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力量—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收入分配公平感的演化

制度的力量——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收入分配公平感的演化

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黄健、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邓燕华

本文选自《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

民众的分配公平感关乎国家的政治安全与社会的和谐稳定。中国社会保障的制度构建引导了居民分配正义的价值取向进一步偏向平等与需求原则，人们对资源分配状况的判断也越来越取决于其对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能的满意度。通过分析2005年和2015年GSS调查数据发现，民众对政府社会保障职能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社会收入分配状况的评判，即对政府社会保障职能越满意的个体，越有可能认可当前社会的收入分配是公平的。

相比2005年的情况，2015年民众对社会收入分配状况的感知态度更为积极。在社会保障建设投入增速更快的省份，个体的收入分配公平感提升得更为明显，而社会保障职能满意度所起的作用也更为突出。相关发现丰富了制度文化论的研究，也为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价值引导和塑造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已经并将继续发生深刻调整，如何有效维护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凝聚社会价值共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和高质量社会发展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社会福利制度作为各方利益的交汇点，不仅能够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而且可以引导和塑造民众在分配正义上所持的价值取向。一般认为，经济市场化的深入会导致利益分化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展，这也使人们担忧收入分配不公感会随之上升。

本文的研究显示，虽然中国的市场经济在21世纪以来获得纵深发展，利益结构调整也随之进一步深化，但民众并未因此而对社会收入分配状况产生更多负面感知。相反，伴随社会保障制度的重构，民众分配正义的价值取向更加偏向平等原则和需求原则，他们对于社会收入分配状况的感知态度也变得更为积极。本文的研究充分说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凝聚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社会价值共识并非相互冲突的两个过程，协调二者关系的关键在于建立优越的制度，以人民为中心，为改革开放找到最大公约数。

“装在盒子里的人”：“Z世代”盲盒消费景观及其形成机制

福州大學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刘森林

本文选自《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2期

Z世代因成长于经济富裕、科技发达、少子化的社会环境中，在消费市场中成为最大的消费主力军，并且在价值取向与行为选择上呈现出别具一格的亚文化特征。洞悉Z世代群体在社会结构变迁中与市场消费过程中的亚文化现象，能够从机理上把握Z世代的价值取向和行为特征。

盲盒相较于美食、游戏、网络文学等新潮流成为“Z世代”最“烧钱”的爱好中排名的第一位，究其原因除了盲盒所特有的美感、神秘性和不确定性这些属性，更重要的是隐藏在盲盒消费里的“文化工具箱”，即“Z世代”亚文化。“文化工具箱”理论认为，文化是一种工具，为行动过程提供策略，而不是作为理念塑造行动者的行动目标。盲盒的特质确实吸引了“Z世代”，但“Z世代”作为行动者并非是被动消费的“文化傀儡”，而是根据盲盒的特质和群体本身亚文化与心理需求主动选择的结果。因为“Z世代”有社交的需求、喜欢高颜值的物品、重视体验感和自我表达，所以他们才选择了可以满足这些需求的盲盒，而不是其他。

面对这一新型的亚文化现象与消费现象，我们应该充分肯定盲盒消费给“Z世代”群体带来的诸多益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盲盒消费特有的不确定性、随机概率机制等特点导致的“Z世代”群体在盲盒消费过程中存在的赌徒心态和成瘾性行为。这是亚文化消费被平台经济形塑的体现。平台资本拥有极其强大的动力生产相关的内容产品，用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要，但为了平台生存和资本增值的需要，平台经济及其资本推行消费文化，运用带有极具诱导消费性质的角色养成、符号竞争与意识形态引导等策略去赚取利益，这就导致消费者的情感有可能被诱使、被绑架、被规训。而“Z世代”正是被诱使与被规训的脆弱的消费者。因为他们原本只是希望在盲盒消费这一亚文化所创建的世界中找到快乐、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其潜意识是对他们所处的现实社会的主导权力系统的一种逃避与反抗。

粉丝——明星关系感知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基于混合方法的研究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晏青、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付森会

本文节选自《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10期

近年来，中国兴起一批不同于演艺科班出身的传统明星的“养成类明星”，他们大多14～25岁。这种崇拜年轻偶像的现象始于韩国电视剧，2010年左右开始在中国流行。养成类偶像崇拜的独特性在于，“偶像”成长是在粉丝的参与、“培养”和支持下实现的。此类偶像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影响很大，综合近五年的《腾讯娱乐白皮书》年度数据来看，从2015年起，位列网络热度前三的都属于养成类明星，鹿唅、王俊凯、易烊千玺、蔡徐坤、肖战等的网络热度，超过杨幂、范冰冰等传统明星。在这种粉丝文化中，粉丝与明星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模式，粉丝自称是明星的妈妈、姐姐、妹妹、哥哥、女儿等，相对应地分为妈妈粉、姐姐粉、妹妹粉、哥哥粉、女儿粉等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一定的角色责任和义务，有学者将这种关系被称概念化为“拟亲属关系”

明星吸引感与粉丝对拟亲属关系感知具有正向强显著关系，明星的外在形象、内在品质都是关系感知的重要因素。明星吸引感包括来自明星的作品、外在形象、精神风貌三个维度。这一发现印证了已有研究中明星崇拜更关注外在形象的论断。但本研究对此论断有进一步发现，明星的内在品质对粉丝感知也具有较强影响。也就是说，粉丝对关系感知，不仅会同时关注明星外在形象，也会同时关注内在品质。究其原因，与传统的粉丝——明星关系不一样，拟亲属关系感知除了涉身性之外，还包括明星的精神风貌、性格、品性，这些会强化这种关系的合法性，也使得粉丝能够对拟亲属关系具有更高、更正面的感知。

本研究发现，关系卷入度（信息了解程度、线上线下活动参与程度）对粉丝的明星关系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新浪微博上，粉丝与偶像通过转发（13.2%）、留言（15.9%）和点赞（70.9%）等方式进行互动。粉丝可以通过社交媒体时刻关注偶像动态的更新，并与之互动，甚至深入参与偶像的形象生产、关系维护和事业发展，这让粉丝感到偶像像家人一样总是在场的。

亨利·詹金斯、大卫·吉尔斯等将其视为“参与式文化”。但是，他们所讨论的参与式文化的实践对象是粉丝小说、歌曲或其他媒介文本，而在本研究中的参与生产的对象是明星，即参与宣传、支持、生产偶像，这也是关系卷入度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依据四个变量的相关系数与标准化路径系数来看，也印证了关系卷入度对明星关系感知的重要影响。另外，不可忽视的是，社交媒体在关系卷入中的作用，因此在考量这种新型的粉丝——明星关系时，如果忽略新媒体这一情境，及其情境下的互动特质，将无法了解这种粉丝文化的内在特征，也容易落入受众“商品论”的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