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曹聪灵 肖国安 徐邵蕊 周小渝

作者简介： 曹聪灵（1982—），男，湖南桃江人，湘潭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统计。

摘 要：基于财政可持续视角，依据2006—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考量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人口老龄化以财政可持续为中介变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正向影响;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作用逐步减弱;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鉴此，应调整优化人口政策，提高劳动者素质，激活老龄人口消费潜力等，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经济高质量发展;财政可持续

中图分类号：F812.42;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22）01-0114-09

一、引 言

我国自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开始，2010年之后老龄化速度加快，这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2019年11月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明确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按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制定见实效的重大政策，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围绕这一战略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根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26402万人，占比18.70%;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19064万人，占比13.5%。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是深远而复杂的，因此，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产生的社会问题，积极引导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相适应，使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负面影响最小化，充分挖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学界关于人口老龄化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大致可分为三类观点。第一类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1-4];第二类认为人口老龄化可以通过提高储蓄率、增加后代的人力资本等途径促进经济发展[5，6];第三类认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呈“倒U型”关系[7-11]。关于人口老龄化与政府财政可持续之间的关系研究主要包括：第一，人口老龄化对财政支出的影响主要包括真实案例和模拟测算研究。真实案例的研究结论均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加重政府财政支出，加重政府的税收负担[12-14];模拟测算根据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预测出政府未来的财政支出费用，发现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政府养老支出增加，政府财政负担迅速增加[15-17]。然而，通过增加政府教育支出和基础科研支出可抵消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就业的负向效应[18]。第二，人口老龄化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与老龄人口负担的所得税率[19]和商品税负[20]有关，老龄化对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有消减作用[21，22]。此外，老龄人口比重与财政可持续性呈现出“U型”关系[20]。

关于老龄化、财政可持续与经济发展三者关系的研究包括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健康支出的增加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促进作用随着老龄化水平的提高而强化[23]。老龄化形成的劳动效应，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使得社会群体更加注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教育、技术的投入，进而形成创新效应和技术效应，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24-26]。当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时，均衡增长政策是增加财政支出规模并加大健康保障支出;反之则是减少财政支出规模并加大公共教育支出[28]。

综上所述，学术界少有学者将人口老龄化、财政收支、经济高质量发展三者放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进行相关性分析。本文以人口老龄化为出发点，以政府财政可持续为中介变量，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落脚点，基于2006-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引导人口老龄化助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人口老龄化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消费、储蓄、技术进步等路径影响经济发展，随着人口老龄化在我国的持续深化发展，老龄人口的增加对财政收入和支出均有影响，进而影响到了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即财政可持续。具体来说，人口老龄化使得政府需要增加社会保障性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科技支出以及教育支出等财政支出预算;人口老龄化还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市场，对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等税种的税源形成一定程度的冲击，进而对政府的财政收入产生影响。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的变动都会相应地影响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且当财政支出的增速大于财政收入的增速时，财政收支的平衡将被打破，财政赤字开始出现，进而威胁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將基于财政可持续视角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研究人口老龄化如何经由财政支出渠道和财政收入渠道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

（一）财政支出渠道

根据马斯格雷夫的经济发展阶段增长理论，当社会经济发展至成熟阶段时，公共支出会从基础设施建设支出转向保健、教育等社会福利性支出。人口老龄化主要通过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医疗卫生支出、教育支出以及科技支出等财政支出渠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作用。

1.社会保障支出。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呈现出“未备先老”与“未富先老”的双重特点，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障体制已经涵盖养老保险、社区养老等多领域。就养老保险制度而言，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数量减少、退休人员数量增加，缴纳养老保险的人员减少而领取养老金的人员增加，养老金体系的收支缺口扩大。此外，预期寿命的延长使得退休人员领取退休金的时间延长，进一步扩大了政府的养老金支出规模。尽管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自建立以来，资金滚存余额一直呈现增加趋势，但其基金结构的良好运行高度依赖政府的财政补贴。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为维持养老保险体系的平稳运行，政府的财政补贴面临巨大的支出压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老龄人口通过劳动获得的收入与年轻时期相比会出现较大幅度的缩减，个人用于养老的能力减弱，政府用于社区养老、养老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养老产业发展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就会呈现刚性增长态势。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政府部门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与福利性支出将持续增加，会给政府带来财政压力;同时，基础设施和养老产业的不断壮大又会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共享发展。

2.医疗卫生支出。

老龄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开始衰退，健康状况不断恶化，患病概率直线上升;同时，随着医疗卫生水平的进步，人类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大幅增加。随着社会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的提高，老龄人口能够储蓄更多资金用于养老，养老保险制度可增加老龄人口的收入来源、减少就医成本，间接增加了老龄人口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对医疗卫生需求的增加，要求政府财政增加有关医疗卫生的财政支出预算。此外，医疗技术的发展要求更多科研资金的投入，医疗卫生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进一步提高。

随着老龄化问题的日益加剧，仅靠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已经无法进一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此阶段就需要增加教育支出、科技支出等财政支出，贯彻科教兴国战略，提高科技实力、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刺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财政收入渠道

人口老龄化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市场、消费市场对税源产生影响，进而作用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税源的变动会对政府的财政收入产生显著影响，由老龄化所引发的税收效应最终会转化会经济效应。

1.劳动力市场。

人口老龄化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作用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两个方面，所得税具有不宜转嫁性，能够直接影响个人和企业的财富分配，是政府进行调控贫富差距的重要再分配手段。

老龄化对个人所得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劳动供给量减少。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的同时还面临着生育率下降问题，老龄人口增加，新生人口减少，人口红利减弱，青壮年劳动供给减少。第二，劳动参与率降低。老龄化对老龄人群的就业选择会产生影响，对拥有固定工作单位与完善退休制度保障的老龄人群而言，闲暇的“价格”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具吸引力，使得这部分老龄人口更倾向于主动退出劳动力市场;对缺少退休制度与养老保障的老龄人群而言，身体素质及其他各方面的能力逐渐下降使其失去了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社会整体的有效劳动供给的减少使得社会整体的工资性收入不断减少，致使个人所得税税源萎缩，政府可获得的财政收入减少。

老龄化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表现为：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劳动力价格上涨，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企业的利润减少，产出下降。对生产性企业而言，成本的上涨和产出的下降直接威胁到了此类企业的存续，迫使部分企业退出市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对象减少;对技术性企业而言，适龄劳动力数量的短缺使得专业型人才紧缺，技术性产出成果减少，抑制企业利润增长，企业所得税税收减少。

就目前形势而言，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使得政府所得税收入减少，但从长远视角来看，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会促使个体更加注重自身和下一代的教育投入和技能培训，以期增强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获得更客观的报酬水平，老龄化问题的严峻性会促使整体劳动力市场素质的提高，为个人所得税提供新的税源;劳动力供给减少使得一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退出市场，或者刺激企业从依靠劳动力向依靠高新技术转型，促使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企业利润增加会提高政府企业所得税收入。

2.消费市场。

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影响存在抑制消费需求和刺激新的消费需求的双重属性，消费需求减弱时，税收收入减少;消费需求增加时，税收收入增加。消费需求的增加，有利于刺激生产、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抑制消费需求方面的具体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可支配收入减少。年龄的增长使得老龄人口在劳动市场上可获得的收入显著下降，其可获得的收入主要来自社会保障体系和子女的赡养金，具有较大的浮动性与不确定性，老龄人群可支配收入减少。二是消费欲望下降。老龄人口对新鲜事物的尝试动机减弱，同时，为了给自己留下充足的养老资金，老龄人口会倾向于减少消费。三是社会负担加重。随着经济水平的上升，劳动者的名义工资不断上涨，但物价水平的上涨使得实际工资减少，再加上抚育子女及赡养老人费用的上涨，年轻人社会负担加重、实际购买能力下降。消费需求减少，不利于拉动经济发展;增值税、消费税等税收收入减少，政府财政收入缩减，不利于政府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在刺激新的消费需求方面，按照生命周期理论，年轻时期的储蓄会被用于年老时期的消費;同时，老龄人群倾向于将自己的储蓄进行代际传递，用于年轻一代的购房支出和消费支出等，增加消费需求。此外，老龄人口的增加会催生新的消费需求，促进新的消费结构的形成，随着老年人口基数的扩大，医疗保健与养老方面的需求增加，刺激市场增加符合老龄人口需求的产品研发与供给，促进新型养老产业的发展。养老产业的发展不仅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刺激了新的消费需求，间接拓宽了增值税、消费税等税种的税源。新的消费需求衍生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政府财政收入增加，有利于将财政资金投入到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项目上。

（三）研究假设

综上，从政府的财政支出角度来看，老龄化发展初期会增加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老龄化发展后期会增加教育支出、科技支出，财政支出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政府财政负担，但总体而言，财政支出的增加对经济发展起积极影响。从政府的财政收入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通过改变劳动市场结构，抑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增加，老龄化问题会促使劳动力生产效率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以及企业创新及转型发展，进而为所得税提供新的税源;老龄化在抑制一部分消费需求的同时也会催生新的消费需求，推动消费结构的转变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出现。总的来说，老龄化是威胁也是机遇，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不利于经济发展，但在国家强有力的宏观政策调控下，政府可以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最小化老龄化的不利影响，积极引导老龄化向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发展。故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 人口老龄化正向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假设2 财政可持续在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经济高质量发展（Hqed）为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本文借鉴符建华与曹晓晨（2021）[27]等学者的做法按照五大发展理念构建了相应的指标体系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五大发展理念分别为：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开放发展。据此建立了次级指标、基础指标，运用熵权法进行综合评价。其中，部分指标属于逆向指标，需要将其转化成正向指标，故采用李俊霖、叶宗裕（2009）[28]的解决办法将逆向指标统一转换成正向指标。为了能够实现不同地区、不同年份之间的比较，本文加入了时间变量，对熵权法进行了改进，使得分析结果更加合理化。

2.核心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包括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可持续两个变量，用老年抚养水平衡量的人口老龄化水平（old），人口老龄化水平为老年抚养比与总抚养比的比值;用财政收支比衡量政府财政可持续（gl），用财政收支比衡量是因为财政的持续性代表一种存续状态，如果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能满足财政支出说明财政不可持续。

3.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基础设施（Inf）、城市人口密度（cp）、信息化水平（inter）、物质资本投资（Inv）。

（二）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选用2006-2019年30个省份作为研究样本，由于西藏的数据部分缺失，因此剔除西藏，并对部分数据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进行平减，个别数据缺失情况通过线性插值法补充完善。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以及Wind数据库等。

从上述理论分析中本文认为人口老龄化通过政府财政收支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了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中介效应，本节选取政府财政可持续作为中介变量，用财政收支比来衡量，并借鉴温忠麟等（2004）[29]的中介效应与模型，构建模型如下：

其中，Hqedit表示经济高质量发展;oldit表示人口老龄化;glit表示政府财政可持续;Xit表示控制变量。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为避免数据波动减少异方差，對财政可持续（gl）、基础设施（Inf）、城市人口密度（cp）、信息化水平（inter）、物质资本投资（Inv）进行取对数处理。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被解释变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小值为0.090，最大值为0.775，说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分布不平衡，省份间、地区间差异较大。解释变量老龄化水平的均值为0.372，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距小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说明我国老龄化水平程度加深，各个地区均存在人口老龄化问题。解释变量财政可持续的均值为负数，说明我国财政收支缺口较大，支出刚性增长，财政收入受减费降税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减少，地方政府的财政可持续都或多或少地依赖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来弥补财政收支缺口。控制变量基础设施、城市人口密度、信息化水平、物质资本投资均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

（二）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逐步回归法检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否存在中介效应，以及政府财政可持续是否为其中介变量。第一步，对中介效应模型的方程（1）中old变量的系数1进行检验，1为自变量人口老龄化对因变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效应;第二步，对方程（2）中old变量的系数β1进行检验，β1表示人口老龄化与中介变量财政可持续之间的关系;第三步，通过控制中介变量后，检验方程（3）的系数γ1和系数γ2，其中，γ1表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

根据表3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显示，γ1≠0，说明在“人口老龄化—财政可持续—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这条路径上，财政可持续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验证假设2。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效应为0.271，直接效应为0.152，中介效应为0.119，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占比为43.9%。其中，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影响，验证了假设1，可能原因是人口老龄化会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刺激消费、提高生产率等途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口老龄化会正向影响政府财政的可持续，可能原因是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对医疗保健、养老保险、休闲娱乐等方面的消费会有所增加，需求较旺盛，消费量的增加显著扩大了增值税、消费税等税种的税源，促进了政府税收的增加，有利于实现财政的可持续性发展，并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控制变量基础设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显著为正，基础设施水平越高，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越高，说明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完善的基础设施。城市人口密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显著为负，可能是因为资源具有稀缺性、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人口密度大导致平均每个人得到的公共服务或公共产品相对减少，不利于共享经济的发展。信息化水平越高却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理论相悖，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国信息化水平越高，这意味着使用网络的人越来越多，而我国的网络监管力度不够以及法律法规未完善，容易造成网络环境的恶化，从而不利于经济高质量的发展。物质资本投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为负相关，可能是因为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减弱，同时，过多的固定资产投资会产生无效投资、资源错配问题，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多的需要依靠产品升级、技术创新等新动力。

为进一步验证以上中介效应的准确性，本文又采用Bootstrap检验财政可持续是否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变量。Bootstrap的前提条件是样本能够代表总体。模拟研究发现，与其他中介效应检验方法相比，Bootstrap 具有较高的统计效力，因此可以更准确地检验中介效应。根据表4的Bootstrap检验结果可以发现，中介效应为0.050，直接效应为0.221，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效应为0.271，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占比为18.5%，与逐步回归法中的回归结果比较占比降低了约25%。故可以认为以政府财政可持续作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变量具有准确性。

（三）分时期中介效应检验

本节采用分时期回归来进一步检验政府财政可持续是否在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在2010年以后开始显著加深，2010年以前属于人口老龄化初级阶段，将2010年作为分界点，将研究样本区间分为2006-2009年和2010-2019年两个子区间，对比分析两阶段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中介效应差异。

分时期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5显示，2006-2009年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为0.243，总效应为0.494，中介效应为0.251;2010年-2019年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总效应为0.221，直接效应为0.165，中介效应为0.056。通过两个时期的检验结果对比可知，2010年以后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作用减弱。人口老龄化对财政可持续的促进作用大幅下降，是因为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用于养老保障、医疗卫生的财政支出显著增加，人口老龄化使得财政支出刚性增长的速度大于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政府财政可持续弱化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促进作用，可能原因是由于为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政府开展的大规模减费降税政策。政府财政可持续作为中介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也呈现减弱态势。

（四）分地区中介效应检验

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重点问题之一，不同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差异显著，因此，本节将对我国东部和中西部两个地区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分析，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分地区检验结果显示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效应为0.140，直接效应为0.078，中介效应为0.062;中西部地区总效应为0.093，直接效应为0.038，中介效应为0.055。对比可知，东部地区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比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且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财政可持续的促进作用要小于东部地区，财政可持续发挥的中介效应东部地区大于中西部地区，其原因是中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为落后，且政府财政稳定性较差，弱化了中介变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五）稳健性检验

经过对以上中介效应结果分析，發现财政可持续在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为验证结论的准确性，将采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以及删减控制变量的稳健性检验方法，将老年抚养比占总抚养比的比重替换为老龄抚养比，删减掉控制变量信息化水平，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值发生了变化，但是影响方向依旧显著为正，说明回归结果十分稳健，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从财政可持续视角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继而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是否受政府财政可持续的影响，并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以及删减控制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研究结论为：第一，人口老龄化能显著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且政府财政可持续作为中介变量在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产生促进作用。第二，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会逐步减弱，老龄化对财政可持续的正向效应大幅下降，财政可持续作为中介变量的促进作用也呈现减弱态势。第三，东部地区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财政可持续的促进作用以及财政可持续的中介效应都要小于东部地区。基于以上研究分析，本文提出两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一）调整人口政策，提高劳动者素质

新发展阶段下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全面发展，人口寿命延长是必然的趋势，即人口老龄化问题是现在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要面临的问题。首先从调节人口政策着手，加强政府的统筹规划、政策落实，促进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1.鼓励生育，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实施“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三孩”政策不是简单地从“二孩”到“三孩”的数量上的调整，更重要的是背后一系列的配套支持措施，从结婚、生育、养育、教育等一系列人的生命周期来配套相应支持措施。当前结婚及生育年龄延迟的主要原因是时间精力金钱成本较大，“恐婚恐育”思想在年轻人群体普遍存在，再加上职场上存在部分的女性歧视现象，生育的机会成本增加，女性生育意愿普遍下降，对此要营造一个健康的生育环境，加强婚姻观、家庭观教育，凝聚大众意识，鼓励生育。此外，养育成本的攀高是不少家庭不愿生、不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此可通过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服务能力、宣传家庭生育观念、延长女性产假时间等相关措施来鼓励生育;同时，要减轻养育负担，需要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以释放生育的潜能为出发点，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增添动力。

2.提高劳动力素质，改变劳动力结构。

提高人力资源素质，一方面，要提高受教育水平，使得劳动力更好更快地融入到行业当中去;另一方面，要加强就业人员的职能培训，建立全面的就业人员培训机制，让就业人员在就业岗位能更好地适应以促进整体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改变劳动力结构可以从产业结构着手，第一产业存在大量的劳动力剩余，其就业的潜能尚待发掘，第二产业主要因专业的技术能力而劳动力有所缺失，第三产业能为第一、第二产业输送技术和人才，从而提高劳动生产力。第三产业是近年来吸纳资金和新增就业的主要部门，要促进就业实质就是提升市场的扩容能力，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将会大量吸收第一、第二产业的冗余劳动力，要吸引就业人员，就要打通第一、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融合通道。

（二）加强养老保障建设，激活老龄人群消费需求

消费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通过消费创造需求，进而起到刺激生产、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老龄人口的大量增加，对医疗品保健品、养老服务、住宅购买等的消费开始逐渐增加，提高养老保障水平，刺激养老需求。

1.延迟退休年龄，增加老龄人口收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符合当今发展现状，既是国情的需要也是填补人力资源不足的关键。社会发展越来越好，人均寿命不断地延长，老年人口越来越多，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更少的年轻人要负担更多的老年人，社会养老负担加重。再加上国民受教育水平提高，整体的教育年限增加，而退休的年龄没有因为教育年限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相对而言学历越高的人参与劳动的时间相对减少，人力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延迟退休要与弹性制度共同推进，不仅体现在不同性别上的退休时间，不同岗位性质的工作人员退休年龄也应有所区别。工作时间延长，可支配收入也相应增多，老龄人群的消费水平提高。

2.提高养老保障，激活老龄消费。

养老保障对提高人民的消费意愿、消费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有养老保障的家庭其养老负担相对低一些，经济压力较小，消费需求更大。加大养老保障力度，短期会加重政府财政压力，但从跨周期视角来看，提高老龄人群福利，激活老龄人群的消费，对社会的整个发展来说是个有益的过程。此外，老年人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求水平逐渐提高，智慧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老年旅游等将成为趋势，老年产业的发展空间潜力巨大，涉及医疗、保险、饮食、房地产等多方面的消费。老龄人口的消费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老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老龄人群开始注重老年阶段的物质与精神上质量水平的提高;政府应加大老年服务与产品的宣传力度，鼓励企业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老年产品，满足老龄人群真正意义的需求，培养老龄人口消费偏好，激活新的经济增长点，助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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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 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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