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怪小说与魏晋史学

尹 策

志怪小说与魏晋史学

尹 策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史书是志怪小说孕育的母体，先秦史书中含有丰富的志怪内容。魏晋史学的独立与发达促使这一时期志怪小说大量涌现，而后史书征引志怪材料也成为普遍的现象。小说是来自民间的传闻，这种口述方式也曾是历史的记述方式，文字形成之前，由瞽史口述历史，文字成熟之后，口述历史的传统逐步没落于小说家之流。志怪与史书的区别并不完全在于凭虚与真实，志怪故事看似荒诞的叙事中亦包含着史实质素。

志怪小说； 魏晋； 史学； 互文； 虚实

《隋书·经籍志》将大量六朝志怪小说列入“史部·杂传类”，视其为“史之余”。至《新唐书·艺文志》，情况发生变化，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十余部志怪作品被归入“子部·小说家类”，身为史学家的欧阳修认为这类记述神仙怪异的虚妄的作品不配取得史书的资格。后世学者亦认为志怪小说家虽然本着实录的态度，但记述的是荒诞不经的内容，并且受“文学本位”的影响，大多以文学性考察六朝志怪，这导致志怪小说的价值大打折扣。本文立足于志怪小说的史部属性，重点讨论其与史书之间的关系，认为志怪小说是“来自民间的社会史料”[1]171，故事叙事中包含着史实质素。

一、志怪小说与史书之互文关系

（一）文本互文

志怪小说与史书的互文关系首先表现为文本的互文。志怪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史书是其孕育的母体。先秦史书中就含有大量的志怪内容，以《左传》为例，几乎所有的志怪故事类型都可以在该书中找到。比如，灾祥卜筮故事：“僖公三十二年”记载柩声如牛是战事大捷的征兆，“文公十四年”记载星入北斗预示宋、齐、晋之君皆被弑之事，“文公十六年”记载蛇出泉宫入于国乃文公母声姜薨之象，“昭公十九年”“龙斗于渊”、“昭公二十二年”“雄鸡自断其尾”，隐喻国君的失政行为……；鬼魂复仇、报恩故事：“庄公八年”记载彭生鬼魂化为大豕向齐侯报仇之事，“僖公十年”记载太子申生鬼魂复仇的故事，“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嬖妾的亡父“结草衔环”的故事；招魂复生故事：“宣公八年”记载秦国的间谍被晋人杀死后，“六日而苏”的故事；幻化故事：“昭公八年”记载石能言语的故事，“昭公二十四年”记载宝珪变石头的故事；神降故事：“庄公三十二年”记载神降于莘的故事；等等。并且，史书志怪渊源有自。1986年天水放马滩秦墓里出土战国时期竹简，其中一则简文采取邸丞赤向御史谒告文书的形式，记述了一个名丹的人死而复生的故事，这也被李学勤认定为最早的志怪故事[2]43-47。可见，志怪小说记异好奇的文类特征并非只是文学的独创。

志怪小说与史书的文本内容是双向流动的，史书孕育了志怪小说，志怪小说“反哺”史书。众所周知，唐修《晋书》大量征引志怪小说材料，曾引发广泛的争议。其实，这一做法并非始于唐修《晋书》，以干宝《搜神记》为例，魏晋史书皆有征采：范晔《后汉书》引用41次，司马彪《续汉志》25次，王隐《晋书》14次，臧荣绪《晋书》6次，唐修《晋书》91次，干宝《晋纪》3次，袁宏《后汉纪》、谢承《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何法盛《晋中兴书》、孙盛《晋阳秋》、习凿齿《汉晋春秋》、乐资《春秋后传》各1次，裴松之《三国志注》14次，沈约《宋书》82次[1]164-165。很明显，当时的作者就是将小说材料作为可信的历史采择到正史之中的。

（二）文本建构方式的互文

志怪小说与史书之互文关系还表现在文本建构方式上。志怪小说的材料来源有两种——书承与口传，以口传为主。这种文本建构方式也带有史传的特征：口传亦是历史记述的方式。史书中的很多故事也是“听舆人之诵”，再以《左传》为例，该书较于《春秋》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历史记述的故事化，其实现的途径就是“将史实的记录和神话传说、历史传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3]19。举一例释之，“晋灵公谋刺赵盾”的故事，除了事件发展的主线之外，晋灵公从台上弹人、杀宰夫、赵盾与士季进谏、灵公饮赵盾酒、首山饿人救赵盾等，都是作者根据传闻增入的内容。也因此，后人对于《左传》记述传闻一事批评较重，认为失真失实。事实上，这种诟病脱离了当时的历史语境，《左传》的做法意味着，在当时的史官看来，民间传闻也是史。而这样的记史观念，或言史书采传闻入史的做法，再从深层次来说，源于上古时期瞽史传诵的传统。

在文字形成、成熟以前，人类的历史就是以口传文本的形式存在，这也形成了瞽史传诵制度。“瞽，矇也”，即盲人。瞽者具有非常发达的听觉记忆能力，博闻强识，精通各种知识，尤其是礼乐知识，因此，瞽者既是上古时期知识的掌握者，同时也是教育的传播者。另外，瞽者还被认为具有通神的能力[4]17，“奠世系”也是其职责[5]385。“世系”是类似后世所传《世本》《五帝德》《帝系姓》之类的帝王世系谱系[6]10，即有关历代帝王世系接续的历史。也就是说，瞽还是负责口头讲述历史的史官，也因此有了瞽史的并称。古之仓颉、沮诵都是史官，仓颉是书记历史，沮诵是口传历史。事实上，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典籍都是后人在口传文献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就史书来看，《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到西汉的时候才成书，起初便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7]6。还有学者指出，左丘明是“最有修养的瞽史”[8]72。倘若如此，《左传》中有丰富的口传故事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口头传诵相较于书面记述来说，显著的特点便是故事性强，趣味性强。瞽史在口述的过程中首先要保证故事的完整性，其次还要有一定的逻辑性，诸如故事前后的因果关系，故事人物所处的环境与其性格、选择、命运之间的关系，等等，都要讲述明白，再者口述行为本身就带有自发的追求生动性的特点。这些都决定了瞽史在口述历史的过程中，有可能会为了说道理而颠倒事实的时间顺序，也可能将一些可有可无、似是而非的人物、事件插入故事的讲述中，甚至还会根据情节的需要增饰一些内容。史书中记述的“私语”很明显就出自于口述者的想象。比如，《国语》在讲述骊姬谗害太子申生的故事时，就详细记录了晋侯骊姬的“床笫之私”。①而当文字史官通过口述的方式编写史书时，往往不会在细节处详加考究，于是这些内容也就很自然地被保存在早期的史书中。并且，这种通过口述材料编写史书的方式也为早期史书编写者所借鉴。《史记》的撰写者司马迁有较长时间的漫游经历，他游历名山大川，寻访历史遗迹，采集各地民情风俗、遗事逸闻，由此获得的口述材料也被记载在《史记》中。而口述的内容又会因口述者的不同形成较大差异，这势必会造成口传文本的不固定性。《史记》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比如著名的赵氏孤儿的故事，并见于《晋世家》与《赵世家》，两段文字差异较大，同一本著作中就形成了不同的故事版本，这与故事的口传方式有很大关系，说明司马迁采自于不同的讲述者。而这些也都成为后人批评史书“刻意违逆史实”的依据。

当文字系统成熟以后，口传历史的时代便结束了，“秉笔直书”逐渐成为史官记述历史的原则。这使得后世史官认为，用文字记述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而口述的历史则属于民间传闻，道听途说，是不真实的、不可靠的。口述历史的传统也就逐步没落于小说家之流。班固《汉书·艺文志》言：“小说家者，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关于稗官的解释，众说纷纭，由于文献的缺失，很难清楚判定稗官为何官，但是根据《汉志》的记述，稗官的职责是采集远古传闻、九州风俗等，并向王者诵说，从这个角度看，稗官是与瞽史一脉相承的。因此，小说家代表着口述历史的传统。

二、志怪小说的繁盛与魏晋史学

六朝志怪小说数量巨大，现存和可考者多达八九十种[9]266。志怪小说羽翼正史，小说繁荣的背后也是魏晋史学的发达。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儒学衰微，史学开始挣脱经学的束缚，逐步发展为独立的学科，这从现存的目录学著作中可见一斑。汉代刘歆的《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都不曾立史部，他们将史部文献附于《春秋》经之后，而到了《隋书·经籍志》中，史部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不仅如此，史部存目的类别还十分丰富：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这清晰地表明至魏晋时期，史学已不再是依附于经学的一个旁支，而具有了独立的概念。史学的独立也促使六朝时期史著的数量相较于两汉大大增加。②史学的发达促进了志怪小说的繁荣，其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史官的多重身份以及历代史官的工作范畴

魏晋时期，官方对于修史之事十分重视。《晋书·王隐传》言，王隐撰史没有纸笔，“亮供其纸笔，书乃得成”[10]2143。即使是北方少数民族，对于编史之事也非常重视，北魏进入中原后，设立史职编修国史。唐《晋书·职官志》记载，魏明帝时期，朝廷特设“著作郎”一职编修国史：“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是始有其官，隶中书省。”不仅如此，朝廷还另设佐著作郎（又称著作佐郎）八人协助撰写国史：“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郎，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10]735

著作郎、佐著作郎的选拔标准是比较高的，需要有“文章著述之才”，这种重“文”的选拔标准使得魏晋时期的史官兼具文学家的身份，例如，张华、潘岳、陆机、郭璞等，在任史官之前，早已凭借他们的文学才华名满天下。并且按照要求，史官始入职，必须要“撰名臣传一人”[11]511，著作官“陈寿、傅玄、陆机、虞预、孙盛、束皙、孙绰、曹毗、华峤、徐广、谢朗以及庾阐，诸人共存杂传十七部。”[12]235这种考察制度也使得撰写杂传成为一种风气，直系亲属为传主立传的情况十分普遍，名士传纷纷问世。就《隋书·经籍志》史部各存目所收著作数量来看，“杂传”类共217部，位居第一，并且，事实上，《隋志》所收杂传不全，遗漏较多。例如，《三国志》裴松之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二书中所引杂传体著作，很多都未被《隋志》收录。可见，杂传类著作在魏晋史著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因此，魏晋史学的繁盛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杂传的繁荣。杂传一门最早见于阮孝绪的《七录》，其内容主要为“叙圣贤之风”，《隋志》沿用《七录》杂传的名称，同时将《七录》“鬼神”之门，亦即志怪体著作并入杂传中。也就是说，在《隋志》的作者看来，志怪书旨在为鬼神列传，其与为圣贤列传的著作是一样的，都是真实的客观记述。而在魏晋史著杂传中，志怪书所占比重也比较高，可见，志怪书也是最能体现这一时期史学特色的著作。

佐著作郎任务比较重，主要负责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13]287，他们大多都是博闻强识之人，知识面特别宽，像张华、郭璞、束皙、葛洪（葛洪被招为佐著作郎，不就）等还都是“好异书”之人。这也就使得魏晋杂传中有很多带有民间传闻性的神异的故事。此外，中国的史官文化具有独特性，古之史官，近于卜祝，“究天人之际”也是史官的职责，就《史记》一书中材料的来源来看，主要有六类：（一）六艺，（二）秦史记，（三）谍记（或即《世本》），（四）诸子著书现存者，（五）功令官书，（六）方士言[14]47，魏晋时期的著作官，诸如郭璞、张华等，又兼具方士的身份，干宝也是“方士化”的史官，生性好阴阳术数之学，这使得正史以及人物别传中有大量方士术数的内容。王瑶先生曾提出，“小说本出于方士对闾里传说的改造和修饰”[15]138，此观点不是特别完备，但也说明了方士与志怪之间的渊源，著作官兼有方士的身份，也促使“补史之阙”的志怪小说的兴盛。

（二）古史研究的刺激

文字发明之前，人们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记述历史。文字发明之后，这些内容才被记录和保存下来，因此，有关远古时代的记述被称为“古史传说”。有关古史传说的文献资料中，有一些自相矛盾、难以自洽的地方，也有诸多虚妄之言，这便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怀疑，认为古史传说是靠不住的。此事并非肇端于古史辨派，事实上，三国魏晋就已经引发了一场大的争论。司马迁《史记》以三皇五帝开篇，并广采俗语百家之言，谯周（约207—270）即对此提出严苛的批评，他撰写《古史考》25卷，引经据典，论证司马迁引用材料“是非颇谬于圣人”。《古史考》一书已经亡佚，今仅存有清代黄奭辑本1卷（收录于《黄氏逸书考》），章宗源辑本1卷（收录于《平津馆丛书》）。此书一出，引起了当时史学家们的广泛关注。

然而，晋太康二年（281），汲郡（今河南汲县西南）人不准盗魏襄王墓，在墓冢中得到竹书十余车，其中编年体史书《纪年》13篇。《竹书纪年》记载了自夏以来至周幽王事，令人意外的是，竹书所记载的古史与经书出入非常大。比如，儒家经典中唐虞禅让的传说，到了竹书中竟然成为了“放杀”、王权争夺的历史——“舜囚尧”，“舜野死”，启杀益，太甲杀伊尹……《竹书纪年》的出土震惊了当时的史学界，也引起了史学家们的反思。史学家们意识到经书的记载也未必就一定是可靠的，谯周以经证史的研究方法也未必就是科学的，西晋史学家司马彪（？—306？）便利用这些新出土的文献资料对谯周的《古史考》予以驳难。此事在唐修《晋书》中有明确记述：

初，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彪复以周为未尽善也，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亦行于世。[10]2142

“同说一事而辞有乖离”，历史记述可以有不同的立场、角度，历史是复杂的，是多元的。再加之当时经学的日渐衰微，一些原被视为“闳诞迂夸，多奇怪俶傥”之言的古籍文献也被当时学者重新审视。如为《山海经》做注的郭璞就借此提出，《山海经》所载未必不实，而很有可能是由于人们的博物知识不够，进而以为其怪诞：

案《史记》说：“穆王得盗骊、騄耳、骅骝之骥，使造父御之，以西巡狩，见西王母，乐而忘归。”亦与《竹书》同。《左传》曰：“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车辙马迹焉。”《竹书》所载则是其事也。而谯周之徒，足为通识瑰儒，而雅不平此，验之《史考》，以著其妄。司马迁叙《大宛传》亦云：“自张骞使大夏之后，穷河源，恶睹所谓昆仑者乎？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书》不潜出于千载，以作征于今日者，则《山海》之言，其几乎废矣。[16] 4

《竹书纪年》的出土也让史官、学者反过来意识到司马迁保存材料之功，“《诗》家鲁申公、《书》家千乘欧阳、公孙，不遭太史公，世人不闻。”[17]1337再加之“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因此，博达之士纷纷“愍其废绝，各记所闻，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18]962受汲冢书事件的刺激，私人撰史之风盛行。单就晋史而言，唐代官方编修《晋书》之前就有“十八家晋史”之说，并且，事实上，晋史不只有十八家，“据统计，见于著录的纪传体和编年体晋史至少有二十六家之多”[19]2。此外，《史记》博采民间传闻的方式也为魏晋史官、博学之士所借鉴，这也是杂史、杂记、杂传体志怪小说一时风靡的原因。

（三）史钞的兴盛

魏晋时期流行一种史学著作形式——史钞。史钞，又作“史抄”，即摘抄、节录前代史籍中的内容。抄史的目的主要有三：第一，满足人们学习历史的需要，毕竟很多史书不是常人轻易能够看到的；第二，保存材料的需要，史料史著都存在亡佚的现象；第三，史钞不仅有专钞一史者，还有合钞众史者，事实上，史钞好比是类书，史学家对于古之史籍的删选节录，也给读者的阅读参考提供了便利。魏晋史钞著作甚多，《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类小序言：“自后汉以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葛洪可谓“抄史大家”，曾抄七史，《隋书·经籍志》著录葛洪《汉书钞》30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葛洪《史记钞》14卷、《后汉书钞》30卷。志怪小说的成书，根据干宝的自序，其材料来源主要有二：“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即书承与口传。书承则是直接从先前史籍中抄写志怪故事，从这个角度来说，志怪书也与史学兴盛、史钞兴盛的背景有直接关系。

三、志怪小说的虚与实

古代学者对于历史的考察的关注基本点在于“实”，实证的研究方法也是传统史学研究的核心，这到了清代乾嘉学派发挥到了极致。五四运动以后，受西方科学实证主义的影响，历史研究者将历史视为科学，试图通过对史料的严格检验获得真正真实的历史，顾颉刚等人便对古史提出质疑，认为春秋以前的历史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大多是传闻，是无法被证实的，进而提出神话是不可靠的叙述，中国上古史的前段为“伪史”的观点。他们发表了很多文章，汇印成《古史辨》（共9本），也被称为古史辨派（又称“疑古派”）。这种观念在当时影响很大，掀起了新的辨伪浪潮。胡适“东周以上无史”也成为名言，他认为真正的信史是从孔子开始的。古史辨派对于古史的质疑，实际上也就是对于口传文献价值的质疑：文字记述的便是真实的，是“信史”，口头传诵的便是人云亦云，是随意的杜撰，是不实的。然而，文字形成之前的瞽史传诵制度已经表明了口传历史形式形成的合理性。古史辨派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现代大批战国秦汉古书的出土，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古史辨派的观点。很多学者，诸如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钱穆（《国史大纲》）、尹达（《尹达史学论著选集》）、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等都对疑古派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神话叙事中包含着史实质素。叶舒宪采用“四重证据法”，以史前文明中国独一无二的“玉器时代”有力证实了上古历史的真实存在（《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2021年3月，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再次受到世人的普遍关注，该遗址出土的古蜀国青铜纵目面具，与《山海经》中有关“烛龙”的书写相吻合，这也再次有力证明了《山海经》并非神话，或言神话亦是对历史的记述。

神话是口传的历史叙事，是人类口传时代神圣的元历史。神话和史书一样，都是对历史的呈现。以此深思，历史是什么？就人们的一般观念而言，历史是指经过证实的、可信的关于过去的事实。然而，信古派对疑古派观点的有力反驳，表明历史并非科学，历史可以有各种不同形式的文本，无论是口传的还是文字的，都是对历史的记述，或言之，都是人们对历史的记忆。而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历史记述都无不夹杂着叙述者的立场、意识形态，历史外延与内涵的复杂性、多面性不是历史叙述能够涵盖的，因此，历史只是一种书写。历史学家所面对的历史只是历史文献，是通过多种史料构建起来的历史叙述，并不是客观真实的“过去”。这便也是后现代历史学家的观点。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提出，作为科学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作为主观阐释学或诗学的历史，麦克尼尔还首次提出了“神话历史”概念，意图在于通过神话探寻历史的原初面貌，继而重构历史及史学观念③；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奇（Benedetto Croce）在其专著《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20]；胡适提出“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④；美国历史哲学家怀特（Hayden White）认为，在历史写作中，历史学家事先决定了形式，并在某种程度上也事先决定了他们的陈述，因此历史叙事既可以说是发现，也可以说是创作，其形式与文学相类似[21]181。

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观点难免有些过激，有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但是其逻辑又有合理性，不得不说，这些观点带给我们很多启发，让我们对头脑中的固有认知进行重新反思，进而明确，凭虚与真实并不是神话和史书的区别。神话是历史的源头这一观点也逐渐成为学者们的共识。早期小说与神话的关系密切，《列异传》《古异传》《玄中记》《搜神记》《拾遗记》皆以上古神话开篇，这首先是对史书体例的模仿，《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开端讲述的便是黄帝的史事。其次，这也说明在六朝小说家看来，他们书中所记的“怪异”内容是承继上古神话的。虽然，中国古代小说起源于神话的观点有失偏颇，但是不得不说，六朝小说在内容以及表述方式上和神话有一致性。神话的介入，也让我们进一步明晰了六朝小说的史部属性。

如果说神话以神话思维表述历史事件，那么六朝志怪则是以谶纬思维表述历史事件。二者都是“被化妆”了的历史。六朝志怪和神话一样，不完全是荒诞不经的故事，更并非虚构，而是一种具有复合性的存在形式。神话在流传的过程中，会不断地被不同的人阐释，呈现出“层累”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听到的很多神话，包括古书中记载的神话故事，更多的是被阐释后的神话，并非原始神话。人们在对神话故事进行阐释的过程中，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将事件加以集中或减化，也无形中将自己的思想情感与愿望体现在其中”[22]4，又由于早期人类理性思维的不发达，往往将巫话附着于神话，这就使得原始神话故事发生很大的“变形”，进而神话叙事中的真实的历史质素被掩盖，这也需要我们在神话研究中对神话故事进行层层剥离。同样，志怪故事在讲述历史事件的过程中，也会由于叙述者的怪异心态使得叙事脱离真实的故事本事，故事在民间再经人们的口耳相传，又会发生更大的变形，出现严重的讹传。也就是说，志怪故事表面看上去光怪陆离，荒诞不经，然而，揭开志怪故事神秘的外衣，其内核中包裹着的也是真实的历史叙事。从这个角度来说，志怪故事与仿生神话相类似。

概言之，神话也好，志怪也好，事件本身可能并不神、怪，但是当时人受限于知识结构的不足、生活范围的狭窄、科技水平的低下等因素，将不常见、不熟悉之事、物进行夸大，并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释之，故事经过人们的重塑后，发生严重变形，以致于我们看上去大多是不经之辞。这也提醒我们对志怪小说的研究也要进行层层剥离，故事中的史实质素是六朝小说的重要价值所在。然而，受“文学本位”思维的影响，现今学界更多地以文学性考究六朝小说，这种研究的错位使得六朝小说的价值大打折扣。

①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床笫私语就是由史官真实记录下来的，古时候人君在外朝设置国史，在内朝设女史，闺房中事则由女史记录下来。事实上，这种观点未必可信。

②以《隋书·经籍志》为例，“史部·正史”类共收67部史著，其中61部皆编撰于汉魏六朝时期；“古史”类34部，两汉2种，魏晋31种；杂史类72部，两汉13种，魏晋57种。

③麦克尼尔在美国历史协会第100届年会上发表了题为《神话历史：真理、神话、历史和历史学家》的演说辞，参见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75-488页）。

④关于此说法学界有争议。1955年，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哲学研究》发表文章，批评胡适所认为的历史是可以随意摆弄的“千依百顺的女孩子”，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观点。也有人为胡适鸣不平，认为胡适没有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只说过“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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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thical Novels and Historiography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YIN Ce

( School of Literature,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Hebei, China )

Mythical novels generally originate from historical records. The historical records in the pre-Qin period cover a plenty of strange and mysterious stories. The independence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promote the cre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mythical novels in this period, and then it becomes popular that historical records quote mythical materials. Novels are combination of rumors from the people, and this oral way used to be a way of historical narration. Before the writing is formed, the oral history is told by musicians and officials. After the writing becomes mature, the tradition of oral history gradually declines to that of novelis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ythical novels and historical records is not entirely based on fiction and truth. The seemingly absurd narrative of mythical tales also contains historical facts.

mythical novels, Wei and Jin Dynasties, historiography, intertextuality, friction and truth

I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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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9639 (2022) 04-0018-07

2021-07-11

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六朝志怪小说本事研究”（SQ2022098）。

尹策（1985-），女，河北石家庄人，文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小说与文化。

（责任编辑 郭玲珍）（责任校对 肖 峰）（英文编辑 田兴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