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世界历史视角下全球化调整期的中国思路

2022-03-16 00:47穆佳贝任守双
现代商贸工业 2022年8期

穆佳贝 任守双

摘 要:新冠疫情催化反全球化高潮迭起,全球化进入调整期,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正发生重大变化,过去的低要素成本优势正变成巨大的市场规模优势。从马克思世界历史角度看,内外因素交织下“构建国内经济为主体的大循环,促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破局自身发展和助力全球化走出调整期的实践践尝试。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全球化调整期;双循环发展格局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2.08.009

1 马克思世界历史视角下的全球化调整期

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普遍交往形成的,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形成、发展的直接表现,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具体呈现“中心——外围”结构。随着第四次产业技术革命(科技革命)的持续推进,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几十年内实现了“互联网——移动无线网络——物联网”的几大飞跃,简洁、高效地支持着人类间的普遍交往,国家间界限不断模糊,全球化不断深化的长期趋势不可逆。但是,全球化进入调整期是当下一段时期的事实。

1.1 从“中心”部分(西方国家)来看

以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为界限,疫情爆发前十年美欧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对“领导全球化”这一延续数百年的“职责”逐渐力不从心,甚至发生了特朗普“疯狂退群”、打贸易战、英国“硬脱欧”等亲手破坏全球化体系的恶性反全球化行为,旧有“中心——外围”全球化体系松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则形成了世界各国间孤立的事实,一定程度上阻断 “世界交往”,助燃了反全球化;在主观上,西方国家应对新冠疫情失格,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为转移国内矛盾确定更激进的反全球化方针,甚至西方国家使多数底层群众“坚信全球化剥夺了他们生存的权利”。拜登政府上台看似是全球化回暖,实际只是针对全部主体的反全球化转变为“中心”部分针对“外围”部分的反全球化,就像高达70%的日本民众反对2021年东京奥运会一样,西方国家的反全球化成为疫情背景下的重要主题。

1.2 从“外围”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来看

作为“中心”部分长期的“资本输出地”、“产品倾销地(市场贡献地)”、“廉价劳动力提供地”,历史上除了中国等少数国家外,第三世界国家大多难以从全球化(世界历史的形成、发展)中获利,加之“中心”资本对本国政治、经济、军事的明暗干涉加剧了“外围”对“中心”的反感和厌恶,全球化对大多数“外围”国家而言是被动的卷入,而非主动参与。而今在疫情的大背景下,随着“中心”部分妄图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手段把疫情的负面影响转嫁给“外围”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全球化意志愈加坚定。

综合上述事实来看,全球化的整体、长期趋势不会改变,但全球化已进入调整期。针对这样的局势,中国以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为指导,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国内经济为主体的大循环,促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重新照亮了全球化深化(世界历史发展)的前路。

2 马克思世界历史视角下的中国双循环发展格局

2.1 对内开放(对内松绑)接棒对外开放助推全球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始终是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者。从世界历史角度看,改革開放之初中国存在经济发展、收入、消费水平低,国内市场规模小,发育程度差的劣势;也有国内生产要素成本相对低廉的优势,采取了基于低成本优势,利用西方市场进行出口导向的开放政策,故中国多年来一直处于“中心——外围”结构的外围部分。

随着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幻,在新冠疫情偶发因素的催化下,原本“商品流通上中国生产、西方消费——货币流通上美国印钞、中国顺差——美债主体外汇储备”的经济循环模式已然难以维系。全球化调整期的到来标志西方尤其美国的中、低端产业外移、倒闭、制造业外包和产业空心化程度以达到危险水平,而中国又出现了产能过剩、中低端技术锁定、投资规模和货币发行过多等问题。与之相对的是,国内市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市场规模、质量、需求和发育程度均有空前提升,对内开放(即对内松绑,进一步进行国内市场、区域改革、协同)成为将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联结起来的新支点。从这一角度看,“构建国内经济为主体的大循环,促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式接班对外开放战略,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新方案。

2.2 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新引擎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对内开放应包含多个层次的内容,既包括放松、解除本国经济的管制,推动政策、法律变革以更好地对外开放,又包括进一步提升国内各地区间相互开放的水平,打破市场非一体化格局,打造国内一体化竞争发展机制,形成真正国内大市场。而对内开放的核心是扩大内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现阶段发展要构建完整内需体系,推进科技和其他创新多点增长、多极增长,打通生产循环各环节,优质、高效满足国内需求。一语道破了“基于内需的全球化”内在逻辑,指明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具体路径。

国内大循环使再生产活动周而复始的每个环节都以内需为出发点,与全球化(国际大循环)形成如下联动:“扩大内需——聚合全球资源——新兴产业形成现代化、高级化产业链,构建国内大循环——反补国际大循环。”从而成为推动世界历史发展(全球化)的新引擎。具体来讲,基于内需的全球化重心在完善国内价值链循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带动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以国内经济循环促进国际经济循环,中国既摆脱了对西方国家市场的依赖,又为世界历史发展提供了中国的市场需求,为全球经济增量提供中国机遇。

2.3 双循环发展格局是全球化调整期推动全球化的最佳着力点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反全球化的影响必然及于全球化的每个参与者。从根本上看,资本作为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全球化)的内因和外因,同时也是反全球化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作为资本充分流通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本质是资本在社会形态上的外延,资本主义对资本的干预和调整必然是局限的。经过全球化几百年的积累,资本将市场经济拓展至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市场调整自发、盲目、滞后的缺陷也在世界历史尺度上导致了西方国家主导的资本失控,这是反全球化的直接原因。

中国“内外兼修”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正是全球化调整期推动全球化的重要着力点。中国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参与全球化,是国家引导和控制资本流通,科学、可持续地参与全球化:对内以内需促创新,以创新建立、巩固新兴产业全流程产业链,进而在起点上规划资本流通和扩张的路径;对外以要素吸引和广阔、成熟的国内市场引入资本在国内、国际间自由流转。这是人类引导资本服务世界历史发展和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尝试,也是中国避免产业空心化、资本大规模无序转移和控制失业率的中国方案。

3 中国思路赋能全球化走出调整期

3.1 释放中国潜力,拓展中国的世界取向

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的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格局,对补齐中国经济短板,摆脱世界疫情带来的经济束缚,提升大国自信有重大意义。从世界历史已有成例来看,中国想拥有统筹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的前提是健全、良性、强大的经济内循环体系。1978年至2019年,中国仅靠紧靠国内生产力对接西方市场的有限开放,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度逐年攀升。另一方面,一味追随西方市场使国内需求得不到充分的、高质量的满足,国内市场培育失序。根据美国学者彼得提出的木桶原理,短板决定了木桶的盛水量,建立双循环格局,正是补齐中国经济短板,释放国内市场发展水平(短板)与生产力发展水平(长板)之间潜力的有效措施。

在新冠疫情依旧肆虐的今日,印度,东南亚各国等生产大国均深陷疫情泥沼,生产停摆,“世界断供”,而中国独善其身,能够以稳定、高质量的生产供应和更加开放、成熟的国内市场形成组合引擎,作世界经济增长、全球化发展的可靠支柱。另一方面,在生产力发展和世界交往日益普遍的今日,中国的双循环格局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性命题,关乎世界历史走向,关乎中国的世界取向(中国在一定发展阶段对本身和世界的态度)。双循环格局打造中国无短板的经济基础,决定中国有更自信的开放态度,更加有深度,广度、力度的开放格局,有引导资本服务人类、服务世界历史的责任担当。世界的中国将为全球化和世界历史的其他参与者提供不一样的选择。

3.2 示范内因调整是各国解决全球化副作用的最优解

与其他国家采用以反全球化为核心的转移国内矛盾的外因方案不同,中国的“双循环发展格局”是内因方案。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第二位的原因,而内因才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了“外因方案”的本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用法术创造了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但其已经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召唤出来的魔鬼了。”而所谓外因方案正是西方国家在自身边际利益下场的趋势下引发的一波反全球风潮罢了。另一方面,资本是人格化的生产关系,既以人为主体,又将人类置于资本的奴役下,人的行为受利益驱动,外因方案是资本自发维持自身统治地位和盲目趋向于短期利益的必然结果。

反观中国,在科学地分析世界和国内形势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全球化调整期中国要充分发挥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用双循环发展格局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带动国际经济复苏。中国在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指导下认清了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本质,理清了全球化与资本的关系,结合中国迅速战胜疫情这一特殊国情,创造性提出了以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为框架引导资本理性、有序流通,示范最优解,点亮驱散全球化调整期迷雾的灯塔。

3.3 双循环格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新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另一创造性发展,指出世界历史发展为人类带来了超越利益增长的命运牵绊,人类命运紧密联系形成了休戚与共的系统性结构。双循环格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脉相承、心意相通”的,双循环格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新实践。

双循环格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同,结构相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提出人类的交往要从利益思维转向命运思维,跳出资本逻辑进入命运逻辑;双循环格局内含中国作为世界重要部分对世界历史的使命和担当,不以资本和利益为政策出口,从内因创造走出困局的方法,同时心系世界人民的命运,为世界走出全球化调整期贡献中国力量。

另一方面,双循环格局的形成示范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结构性整体的内部构成范式。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在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发展环环相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正反两个方向的利益结构:一是“一荣俱荣”的正向结构;二是“一损俱损”的反向结构,任何国家的单边主义行为都会通过命运共同体循环将负面影响传递回己身,过去通过损害他国利益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不再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要求。双循环格局向世界展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一个国家是如何既利己,又利人,如何在世界性危机发生时救自己,帮世界。

进一步讲,双循环格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系统性风险和在共同体框架下引领全球治理有重要意义。人类命运交融所呈现出来的复杂性,使世界历史发展的短期趋势——尤其是人类交往趋势呈现不确定性,系统性不确定因素可能要带来系统性风险,双循环格局使中国可以用更强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实力承载人类命运共同体,增强应对风险的底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合作才是全球治理的主流,共赢是全球治理的价值目标。双循环格局引领社会创新,形成新的结构性协同,搭建新的合作框架,创造新的共赢模式,使全球治理模式更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宗旨。

参考文献

[1]邹广文.马克思的现代性视野及其当代启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5):59-66.

[2]刘志彪.重塑中国经济内外循环的新逻辑[J].探索与争鸣,2020,(11):42-49.

[3]蒲清平,杨聪林.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实施路径与时代价值[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24-33.

[4]李寶刚,张新南.论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J].邓小平研究,2020,(5):104-112.

[5]谢迪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和创新[J].桂海论丛,2020,(3):84-90.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8年度黑龙江省省属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项目:应对当代全球化难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新时代发展”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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