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李泽厚的当代中国美学，意欲往何处？
——有感于潘知常《走向生命美学——后美学时代的美学建构》

刘 燕

(浙江传媒学院 文化创意与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真理是无需证明的，因为真理可以自证。不过，真理偶尔也需要一些灵魂的引路人，为黑暗中的灵魂指明未来的方向。譬如李泽厚先生，作为精神导师，引导了八十年代青年人的审美心灵。

遗憾的是，在走进了后美学时代之后，美学理论的消解令人迷惑。更加遗憾的是，李泽厚先生溘然长逝，让灿烂辉煌的美学星空一时黯然失色。在后美学时代和没有李泽厚的美学时代，中国美学该往何处去？中国美学界期待着新的领军人物！中国美学界，是否后继有人能够如昆德拉所疾呼的去“顶起形而上学的重负”？时代的疾呼在呼唤能够顶起中国美学形而上学重负的美学家，文艺理论界的疾呼在呼唤能够生产新的美学精神，引领新时代文艺创作、生态和谐、指引人们心灵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火炬手。而这一切，都早已在暗暗地命中注定。

南京大学潘知常教授72万字新著《走向生命美学——后美学时代的美学建构》的出版，为中国美学界送来了“哥白尼式革命”。这本围绕美学自身问题展开的学术专著，是与李泽厚先生所代表的实践美学长达三十六年旷日持久的美学对话，是真正的美学论争，是真正的来自思想家的对话。令人欣慰的是，在潘知常日臻完善的生命美学体系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美学的日臻完善，也洞窥到中国美学界留给中国思想界的灿烂星光。潘知常深邃而富有活力的美学思想，终将被时间证明：他，亦是这个时代夜空中最闪亮的星之一。

一、从美学的问题回到美学问题

中国现代美学滥觞于20世纪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20世纪初，在救亡图存、宗教衰微、文化价值崩塌的危急关头，中国美学界产生了困扰中国美学发展百年的“哥德巴赫猜想”——“以美育代宗教”——潘知常认为这是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美学命题，是中国现代美学的思想源头。它反映了中国美学过去的道路选择，也暗示着中国美学未来的方向。

“以美育代宗教”是蔡元培从美学角度为国家救亡图存贡献的思想，同一时期还诞生了“以科学带宗教”(陈独秀)、“以伦理代宗教”(梁簌溟)、“以哲学代宗教”(冯友兰)、“以主义代宗教”(孙中山)、以文学代宗教(朱光潜)、以艺术代宗教(林风眠)等思想。最终，中国的政治历史选择了孙中山的“以主义代宗教”，中国的美学发展选择了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潘知常指出，事实上，美育代宗教的理念，最早来自王国维，王国维早就发现了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宗教衰微、信仰缺失的现实，他和同时代的尼采的观点相似，提出了以审美艺术的超越性来取代宗教的作用。同时，潘知常也就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美学命题——“以美育代宗教”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重要的不是“以美育代宗教”，而是“以信仰代宗教”，而且，“以审美促信仰”。为此，潘知常专门撰写了55万字的专著——《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与蔡元培先生展开深入的美学对话。该书于2019年问世，并且荣获了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在此基础上，潘知常的新著《走向生命美学——后美学时代的美学建构》开门见山即说明写作此书的目的：要回应同样困扰着中国美学界的另一大哥德巴赫猜想：生命/实践，亦即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论争。我们注意到，此前潘知常在2019年的专著《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中，在分析中国的特色是“宗教弱化”时的“无宗教而信仰”的基础上，从接续王国维的审美艺术的超越性维度，就已经为蔡元培先生的“以美育代宗教”重新定位，提出了以审美促信仰的审美救赎方案。《走向生命美学——后美学时代的美学建构》一书，则重回王国维与蔡元培思想分野的起点，进而与李泽厚先生展开深入的美学对话。

在潘知常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学问题，而不在于美学的问题。“美学的问题”研究的是形而下的东西，是美学之为美学的具体研究，“美学问题”研究的是形而上的东西，是关于美学之为美学的根本假设。与此相关，从蔡元培到李泽厚乃至李泽厚的实践美学，都始终是启蒙现代性的美学，关注的是现代性的现实层面，即工具理性和科学精神。潘知常的生命美学则是王国维境界美学的升级版，关注的是现代性的超越层面，即对于工具理性和科学精神的反思，它为人也为人的主体性祛魅，并且倾尽全力于对现代性的核心——理性的批判。因而，美学从生命出发抑或美学从实践出发的论争，也就成为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旷世论争的焦点。

其实，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对抗与抵牾由来已久，一直以来即是西方美学的双重变奏，在中国当然亦不例外。理性能领我们走出家门，却不能领我们回到家门。在轰轰烈烈的美育热潮之下，中国美学变成了应用学科，失去了美学在形而上学中的重要位置。要真正地回到美学，就必须要以对理性的批判来重回美学的生命之途。卡夫卡在《变形记》中写道“如果你们说没有了灵魂的人还是人，那我宁可做一只甲虫。”作为生命美学，真正想要的不是美学，而是人性启蒙与人的解放。《走向生命美学——后美学时代的美学建构》看起来似乎是在批判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用生命学说取代实践学说，实质上，潘知常是在用一种学术X光对中国美学进行全面体检，在大众街头随处叫卖的审美消费和美育热潮中思考美学作为形而上学存在的价值，他意图以一己的振臂一呼，来唤醒中国美学界对于生命、终极关怀、意义的重视，顶起中国美学研究形而上学的重负。

二、让中国美学重回哲学的殿堂

学术争鸣的意义就在于使研究者能够为绝对真理贡献微小的一步。思想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这就正如柏格森所说：“我相信，哲学上的辩驳通常都是浪费时间，众多思想家们所展开的相互攻击，又有多少至今尚未被人遗忘？没有，或者很少很少。有价值而长存的只是每个人贡献给绝对真理的微小部分。真理本身能够取代错误的思想，它无须任何辩驳，便能牢不可破”。[1]

在《走向生命美学——后美学时代的美学建构》一书中，潘知常对生命美学和实践美学的理论区分做了阐明。简而言之，可以浓缩为四句话：实践美学是“适者生存”，生命美学是“美者优存”；实践美学是“自然的人化”，生命美学是“自然界生成为人”；实践美学是“我实践故我在”，生命美学是“我审美故我在”；实践美学认为审美活动是实践活动的附属品、奢侈品，生命美学认为审美活动是生命活动的必然与必需。[2]31

潘知常认为，对于美学的关注，不应该是出之于对于审美奥秘的兴趣，而应该是出之于对于人的解放的兴趣、对于人的价值的兴趣，对于人文关怀的兴趣。即便两大学派在对人的认识上存在分歧：人究竟是自然地人化还是自然界化为人，但两种学说都在完成美学对人的目标使命。潘知常认为，美学作为一个通向人的世界、洞悉人性奥秘、澄清生命困惑、寻觅生命意义的最佳通道，关于审美、关于艺术的思考就一定要转型为关于人的思考，美学只能是借美思人，借船出海，借题发挥。因为借助于审美的思考去进而启蒙人性，是美学的责无旁贷的使命，也是美学的理所应当的价值承诺。由此，生命美学对于美学阐释的重大突破也就是对于人的审美生命价值的阐释。

这就正如黑格尔所说，“意志的努力即在于使世界成为应如此。”[3]毫无疑问，生命美学在推进美学走向思考“使世界成为应如此”上，向前迈进了一小步。然而，即便仅仅是这一小步，也足以带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因为，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实践美学的弊病所在——把美学看做知识而不是思想，是对象性的科学而不是反思性的学科，它热衷的是对审美活动的认知，而不是对审美活动意义的把握，关注的是对于审美活动的科学解释，而不是体现于审美活动之中的人的生命、人的价值。总之，实践美学热衷的不是生命意识的转换、生命价值的更新以及生命境界的提升。[2]25

这样的一种美学，势必会忽视人的精神世界的审美满足，忽略审美活动的主体性地位和审美活动在人类生产劳动中的价值意义。人是意义的动物，重要的不是人从哪里来？什么孕育了人？而是如何认识人，怎么去看待人类这种高贵血统的存在者，美学研究者的任务就是找到世界应如此的精神道路。潘知常认为，审美活动并不是物质实践的派生物，而是生命的必然，是人类因为自己的生命需要而导致的意在满足自己的生命需要的特殊活动。美学的奥秘在人，人的奥秘在生命，生命的奥秘在“生成为人”。或者说是自然界的奇迹是“生成为人”，人的奇迹是“生成为”生命，生命的奇迹是“生成为”精神生命，精神生命的奇迹是“生成为”审美生命。审美的奥秘就存在人的生命之中，回到生命，也就必然是回到了审美。[5]

十分有现实意义的是，而今中国美学的发展处于不尴不尬的地位，好似卡夫卡在《乡村医生》中写道“目标虽有，道路却无。我们所称为道路的，不过是彷徨罢了”。美学的存在，远不如文艺学和艺术学的存在更为真实、可信。众多中国的美学研究者也已经开始热衷于在文艺学、艺术学……中消费美学，并且远离了对于美学问题的创造性的生产，原本作为“时代精华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要为人性寻找出路的美学，就是这样被活活地被逼进了死胡同。

在此意义上，如果说，李泽厚的实践美学触摸到了上世纪中后叶中国人的精神困境，当今中国却已经面临更复杂的生态，在疫情、抑郁症、恐怖主义、精神虚空、内卷的夹击下，中国美学亟待去触摸到更多当下中国人的精神困境，更亟待透过审美实现生命境界的提升。人的心是它自己的监狱。中国未来的美学任务是要生产能打开人心灵的美学，是要为更多人实现审美救赎的美学，不是下沉到应用的美学，那是工匠们的美学。凯撒的交给凯撒，上帝的还给上帝。《走向生命美学——后美学时代的美学建构》一书认为：审美活动是生命的享受，审美活动也是生命的提升，审美应当是生命视界的，情感为本的、境界取向的。因此，要把美学问题提升为哲学问题，把哲学问题还原为美学问题，把审美活动回归到信仰层面，使美学成为“成人之美”的审美哲学、审美形而上学、审美救赎诗学。

由此，潘知常所倡导的生命美学以及与李泽厚所代表的实践美学流派长达三十余年的论辩的真正意义才得以真正显露出来。潘知常藉着生命美学与诸多理论流派的一次次哲学论辩，将美学研究从生活、身体、生态等诸多应用美学中灵肉分离出来，也从文艺学、艺术学等诸多相关美学中灵肉分离出来，盛情邀请美学研究者们重回哲学的圣殿。真正目的，也并不在于哪个流派取代哪个流派，而在于美学自身的“去本质化”。如他所说，“去实践化”只是发端，“去本质化”才是核心。美学的“去本质化”，就是要回到人的感性，回到人的存在来探讨美学的意义，就是要求美学家思考美学之为美学的当代哲学意义。只有审美活动才隐藏着解决当下人类灵魂痛苦等哲学问题的钥匙，只有审美活动才能在日趋被科层与技术异化的时代里赎回失落了的自由与灵魂。总之，只有从审美的价值论维度谈及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其他别无出路。

三、回到人的本质 为美学补爱

《走向生命美学——后美学时代的美学建构》一书从对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的批判入手，提出了生命美学自身的思想谱系，针对美学是什么、美学的现在和发展未来为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破局。其中，最具闪光的思想是关于人的本质的美学论述。

在生命美学看来，人是有生命的，生命的“在世之在”是先于理性、先于认识、先于意识的，诚如海德格尔所言“存在之诗，刚刚开篇，它是人”。[4]美学断不能绕开人、绕开人的生命来进行研究，美学不是“纯粹理性批判”，而是“纯粹非理性批判”。它无关乎现实世界中的“真理”，而只关乎超越世界中的“真在”。[2]151美学是以“人的逻辑”为中心的学科，美学研究就应该去回答人之所是、最高价值、人之为人的生成性、生命的超越方式，这才是美学的根本任务。因此，美学研究要从“爱智慧”的知识论范式走向“爱生命”的生命论范式。因为“爱智慧”的知识范式是西方美学本质化思维的产物，但人们内心所体验到的纯粹绵延的生命之流是“真正的实在”。黑格尔说，过去的美学家都是“理性思维的英雄们”。在那里，人与智慧是分离的，它只是一种“定义式”的关于“何为审美”的讨论，而无关乎人的尊严的，因此，它理应终结。

的确，中国的美学研究才刚刚蹒跚起步，往往还停留在对西方美学的片面的模仿，更缺乏对于自身的现代性思考。为此，潘知常不惜呼吁美学“终结”，其中蕴含的并不是美学的结束，而是美学自身的深刻反省。中国美学不要夜郎自大，也不要妄自菲薄，要睁眼看到当前的中国正站在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碰撞的高峰期，伴随着中国文化复兴，带来的必定是人的复兴、文化的复兴、美学精神的复兴。正如海德格尔发现的：过去的美学只是说希腊语的。我们今天也看到，中国的美学还是说西方语言的，然而西方的美学，到尼采为止，“神性的视界”“理性的视界”都终结了，而“生命的视界”却已经开始了。何况，在中国的传统美学，也早就开始了“生命的视界”。牟宗三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一书中指出，中国哲学是以“生命”为中心。儒道两家是中国所固有的。后来加上佛教，亦还是如此。[5]因此，中国的美学研究只有走自己的道路，才能走向文化复兴之路。

在《走向生命美学——后美学时代的美学建构》中，潘知常提出了“生命为体，中西为用”的美学构想。他认为，在一个宗教祛魅的时代，美学要以“人的尊严”去解构“上帝的尊严”“理性的尊严”。过去是以“神性”的名义为人性启蒙开路，或者是以“理性”的名义为人性启蒙开路，现在却是要以“美”的名义为人性启蒙开路。[6]生命是一个自组织、自鼓励、自协调的自控组织，它为美而生，也为美而在，关涉宇宙大生命，但主要是其中的人类小生命。[2]422人不是上帝的创造物，也不是自然界物种进化的结果，人是借助自己的生命活动而自己把自己生成为人的。这就是生命美学。

中国的儒家有“爱生”、道家有“养生”、墨家有“利生”、佛家有“护生”的思想，但均没有道破生命的天机。过去150多年，人们将达尔文的进化论视为圭臬，但达尔文在后期的一本书《人类的由来》中却出人意料地九十多次使用了爱，达尔文后来的研究者发现，达尔文相信进化的主要推动力是爱而不是“自私基因”。[7]在此基础上，接续儒家第二期王阳明的“万物一体之仁”的哲学观，潘知常认为中国美学要补上爱的一维，因为生命即爱，爱即生命。审美的目的就是让爱进入人的生命，让人因生命而审美，因审美而爱生命，这就是他的“万物一体仁爱”的生命哲学观。

潘知常所倡导的生命美学，是以爱为纬，以自由为经，以守护“自由存在”并追问“自由存在”作为自身美学使命的开放性的美学。他要唤醒人们的两个美学觉醒——个体对生命觉醒与信仰对爱的觉醒，就像黑格尔认为“哲学的工作实在是一种连续不断的觉醒”一样，潘知常也认为，生命美学就是要顽强地表达一种不在场的价值追求、价值获得，对价值满足的不懈向往，从我们所厌恶的黑暗中，将人性的终极转向悲悯，转向光明，转向生命、爱、真理、永恒，这一切，都是自柏拉图以来人们一直渴慕和探索的“灵魂转向的技巧”，也都是生命美学的使命，都是美学的未来。

萨特说，人无非就是自己所造就的东西。在技术重构的当下世界里，人的物化和异化令整个世界绝望，如何使人从人的物化回到人的人化，从马克思开始到法兰克福学派，以及中国的现代美学学派都在寻找答案。茨威格认为，“自从我们的世界外表上变得越来越单调，生活变得越来越机械的时候起，(文学)就应当在灵魂深处发掘截然相反的东西”。[8]美学精神是人性精神的倒影，美学精神的复苏，是人类本性的复苏，美学精神的萎缩，则是人类精神的萎缩。逻辑和说教永远不能使人信服。21世纪，积极心理学的诸多研究提醒人们，人类要从心灵出发而不是头脑出发，才能获得生在世上的快乐，因为，作为在宇宙历经漫长历史的人类，对爱、真理和永恒的灵魂渴望早已镌刻在我们的基因上。

结 语

李泽厚先生的去世，也许标志着从梁启超到李泽厚的百年中国现代美学中的启蒙现代性的终结，但“生命与实践”之争、“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争，仍将会成为21世纪中国美学的两大主流方向。相信在更远的未来，生命美学所引发的爱的革命与美学革命必将涌流为一条汹涌澎拜的生命江河，滋润和启迪更多的学者，走向美学的雄奇和伟大，并且开创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美学。

“这不是结束，甚至并不是结束的序幕，但可能是序幕的结束。” 1942年，丘吉尔在阿拉曼战役胜利后这样说过。我相信，《走向生命美学——后美学时代的美学建构》的出版也一定“不是结束，甚至并不是结束的序幕，但可能是序幕的结束。”[9]对于学者而言，六十岁才是青春，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潘知常一定会在美学探索的道路上奋发向前，在后李泽厚的美学时代，继续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并且，创造出自己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