慢地有了烟味，酒味，金钱的臭味……常常想回首看一看村中长得最高的榆树，那榆树之顶的一只喜鹊窝，但我看不见，戴上八百度厚如瓶底的镜片也看不见。

是谁，伐走了我的榆树？

我一直在怀念着冬天，冬天的榆树笨拙而勇敢地在天空中抓着什么——我常想，赤裸的榆树影多像是一个灵魂不屈的骨骼。

正是在这个冬天里，父亲花了一天的工夫搭成了一座榆木桥，母亲花了一夜工夫用榆树皮做成了榆木香;哥哥在用力劈着老榆根，我把榆树根掺在灶火中烧，火苗噼啪作响——锅中的水已经沸了……

怀念啊，多榆树的老家啊，老母亲总是听见喜鹊的叫声，想儿女们快要回来了吧。从榆树村出发的孩子，走过了榆树桥，沿着母亲点燃的榆木香和祝福走着，再也不回来了。

是谁，砍掉了那棵榆树？

那些失去了家的喜鹊还在一阵又阵地盘旋，鸣叫，直叫得我心痛。那系在榆树上的老牛呢，它如今已被卖给那个胖胖的屠夫了。还有榆树村，这丑陋的朴素的榆树村，如今也变了，变得让人不敢认了，榆树村，居然没有一棵榆树了。

这不是虚构，这是的的确确的，我们已经把榆树忘了，就像忘记了在乡下固执己见的老父亲，他教会了我们真诚、朴素、自足、勤劳——而我们却都鄙视他的沉默。

“……出门在外，榆树村的孩子，你的榆树脾气改了没有？”

这一问，我一下子明白了，我只是一枚被风和命运吹落在大地上的榆钱儿。

泥水中移栽，泥水中复活

我的老家是座芦苇荡环绕的村庄。春天会被油菜花照亮，夏季有荷花的清香，而到了小雪季，必然有“小雪”飞舞。

那是随着西北风飞舞的雪白芦絮。

这么多年过去了，芦苇荡一片一片地消失了，有的长满了水杉，有的变成了鱼塘，这几年鱼塘又慢慢变成了蟹塘，很多张牙舞爪的螃蟹们在里面爬来爬去，生气地吐着泡泡，像是在对着人类吐口水。它们肯定是在生气：过去每只螃蟹都是有洞穴为家的，现在谁也没地方做蟹洞了。

作为越冬植物的油菜花又是和小雪季节有关的。

因为小雪到了，在寒风中栽菜的日子又到了。必須要在收获过的稻田中挖出墒沟（油菜地的墒沟并不像麦地的墒沟那样深，能用于油菜地的灌溉之需就可以了），接着就是“打”出移栽油菜的小泥塘。而油菜苗早在二十天前就育好了，一棵一棵地用小铲锹移栽到小泥塘中。

西北风越刮越大，每个人的脸都是黑的。但必须坚持栽完——要抢在初霜之前让移栽的油菜们“醒棵”。这也是秋收之后最重的一种农活了，移栽完油菜，大家就可以直起腰杆喘口气了。

对于栽菜这项苦活计，我内心是有疑问的，为什么不直接把菜籽种到泥塘中呢？这样就不用移栽了。

父亲说，直接种的菜不发棵！

父亲又说，牛扣在桩上也是老！做农民还偷懒？

父亲对我的话很是不满意，为了不让他继续发火，我加快了栽菜的速度。但我的速度还是赶不上沉默不语的母亲。

栽下去的油菜苗到下午就蔫了，整个儿一块菜地几乎没一棵直立的。但父亲一点也不担心，到了晚上，一块油菜地栽完了，抽水机开始作业，将河里的水引到油菜地里，那些移栽过来的油菜们慢慢喝足了水。

到了第二天，每棵移栽过来的油菜都有一片或两片叶子竖了起来。到了第三天，所有的油菜都活了。

再后来，油菜们就拼命地长。一片两片叶，经历霜冻，经历真正的雪的覆盖，到了春天，越过冬天的它们都记得开花，就是大家看到的金灿灿的油菜花。

……

可要移栽到多少田亩才能停下来

把眼中的泪水拭净

或者把天边的积雨云推得更远——

已深陷在水洼里的

那不可一世的红色拖拉机

正在绝望地轰鸣着

扬起的泥点多像是我们浪费过的时光

这是我为那些年的油菜写的《移栽》。

这么多年过去了，只要我身边的朋友赞叹我老家的油菜多么美，我总是想起那些移栽后又复活的油菜，它们多像经历了一场苦难又终于站起来的乡亲。

四十年前的盛宴

俗话说：“小寒大寒，冻成一团。”

但最冷，还数把人彻底冻成狗的小寒节气。小寒几乎与“三九”重疊了。

“三九严寒何所惧”。我们单薄的身体又怎么可能何所惧呢？挤暖和需要吃饱饭（肚子里是咣当咣当的稀饭），晒太阳（西北风乱蹿的室外晒太阳也没用），装满粗糠和草木灰的铜脚炉还能给点力（但时间不会太长）。

最佳御寒的办法是给身体加油——多弄点吃的东西塞到胃子里。

但哪里有吃的呢？树上没吃的。野外没吃的。河里没吃的，河面已经封冻了。有一年，因为歉收，父亲规定，一天只吃两顿。

吃了两顿，就没力气出来和小伙伴们捉迷藏了，总是早早上了床。父亲还教育我们：“没钱打肉吃，睡觉养精神。”

睡觉是能养精神的，但饿着肚子的我，越躺越精神，一点也没睡意，耳朵竖得老长，像是一根天线，接收着屋外各种各样的声音，并从接收的声音中分辨出声音源头。许多奇怪的故事被我想象出来了，后来又消失了。我躺在向日葵秆搭成的床上，稻草在我的身上发出幸灾乐祸的声音，我从肚皮这边摸到了后背。

但有一年，也是“多收了三五斗”的一年，稻子丰收，整个冬天我们家都是一天三顿。小时候的冬天雪天多。丰收那年的三九严寒天也在下雪。父亲喜欢下雪，冬雪可利第二年的丰收。因为高兴，喜爱黏食的父亲建议煮一顿糯米菜饭！

虽然母亲对父亲这种败家子的决定有点微词，但她还是采纳了父亲的建议，洗菜，淘米，刮生姜皮（是父亲坚持要加生姜丁）。

这顿糯米菜饭是在父亲的指导下完成的，先炒青菜，再放糯米，慢火烧沸，闷一小会儿，再加一个稻草团，待这个稻草团烧完了，糯米饭的香味就把我紧紧地捆住了。真的是捆住了！

我忘记了很多挨冻的日子，也忘记了很多挨饿的日子，但永远记得那年小寒节气里的这顿盛宴——糯米菜饭。

这顿盛宴的尾声，母亲把糯米菜饭的锅巴全部赏给了我。

后来上了大学，我去外语系的同学那里玩，看到他们的课表。他们有泛读课，还有精读课。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讲这些课，但对于我而言，那顿贫寒人家的盛宴上，我于糯米饭，是泛读课。我于糯米饭的锅巴，则是精读课，我是一颗一颗地嚼完的。嚼完之后，我有很长时间没有说话。我是生怕那些被我嚼下去的锅巴们再次跑出来。

还有，我全身暖和和的。

现在想起这场四十年前的盛宴啊，我全身还是暖和和的。

那么寒冷，又那么暖和

“南方的冬天比北方难受，屋里不生火。晚上脱了棉衣，钻进冰凉的被窝里，早起，穿上冰凉的棉袄棉裤，真冷。”

这是汪曾祺先生的《冬天》，也是我们的大寒天。

真冷！

冷已使我们无处可藏。屋里的温度和外面的温度几乎一样。

水缸里如果忘记了放两根竹片，水缸也会冻裂。

毛巾瞬间就成了毛巾棍子。

所以，属于大寒节气的成语只能是“霜刀雪剑”。

刀也好，剑也罢，均是不怀好意的寒冷。在霜刀与雪剑之间，你准备选择哪个呢？

霜前冷，雪后寒。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会选择“霜刀”，不怀好意的霜习惯于夜袭，在夜晚里，我们有棉被，棉被下兴许还有一只暖和和的装满了热水的盐水瓶。

“雪剑”就不一样了。下完的雪总是不肯走。大人们说，雪在等雪。雪不是好东西，毫不客气地带走了大太阳给我们的热量，那雪化了又冻，冻了又化，就像我们的冻疮。比如手指，手面，先是如酒酵馒头样鼓起来，然后又干瘪下去。接着是痒，再是疼，再后又痒，疼痒都难受啊。但不能乱抓，破了会溃烂，就像屋外那冻了又化的粘土们。

如果不穿很古老很古老的钉鞋，我们是不可以在化了冻的外面乱疯的（因为没有雨靴）。如果出去，很珍贵的布棉鞋会浸湿，无法烤干的话，第二天就得光脚。对了，还有脚上的冻疮，耳朵上的冻疮，进被窝前，这些冻疮都会“争先恐后”地跳出来，暖和也痒疼，冷了也痒疼。放到被窝里也痒疼，不放到被窝里也痒疼。外面的雪化了冻，冻了又化，有时候，还听到屋檐下“冻冻丁”掉落在地上碎裂的声音，那不是因为融化，而是做屋檐的旧稻草们撑不住了。

好在还有铜脚炉！

多年之后，读到了诗人柏桦的《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我突然就想到了一句话：唯有铜脚炉带给我们幸福。

是的，铜脚炉！紫铜的铜脚炉！黄铜的铜脚炉！柴草的余火覆盖着耐燃的砻糠。除了取暖，还有炸蚕豆，炸黄豆，炸稻粒……最神奇的“炸麻花”，将几粒玉米丢在铜脚炉里，用两根芦柴做成的筷子将灰烬中的它们来回翻滚，一边翻滚还在喊：“麻花麻花你别炸，要炸就炸笆斗大。”

翻滚着，翻滚着，那玉米突然就变形了，成了一朵灿烂的芳香的麻花！

当时的我们真是贪心啊，笆斗有多大呢——它是藤和竹编成的容器，可装一百五十斤稻！

现在呢，铜脚炉不多见了。麻花也不多见了（电影院里的那麻花不算是麻花）。我们那些笆斗大的麻花去哪里了呢？麻花的香味又飘到哪里去了呢？

那么寒冷，又那么暖和的旧日子啊。

（庞余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小说选刊》《人民文学》《诗刊》《花城》《天涯》《上海文学》《北京文学》《青年文学》《中华文学选刊》《解放军文艺》等刊。著有长篇小说、小说集、诗集、童话集等多部。获第七届柔刚诗歌年奖，第二届汉语双年诗歌奖，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第二届孙犁散文双年奖，第二届扬子江诗学奖，首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等。）

特约编辑：刘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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