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测度及耦合协调性分析

蒋小银

（南宁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9）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自然环境较脆弱的少数民族区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难点地区，同时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协调发展又是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基础条件[1]。如何处理好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实现两者的良性耦合，一直是民族地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参考财政部在1991年发布的《关于调整少数民族省（区）图书发行折扣的若干规定》这一文件，本文研究的民族地区包括广西、宁夏、新疆、内蒙古、西藏这五个自治区以及青海、贵州和云南三省。受自然条件、气候特征和地理因素等的限制，加之民族地区独特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有着不同于其他非少数民族聚集区域的特殊的生态压力和发展挑战，推进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别需要处理好“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的关系，实现“环境和经济”的良性互动，这对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科学测度“绿色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有利于进一步认识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的耦合作用机理，为制定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提供参考。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已经上升成为我国重要的发展理念之一。国内外关于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较多。从研究区域来看，主要涉及不同国家的省（市）域和城市群等层面。如Hope等通过对非洲大陆的研究，发现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运转的关键在于政府的决策[2]。赵雪雁在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分析并总结了甘肃省生态环境质量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区域经济增长牺牲了大范围的生态环境[3]。程慧娴和廖重斌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对黄河流域、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作实证分析[4-5]。从研究方法看，学者们主要利用能值分析法、可变模糊识别、耦合协调模型以及层次分析法等方法来分析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如李松等利用能值理论分析了以贵州为代表的喀斯特地区的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状况[6]。盖美等在使用可变模糊识别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辽宁省的海洋环境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度[7]。刘定惠等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分析了安徽省经济、旅游和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8]。高志刚等利用层次分析法对新疆典型区域经济和环境协调程度作评价[9]。

上述成果为本文研究民族地区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借鉴。尽管近年来，学者们密切关注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但这些成果大多从经济或生态环境单一视角出发，将民族地区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有机结合并同时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的成果还较少，难以对民族地区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作有效的观察和把握。基于此，本文以民族地区8 个省（区）为研究对象，结合民族地区现状，构建民族地区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综合评估2005—2019 年该地区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关系，找出民族地区发展中的短板，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实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理论分析框架及研究方法

本文选用文献梳理方法构筑理论分析框架；同时，构建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水平的协调关系，进而探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协调并进的路径。

（一）理论分析框架

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绿色发展之间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生态环境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确保生态环境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而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既作用于其周围的环境，又受制于周围的环境。在现实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往往是被牺牲的一方，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助燃剂”。但如果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以损害生态环境为代价，这种发展最终必然会因为生态环境被破坏而停滞不前。因此，处理好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协调关系，这在实现少数民族区域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文借鉴SPR 分析框架，即状态—压力—响应框架，将生态环境系统划分为生态环境压力、生态环境状态和生态环境治理这3 个维度[10]。其次，绿色发展是具有生态保育、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等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之一[11]，其中，保持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是绿色发展的主要任务，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绿色发展的主要目标[12]。基于此，本文借鉴方永恒等的研究成果，将绿色发展系统划分为经济发展、资源使用和绿色生活3 个维度[13]。最后，以上述成果为基础构建民族地区绿色发展系统与生态环境保护系统二者耦合协调作用机制并实证分析。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的耦合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

图1 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的耦合作用机制

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之间的耦合作用机理表现在二者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如果二者的关系为协调共进、相互促进即为良性耦合，反之则为恶性耦合。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系统能够支持区域经济发展，同时净化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而生态系统受损后也将制约当地的经济发展效果[14]。对于大部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区域而言，区域生态环境优势能够提高其引进高附加值和低排放产业的竞争力，进而促进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15]；相反，对于生态环境处于劣势的地区而言，其竞争优势也会大大降低。与此同时，绿色发展的推进能够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支撑和保障，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减轻生态环境负担，最终实现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目的。因此，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的协调共生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中极其重要。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能够引导以及推动产业绿色化的转型升级进程，同时，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将提高生态环境的质量[16]，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相辅相成。

（二）研究方法

本文以民族地区8 个省（区）为研究对象，基于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分析少数民族区域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以及两个系统的耦合关系。

参考程晓丽等的研究[17]，构建如下综合评价函数：

其中，f(x)、g(y)分别表示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函数，ai、bj分别为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内各个指标的权重分别为各个评价指标数据的标准化值，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

为了除去所选取的各个指标由于单位不同等因素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首先需对所选指标数据作标准化处理，以为例，具体处理规则如下：

根据耦合协调度模型，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水平的耦合关联度公式为：

在上式中，C 为耦合度，f(x)、g(y)分别表示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水平的综合协调发展基本状况。

为了反映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耦合协调程度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T 是综合评价指数，α和β 为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水平两个系统的权重，默认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同等重要，将权重定为α＝β＝0.5。D是耦合协调度，取值范围在0～1 之间，参考刘慧策和祝影等学者的研究[18-19]，按照耦合协调度的大小，将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水平系统的耦合度分为10 个等级，同时参考陈长煜等的研究[20]将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两个子系统的发展分为7 个类型，见表1。

表1 耦合协调度评价标准与关系判别

三、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一）指标体系构建

遵循评价指标选取的各项原则，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状况，本文共选取25个指标构建民族地区绿色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耦合协调的评价指标体系（详见表2）。绿色发展系统由经济发展、资源使用、绿色生活3 大维度12 个指标构成。其中，经济发展包括人均国内总产值（元）、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等3 个指标，主要衡量区域经济的总量与规模；资源使用包括电力消费量（亿千瓦小时）、人均日用水量（升）、失业率（%）和有效灌溉面积（千公顷）等4个指标，主要反映资源消费及使用情况和社会状况；绿色生活主要包括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标台）、人均拥有道路面积（平方米）、每万人拥有公厕（座）和燃气普及率（%）等5 个指标，主要反映低碳生活状况等。生态环境系统评价体系包括生态环境压力、生态环境状态、生态环境治理3个维度13个指标。其中，生态环境压力主要包括废水排放总量（万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吨）、化肥施用量（万吨）、废水中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万吨）、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万吨）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等6 个指标，主要反映污染物排放和人口对于环境的影响；生态环境状态主要包括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自然保护区占辖区面积比重（%）、森林覆盖率（%）和湿地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等4个指标，主要反映区域绿化基础和现状等；生态环境治理主要包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万吨）、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亿元）等3 个指标，主要反映地区为解决环境问题所采取的相应措施。

表2 民族地区绿色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耦合协调的评价指标体系

（二）数据来源

研究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水平及二者耦合协调关系，以2005 年为起点，时间序列设置为2005—2019 年。选用指标原始数据来自EPS 数据库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以及2006—2020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林业和草原统计年鉴》《贵州统计年鉴》《云南统计年鉴》《新疆统计年鉴》《青海统计年鉴》《内蒙古统计年鉴》《广西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使用插值法和各省区统计公报数据补齐。

四、结果分析

根据上文介绍的研究方法，得到2005—2019 年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指数、绿色发展指数以及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为提升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加入全国整体水平测度值参照对比分析，明确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的绝对水平和相对地位。由于2005—2019年耦合评价结果表格过大，此处只展 示2005、2007、2009、2011、2013、2015、2017 和2019这八个等距离时间节点上的结果。

（一）生态环境水平变化特征分析

由表3 可以看出，2005—2019 年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呈现波动上升态势，高于全国发展水平，趋势较好。同时，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指数在2005、2007、2009、2011、2013、2015、2017 和2019年均大于0.5，说明该地区生态环境总体状况较好，但仍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表3 民族地区及全国生态环境水平变化趋势

从2005—2019 年民族地区所包括的8 个省（区）比较来看，8 个民族省（区）生态环境水平的均值差异不大，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宁夏、新疆、内蒙古生态环境水平均值较高，青海、西藏、云南次之，贵州、广西较差；8 个民族省（区）生态环境发展趋势差异也不大，整体上民族地区8 省（区）的生态环境指数都呈现上升态势，尤其是贵州省生态环境指数的增长速度最快，环境改善效果最明显，说明近年来贵州省政府在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所提出的一系列措施的落地效果显著。

（二）绿色发展水平变化特征分析

民族地区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指数测算结果如表4 所示。2005—2019 年，民族地区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呈现稳步上升态势，且高于全国整体水平。民族地区绿色发展指数由2005 年的0.535逐步上升至2019 年的0.726，年均增长9.05%，绿色发展水平较好；通过对比可以看到，相比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水平，其绿色发展水平较为滞后。

表4 民族地区及全国绿色发展水平变化趋势

从民族地区所包括的8个省（区）绿色发展水平比较来看，各省（区）绿色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差异较小，但部分省（区）发展水平与全国水平有一定差距。在绿色发展平均水平方面，广西、青海、贵州3个省（区）最高，绿色发展较为充分，云南、西藏、内蒙古三省（区）较低，宁夏和新疆2 个自治区最低。其中，只有广西、青海和贵州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余5个省（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民族地区8个省（区）绿色发展成效有待进一步提升。在绿色发展趋势方面，8 个省（区）绿色发展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发展态势良好。其中，内蒙古增速最快，说明内蒙古借助西部大开发的东风，全面推进了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了内蒙古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

（三）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分析

如表5 所示，2005—2019 年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水平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持续上升态势，略高于全国整体水平。民族地区耦合协调度从2005年的0.574增长至2019年的0.646，进步较为平稳；虽然民族地区耦合协调度基础较好，但耦合协调水平提升较为缓慢。从民族地区所包括的8个省（区）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水平比较来看，8 个民族省（区）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水平的均值差异不大，均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民族8 省（区）耦合协调度均处于持续上升态势，但增速较慢，结合8个省区的生态环境指数和绿色发展指数可知，民族地区内的大部分省（区）都存在着“环境有绿色，产业无发展”的问题，即生态环境状况良好但绿色发展较为滞后。总的来说，民族地区8个省（区）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关系趋好，说明近年来民族地区推进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有一定的成效，未来两个系统将会朝着相互促进的方向协调发展。

表5 民族地区及全国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水平

结合耦合协调度评价与关系判别标准，由于研究数据量庞大，本文选取2005、2012、2019 年3 个等距时间节点，展现民族地区及8 个省（区）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的变化，如表6 所示。分析得知，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系统耦合协调状况整体朝着良性方向发展，2005、2012、2019 年两系统皆处于绿色发展轻度滞后状态。民族地区8个省（区）耦合协调关系变化规律较为相似，除西藏外，其余省（区）都经历了勉强协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的发展过程，西藏则一直处于勉强协调状态。整体而言，民族地区8 省（区）的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关系有所加强。在2019 年的协调类型方面，广西、贵州和云南呈现同步发展型，其余大部分省（区）均为绿色发展滞后型。这说明广西、贵州和云南这三个省（区）所采取的治理措施十分有效，在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的同时，还推动了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使得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其余民族地区5 个省（区）则应该在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加快产业结构向绿色化转型的进程，提高绿色发展成效，使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绿色产业都能够朝着协调共进的方向发展。

表6 民族地区及全国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关系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测度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水平，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分析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演化规律。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从时间维度上看，2005—2019 年，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指数由2005 年的0.809曲折上升至2019 年的0.962，年均增长2.64%，其绿色发展指数由2005 年的0.535 逐步上升至2019 年的0.726，年均增长9.05%，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指数和绿色发展指数整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态势均为良好；通过与全国整体水平的测度值对比分析可知，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指数和绿色发展指数均高于全国整体水平。（2）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由2005 年的0.574 增长至2019 年的0.646，在2005—2019 年间整体上呈现稳定上升态势，略高于全国整体水平；民族地区耦合协调度基础尚可，但其耦合协调水平的提升较为缓慢，且绿色发展一直较为滞后，还需要进一步协调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系统之间的关系；从耦合协调关系演变上看，民族地区8 个省（区）耦合协调关系变化规律较为相似，除西藏外，其余省区都经历了勉强协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的发展过程，西藏则一直处于勉强协调状态，大部分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都有一定进步。

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以下政策启示：一是要继续加大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力度，进一步提升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和部门应兼顾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加快出台相应的政策，保障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的协同共进。二是未来民族地区应该着力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同时重视引进和发展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绿色发展新动能。各地区要加快传统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和技术化升级的进程，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环境污染程度，减少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胁迫作用。三是继续增强民族地区技术创新能力，提高绿色发展成效。民族地区应该积极承接创新项目，重视高素质技术人才的培养，结合民族地区的创新基础和特点，提升地区创新集中度和竞争力，促进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