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今年要真正回归积极的财政政策

陈惟杉

刘元春。受访者供图

“中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202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今年的经济形势作出了新判断。基于此，会议为2022年中国经济工作定调：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

从去年年底开始，中国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开始进行一系列调整。财政政策方面，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财政支出在去年四季度加速发力。财政部在2021年底再次提前下达1.46万亿元的2022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限额，授权额度高于2019年的8100亿和2020年的1.29万亿。国家发改委则表示已经对地方报送的2022年专项债券项目形成了准备项目清单，将推动专项债尽快落地，形成实物工作量。货币政策上，2021年12月以来特别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央行出台了降准、降息等一系列措施，保障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这些调整的效果如何？是否能够及时应对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三重压力”？在“稳增长”压力之下的2022年，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如何看待？《中国新闻周刊》就此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家刘元春。

今年经济下行压力很大，特别是还要面对大量的不确定性，主基调是“以稳为主”。什么是真正的“稳”？必须要破题，一个核心抓手就是就业，需要根据稳定就业的目标，匹配相关的政策、战略。现在GDP每新增一个百分点，带来的新增就业是180万左右，因此我们的团队提出5.5%左右的增速目标，也是基于“稳就业”的政策要求，同时也是基于对潜在增长速度的判断。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而增长速度目标的设定，依然是很重要的引导举措。当然，是否会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公布今年具体的增长目标，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但还是应该明确地进行区间调控。

疫情肯定是一个重要的不确定性，一是疫情在全世界流行的模式会不会发生急剧的演变;二是各国政策调整之后，会不会对中国产生一个强烈的挤兑效应;三是全球疫情会不会区域化。

只要疫情没有完全消退，就会有对经济发展带来冲击的可能。因此对于今年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也是以对疫情发展的一些判断作为前提，并非一成不变，因为疫情形势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首先，中国的经济周期、金融周期与欧美国家的经济周期、金融周期不一致，实际上是一个正常现象，世界各国经济震荡的周期都是不一致的。

其次，欧美国家货币政策的变化是否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剧烈冲击，要进行具体分析，而不能简单化理解。特别是美国货币政策逆转，导致全球资本流动变化，以往都会急剧地流向美国，但是从目前来看，一方面是向美国进行转移，另一方面就是向另外一个经济稳定的中心，也就是中国进行转移。因此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对于中国金融市场和经济的发展的影响，实际上是多面性，而非单一性的。

再次，我们一定要看到中国作为超大经济体的稳定性和自我调整的独立性。其实观察以往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就会发现中国的调整周期和美国相比都有很大差别，中国具有很好的独立性。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政策空间跟欧美的政策空间也完全不一样。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不宜过度机械地进行一些线性思考，而是要根据目前世界的格局，全球资本流动的方式，全球产业链、贸易链、价值链传递出的一些新规律，进行更精确的研判。目前从各方面的因素来看，中国货币政策依然具有很强的自我调整空间，而不是完全被美国货币政策绑定。

对于 1月份的金融数据，大家不要过分惊讶，中国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意味着货币供应量要与经济增长相匹配，这是它的一个基本标准，也就是货币供应、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长速度，要与名义GDP的增长速度相匹配。正是以这个标准来看，从去年第二季度开始到第四季度，中国的货币政策不是稳健而是偏紧，因此回归稳健的货币政策就需要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长速度向名义GDP增长速度进行回归，因此1月的金融数据实际上是稳健货币政策回归的信号。

从未来来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再考虑高负债条件下，稳健货币政策内涵的一些调整，因此今年整个信贷增长速度和社融增长速度较去年有一个明显的增长，可能是一个趋势性的變化。从下一步来讲，货币政策回归稳健也是趋势性调整。

首先，超常规的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是必然，比如发行特别国债，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不再进行发行是必然的。其次，从不低于3.6%这样的财政赤字率回归到3.2%左右的水平也是正常的。

实际上超常规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些举措退出是正常的，但是从事实来看，去年我们经历了从超常规的积极财政政策，直接回归稳健的财政政策的过程，但是我们本应向常规的积极财政政策靠拢，而非向稳健的财政政策靠拢，导致去年财政政策的积极性不够。而且去年财政政策支出节奏、支出速度偏低，另外项目包缺乏，加之地方政府一些官员的不作为，导致去年财政政策没有起到相应的逆周期调节的效果。

所以今年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要真正回归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财政的传递效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等方面要有更好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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