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新评书体小说体式概述

戴永建

新文学以来的中国现代小说体式很大程度上都是模仿借鉴西方的结果，新文学的先驱者摆出了与传统旧文学决绝的姿态，力图将西方小说的艺术形式搬到中国本土，并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相结合，走出一条属于新文学自身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道路。但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積淀的深厚文化并不是那么简单就能消解的，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仍然是具有传统形式的通俗性小说。而在《讲话》引领下的本土文学出现的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新评书体小说，则是一次对传统小说形式的回归，是对现代小说发展道路的有力反拨，是真正大众化与通俗化的小说体式。

谈到赵树理新评书体小说的体式，就不能不对这时期占据主流的文艺运动—文艺大众化，进行一个细致而完整的梳理。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文学在艰难的探索前进时就有意无意地走向了大众化与民族化的道路。“文艺大众化”的命题最初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如火如荼地兴起后，由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成仿吾与林伯修提出的。瞿秋白进一步阐发了他关于“文艺大众化”的理论，虽然他对新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但是他对文艺大众化理论的深化与拓展还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明确作为知识分子的新文学作家理应向大众学习，通过改变自身来创作出大众能够接受的作品，并且最早提出了对传统旧形式的再利用，使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本土文学逐渐回归传统，走向民间。文艺大众化的理论日趋成熟，不仅改变了众多知识分子写作的初衷，而且在广大的农民群众中也产生深远的影响。文艺必须带有“中国气派”才能被大众所喜闻乐见，才能“粘得住人”，而文艺要想获得这种“气派”就必须到大众中去，向大众学习。这种带有浓厚本土气息以及传统文化色彩的文艺思想对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文艺大众化的实践也在轰轰烈烈地展开，许多既有通俗性又有创作个性的作品井喷出现，影响最大的是本土作家借鉴现代小说的经验同传统艺术形式相结合所创作出的，以传统小说形式为结构模式的、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新评书体小说。他的新评书体小说既是对传统艺术经验的继承，又是对新文学建立以来现代小说经验的体验，也是对民间文化传统的创新。总的说来，赵树理的新评书体小说在体式上有以下特征：一是继承了传统小说的结构模式，二是独特而新颖的“绰号”手法，三是通俗性的“说”的语言。

一、继承传统小说的结构模式

作为“不想上文坛”，只想做“文摊”作家的赵树理，对中国的文学有着深刻的认识。因而，新评书体小说在艺术体式上最突出的特点表现在对传统小说结构模式的继承上。完整且富有曲折性的故事情节，以逻辑发展顺序为线索，大团圆式的结局是传统章回体小说显著的特征。赵树理舍弃了传统小说单一线索的结构，汲取其情节连贯完整、环环相扣的特点，采取多条线交叉的结构，形成了“一个有头有尾、首尾相顾的圆形结构”，较为符合当时农民群众的欣赏水平。

《小二黑结婚》讲述的是农村青年小二黑和小芹冲破重重阻力，最后在首长的批准下结为连理的爱情故事。以小二黑和小芹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以人民群众冲破封建迷信与恶势力斗争为副线，两条线索相互交织。从故事的梗概来看，这篇小说是典型的“才子佳人”模式在现代小说的体现。小二黑长相帅气，性格颇为沉静老实，和长相貌美的小芹正好是天作之合，两人的故事形成了“才子佳人-家庭阻力-外在阻力-大团圆结局”的完整模式。二诸葛和三仙姑是来自家庭的阻力，他们不赞成小二黑和小芹的婚事，甚至不惜到“官府”闹事。而外在的阻力是垂涎小芹美貌的金旺、兴旺两兄弟，他们对小二黑采取不当手段，为害一方。最后小二黑和小芹在当地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冲破封建传统和恶霸势力的阻挠而结为夫妻，结局是典型的大团圆模式。这篇小说同时还注意情节的偶然性、巧合性，不断设置悬念来吸引农民群众的兴趣和加深他们的阅读体验。小说以小二黑结婚的中心事件贯穿始终，并将民主进步的思想与守旧落后的思想作对比，歌颂了摆脱传统的窠臼而焕然一新的农村面貌。《李有才板话》顾名思义，是利用快板这一民间说唱艺术来讲述故事的。话，就是话本的意思。小说讲述了阎家山农民李有才与地主阎恒元之间围绕着减租减息展开机智斗争的故事。“横霸阎家山数十年”的阎恒元是反派人物，作恶多端，祸害人民。而李有才则是正派人物，行替天行道、匡扶正义之事。小说以三条线索贯穿全文，一是以农民阎喜富、刘广聚、陈小元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为主要线索，二是以章工作员和老杨两位同志下乡工作的所见所闻为次要线索，三是以隐藏在故事背后的地主阎恒元为暗线。三条线索相互交叉，情节波澜起伏，人物形象鲜明。冯牧称赞《李有才板话》是“一部小小的然而真实的新的农村演变史”。继承传统小说结构模式的新评书小说，不同于新文学初期因西化而产生的抒情小说、心理小说和写意小说，它最大程度上突出了故事情节的作用，还原了小说叙事的本质，再加上为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当时内引起轰动也是必然。

二、独特而新颖的“绰号”手法

“文学是人学”，一部经典的小说经久不衰的原因必然是因为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一个人物形象的展现，一个恰如其分的绰号能够更加准确地概括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从而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鲁迅也曾说过：“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只要见过被画的人，一看就知道是谁;夸张了这人的特长—不论优点或缺点，却更知道这是谁。”在我国历代的传统章回体小说中采用绰号来表现人物的以《水浒传》最为典型，一百零八个好汉各有各的绰号，这也是其特有的文学价值所在。赵树理从传统古典小说中汲取养分，采用表现人物的“绰号”手法，在文本中塑造出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在《小二黑结婚》中，有两个人物正是“绰号”手法的真实写照。小二黑的父亲原名为刘修德，在小说中却用“二诸葛”的绰号来替代他原本的姓名。二诸葛可以说是当时传统旧思想的代表，他动不动就要算上一卦，严格按照历书卦象的指示去做事，甚至在热火朝天的农忙时节也不慌不忙地掐指一算，“今日不宜栽种”。根深蒂固的封建旧思想几乎成为二诸葛生活的全部，这也是他因“生辰八字”不合而阻挠小二黑婚事的重要原因。“二诸葛”这个绰号恰当地表现了他迂腐愚昧、不接受新事物的旧式农民形象。三仙姑是于福的媳妇，年轻时长得俊俏，也善于梳妆打扮，经常与村里的青年在一块儿闹腾，因此，与家里人产生了很大的矛盾。邻家人看不过，给她请了一个神婆子来下一回神，没料到从此三仙姑就扯上神婆的大旗，每天招摇撞骗，设香案给人们来求财问疾。年老色衰之后，三仙姑依旧不改其性，每天打扮光鲜，与人厮混。“三仙姑”这一绰号来源于她每天请神拜神的生活经历，表现了她思想的落后与愚昧，也增添了人物的可笑性与讽刺性。在赵树理的作品中，《三湾里》中的“绰号”手法使用得最为常见。一个名为王申的地地道道的农民，善良朴实、乐于助人。他勤于劳作、热爱土地，每次要去帮别人做活儿或者借用一下别人的东西时，都会不停地说“使不得，使不得”。就这样，王老汉的人品传遍了各个村子，他的口头禅“使不得”也成为了他的光荣“绰号”。“使不得”的绰号赞颂了像王老汉这样淳朴农民的善良本性和对生活、对他人一丝不苟的态度。除了“使不得”外，还有“翻得高”和“万宝全”。“翻得高”是范登高的“谐音”，他在作品中担任村长职务，也是一位老党员，但他总是借着自己村长和党员的双重身份来为自己谋利，是落后农村干部的典型，“翻得高”是对他不择手段往上爬的体现与讽刺。“万宝全”名为王宝全，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但他心灵手巧，手艺精湛，像木匠、石匠等活儿都能干。人们为了表达对他精湛技艺的称赞，于是就给他起了个郎朗上口的绰号“万宝全”。另外，赵树理的其他作品中还有“气不死”“小腿疼”“小飞蛾”等类似的绰号，很好地表现了人物的形象，也增添了作品的魅力。赵树理小说笔下的人物绰号是他借鉴传统小说表现方法的结果，又是长期深入农村生活经验的总结，更是他独创的文学形式。

三、通俗性的“说”的语言

汪曾祺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一个作家能不能算是一个作家，能不能在作家之林中立足，首先决定于他有没有自己的语言，能不能找到一种只属于他自己，和别人迥不相同的语言。”赵树理作为一位语言大师，他的语言艺术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不是直接采用方言俗语来写作，而是将带有地方色彩、原汁原味的口语提炼成既具通俗性又有文学趣味的大众化语言。不同于白话取代文言的文学革命走上的欧化道路，赵树理独辟蹊径，将民间地方口语加工改造成文学适用的语言形式，他说：“我写作用的语言，自然的多一点，加工的少一些。加工在什么地方呢？加工在更合符‘说’这上头。”赵树理的作品之所以被农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很大程度上因其明白晓畅的语言艺术。与知识分子从上而下的启蒙姿态迥然不同，他与农民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书是写给农民的，更是“说”给农民“听”的，是“一条没有杂质、没有受过污染的清亮的语言的河流”。赵树理在写作之前，有着明确的“读者意识”，他知道自己作品的受众是广大识几个字或者一个字也不认识的农民。因此，无论是俗语的选用，还是故事题材的选取，抑或是语言的腔调，赵树理都以农民的欣赏水平为基准，完全不同于新文學的欧化倾向，成功地将农民群众使用的语言进行挑选、加工，使之成为生动活泼的文学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农民群众的口语往往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换言之，最具有美学内涵的表达方式往往在不经意的言谈之中产生。但是，农民群众本身并不能察觉到口语之中的美学趣味，不能自我体会与感受语言的美妙。这时，就需要作家以一种向下的或者平等的姿态努力去将大众语言中的美妙体现出来。这是一种唯美性的追求，而文学大众化的语言追求则是一种功利性的追求。从功利的角度来看，赵树理向农民群众学习语言，不是因为追求大众语言的美，而是因为口语化的语言最能为大众所接受，能够将文艺大众化的理论更加清晰直白地表现出来，所以要尽可能地靠近农民。带着功利性的追求毫无保留地靠近农民，如果是一个才华平庸、缺乏洞察力的作家，是不会受到农民群众喜爱的，更不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但是赵树理不是这样，他对语言十分敏感，并且有着不俗的叙事能力，巧妙地将对文学本身的唯美性追求与对现实生活需要的功利性追求有机结合，创造出在现代文学史上唯其独有的一份神韵。正如郭沫若所言：“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朴素的内容与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

赵树理的新评书体小说在轰轰烈烈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中独树一帜，既是新文学对传统的回归，又是同民族文化进一步结合的典型体现。新评书体小说所表现出的在体式方面的特征虽然是借鉴传统古典小说的结果，但是其中也闪烁着智性的光芒。可以这样说，新评书体小说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赵树理个人化叙事经验的总结。文学始终是需要读者的，一个没有广泛读者群体的作品不是一个好的作品。这给在当下过多注重技巧形式而缺乏读者群体的文学作品一个深刻的警醒。在这点上，赵树理无愧于自己，无愧于农民，也无愧于时代，更无愧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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