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体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职业篮球之治

林 迪，许文鑫

(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体育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兼具“治理目标”与“治理手段”双重含义，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从“统治”走向“治理”的理念革新。当前，中国体育治理包括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职业体育四大领域。在推进我国体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四大领域治理的侧重点不一样。其中，职业体育治理涉及面最广，与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均有交叉和关联，也是存在问题较多、治理难度最大、最需治理攻坚的领域。研究者以相关学科理论为支撑，对中国职业篮球治理的组织架构、制度安排、面临困境、治理成效进行全面回顾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我国职业篮球治理策略的办法，以期为提升我国职业体育治理的制度效能提供参考依据。

1 我国职业篮球治理的组织架构

组织架构就是指组织内各部门及各层级之间所建立的一种相互关系的模式[1]，架构是体育行政组织的实体，也是行使体育行政权力的载体。我国体育管理体制还属于“国家集中管理型”，从职业体育治理的纵向结构上看，当前，我国职业篮球治理采用的是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篮球协会“三位一体”的组织架构。

国家体育总局是最高管理层(见图1)，对中国篮球改革发展进行宏观调控，表现为职业体育市场化的发展节奏需要遵循政府的调节，从而得以有计划地推进，相关改革要更好地服务于“三大球”振兴和奥运争光的国家战略。篮球运动管理中心管办分离后的主要职能是对政策、指令的上传下达，辅助中国篮协开展工作，平衡、协调、规制各利益主体的关系，同时代表政府管理部门行使监督职能[2]。中国篮球协会是操作层，具体负责联赛、国家队和全国性篮球运动的开展工作。根据《奥林匹克宪章》和其他国际体育组织章程的有关规定，全国性单项运动协会是一个国家里某一运动项目的最高领导机构。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与中国篮球协会实质性分离后，中国篮协组建专职队伍，负责日常各项工作的开展，具备全面管理篮球发展的职能。新的组织架构选用体制外的篮协领导人和运行机制，基本体现了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社团改革要求和社会组织的独立性。

图1 我国职业篮球治理组织架构图

2 我国职业篮球治理的制度安排

2.1 管办分离前的联赛治理(1995—2016年)

中国篮球是较早实行职业化改革的项目之一，以政府命令的形式进行“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起缘上有别于西方职业体育的自序演化色彩[3]。改革开启了中国篮球运动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体工队、国家队的办队形式，逐步向半职业化、职业化方向转变的新时代[4]。我国篮球发展的路径选择决定了其不同于欧美职业篮球发展的制度安排，而是采用“职业化项目行政化管理”的治理方式，这是全能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路径依赖，采用科层(官僚层级)治理方式，强调政府权威、等级制度与治理效率，制度设计为“权力人”假设。遵循这一治理理念，行政权力几乎渗透与蔓延到职业篮球领域的所有细微角落。在政府职能部门的严密管控下，联赛虽然引入了市场机制，但对职业体育市场运作规律的认识有限，实践中容易忽视市场治理规则，缺失俱乐部主体地位，行政管理跃居市场与社会治理主体之上，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受到限制。尤其是在部门利益面前，权力与市场手段的交替或结合使用更使得各种矛盾凸显。全能主义治理理念下，为了体现行政管理的绝对权威，对联赛重大事项实施一票否决权。这种制度安排的出发点是为了节约社会交易费用，提升组织效率，保障行政目标的实现，但因管理理念落后，专业人才不足，导致效仿西方范式的职业篮球在我国的发展活力受到窒息，管理制度缺乏俱乐部的支持和认同，制度执行力差，治理效能偏离制度目标。

2.2 管办分离后的联赛治理(2016年—至今)

在反思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方式和治理成效的基础上，我国职业篮球联赛治理在国家体育总局的主导下走向管办分离的局面。一方面，联赛快速发展的内在需求驱动了深化改革；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瘦身”，体育部门的管理职能逐步向“放管服”转变，政府与体育社团“同构”组织状态逐步被打破。篮球管理中心与中国篮协实质性管办分离后，篮协摆脱了作为政府行政机构附属存在的性质，联赛治理向着“善治”的方向迈进，这是中国职业篮球治理的重要转折。事实上，职业体育有序发展背后的逻辑是社会组织的自治，是社会组织基于自身利益诉求的机制选择。管办分离后的联赛治理，主要着力于篮协赛制改革，让投资人得到更多的回报，商业运作能较好地体现投资人当家做主的意愿。然而，在国家队建设方面，要想处理好联赛与国家队水平协同提高的问题，联赛治理的制度创新力度还不够。外援理论的引进使得本土球员水平的提高成为可能，但外援是把“双刃剑”，需要合理的制度设计，否则当外援主宰比赛时，对本土球员而言是一种伤害。总体来看，中国职业篮球发展尚未真正进入标本兼治阶段，当前的管办分离还是形式多以内容，不是中国职业篮球治理的终极改革。如果国家队成绩上不去，路径依赖的现象还可能出现反复。

3 我国职业篮球治理的现实困境

3.1 国家队竞争力危机凸显

在职业体育俱乐部的发展过程中，俱乐部的目标存在运动成绩最佳化、经营利润最大化、“内部人”报酬最大化、社会利益或政治利益最大化四个倾向[5]。西方职业体育联盟和俱乐部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国职业体育发展既要经济利益，也要国家利益，这种兼顾型的目标设置，有别于欧美职业体育单向性的利益诉求，使得摆脱困境的治理难度更大。管办分离是治“乱”而并非治“强”的举措，有利于规范联赛发展，纠正权益归属，但不是提升国家队实力的重要举措[6]，管办分离后仍不确定职业篮球发展能否推动国家队水平的提高。我国篮球职业化实践证明，我国没有优质运动员资源，训练水平跟不上，因此竞技水平难以提高。目前，国家男篮水平处在“冲出亚洲”与“走向世界”两个层次之间徘徊，已经不能保障亚洲霸主稳定的地位。在国际大赛上：2014年，中国男篮未能打进首届篮球世界杯决赛，其时亚洲出线的球队有四支，而中国男篮排在第五名；2020年，中国男篮无缘东京奥运会。如何摆脱国家队竞争力危机无疑是当前我国职业体育治理最大的现实难题，提升国家队实力、力争取得民众认可的成绩，已经成为我国体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以及管办分离后中国篮协施治中重中之重的问题。

3.2 球迷市场与赞助市场流失

在职业体育的发展中，竞技表演是手段，通过竞技表演产品输出换取投入少于产出的回报，才是职业体育联盟的目的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全球化竞争背景下，体育赞助构成各国职业体育联赛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CBA联赛在与NBA的市场竞争中压力巨大，NBA进入中国二十余年，基本完成了对中国市场的初期培育，形成了规模化、成熟化的商业运行模式，既有竞技水平更高的运动员又能举办水平更高的赛事，得到更多赞助商、转播商、球迷、粉丝等消费群体的信赖和关注。后发的中国职业体育，转轨发展历程仅有二十余年，在赛事水平、组织能力、运营层次上无法与之抗衡，一些球迷宁愿请假看NBA也不看CBA。与NBA合作的中国赞助商越来越多，现有NBA赞助伙伴中，90%的合作伙伴是世界500强企业[7]，其品牌影响力是国内外任何一个职业体育联盟都无法比拟的，它的成功彰显了深刻的营销理念和独特的营销策略。西方职业体育有着高水平、精包装的特点，善于借助媒体营销造势，吸引了大量的中国球迷和赞助企业，造成CBA联赛球迷市场与赞助市场的双流失。职业体育一旦流失本国民众，商业利益与发展基础必然遭受重创，尤其是对于CBA联赛而言，赞助是赛事收益的最大占比部分，球迷与赞助已成为应对外部挑战的重要之争。

3.3 资源短缺与资源浪费并存

我国职业体育发展的根本问题是优质运动员资源的短缺。计划经济时代，篮球人才培养依靠举国体制，采用“三级训练网”，由体育系统负责人才一体化培养。20世纪90年代之后，受市场体制改革的影响，传统的专业队伍培养体系日渐式微。当前，篮球人才培养大多通过形态学(身高)选材，只有有限的资源得到开发和利用，而集聚在各级各类学校的大量学龄段青少年得不到培养。本应依靠市场机制培养篮球人才，而我国传统的文化氛围、价值理念、社会化程度、体制机制均不成熟，这些都与国外职业篮球人才培养制度及发展环境有质的差异，社会化培养人才办法目前难成大气候，职业体育发展的资源禀赋与资源短缺问题凸显。同时，受制于地方保护主义，CBA球员流动基本上处于“被动”状态，人才相对集中在少数俱乐部中，存在流动环节少、阻力大、进程不畅的问题[8]。 一方面，资源配置存在帕累托改进的现象，这要求开放联赛市场，促进球员流动，让一些俱乐部球员配置重复的运动员流动到其它俱乐部去发挥作用，避免资源闲置，使球员长期坐冷板凳，错过其职业生涯的黄金期；另一方面，由于局部利益凌驾于整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之上，俱乐部或地方体育主管部门往往以保护人才培养的积极性为由，不惜牺牲运动员的利益，限制人才流动，使一些潜力优质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损害了球员利益和中国篮球的整体利益，加剧了资源的短缺。总体来看，目前我国篮球人才培养存在计划与市场“双失灵”现象，市场主体参与没有利润空间、社会组织参与专业化程度不够，体育系统独家担责显得力不从心。

3.4 制度不完善与制度效能低下

过去二十多年里，我国职业体育主要在模仿西方职业体育发展模式，自身制度建设成效不明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制度供给不足或者没有制度供给，管理漏洞多，管理层疲于应对CBA联赛中的各种突发事件。二是制度供给与职业体育发展不配套，外援政策、联赛赛程安排等无法有效满足联赛发展需要，往往与国家队集训、比赛形成矛盾和冲突。对管理层出台的制度，俱乐部在执行上有打折扣，甚至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如阴阳合同)，未能形成向心力、凝聚力和约束力。三是制度认同困难，我国职业篮球制度安排的初衷是借助企业力量和联赛机制提升中国篮球水平，实现国家“锦标主义”，以政府的社会利益、政治利益成为联赛的中心目标，而将俱乐部的利益后置，企业投资篮球和部门管理篮球联赛的目标存在偏差和冲突[9]。四是制度激励不足，人才培养质量不高。投资人对中、长期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缺乏耐心和意愿，多数俱乐部梯队建设投入有限，球员基础训练短板明显，技战术训练方法、手段老化，缺少个性化培养，技术无特色，身体素质平庸，普遍缺少单兵作战能力，组成团队时缺乏竞争力；五是未能体现举国体制与职业体育双驱发展的制度优势，不能形成合力。我国职业篮球治理的制度选择往往因人(掌舵人)而异，路径依赖问题反复出现，制度性代价高，制定的政策缺少持续推进力，运行效能不高。

4 我国职业篮球治理的策略优化

4.1 跳出“国家队成绩陷阱”，夯实国家队发展基础

一个国家的竞技篮球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国家队成绩上。针对我国“三大球”的竞争力短板，国家体育总局一直致力于“三大球”振兴。《2011—202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指出：今后10年的奥运发展目标是，集体球类项目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到2020年夏季奥运会，集体球类项目整体水平显著提高，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当年的预设目标与现实情况反差较大，究其原因是：一方面，联赛造市不造星，助推国家队水平提高的“正外部性”不足，竞争力危机无法克服；另一方面，男性之间的三大球项目较量较之女性更激烈，更能体现其精髓。在职业化、市场化发展充分的男子“三大球”上，欧美篮球竞技水平整体性优势明显，中国突破难度更大，这是中国男篮近些年大赛成绩下滑的外部性原因。当前，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长痛与短痛间做出选择，实力不济时过分强调国家队成绩，而篮球的基础发展得不到重视；没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出不了拔尖人才；缺少拔尖人才，国家队成绩提升不了；国家队成绩下滑，资源与精力又得围绕国家队调整，从而进一步削弱篮球发展的社会推进力，容易陷入“国家队成绩陷阱”，形成一个无法从根本上走出困境的“死结”。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国家对竞技体育成败因素的研究，已从运动员个人的能力、技战术和教练员的执教水平转向竞技体育的保障系统——“体制”的研究[10]。中国篮球发展要避免恶性循环，必须重构发展体系，做好中、远期规划，重抓青训成效，优化篮球发展的外部环境，敢于正视现实，忍受短痛，构筑篮球人才优势，脚踏实地重走“从普及到提高”的平常路，以退为进做好源头治理，夯实中国篮球发展基础。

4.2 转变联赛发展理念，吸引本国赞助回流

CBA联赛与国际职业体育接轨的重要表现是外援和外籍教练员的引进，尤以外援对CBA联赛发展的影响最大，是俱乐部竞技实力的核心构成部分，也是俱乐部最倚重的人力资源和最大的人力资本投资部分。但是，从经济学原理上看，外援是有边际效应的[11]。当前，随着高水平外援增加，俱乐部收入仍然出现瓶颈，说明CBA联赛已经出现边际消费，意味着外援的作用已经最大化，若继续引进高水平外援，对联赛和俱乐部发展不会再有积极的作用。更多的外援不会吸引更多观众，适当减少外援也不会影响赛事市场的活跃度，这时应转变发展理念，突出核心竞争力的打造。职业体育是技术密集型行业，竞赛产品由众多技术高超的球员共同完成，球员的技术能力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中外职业球员的差异上看，我国职业篮球运动员的训练有三大明显不足：力量、速度和技术。职业球员大肌肉群(决定基础力量)粗线条不明显，多数内线球员的力量小于欧美外线球员的力量；100米速度达到11秒5(二级水平)的人很少，NBA10秒8(一级水平)以下的外线球员比比皆是；技术上一对一紧逼对抗中基本过不了人并得分。为此，为打造核心竞争能力，一要根据青少年素质发展敏感期，加大技术和身体素质的科学化、系统化训练，打好成“星”的基础；二要对年轻球员设立进入联赛的准入标准，根据球员位置不同在身体素质和技术能力上细化一些可操作性强的指标，督促球员重视技术和身体素质的训练提高，不能单靠身高打球；三要在“中国制造(造星)”、自主品牌上下功夫，以球员产品质量促进CBA品牌建设，以品牌建设打造本土球星，以本土球星促进市场营销的新思路，引导联赛由“外生性”向“内生性”发展模式转换，以此赢得国内体育资本的投资热情，吸引流向国外的热钱和赞助回归本土联赛，为本国职业体育发展注入新动力。

4.3 拓宽资源开发渠道，降低联赛准入门槛

资源短缺是困扰中国篮球发展的根本原因，解决我国职业体育资源短缺与资源浪费并存问题，必须坚持发展与治理同步推进的策略。一方面，“发展是硬道理”，需要增量发展才能从根本上缓解资源短缺的问题。有关研究表明，美国大学生篮球运动员中，进入NBA的比例为五万分之一，将联赛做大做强需要一定的规模效应。目前，我国有一半的省份没有CBA俱乐部球队，对此应该降低门槛，放宽市场准入标准，适度扩容，改变既有的行政管控，鼓励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投资职业篮球。当前CBA俱乐部在区域分布上呈现“东强西弱，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强(多的省份有3支俱乐部球队)，内地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弱”的格局，发展极不平衡，而“失衡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治理的问题。因此，为破解资源短缺的难题，增量发展与注重发展质量同样重要。CBA联赛目前谈不上是高水平联赛，有外援的四川队加入联赛三年后获得CBA总冠军。增加一些地域性俱乐部参赛，联赛质量不一定会被“稀释”，若固守现有的联赛体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必定受到制约，不利于篮球运动的全国性推广。根据CBA官网资料统计：350名联赛职业球员中约有60 %来自辽宁、山东、吉林、黑龙江、河北、江苏6个省份，这表明中国篮球走向强大，急需扩大青训面；另一方面，推进联赛治理应重在整治资源浪费，盘活存量资源，放宽转会限制，促进运动员流动，发挥市场需求和调节作用。俱乐部要多一些全局意识，尤其是少数拥有资源优势和人才培养优势的俱乐部，更要为促进人才流动和资源整合松口，改变“自己用不了，也不让别人用”的竞争理念。通过有偿转让使一些运动员摆脱体制束缚，进入到合适的球队打球。

4.4 加强制度体系建设，激发双轨制度活力

首先，要重视制度质量建设，提升对制度的认同，这是减少各种矛盾和冲突的重要方法。制度可以促进发展，也可能成为衰退的根源[12]。有效的制度设计要处理好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多倾听各方的利益诉求，通过科学决策，避免人制因素，提高制度共识，使制度安排适合联赛目标，并以法治的制约威力保持一定时期内制度的连续稳定，赢得最大程度的执行力，减少管理层、俱乐部及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互动中的不确定性。其次，政府在体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要推动体育治理法治进程，引进法律人才，借助专业力量逐步走向依法治体，使不同利益主体求同存异，在共同助力联赛发展进程中，依法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13]。第三，要提高制度效能。为应对人才短缺的挑战，政府高层要有跨界融合的顶层设计，使体育得到教育部门的支持，要有真正的着力点，在体育的教育性发展空间不足的国情下，学校篮球人才的基础培养仅靠布点和均分经费是不够的，应把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与体育经费的投入挂钩，让真正有培养成效的学校得到更多的资源和支持。但在顶层治理设计做出改变之前，要做好系统内挖潜工作，激发举国体制与职业体育双轨运行的制度活力，既要发挥职业体育吸纳社会投资的力量，分散政府承担的发展风险，更要发挥举国体制的调动力、凝聚力、统筹力和推进力。对少数天赋运动员要集中培养，体校办学要考虑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和机会成本，尽量规避训练风险，控制好省、市队高水平运动员的规模和质量，减少专业化训练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5 结语

不同国家职业体育的演进路径具有鲜明的异质性，中国职业体育发展时间短，条件不成熟，利益主体多元，遇到的困难多，改革阻力大。在推进我国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联赛治理既要吸收、借鉴西方国家的治理模式，更要创新治理理念，重视源头治理，体现中国特色，通过不断完善制度体系建设，提升制度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