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生镜像：冉正万小说的叙事空间探赜
——以小说《八匹马》为例

熊祥军，熊 尧

(1.贵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8；2.黔南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贵州 都匀 551300)

文学生产总是带有时代的痕迹的，这种痕迹一方面体现为当时流行的文学样式，一方面体现为大众趋向的文风和价值趋向。当然，带有时代痕迹的文学作品中，小说特别是中长篇小说供人施展的空间无疑会更大，它通过在一定场域中的特定叙事的方式，更能将作者的趋向展现于读者面前。“中国叙事文学是一种高文化浓度的文学，这种文化浓度不仅存在于它的结构、时间意识和视角形态之中，而且更具体而真切地容纳在它的意象之中。”[1]267小说创作作为文学生产中的一种重要方式，其于叙事的铺陈中外现和内蕴生活的痕迹，可以对生活中主要的构成要素进行描写，进而通过主观情志对客观事物的管理，再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便形之于读者心中的镜像。镜像一词的理论来源，源于法国哲学家雅克·拉康，主要讨论的是人的“自我”之所以存在、不存在或伪存在的原因以及造成这个独特“自我”的心理过程。镜像理论有一个三元组合的理论模型：想象—象征—真实。著名作家冉正万先生对其小说《八匹马》的经营，正是注重在叙事构建情节中表现现实生活的某些方面。其与生活的源生映衬，彰显出作为中篇小说这种样式的特殊生命张力。小说中的诸多细节无不体现着“镜像”这一特殊的意象，我们将之逐步、条分讨论，寄希望于最大限度上在每一个点上还原作家的生产源点。

一、同窗之谊——怀念人生若只如初见的美好

镜像不单是一种客观存在物，它可以是一种隐喻，亲戚、朋友、同学、同事，不管亲疏远近，他们对自我的塑造都有着一定的影响。从广义上来讲，同窗之谊也就是存在着“大他者”，拉康通过自己的“能指理论”就大他者进行了说明：“能指形成了一张网，我们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但它彻底影响着我们的生活。”[2]同窗之谊，是作者用以表现人物交往最主要的一条线索，通过这条线索，跨越二十余年的时间，钩联起了全书的故事情节。这条线索从第一章到文末始终存在，以不同的叙述方式(倒叙、插叙、顺叙)植入，不仅给人以立体的空间感，同时还让作品在严整的逻辑中更显明晰，进而建构起了经纬分明的的叙事空间。

(一)吹牛式的英雄崇拜

同窗之谊，往往是以小孩子过家家的形式开始的。作者阐释的同窗之谊，起于初中二年级，虽用力不多，寥寥几笔，将初中同学亚夏尔爱吹牛以及少年时期对英雄崇拜的过往速写式地交代清楚，这在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情况。对英雄的崇拜，有来自于现实的，也有来自于虚构的，但现实比书本来得更直接。和亚夏尔的交往，从作者的叙述安排来看，是始于他哥哥从较远的地方把自行车骑到学校，再通过亚夏尔的转述，有了进一步的了解：12岁单身匹马冲入狼群抢回被狼叼走的羊，当兵后死在外地。虽然后来证实亚夏尔的大哥并不是冲入羊群抢回了羊，但这并不妨碍一群少年早已植根于心中的英雄崇拜，而当兵后死在外地，虽然没有立马交代死因，但却使得偶像更为神秘，崇拜的情节更为浓郁。好奇是人类的天性，尤其是好奇的对象是正面型人物事件时。此处作者将心理学的知识点以“乾坤挪移”的方式迁移进文学创作中。这与生活中我们崇拜力量、亲情、为国捐躯类的人物形象逐步重叠，以不同的生活境遇为界限，构成两者互相重合的镜像。

(二)成群结队的邀约

学生时代，能够被同学邀约去家里或经自己邀约后有同学愿意来家里，是同学关系最铁的证明。亚夏尔请同学去自己家过肉孜节，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人对别人最高程度的认可。亚夏尔虽有自吹(他大哥的“英雄事迹”)的历史，也在邀请同学去他家步行的过程中有过欺瞒实际路程的行为，但就文章最终叙写来看，他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实在到最后送了刘思亮骆驼后还不计成本给刘思亮喂养。这种实在的人物性格非常符合读者的表现意图，“接受主体性特征表明接受主体具有能动性。审美欣赏活动不仅是对审美客体直观掌握的审美体验过程，又是对审美对象进行再创造的过程。”[3]100读者在阅读的全过程中，会自觉不自觉地将之与现实生活进行嫁接，进而得出与自己生活相重叠的画面，也更让大众易于接受。而至于到了亚夏尔家后的一系列活动，在表现其趣味性的进程中，对人物活动场面及人物活动的具体描写，乃至于由此产生的或模糊、或清晰的同性和异性之间的好感，在生活中也都有对应来源。

(三)成年后各奔东西与人生变迁

同窗之谊，高中或同阶段是一个主要的分水岭：生活环境的改变、性格的逐渐定性、人际圈子的固定等等，都会对交往趋向起主要、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八匹马》中对同窗之谊的描写，亦然逃不开这种藩篱，也正是没有逃开(或者说作者有意为之)这种藩篱，其叙事空间随之也与现实生活有了对称的一面。刘思亮仅以知道安云和自己的考分最高，而对自己人生中第一个暗恋的对象，仅仅是在间接了解后一个“难以接受”的方式结束，这似乎预示着因为高考带来的人生轨迹变换，从此便注定陌路人生。当刘思亮在二十年过去后回忆起这一幕幕，作者安排他选择性地遗忘和记起往事，这样的叙事建构，无疑对唤起受众的回忆有着“引线”式的作用，“我们总是以较为现实的方式回忆，想象并重新塑造过去，过去不但取决于我们不断变化生长的记忆，而且取决于意识筛选、想象重构和媒介展现”[4]42，也正是基于受众对于文本→生活、生活→文本的对比联想，也就能把自己与不同人交往中各奔东西后，虽经历各种变迁，但依然能从记忆中将过往的点滴、片段回忆重新组合起来，形成自己对作品的认知和对生活的感悟。所有的认知和感悟，要么是看别人的故事，要么是对比自己的过往的回忆，在作者塑造的意象中找到了对应点。

学生阶段的感情，尽管有仝贺近乎于“奸商式”的表现，但利益至上的成分却不是太多，作者安排同窗之谊的空间叙事，用不同的阶段表现不同的人生和不同的人物性格。对每个节点的人生状态叙写，都参照了不同现实人物生活中的客观状况。

二、异性之恋——初恋与不惑之恋的纠结与交织

在作品里，与拉康的镜像理论最有关系的是，作家把不同的形象投射进去，差异化的人物设计互为镜像，作品中主人公自我的存在的境遇反思与不完整的分裂状态构成了他们此时的“镜像阶段”。人物形象的身份的转换、地位的转换等，是我们分析该小说异性之恋的一种内在过程关连。

爱情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将之置于人生不同阶段穿插叙写，是《八匹马》这部作品取材于生活的缘由。作者主要以刘思亮和马采儿的爱情来展开自己对爱情的诠释：即使在现实面前，总有人能在爱情中经受住来自于时间、年龄、社会等诸方面的压力和诱惑，而实际上，压力总是远远多于诱惑。刘、马爱情的煎熬，起初只是误解，踏上人生之路后，是各自面对整个社会的压力。两人的初恋，实际上只是一种心灵上的“感应”，并没有当面锣对面鼓的面谈，这种互相倾心起源于高考以前，暂断于高考后。刘思亮原本在高考后的二十年里，对马采儿是没有忘记过的，当有了马采儿的消息后，作者用“刘思亮觉得自己整整一晚上也是一个茶炊，内心一直在沸腾，浑身发烫”的句子来叙写刘思亮的心理状态，这种想象加比拟和夸张的形式，对于再现生活中类似情况无疑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文之思也，其神远也。”(《文心雕龙·神思》)具体来说，也即是对思维空间邈远的建构。作者叙事空间的“远”，并非仅只现实意义上的空间，他还关照了作为人的感情上的空间。刘思亮对马采儿的思念，是强制性地深埋于内心的，他一方面出于自尊受损而被迫从空间距离上疏远马采儿，另一方面又无法把自己的感情做到真正的遗忘。为此，在没有了解到事实真相是王贤父亲托名的电话之前就有如此表现，这就是作者在现实与创作之间通过对应空间的营建找到的共通点。“文学有满足好奇心，供人消遣赏玩的一面，但它绝不仅限于这一层面”[5]195，对爱情甚至是性的描写，生活中的取材点很多，而能置于“远”的空间中去描写，主要就在于“提炼”。

少年的情怀是难忘的，因而是最值得珍惜的，但同时也是最伤人的，这种无形的伤害，让人强撑着、煎熬着：“我喜欢一个人生活，他想。其实内心渴望温情，只是害怕爱情，害怕被爱情灼伤”。作者抓住这一点，为表现“初恋”的美好，倾心着墨渲染：

他把他爱上的东西写成小块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他不去想写这些东西的目的，只享受它们带给他的快乐。任何人邀请他出去玩他都兴致勃勃，但任何女生献殷勤都视而不见，像被水泡过的火柴，任你怎么划也擦不出火花。他的热情和冷漠让人难以琢磨，越是这样，喜欢他的女生越多，他不为所动，得了个“冷面石佛”的绰号。来到筑城后，他继续学习遗忘，不知不觉中，阜康出现在他梦里的次数越来越少，过去的经历渐渐变得索然寡味。

刘思亮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写成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其实是在宣泄自己的情绪，也是在向世人倾诉衷肠，他的心理始终装着马采儿。对于能发表文章的“才子们”来说，是非常受女生特别是带有文艺气质的女生喜欢的，但对各种女生的示爱，“冷面石佛”没有动摇“凡心”，且把这种状态一直延续了二十年，这是爱得有多深才会坚守得这么好呢？对于马采儿的爱情，作者从拒绝王贤的提亲、父亲的催婚、与体育老师的接触等的无迹而终，都体现了另一半也在做着决绝的坚守。好在两人二十年的坚守，在不惑之年活成对感情上的没有迷惑，并最终苦尽甘来。这种事件之于今天来说，虽然在物欲横流和各种压力下比较稀少，但这种作者刻意为之，使得“叙述的空间与故事空间形成系统化的对比”[6]35，聚焦起了现实生活中爱情美好的一面、想象中的样子。

三、人性之杂——生意与人性善恶的掰扯

在镜像理论看来，每个主体在进入社会化过程中都被一种不可控的力量所操控，主体处于缺失状态，所以主体身份的虚无性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在小说中，人性之杂在作家看来相对简单的“可控”的环境里也就走向了异化。

作者设计的叙事空间，从做人而言，以生意为切入点，一步步地将人性的善恶掰扯开来。谈到生意，自然要涉及到趋利的问题，商人逐利，是无可厚非的，特别是在生存压力加大的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生存空间似乎都在逐渐被压缩，而我们基于现实的生存状况而采取的各种抗争措施也就更加无可厚非，但是又不得不提及的是，义与利如何平衡，才能做到中庸的境界？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是做还是评，标准总是难以衡定的，作者设计的叙述镜像，几乎遵循如经营史书般的“述而不评”的原则，从社会工作和同学关系两个圈子进行设计转换。

社会工作的圈子，一是刘思亮的新书签售会，为了造势促销而使用的各种手段，让身为较大获利者之一的他都觉得过于夸张；二是聘请刘思亮作为“专家”的茶场老板，因为水没有晾干就开始炒，进而造成成品茶的质量大大下降，但在刘思亮近乎命令的建议下追回已经售卖出去的大宗生意，赢得了客户的认可；三则是刘思亮新书原型中的主人公始终奉行不变的生意经——诚信经营。这三个事例的描写都比较简略，在对知识分子的良知拷问中，塑造了刘思亮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生活中稀有、但确实存在的清流人物，同时也将市井生活中少见的诚信踏实经营的清流列举出来，反衬现实生活中类似现象的缺失。另外一个则是刘思亮小说改编电影所带来的收入，作者着墨更少，点缀成分却更大。

作者施以浓墨重彩叙述的，是同学圈子中围绕生意而引发的故事。米吉提无意间得到一块银元，仝贺以十元价格买过来，后来以“卜卦”的形式靠这块银元赚了不少钱；而亚夏尔捡到一匹铜马，仝贺想用三十张饭票购买，但亚夏尔坚决不卖；接着马采儿和刘思亮共同发现一只朽坏的木箱，里面有与亚夏尔所捡到的铜马相匹配的七匹铜马，刚好够分给剩下的七个人；仝贺把刘思亮的武侠小说转租“大赚特赚”，亚夏尔租刘思亮的改编手抄本，仅是小赚，但他把租金用来买雪糕和刘思亮分享。在这些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基本上可以看出未来的端倪了：安云看见刘思亮和和马采儿挖出了七匹铜马，产生了嫉妒心理，而仝贺却是充分发挥了“钻营”的本性。在后面谈及考试成绩时，虽然刘思亮分数总比安云低，但安云的心里实际也是不平衡的，认为刘思亮学习没他用功，考分应该比他低更多才正常。这些都逐步把安云善妒的性格展示出来了，埋下了在利益面前不同人性未来走向的伏笔。另外，刘思亮和马采儿的无私、亚夏尔的直爽也在这里初现端倪。而在后面需要“八匹马”齐聚时，米吉提卖了，王贤则是在老同学的“威逼”下才承认是卖了，而安云则是托言搞丢了，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没有找到的另外三匹铜马都在安云手里。时过境迁，同学之间的变化反差是很大的，但从小说的人物和事件来讲，如果要我们在生活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点，是极容易的。在这一帮同学中，安云的学习态度是最好的，学习的成就也是最高的：高考全班第一，工作后硕博连读。对于铜马的价值，安云比大家都更清楚，所以他在马采儿准备聚齐八匹马之前，授意表弟以“买”的形式从米吉提和王贤手里“捡漏”，也或许是在受到骗子欺骗后，妄图以此发大财而改善窘迫的经济状况。他是悲哀和自私的结合体，在他身上，作者安排了传统认知的读书人多数负心的社会现象，这与看似奸商，实则做生意很有底限的仝贺相比，都不在一条水平线上。

作者安排的这种小范围的“生意”，圈子不大，事件也不多，但对生意与人性善恶却掰扯得很清楚。特别是对刘思亮和亚夏尔的感情着墨最多，虽然二十年没见面，刘思亮对亚夏尔也无法给予物质上的东西，但亚夏尔不仅送给刘思亮骆驼，爱屋及乌，附带着也送给马采儿，这和安云比起来，两者品行高下立判。当然，作者没有明言马采儿最终是否追回了另外三匹铜马，但从安云指使其表弟收购并入室盗窃的行为和他对“文物法”的了解来看，作者在此处的意图已经呼之欲出了：这种在生活中见利忘义、打法律擦边球的行为是屡见不鲜的。

四、讽喻之深——托言神仙安排寄寓民间的辛辣讽刺

拉康认为，人对自我的确证是建立在虚幻的镜像之上的，那么自我所构建的认知空间就是一个幻象。人并不可能直接地把握真理，只能希望在体系与体系的冲撞和幻象与幻象的交往中接近真理。[7]7-8作家于虚幻镜像下所建构的一切，就只有通过讽喻来暗示残酷的现实和幻灭的理想。

讽刺在小说《八匹马》中的出现，主要是以托言神人安排的形式展开的。在这里，我们撇开史实和《山海经》中周穆王见西王母的所载原著，仅据小说叙述来讨论其中寄寓的民间讽刺。周昭王杀伐太重，西王母派手下去杀其邪气，这是事后诸葛亮的表现：神仙掌握着凡间的所有动向，为何不在战争开始前制止？阻止昭王铸鼎铭文，是不是在掩饰自己纵容之过？何况这是自己宿命中未来的公爹，这样做不光有纵容之实，而且也有忤逆之举，此其一；西王母派出的瑶姬为完成西王母给出的任务给死去的同伴报仇，祭出大招，而大招的源头(释放冰雹)又是来自于西王母，事后西王母又认为她任性和杀人太多，先是惩罚面壁，再又让她去磨石头，美其名曰“历练”，看似仁慈宽厚，实则腹黑推责，此其二；西王母派出八骏供穆王作为两人幽会的座驾，为何又算不出八骏悲惨结局？而舍弃八骏，兔死狗烹式的冷酷便昭然若揭了，此其三；造酒的少康得到仙人造酒指导，加入三滴人血，便会有更好的味道，而少康宁愿用傻子的血都不用自己的，再把酒献祭给神仙，岂不是神仙转一个弯、避免非议而索要人血祭祀吗？此其四。作者托言神仙安排而对奴隶制社会中统治者恶行的揭露，这种讽刺虽然很是隐晦，但无疑更有力量。至于人间统治者周天子穆王，为其驾车的造父，因为技术好，恃宠而骄，不把重臣放在眼里，这自然是得到了穆王的默许，甚而违背主人命令作出种种不臣之举，作者将其冠以“司机”的现代称呼，这显然是直刺现代生活中为领导开车借势的司机。

在奴隶制及封建制社会里，统治者愚弄民间，托言神仙是天庭的主宰，统治者是神仙遴选出来的“天子”，天子们接过神仙的意旨在人间管理所有人类。由此推导，所有人都要接受神仙们遴选出来的代言人统治，不然就是与天庭作对，他们可以代表天庭行使责罚。“不同的作家就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目的，因而也就有不同的创作动机”[8]115，而作者通过这种形式的叙事安排，对虚无的神仙和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统治阶层进行辛辣的讽刺，其镜像自然是取材于古代，并顺带借此映射出今天有一技之长而无一技之德的类似司机式的借势“苍蝇”：不学无术，因为无知而无法无天。

每部作品都反应出世界的“镜像”，它是作家对世界思考的展现。作家冉正万对小说《八匹马》的经营，在叙事空间上的铺排着眼于提炼社会生活中宏观与细微，注重对集中反映生活实际材料的遴选和加工。对八匹马引发的人际关系的叙述安排，尤其是在情感体验方面，亦如巴金所言：“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9]342，这种情感代入式的叙事，植入自己人生体验，非常合理地顾及了生活源镜像的真实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