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之“边”的文化意义再考量

2022-03-18 10:23冯小琼
语文教学与研究 2022年2期
关键词:翠翠边城沈从文

◎冯小琼

要解读《边城》,离不开对小说创作者沈从文的了解。沈从文出生于湘西,后家道中落,于1917年投身军旅,进入湘西靖国联军第二军游击队。此后的军旅生活中,他阅尽西南贫苦地区的底层人民的悲苦生活,深知从军难以解决中国的本质问题,于是毅然离开军队远赴北京学习新知识。1924年,沈从文的作品开始在《晨报》《现代评论》等刊物上崭露头角。1933年,沈从文的人生发生了两件大事,一则与张兆和结为婚姻,二则与杨振声创建《大公报文艺副刊》。期间,沈从文一直辗转于各大城市,亲历诸多权贵阶级的无情冷酷,麻木不仁,人性丧失,导致沈从文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无情现实的抨击下理想主义的幻灭,迫使沈从文追求新的生命形式。此后,沈从文深刻认识到权贵阶级的虚伪并深感唾弃,其内心更加憧憬“桃花源”般的田园生活,追求人性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美好生活,而《边城》便是作者在这样的心境下于1934年诞生。在小说《边城》中,沈从文构建了一个封闭的、隔离于现实外又自然真实的边陲小镇,并以人性的真实情感来看待人生。而小说名中的“边”更是有着几番考量,其不仅是地理上的边缘地界,还是现实情感的边缘划分。

一、作者的“边缘”创作意识

《边城》在创作之初沈从文便不为“集体”看客而写,因为《边城》既不为取悦大众而作,也不为批评现实而呻吟。其只是作为一个“励志”读物而存在。《边城》不仅是在创作的形体上与传统的叙事结构有别,在主旨上也与主流的文学泾渭分明。因此小说《边城》在创作意识上本身便具有“边缘”之意,不以取悦某人、某群体而存在,它只是用一种诗意的手段将民族的美好述诸于笔。沈从文在关于写给“看”的这一问题上,曾做过多次的解释。在《边城·题记》沈从文这般写道:“我这本书不是为这种多数人而写的。”而这“多数人”则泛指部分力求“先进”却无民族经验的人。那给哪些人看?给关心民族,能够感受社会变动民族爱憎的人看,让他们能够从小说中感受到民族的美好与伟大,“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因此,沈从文的“边缘”意识是具有排他性,主动将某些自命非凡的文化人,不以民族际遇为本而空谈救国的人排除在外。除了“写给谁看”这一问题,还有“写什么”这一问题,同样的在《边城·题记》中沈从文也有所谈及:“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素朴的叙述。”可见,沈从文从一开始便是要写小人物的故事,写平凡人的生活,而不是如《荷马史诗》《史记》那样写英雄人物。他所关注的点是“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所探讨的内容是在变动中小人物如何能够保持活着的人性。这也是沈从文在《边城》中创作的伊始。在《边城》中,翠翠的婚事是整个故事的线索与基调,而作者在叙述这些故事时是怀着宽容温热的态度去进行写作的,其中多是对人性真挚、正直、善良等美好品质的肯定,平凡之中更近人情,不以犀利的笔锋或扭曲的价值观作更多“批评”或“赞美”。而这种创作手法实际上与当时文坛上的创作是不一致的。在当时文坛上的创作是以左翼文学为主流的,因此《边城》不符合“批评家们”的“口味”。无论是从主旨的宣扬还是对读者的选择或者是内容上的撰写,《边城》中的“湘西桃源”皆是个中另类,因此从创作者的意识来看,《边城》本身就是“边缘”的产物,注定要饱经争议。

二、接受者的文化冲突与肯定

1938年《边城》由松枝茂夫翻译的日文译本在国外迎来了不错的反响,得到许多外国读者的欢迎。但当时国内则反响不一,其中批评声更是大于赞美声。主要引起的争论点是《边城》中的取景是否真实存在。首先,《边城》作为诗化小说,本身便带有一定的文学修饰效果,但这修饰肯定是基于现实之上的。如鲁迅的《社戏》其中鲁镇的诗化意境是具有现实色彩。但在当时许多人对“边城”的存在有着质疑声。汪伟对此评论:“这是中国现在的农村吗?仿佛是,又仿佛不是。”这话有其历史背景原因。三十年代初,正是我国兵匪横行的年代,民不聊生,人性在战争的摧残下更是岌岌可危。而缺乏感性的生存环境下,要对《边城》中的诗意牧歌进行鉴赏难免不会产生“雾里看花”之感。其次,作为当时左翼文学大家郭沫若更是针对沈从文进行了严重的批判,将沈从文比作“桃红色”的作家,其中更是为沈从文刻上了“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阶级标签,导致沈从文被迫离开文学创作的队伍。而《边城》中诗化意境也难免不会遭受误读的命运。

《边城》中的物理空间实际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因为在文学设定上“茶峒”这座城市是边陲小城,“边”便意味着它与大众、大势相隔绝,其是传统的也是独立的,不与国家大势所携裹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边”是虚幻的,因为它真实的存在于当时的社会之中。而“真实”本身便是《边城》的艺术特征之一,如苏雪林对沈从文的评价一般:“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边城》的“边”是孤立的,因此它与现实保持距离,在艺术形式上表现得更为含蓄,在他的笔下湘西人民、山水皆加以诗化又与水深火热下的中国近代人民生存形成鲜明对比,最终塑造出沈从文心目中的理想乐园。

三、封闭的边境空间下的叙事功能

首先,小说《边城》题目,便为读者建立起了物理的空间定位,而这定位又加强了小说的真实感。为什么说“茶峒”为边城?“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可见,“茶峒”所属确实是犄角旮旯之地,与世相隔,“边”字实至名归。而“茶峒”作为小说中主要的叙事空间,其中发生的人、事、物便是作者所要讲述的主要对象,其中人物的欢喜悲哀更是沈从文关注的重点。茶峒作为四川与湖南的边界,流通性差,以小农经济为主,“商业竞买之风尚未吹拂此处”。这是茶峒的“边”的表现之一,而这“边”所带来的影响,便是此地人民大多勤劳、淳朴、友善、忠诚,这是与“买卖”风气之地相对的性格品质。而作者也是借助于这“边”的自然属性,展开对翠翠与大佬、二佬之间的情感故事。

其次,小说《边城》是以空间建构进行的叙事,主要围绕碧溪蛆、茶峒山城、白河三大空间进行叙事开展。在第二章节中,小说对茶峒的地位位置、交通条件与自然环境进行大量的笔墨渲染,并对茶峒这座边城中的经济生活特点进行了描写。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所不同,茶峒并非是完全孤立的,这座湘西小城与世界保持着若有若无的联系,笔者在书中交代“水手们,商人们从外面带来了美孚油,洋灯,香烛纸张等”。但是这一丝的联系明显没有撼动这边城的经济环境,依旧还是以农耕为主的有序发展,这里没有兵匪、没有战乱,只有看天劳作的收成,因此这里的人大多自由无虑。小说开头便交代爷孙二人在溪边生活的实景,无论天气阴晴,二人都会守时的在溪边摆渡,“有人过渡时,便略弯着腰,两手缘引了竹缆,把船横渡过小溪”。而当爷爷犯困疲倦之时,翠翠又会乖巧地帮其引渡行人,黄狗更是忠心耿耿,“靠岸时,黄狗最先跃起上岸,口里紧衔着绳子,也很懂行很尽职的拖船靠岸”。这美好的空间想象中,给读者一种生动而美丽遐想。在这边城之中,人民不再挣扎于生存的边缘,更无太多的不幸,仿佛边城人民不为世界而动容,这里的“边”不仅为茶峒这座湘西小城添上了美好的一笔,也为这座小城增添了神秘感。

此外,特定的场所带来的不同人情习俗。茶峒作为边陲之地与都市社会的习俗有着不一样的特点。沈从文对茶峒的风俗文化付诸了大量的笔墨,如端午节时边城人民过节的盛状,赛龙舟、捉鸭子等。《边城》作为空间叙述的诗化小说,物理空间是作者叙事的关键一环。而端午节的叙事便是凭借“白河”这一空间进行建构的。在两年前的白河边上,翠翠在此不仅初次见识了节日的欢乐气息,还邂逅了二佬,情窦初开。而在两年后的白河边上,翠翠在吊脚楼下又认识了大佬。这都与白河这一空间建构下赛龙舟、捉鸭子等场景是离不开。从中可知,要探析茶峒山城的“边”字的蕴藉离不开对此地的物理空间的认知。茶峒之所以为边城,其不仅是地理位置上的成全,在物理空间叙事的并置之下,茶峒的“边”还在于风土人情、社会习俗之中,如此才是一个立体的物理空间。

四、边地人民的情感空间

首先,《边城》的主要叙事便是以翠翠与大佬、二佬的情感空间而进行叙事铺设的,展示了边地人民淳朴、豪爽、真诚的美好品质,表达了作者对名利欲望下社会的人民麻木不仁的精神厌恶与对自然、自由的生命气息的向往。茶峒山城的“边”并不是单纯的地理意义,还在于山城人民的人性表达下的生命形式,这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是不同。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人民一则饱受封建愚昧之风的摧残,人性枯竭;二则民族忧患下文化风气急躁枯进,缺乏沉思;三则受商品经济的冲击小农经济的瓦解,人民生存困难;四则战乱纷起,人的价值不受重视。因此,人这一主体作为社会中最重要的一环便成为了最不重视的一环,人的生命形式扭曲而崩裂。但在茶峒这一山城中,人性是有所保留的,其与社会大环境不同,人民的悲欢离合便是人生大事,生命自由贴合人性。因此,茶峒的“边”是凸显在思想情感之上的。“边”便意味着不同,思想的不同,对人生命价值的观点不同,人性的不同。《边城》在风物人情的建构中,便叙写了茶峒中人民的良善性格,“在这小城中生存的,各人自然也一定皆各在分定一份日子里,怀了对人事爱憎必然的期待”。因此,在安分乐生的环境之下,人民的生活必定是淳朴的,沈从文更是在书中直抒“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这也是批评家们对沈从文唾弃的原因之一,认为沈从文在小说中过度美化了湘西这一地理位置上的人们,对其人生过于理想化,乌托邦式的消沉并不可取。但这又恰好说明了“边”的重要性,只有徘徊于边缘不容于世界才会有这理想的人生形式,而翠翠、爷爷的人生才会在这般民情中诞生,才能孵化出小说中的故事。

其次,《边城》的情感空间实质上分为两个主体,一是亲情,二是爱情。爷爷与翠翠间的亲情是沈从文构建的第一个情感空间,爷孙两人相依为命并养了条黄狗,对于摆渡的古老职业,更是无论天气晴雨都恪尽职守。这既是爷孙二人的生存之道,也是两人间的共同情感体验。而在面对孙女婚事时,老人内心由于带有对女儿的愧疚,因此犹豫不决,导致后来出现种种误会,最终老人怀疚、郁郁离世,这也是亲人间羁绊。而翠翠与大佬、二佬间的爱情是沈从文构建的第二个情感空间。沈从文对翠翠的性格描绘“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因此翠翠被大佬、二佬而喜爱。大佬品性纯良、老实,二佬聪明伶俐,皆能够被爷爷所接受。而爷爷又担心孙女逆反,“拂了心意”,因此只好按茶峒人的规矩,“作一次流血的挣扎”。又因兄弟二人间有着亲情的羁绊因此是“不至于动刀的”,最终选择唱歌这一形式来争取翠翠欢心。而又因为大佬不擅长唱歌,自动放弃,负气离开导致淹死。而这也间接导致爷爷离世、二佬与翠翠间爱情有所曲折。《边城》的情感空间的设计是纯粹的,是作者对人性、情感的生命形式的探索,其没有进行过多隐性批判,也没有“摆弄事端”,只是单纯的讲述一个情感故事。而这一情感故事又是建立于边地这一特殊的“湘西世界”中,因此它是有别于其它的故事的,真实的笔触下给人带来更深的情感内涵,同时也创作出了自身的风格。

《边城》中的“边”的意义构成,是由作者主观意志、社会背景与文本对话下所产生的。在我们对题目“边”的内涵探寻时,不难发现作者沈从文的艺术追求及人生形式的理想,而在《边城》诗意的空间构建中,人性的审美探寻与现实的社会矛盾,必将带来褒贬间的思想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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