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患者的磁共振成像、弥散加权成像及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成像特征

戎 梅 赵 伟

安徽省淮北市人民医院影像科，安徽淮北 235000

肝癌是临床上常见的恶性肿瘤，最新的流行病调查分析和国家癌症中心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随着诊疗手段和筛查分析的干预，肝癌的病死率逐渐降低，患者生存率逐渐提高，但肝癌仍一直保持高发病率的态势，仍是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难题[1-3]。早期诊断和及时治疗是显著提升肝癌患者治疗有效率和生存率的重要因素[4-5]，而常见的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扫描序列容易产生生理伪影，从而影响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是MRI 检测中的一种新技术序列，其在各个学科领域均有着良好的应用效能[6-7]。本研究以94 例肝细胞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各个患者同时采用MRI、DWI 检查，收集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成像（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DCE-MRI）图像，综合分析各个患者的检查资料结果和病理学诊断结果，探讨研究MRI、DWI 联合DCE 在肝癌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分析安徽省淮北市人民医院2018 年2 月至2021 年10 月收治的94 例肝癌患者，其中男64 例，女30 例，年龄35～85 岁，平均（58.63±7.41）岁；病程3～18 个月，平均（10.62±1.85）个月；54 例原发性肝癌，22 例复发性肝癌，18 例肝癌肝内转移。纳入标准：①术后病理结果证实为肝细胞癌；②临床指征符合2019 年版《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8]中的相关诊疗标准；③合并肝炎病毒感染、长期酗酒、肝硬化、肝癌家族史等高危情形之一。排除标准：①合并其他肝脏病变或肝脏结构异常；②合并脏器功能不足和严重代谢性疾病。研究内容和方案均符合医院医学伦理要求（伦理学审核批号：2018-25），研究前已征得患者本人及其家属同意，并签署研究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方法

患者入院后立即行MRI、DWI 和DCE 检查，采用飞利浦Ingenia 3.0T 全数字磁共振系统作为检查仪器，配合8 通道腹部相控阵线圈。所有患者禁水禁食8 h，取仰卧位，足尖进入后检测定位定于上腹部剑突下方，首先进行T1WI 和T2WI 常规MRI 轴位扫描后，依次进行mDIXON 序列检测（包含T2SPIR AX MVXDHR-RT 序列、mDIXON-art dual 序列、mDIXON-portal blance 序列）。常规序列检查完成后进行DCE-MRI 扫描，所有患者应用肝脏特异性对比剂，并于普通常规MRI 扫描完成后0.5 h 内再进行增强扫描。最后进行MRI-DWI 扫描，设置仪器为DWI 呼吸触发模式，扫描重复时间定为744 ms，回波时间定为63 ms，视野矩阵为40.0 cm×32.9 cm，脉冲重复激发次数为3 倍，扫描层厚为7.5 mm，层间距为0，扩散方向为全方向，DWI-b=800 mm2，扫描时间设置为126 s。

1.3 观察指标

①MRI 检查结果。比较不同肝区部位的MRI 信号水平情况，同时对照比较患者的动态增强图像情况。②表观弥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对采集的DWI 图像进行处理分析，计算ADC 数值进行进一步量化分析，将患者的病理检验结果作为诊断金标准，区分患者正常肝区和病变肝区DWI 图像的信号强度，计算感兴趣区的ADC 数值，感兴趣区需＜100 mm2。ADC 计算公式：ADC=In（SI低/SI高）/（b高-b低），SI低为低b 值设定下DWI 成像中感兴趣区组织的信号强度，SI高为高b 值设定下DWI 成像中感兴趣区组织的信号强度，感兴趣区ADC 值的测量需要注意避开肝部主要血管和胆管系统以避免计算结果出现误差。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 检验，以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MRI 检查结果

正常肝区组织的T1WI 和T2WI 信号呈等信号水平，但DWI 信号呈较低水平；而病变肝区的T1WI 呈低信号水平，病变肝区的T2WI 信号呈等信号或稍高信号水平，但DWI 信号呈明显高信号水平；病变肝区DWI 提示该部分肝区分子弥散运动受限，DCE 图像中可见对比剂应用前后肝区呈现快进快出、从高到低的信号水平。见图1。

2.2 ADC 检查结果

患者病变肝区的平均ADC 值为（1.17±0.14）×10-3mm2/s，低于正常肝区的（1.81±0.16）×10-3mm2/s，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t=29.1860，P ＜0.001）。

3 讨论

随着我国癌症筛查和治疗技术的进步，许多癌症和恶性肿瘤的患病死亡率不断降低，多数癌症患者的转归和预后情况也较为良好，肝癌是我国癌症调查和癌谱构成中极为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9-10]，相关癌症治疗和死亡的高危因素研究中显示，年龄、病理分期、合并基础疾病情况和病程均是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11-13]。因此，以更具诊断灵敏度和特异性的前期检查手段对患者进行筛查和诊断，才能最为有效地提升肝癌患者的生存率和治疗转归情况。

目前临床上较为常用的肝癌筛查手段为CT 平扫、加强平扫或是MRI 常规序列检查[14-16]，通过影像学检查资料和血清甲胎蛋白等具有显著灵敏度的血液筛查指标来结合判断，能有效探查患者的病情状况，但同时此类方法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17]。由于肝癌患者病变组织分期和患者自身血液情况的差异，CT 平扫或MRI 常规序列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癌细胞分裂初期，低度分化和高分裂速度导致许多癌细胞供血不足，从而引起组织液渗透细胞引起细胞轻度水肿，但在CT 或常规MRI 序列下表现并不明显[18]，在基层医院中如果缺乏有效的多类筛查程序或阅片判断出现一定误差，极易导致漏诊或是误诊的出现，由此，从根本上建立综合有效的癌症筛查机制才是目前癌症临床治疗实践中的重要任务。

病理学诊断结果是目前最为根本，也是最为准确的诊断方法，但病理检查往往是有创检查，患者对诊断检查的配合度也较低。DWI 是20 世纪末期广泛应用于脑外科的检查手段，其能借助于对人体组织的水分子无序扩散运动冲击成像，从而对被检查部位的组织供血情况和组织液状况进行综合判断，但无法用于组织结构重叠等较为复杂的人体部位[19]。而在3.0T MRI 仪器的引入普及之后，单次激发回波技术的应用使得DWI 技术开始扩展到多个人体部位的检查诊断应用中，在3.0T MRI 的支持下，DWI 技术在对腹部、泌尿系统等部位肿瘤的诊断均具有良好的诊断应用价值，避免了传统自旋回波序列180°对称梯度的检查下布朗运动所导致的分子位置变化，从而有效保证了多次扫描下组织信号的稳定，减少信号减弱带来的误差[20-23]。除此之外，DCE 功能的配合能够有效清理MRI 常规序列和DWI 检查所导致的生理伪影，结合对比剂的应用能够更加清楚地反映患者病变部位的组织生理变化。由此，联合DWI 和DCE 结果判断患者肝区的病变状况具有更加显著的效果[24-26]。

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正常肝区组织的T1WI 和T2WI 信号均呈稳定的等信号水平，DWI 呈低信号水平，与患者的实际病理检查结果基本一致；而从患者的病变肝区情况来看，T1WI 信号与病理结果一致性较差，而T2WI 信号呈现稍高信号或等信号，无法在第一时间判断患者的肝区病变状况；但结合DCE 成像清除生理伪影后，患者病变肝区的信号反馈更加清晰，癌细胞的扩展不仅导致了局部组织的细胞水肿，还阻滞了水分子的扩散运动，从而在DWI 成像上呈现明显的高信号水平，而ADC 值的计算还进一步印证DWI 的影像判断，随着ADC 值的降低，检测部位的水分子弥散速度越慢，信号衰减也越小，在DWI 成像上呈现出明显的高信号水平。

综上所述，MRI、DWI 及DCE 技术对肝癌的诊断均具有独特的优势，临床中结合应用可以有效提高前期影像学诊断的准确性，同时ADC 值有助于进一步量化和验证阅片结果，从而提升诊断的准确程度。由于本研究的样本数量较少，对于DWI、DCE 以及其他肝癌分子标志物的关系研究有限，今后应结合大样本开展多中心研究，以进一步探查MRI 技术的深入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