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FDI 对我国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

赵晓梅 刘 玮

（贵州财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扩大，我国已从“工业经济”时代逐渐步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愈来愈高。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工业发展尚不成熟，FDI 大都流向了制造业。2001 年我国加入WTO 后，服务业FDI 准入门槛逐渐降低，政府也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服务业的发展，外资企业大多选择投资服务业。特别是近年来，服务业FDI 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占比高达六成之多，相应地带来了服务就业人数的大幅增长。

在二十一世纪之初，流入我国服务业的FDI 在三次产业中占比仅为25.7%，到了2011 年占比首次超过50%，截止2020 年底占比高达66%，可见服务业已成为我国使用外资的新发展点。自2011 年服务业FDI 占比超过一半后，我国服务业就业人数达到了27185 万人，占总就业人数比重的35.7%，到了2020 年我国服务业就业人数为35806 万人，占比接近50%，说明服务业已成为我国吸纳就业的主要途径。因此研究服务业FDI 与就业之间的有助于我国制定外资政策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1]。

一、服务业FDI 与服务业就业现状分析

（一）服务业FDI 发展现状

1.中国服务业FDI 规模稳步增加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逐渐放宽了对服务业的各种限制，旨在大力促进第三产业发展，FDI 涨到104.6 亿美元。2008 年受全球次贷危机影响，外商的跨国投资行为都趋于谨慎。由于积极进行了宏观政策调控[2]，我国实现了经济的稳健增长，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增至309.82 亿美元。此后，伴随着我国引资政策的健全，中国经济活力的上升，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也随着经济稳步增长。服务业FDI 从2011 年的582.53 亿美元增至2020 年的1072.01 亿美元，增长超过45%，带动了第三产业产值从216123.6 亿元飙升至553976.8亿元，增长接近61%。服务业能够加强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合理调节社会的生产、消费、信息传递等过程，其发展水平可以反映一国的家庭经济情况，可被用来衡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此外，就业作为民生之本，是改善和保障人民生活的重要条件，相比于一二产业，服务业涵盖的行业多且范围广，曾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我国劳动就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不容小觑。

2.流入新兴服务业的FDI 占比上升

3.服务业FDI 显著增加了京津冀国内生产总值

京津冀城市群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素有“首都经济圈”的美名。它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的13 个城市，约占全国面积的2.26%，2020 年实现了8.5%的全国GDP 占比。京津冀城市群现已建成“相邻城市1 到2 小时”的交通圈，在大力发挥天津、秦皇岛滨海优势的基础上，实现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随着相关政策规定的提出，近年来北京已开始向周边转移部分产业，以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城市群开始着重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节能环保和现代物流等产业，形成了“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的空间结构。2011 年京津冀城市群服务业FDI 为145.8 亿美元，2020 年达到271.6 亿美元，增长近46.5%。从城市群内部看，服务业FDI 显著增加了各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2020 年北京、天津和河北服务业增加值分别为150209 亿美元、45626 亿美元和94251亿美元，服务业占比分别为84.51%、63.5%、52.9%，城市群产业结构逐渐呈现“三、二、一”的梯形分布，服务业在京津冀城市群的经济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服务业就业发展现状

1.服务业已成吸纳就业的主产业

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中央在“十一五”时期就制定了若干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战略部署和具体措施，旨在加快经济结构转型，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以调整一二产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到“十三五”期间，我国服务业在“质”和“量”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自2012 年起，服务业产值在三次产业中高居首位，占比达45.5%。此后一直保持稳定增长，2015 年就超过了50%。2020 年服务业产值占比稳定在54.5%。按照国际公认标准，当一国或地区的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0%时，便可认为该国或地区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3]。与服务业产值不断增长相适应的是就业人数的增加，2011 年我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35.7%，为三次产业最高，这一数值于2020 年增至47.7%。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逐渐接近50%也从侧面说明了我国社会经济已逐渐偏向服务化，服务业已成为吸纳就业人数的主产业。

2.传统服务业就业占比下降，新兴服务业就业占比上升

从行业内部来看，传统服务业就业人数在服务业的占比一直稳定在50%左右。虽然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仍然是吸纳服务业就业的两大蓄水池，就业人数的绝对数量有所增加，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零售业经营成本的持续攀升，两行业就业人数在总人数的占比正在逐年下降。教育和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业在的占比也呈明显下降趋势，分别从2011 年的24.3%和22.1%下降到2020 年的19.1%和19.2%，说明传统服务业已不是服务业就业的最热门行业。而诸如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新兴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出现显著增加，占比也在不断提高。由此可见，服务业分行业就业人数的增加并不均衡，传统服务业就业人数的绝对数量有所增加但是占比却在逐年下降，这正与我国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背景下的就业结构调整的大方向相适应。随着我国数字技术发展与产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业就业结构正在逐渐走向均衡，将会更加多元化和创新化，未来会有越来越多就业者加入到新兴服务行业中，推动我国朝着科技强国的方向努力。

3.京津冀城市群服务业就业增长有待进一步均衡

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京津冀区域就业联动发展取得重大进展，带来了就业质量的提升。据58 同城统计研究，在京津冀地区，北京的招聘求职活跃度最高。从城市群内部来看，北京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素来高校云集、人才辈出，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一直都是大部分就业者的首选之地。北京的服务业就业人数从2011 年的791.4 万人增长到2020 年的1047.2 万人，年均增长率为3.04%；天津的服务业就业人数从2011 年的109.8 万人增长到2020 年的160.72 万人，年均增长率达4%；河北的服务业就业人数从2011 年的1202.96 万人增长到2019 年①的1460.52 万人，年均增长率为2.38%。就业规模是衡量一个地区人力资本的基础性指标，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该地区人才资源发展的潜力。天津的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长率比河北高出1%，由此可见京津冀城市群的区域经济发展并不平衡，人力资源发展的潜力并不相同，为服务业从业人员提供的就业机会也不均等。

二、服务业FDI 流入为就业质量带来新机遇

（一）推动人力资本开发，创造高质量就业机会

外资流入服务业，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人力资本开发，引导资本良性发展[2]。首先，外资企业提供的高薪报酬和优质就业环境就要求劳动者加大自身教育投入，提高专业技能水平。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通常会加大教育经费的支出。相比于其他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在高等教育方面有突出优势，区域内教育资源集中且质量高，而教育经费支出大就更能培育出优秀技术人才，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我国就业质量的提升。最后，大量外资涌入我国，有助于高质量人才的回流，减少人才流失。高质量人才在国内劳动力市场产生较强的“鲶鱼效应”，进而促进相关就业者提高自身能力素质。综上，服务业FDI 流入我国后，外企高质量、高标准的就业福利，促进了我国服务业增加教育经费投入，推动人力资本开发，进而提高我国就业质量。

根据具体操作的类型、特点确定评价的要素点。例如：一名学生点评操作时的医患沟通，一名学生点评操作时的部位选择，一名学生点评无菌操作，一名学生点评操作过程和步骤，一名学生点评操作过程中的人文关怀。

（二）劳动者技能水平的提高和行业发展水平的上升

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的技术溢出效应，包括竞合效应、示范效应和人才流动效应[2]。首先，外资加剧了行业内部的竞争，同时也伴随着一定的合作。中关村科技园作为我国自主创新示范区，外资大多流入了园区内的支柱产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对其他服务行业产生了竞争效应，不过该行业生产的软件可以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所用，形成行业间的合作效应。其次，外资企业在新技术的开拓与使用方面更有经验，会对服务业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滨海新区通过提升产业层次，优化产业布局，积极参与京津冀地区打造世界级产业创新中心的项目，与外资进行了深度合作，在促进区域内就业人员技能水平和行业发展水平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对全国其他区域都极具示范作用。除此之外，外资企业比本土企业更注重对员工的培养，高素质人才在行业内流动时，可带来良性的人才流动效应。雄安新区作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要新区，承接了来自北京的高校、医疗、金融等资源，推出了一系列人才激励与引进政策来吸引高端人才来雄安安家落户，高素质人才在京津冀区域的同行业内流动，带动了河北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进一步提升就业质量。

（三）发挥区域优势，促进劳动市场资源合理配置

京津冀城市群可以充分发挥区域优势以吸引外资，形成优势产业集聚，促进高水平劳动市场形成。从城市群内看，各区优势不尽相同。首先，北京作为我国科技创新中心，集聚了众多世界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具有极强的知识产生能力，大量世界级科技企业和跨国公司也在此落地，可以不断地进行知识创新，带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其次，天津作为我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拥有世界等级最高、吞吐量居世界第四的天津港。近年来天津除了探索高端金融服务业之外，还利用滨海优势在海洋交通运输、海洋旅游娱乐、电商保税区等新兴服务业也发展得风生水起。河北曾在2020 年11月举办了冬奥冰雪产业交流会，为相关人才提供9000余个就业岗位。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不仅促进了河北的交通、通讯、房地产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新能源、新技术项目发展，而且对提高张家口知名度，拉动河北体育事业发展也大有裨益。21 世纪以来河北高新技术产业及现代服务业展现出较强的发展潜力，前景一片光明。京津冀城市群应在研究了各区域禀赋的基础上，针对优势产业推出相关政策措施以吸纳高素质人才就业，减少人才外流，提升服务业整体的就业质量。

三、服务业FDI 流入就业质量分析

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现代服务业已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天津也已基本实现技术集约化和产业高端化。作为我国首都，北京的产业集聚效应极强，人才和科技优势明显，知识型服务业非常发达，并且具有配套服务优势，是外资进入的首选地。

就各行业来看，相比于2011 年，北京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FDI 占比增长近一倍，带来了就业人数约5%的增长。然而流入传统服务业的外资规模正在逐年递减，就业人数规模也在缩小。充分体现出外资流入促进了新兴服务业就业，北京的服务业发展并不均衡。天津服务业表现为外资流入传统服务业比重下降和就业人数占比减少，大部分人才就业选择了金融、信息和物流等现代服务行业。努力寻求转型契机，实现了房地产业、物流行业就业水平的提升。总之，服务业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性最好，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行业并存能较好地兼容和吸纳各层次就业人员，三地人才合作领域亟需扩大，合作内容和形式也亟待优化和创新。

四、对我国服务业就业发展的启示

（一）针对区域优势引入不同类型的FDI

鉴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资源禀赋差异也非常大。东部沿海地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对人才的吸引力极强，许多高新技术企业大多集聚于此[1]。为了使外资流入服务业后发挥最大的作用，我国相关部门应根据区域禀赋的不同，有针对性地引入不同类型的FDI。例如，东部地区应将外资引入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而西部地区应充分发挥劳动力优势，积极引入外资到住宿和餐饮、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东西部地区可根据自身经济结构在引资时有所侧重，旨在对我国服务业就业质量产生积极影响。

（二）服务业FDI 应差别对待各行业

虽然京津冀城市群的服务业FDI 正在不断增长，但流入的行业仍存在差异。制定差异化的外资引进政策，吸引外资流入我国高科技企业，带动相关新兴服务行业的发展，使得外资均衡流入服务业各行业，加快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增加现代服务业的就业人数，进而提高我国服务业就业质量。

（三）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优势

近些年我国大力增加高校教育投入，使更多人能够受到普惠平等的教育，有利于我国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1]，能够促进我国就业质量的提升。各区域应该注重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培育高素质科技人才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优势，从而提高就业质量。

[注释]

①因《河北省统计年鉴》只更新到2020 年，故本文选用河北省2019 年数据进行对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