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区位分布及其空间集聚效应

戴妍 王奕迪

摘要：教育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奠基工程，对于建设教育强国、实现科教兴国具有重要作用。该研究以2010—2019年我国内地31省（市、自治区）有关教育教育现代化的相关数据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趋势，绘制了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区位分布图，考察了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空间集聚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总体上均呈走高态势，但区域差异较为明显；区域差异总体上呈现出“东部>西部>中部”的水平情况；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各项指标均获得一定发展，但指标间、空间分布二者差异显著；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空间自相关性逐渐减弱。“十四五”期间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需通过优化教育事业战略布局，开创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新局面；激励东部教育开拓创新，当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领头雁；推动中部教育开放崛起，做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助推器；确保西部教育稳中求进，坚守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桥头堡，进而提高我国教育现代化整体发展水平、充分挖掘教育现代化红利，为加快教育强国建设步伐、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奠基。

关键词：教育现代化；区位分布；聚集效应；教育强国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系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陕西市域教育现代化水平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项目编号：2021ND0067）阶段性研究成果。

教育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战略基础，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状态的重要表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发展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明确提出了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实施原则、重点任务与保障措施。《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作为我国首个以教育现代化为主题的中长期战略规划，全面擎画了我国教育现代化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使教育现代化成为中国现阶段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追求奋斗的目标之一。为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贯彻落实，系统、科学地掌握现阶段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探寻现阶段教育现代化与2035教育现代化战略愿景的差距，积极探索缩小教育现代化发展差距的有效路向，这无疑有助于加速实现我国 2035教育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也能加快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建设步伐。

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关于教育现代化相关研究也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其研究主要聚焦于政策分析、监测评估、各级各类教育现代化以及教育现代化与社会发展的相互作用等方面。就政策分析而言，有研究梳理了我国教育政策文本中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基本历程[1]。有研究分析了十九大以来高等教育现代化政策，指出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逻辑体现为“为国育才”的政治逻辑、“创新驱动”的经济逻辑以及“全面发展”的价值逻辑[2]。就监测评估而言，有研究提出了推进中国特色教育现代化动态监测的基本理念、方法技术及其长效机制[3]。有研究构建了区域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价体系并提出了施评策略[4]。有研究基于系统视角对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价方法与方法论进行了深入探讨[5]。就各级各类教育现代化而言，有研究提出从思想引领等方面着手实现面向2035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6]。有研究从学习者、学科制度、开放与治理的现代化等方面构筑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行动逻辑[7]。有研究在对照基础教育现代化现状与未来蓝图基础上，提出了基础教育现代化推进的总体思路与实践路径[8]。就教育现代化与社会发展的相互作用而言，有研究提出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既需要具有方向性、基础性理论体系的引领，又需要全球视野、开放思维以及战略眼光[9]。有研究则指出通过教育扶贫及其乡村振兴在某些层面与教育现代化目标直接精准对接，实现农村教育跨越式发展，推动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10]。

已有研究整体拓宽了教育现代化研究的视野，为后续教育现代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经验。但以上研究多侧重于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有待加强，对现阶段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区域分布格局与集聚效应研究较为缺乏。随着我国教育总体实力的显著增强，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正加速推进，教育事业取得了瞩目成就。然而，由于受地理位置、經济基础、资源禀赋和政策支持等因素影响，我国有些地区教育资源丰富、基础设施健全以及教育设备先进等使得该地区的教育现代化发展处于较高水平；有些地区则受上述诸种因素的限制使得该地区的教育现代化发展处于滞后水平。又由于各地区教育现代化发展并非孤立的，邻近地区的教育现代化发展对本地区教育现代化发展具有显著影响，即一个地区的教育现代化发展对其邻近地区的教育现代化发展起到扩散或虹吸的集聚效应，使得我国各省（市、自治区）教育现代化发展不均衡，它仍是横亘于我国教育强国建设道路上的现实障碍。为加快我国教育强国建设以奠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基础，需要科学把握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真实分布境况，探究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区位分布的时序变迁规律以及空间集聚效应，进一步探明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驱力，为促进我国教育现代化在全国范围内高位推进提供实证支持，并据此提出针对性提升策略。基于此，本研究以2010—2019年我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有关教育现代化的客观数据为研究对象，在构建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分析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区域分布、时空演变及其集聚效应，把握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态势，明晰我国省际教育现代化发展的交互作用，促使各省份靶向对标、精准施策、强化优势、补齐短板，确保在教育现代化道路上一个也不少，破除教育现代化发展不均衡壁垒，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体系构建的时代性、系统性、综合性、代表性以及指标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在现有研究[11-13]的基础上，以《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为主要依据，将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一级指标聚焦在教育投入水平等方面，并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具有代表性的各项指标，综合考虑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中的各项指标，同时兼顾相关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和可得性，将一级指标拓展为41个二级指标（如表1所示）。

（二）数据资料来源

本研究基于数据的真实性和可得性原则，以我国2010—2019年31个省（市、自治区）教育发展数据为研究对象，搜集整理31个省（市、自治区）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的相关数据。其数据主要来源于2010—2019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鑒》《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以及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等。

（一）数据标准化处理

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各指标间不仅存在量纲差异，还存在正、逆向之分。为确保统计分析结果的准确性，本研究运用Min-Max标准化处理方法将原始数据转换成无量纲数值，得到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标准化数据，以消除指标间量纲和正、逆向差异对统计结果造成的影响。由于存在个别数据缺失现象，为避免对统计结果的影响，本研究在进行标准化处理之前采用最大期望算法对缺失数据进行补全。具体步骤如下：

（一）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演化趋势

1.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各项指标的演化趋势

本研究按照上述测算方法，得到2010—2019年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各项指标指数，并依据测算数据绘制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各项指标指数的演进趋势（如图1所示）。

总体而言，2010—2019年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各项指标均呈现持续走高态势，部分指标指数间差异较小且走势趋同，但各指标间仍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而言，其一，我国师资队伍建设水平的取值范围为[3.15，4.36]，远高于其他六项指标，且涨幅较大，这说明我国各级各类专任教师数量存在显著增加，教师队伍结构得到极大改善，教师整体素质得到进一步提升，总体上能够满足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需要。其二，教育发展水平、教育信息化水平以及教育社会贡献水平指标数值较为接近，说明它们的发展具有同步性。自2010年以来，我国学前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全面推进，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程度大幅提升，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基本形成，高等教育结构不断优化，使得我国教育发展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同时，作为跨世纪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教育信息化不断受到国家的重视，先后出台了《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关于推进网络扶贫的实施方案（2018-2020年）》《中小学数字校园建设规范（试行）》《关于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2.0的意见》等相关政策，教育信息化迎来重大历史发展机遇，其发展水平迅速提升。随着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人口文盲率和贫困发生率大幅度降低，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水平大幅度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期实现。其三，教育投入水平总体上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但在2011至2016年间与其他指标相比存在小幅波动，且其指数值较小，至2019年其数值仅为1.26，这说明我国教育投入虽然不断加大但投入力度与投入效率仍有待提升。其四，从学习型社会建设水平、教育国际化程度自身来看，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水平从2010年的0.37上升到2019年的0.59，其增长率为59.5%，教育国际化程度从2010年的0.19上升到2019年的0.40，其增长率为110.5%，两者涨幅明显；但从整个教育现代化各指标来看，相对于其他指标而言，学习型社会建设水平和教育国际化程度指标指数偏小且涨幅较小，这说明为了全面实现我国教育现代化，学习型社会建设和教育国际化发展水平还需继续加强。

2.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区域演进趋势根据上述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指数测算方法得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数，并依据其测算数据绘制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数的演进曲线图（如图2所示）。本研究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是依据我国政策上的划分。自1986年起，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七五”计划正式将我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明确了各省份所属地区。1997年的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将重庆市设为直辖市并划入西部地区，内蒙古和广西因享受2000年颁布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也被划入西部地区。目前，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级行政区；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级行政区；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12个省级行政区。

由图2可知，我国东、中、西部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数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各地区之间存在一定差距。首先，就我国各地区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而言，东部地区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呈现“东部>西部>中部”的态势。东部地区鉴于经济发达、观念先进、地理环境开发以及物质条件充足等优势，其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最高；西部地区得益于国家倾斜政策的支持与经费投入，教育事业取得较快发展，其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大幅提升；而中部地区由于其地理位置较封闭、人才流失较严重以及支持政策供给持续不足等问题[14]，教育事业发展相对缓慢，其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低于东、西部地区。其次，就我国各地区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演进趋势而言，东、中、西部地区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均呈现逐年走高态势，但各地区涨幅略有差别。其中，东部地区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数增长较快并保持匀速增长，但其涨幅略低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涨幅最小且增速逐渐减小；而西部地区涨幅最大且增速较快。具体而言，在2010—2014年间，西部地区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数增速高于东部地区，二者间差距逐渐减小，2014—2015年间二者增速一致，2016—2019年间，东部地区增速逐渐高于西部地区，二者间差距逐渐增大。2010—2019年西、东部地区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数增速均越来越高于中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差距逐年增大。最后，就我国各地區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与其平均值对比而言，东部地区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数远高于平均值，二者间差距呈现出逐渐增大的趋势；中部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数总体低于平均值，二者间差距也呈现逐年增大态势；西部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数则由低于平均值逐渐发展趋近于平均值，并于2019年达到平均值水平，这说明中、西部地区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有待加强，要迎头赶上东部还需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

（二）教育现代化发展地区分布格局及其演化

1.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及其演化

本研究采用ArcGIS.10中的自然间断点分级法（Jenks）将2010—2019年的统计量分为五个等级，等级次序由低到高依次为等级Ⅰ、等级Ⅱ、等级Ⅲ、等级Ⅳ、等级Ⅴ，据此生成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区域演化格局。自然间断点分级法是一种基于数据中固有的自然分组，实现组内差异最小化，组间差异最大化的分级方法。由于篇幅所限，本研究选取2010年、2015年和2019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如表2所示，具体数据详如表3所示。

结合表2、3可知，2010—2019年我国各省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均有所提升，但各省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等级有所波动。整体而言，东部地区各省主要位于等级Ⅲ及以上水平，中部地区各省主要位于等级Ⅱ及等级Ⅲ水平，西部地区各省在等级Ⅲ及以下水平均有分布，中、西部地区没有处于等级Ⅳ及以上水平的省份。具体而言，首先，2010—2019年间东部地区各省整体波动较小。其中，北京和上海保持等级Ⅴ不变，天津、江苏、浙江、广东保持等级Ⅳ不变，福建保持等级Ⅱ不变，而海南由等级Ⅱ降为等级Ⅰ。2010—2015年辽宁和山东由等级Ⅳ降至等级Ⅲ，至2019年，山东重返等级Ⅳ区域，而辽宁滞留于等级Ⅲ区域。河北则经历了“等级Ⅲ-等级Ⅱ-等级Ⅲ”的等级波动。其次，中部地区各省在等级Ⅱ和等级Ⅲ之间波动。其中，吉林、湖北和黑龙江处于等级Ⅲ不变，河南处于等级Ⅱ不变。2010—2015年湖南和江西均下降一级，湖南由等级Ⅲ降为等级Ⅱ，江西则由等级Ⅱ降为等级Ⅰ，2015—2019年仅安徽一省由等级Ⅱ上升为等级Ⅲ。山西与东部河北变化趋势一致，也经历了“等级Ⅲ-等级Ⅱ-等级Ⅲ”的等级波动。最后，西部地区各省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波动较大。其中，陕西保持等级Ⅲ不变，新疆保持等级Ⅱ不变，贵州、西藏、青海保持等级Ⅰ不变，其余各省均处于波动之中。2010—2015年，广西、宁夏、云南由等级Ⅱ下降至等级Ⅰ区域。2015—2019年重庆、四川由等级Ⅱ升至等级Ⅲ，甘肃由等级Ⅰ升至等级Ⅱ，内蒙古则经历了“等级Ⅲ-等级Ⅱ-等级Ⅲ”的迂回波动。这是由于教育现代化并非教育发展的最终形态，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受资源禀赋、经济基础、政策环境等因素影响，不同地区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在短时间内处于相对不稳定状态，或因政策倾斜、经济发展而增速，或因自然灾害、人才流失而滞后等，由此产生了迂回波动。

2.教育现代化各指标水平的地区差异及空间格局特征

本研究采用ArcGIS.10中的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2010—2019年的统计量分为五个等级，生成我国教育现代化各项指标的空间分布特征，由于篇幅所限，本研究仅选取2019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由表4可知，我国教育现代化各一级指标区域分布格局间存在较大差异。

（1）教育投入水平最高的地区是北京，处于等级Ⅴ区域，上海、山东、江苏、浙江和广东次之，处于等级Ⅳ区域；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处于等级Ⅲ或等级Ⅱ区域，其中，西部四川、贵州、云南和西藏教育投入水平高于中部大部分省份；东部教育投入水平普遍较高，但辽宁和海南教育投入水平比较低。

（2）教育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属于东部，其中，等级Ⅲ以下的省份仅有海南一省；中部地区分为两个等级，山西、安徽、河南、湖北和湖南处于等级Ⅲ，吉林、黑龙江和江西处于等级Ⅱ。西部各省等级分布较广，其中青海、西藏教育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而重庆、陕西教育发展水平高于中部各省和小部分东部省份。

（3）师资队伍建设水平等级整体分布较广，最高的是北京和上海，中部山西、吉林、黑龙江与西部内蒙古师资队伍建设水平较高，超过了东部福建、山东、广东、河北和海南等地区，其余的中部各省位于等级Ⅱ或等级Ⅰ，其余的西部各省在等级Ⅲ及以下水平均有分布。

（4）教育国际化程度整体较低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等级Ⅲ及以上水平均为东部地区，北京最高，其次为上海、江苏和浙江，但河北、福建和海南处于等级Ⅰ，且低于中部黑龙江、湖北和西部陕西、重庆、四川等地区。中、西部地区均处于等级Ⅱ及以下水平，中部黑龙江、湖北和西部广西、重庆、四川、云南、陕西处于等级Ⅱ，其余省份为等级Ⅰ。

（5）教育信息化整体水平主要集中于等级Ⅱ和等级Ⅲ，但最高水平仍是东部地区，西部内蒙古、陕西处于等级Ⅳ，且高于中部各省，中部河南、西部广西最低。

（6）学习型社会建设水平的区域差异较大，其中最高的是北京、浙江和广东，东部海南和中部山西处于等级Ⅰ。东部主要分布在等级Ⅲ及以上水平，中部集中于等级Ⅱ或等级Ⅲ，西部地区等级Ⅰ省份较多，学习型社会建设水平较低。

（7）教育社会贡献水平最高的是北京、上海等东部地区，最低的是西藏。东部除辽宁、河北和海南处于等级Ⅲ外，其余省份均处于等级Ⅳ及以上水平，中、西部低于东部，其教育社会贡献水平集中于等级Ⅱ和等级Ⅲ。

（三）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自相关分析

本研究运用GeoDa-1.18.0软件对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性进行测算，并在此基础上绘制不同时期各地区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莫兰散点图解析表（如表5所示），其中四个象限分别代表四种空间效应模式，它们依次是高高集聚，低高集聚，低低集聚，高低集聚。

由表5可知，我国各省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Moran’s点虽然在空间直角坐标系的四个象限均有分布，但大部分地区分布在第一、三象限，约占全国的70%，说明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布局以“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为主，空间相关性明显。具体而言，（1）处于高高集聚区的省份，与周边地区的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都较高，空间关联呈现出扩散效应。其中，东部各省份处于高高集聚区较多，且大部分省份长期处于此区其辐射作用较为明显，如北京、天津、上海等在教学资源、办学条件等方面处于优势，能够获取大量经费投资，吸引高质量师资等，从而加速其教育现代化发展。（2）处于低高集聚区的省份，其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较低，而周边地区发展水平较高。这一区域省份多属中部地区，如安徽、河南等。这是由于这些省份与集聚度高的省份相邻，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人才外流的代价，使得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3）处于低低集聚区的省份，与周边地区的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都较低，主要集中于西部。这是由于西部地理环境较封闭，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难以受到高水平地区的辐射效应，势必阻碍了教育现代化发展进程。（4）处于高低集聚区的省份，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较高，而周边地区水平较低，空间关联呈极化效应。广东、湖北和陕西一直处于该集聚区，意味着其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与其他地区相比极化效应明显。这表明尽管广东、湖北和陕西的教育现代化发展较好，但与其相邻的省份之间并未形成良好的互动交流体系，对于周边省份的虹吸效应大于扩散效应，而至2019年该集聚区省份数量明显增多，长期以往将不利于我国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此外，2010、2015和2019年的莫兰指数呈递减趋势，且2019年莫兰指数降为负值。这意味着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空间相关性逐渐减弱，至2019年则呈负相关，说明我国教育现代化的空间集聚性较不明显，这与我国分区推進、分类支持的教育现代化发展战略以及中、西部优惠性政策等因素有着密切联系。

本研究选择我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有关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2010—2019年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分析了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效应。研究发现，尽管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总体上均呈走高态势，但区域差异仍较为明显，且并未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的区位分布状况。以2019年部分省份为例，中部湖北、山西教育现代化水平指数高于东部河北；西部陕西、内蒙古、四川教育现代化水平指数高于东部河北；西部陕西教育现代化水平指数高于中部所有省份；西部内蒙古教育现代化水平指数高于中部吉林、陕西、湖南等省份。同时，各省（市、自治区）间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等级并非固定不变，部分省（市、自治区）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相对等级呈现波动趋势。这意味着地缘因素仅是影响各省（市、自治区）间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等级差距的因素之一，并不必然决定各省（市、自治区）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从教育现代化发展综合水平来看，东部保持领先，中部逐渐被西部赶超；从教育现代化发展各项指标来看，虽然各项指标均呈上升趋势，但指标间差异较明显，且各指标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也存在明显差异；从莫兰指数测算结果来看，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性逐渐减弱，这意味着人为干预及省际互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地缘因素的影响。同时印证了通过采取合理措施能够有效推动我国教育现代化均衡发展的必然性。因此，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推动我国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高质量高水平发展，本研究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期为加快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为推动我国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一）优化教育事业战略布局，开创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新局面

优化教育事业战略布局是下好全国教育现代化“一盘棋”的重要前提，为教育现代化发展战略落地落实提供实践指引。根据各地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坚持分区、分层、分类落实教育事业战略布局，能够以局部先行带动全局共同发展，开创系统联动的教育现代化发展新格局。

首先，分区域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受地缘生态、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等影响，区域间存在明显差异。因此，需根据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时代内涵与现实要求，细致考虑我国东、中、西部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与异质性需求，因时因地对不同发展水平区域提出不同要求，充分发挥东部教育现代化的示范引领作用，维持西部教育现代化发展势头，加快中部教育现代化进程。

其次，分层次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由于各学段既存在着教育现代化的逐层细化，又存在着前后衔接问题[15]，因此，在分区域开展教育工作的基礎上，分层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要深刻把握不同地区各学段教育现代化的任务与特征，在明确国家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任务的基础上灵活调整与精准细化，增强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等学段教育现代化工作的区分性、衔接性与操作性，使其充分适应不同地区、不同学段学生的能力与水平。

最后，分类型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聚焦教育现代化进程的突出问题与薄弱环节，基于不同区域各级各类教育的性质与特征，针对性地提出各级各类教育现代化发展具体目标，如提高中、西部基础教育质量、增强中、西部高等教育竞争力、激发东部高等教育创新力、提升各地区职业教育服务能力、保障各地区残疾儿童享有合适的教育等，有的放矢地提高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推动不同地区各级各类教育高质量同步发展。

（二）激励东部教育开拓创新，当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领头雁

东部作为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压舱石、动力源和试验田，肩负着“教育先行示范”的时代使命。为打造中国一流、世界先进教育，东部应积极开拓创新教育，当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领头雁。

首先，抓住智能技术革命机遇，加快推进东部教育创新发展。人工智能是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驱力。为谋取更加丰富的教育资源、更加强大的教育力量及更高的教育效率，东部应基于其教育场景应用需求，有效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通过采用“智慧课堂教学应用分析系统”“3D教模百宝箱”等教学辅助工具、通过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提供多样化学习情境服务、通过脑机交互转化调节学生学习过程等途径[16]，实现东部教育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进一步把东部科教优势充分转化为创新优势。

其次，坚持规模与质量的统一，提升东部教育高质量发展。质量是教育事业的生命线，提升教育质量必须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相较于中、西部而言，东部教育现代化发展已颇具规模，为避免“没有发展的增长”出现，以高质量理念持续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势在必行。为此东部需以高质量为统领，进一步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理念，坚持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方针，促进学习者实现个性化发展、多样化成才，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学习型社会建设，打造旨在增进人民福祉的终身学习文化与智慧教育生态。

最后，创新开放合作教育模式，实现东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主要发力点在东部。一方面，要依托东部优势发展中、西部教育现代化。通过精准谋划、深度对接，确保对口支援工作持续发力，促进东部优质教育资源和专业教育力量共享，实现智慧众筹、优势互补，以缓解中、西部优质教育资源结构性失衡与局部性短缺。另一方面，要以国际化站位绘就东部教育新蓝图。通过广泛搭建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深化东部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在积极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成功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有序推进教育在地国际化发展。同时，还需加强东部教育对外开放的质量保障与话语主导，确保东部教育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三）推动中部教育开放崛起，做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助推器

中部崛起，科教先行。中部作为东部发展腹地、西部开放靠山，其承东启西、接南联北、左右逢源的独特优势有待进一步挖掘。为摆脱因东部虹吸效应与西部政策倾斜形成的“塌陷”困境，中部应贯彻落实中部崛起战略，加大教育投入、培养优质人才、避免以邻为壑，抓住“一带一路”机遇增强开放合作，奋力开创中部教育开放崛起新局面。

首先，加大中部教育投入力度，夯实中部教育现代化物质基础。加大中部教育投入是提升其教育现代化硬件基础和软件实力的重要保证。一是加大中部教育经费投入力度，在提高中部教育条件与保障水平的同时，增加中部教育研发投入，为其摆脱教育发展的依赖性，谋求教育自主创新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二是完善中部人才成长、补充与激励机制，以合理优惠政策留住、吸引、用好人才，解决中部与东部间的制度势差、发展势差和观念势差[17]，破解中部优质人才外流困局。

其次，调整中部人才培养结构，培育中部教育现代化优质人才。优质人力资本是中部教育崛起的关键因素。一方面，需要更新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以中部社会经济发展实际诉求为导向，倒逼中部高层次人才培养结构优化调整，培养适需对路的专业人才，增强中部人才培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性。另一方面，要坚持将扩大中部人才总量、盘活人才存量与优化人才结构、提升人才素质相结合，推动中部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积极转变。

最后，提升中部开放共享水平，借鉴其他地区教育现代化成功经验。勇进者胜，开放者兴。中部应以建立自我发展机制为基本取向，树立加速教育发展的赶超意识，加大教育现代化发展力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中部承东启西、联南接北的地理优势，通过共享教育培训资源、共建教育服务资源、共用教育社会资源等构建中部教育生态圈，实现中部优质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另一方面，要牢牢把握“一带一路”发展契机，找准自身定位，缜密布局教育合作交流机制，通过“借势”“借资”与“借力”，主动融入、对接东部，奋力打造内地开放新高地。

（四）确保西部教育稳中求进，坚守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桥头堡

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持续贯彻与落实，西部教育现代化发展势头正劲。为稳住西部教育高质量发展态势，防止西部教育现代化发展失速，应多管齐下、多点发力，共创西部教育现代化发展新佳绩。

首先，加大西部教育政策倾斜支持力度，保持西部教育现代化发展新势头。为确保西部教育现代化取得长足发展，应在坚持公益性与普惠性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国家对西部教育的资金投入与政策倾斜力度，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扩大税收优惠政策等举措，降低西部教育成本。同时，还需确保西部各项惠民强教政策相互配套、相互支撑、形成合力，为加快西部教育现代化进程奠定物质基础、提供政策支持。

其次，优化西部教育信息网络服务平台，激发西部教育现代化发展新活力。加快教育信息化建设，扩大远程教育覆盖范围，是推动西部教育提质增效的有效途径。一是要搭建西部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平台，合理扩大东部教育现代化的辐射作用和扩散效应，促使东部优质教育资源红利惠及西部，缩小西部校际、城乡、省际教育差距，促进其教育现代化优质均衡发展。二是要统筹推进西部教育信息基础设施和资源建设，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使用与共享范围，加大西部教育资源监管力度，避免教育资源低水平重复建设，防止同质化现象造成的资源空置、浪费、低效等情况出现，以此提升优质教育资源利用率。

最后，组建西部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增添西部教育现代化發展新动能。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以基于西部、面向西部、服务西部为价值导向，组建高素质专业化师资队伍，为西部教育现代化发展提供强劲动力。一方面，要完善西部教师准入与招聘制度，严格实施教师资格制度，加强对西部在岗、在编教师的定期考核和严格管理，为遴选乐教、适教、善教的优秀人才组建优质师资队伍提供坚强制度保障。另一方面，要为西部教师提供职后培训机会，以分层次、分类别、本土化、特色化的培训内容为载体，充分发挥当地骨干教师带头作用，培育契合西部本土学情的专业教师，推进西部教育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 喻聪舟，温恒福.七十年来我国教育政策中教育现代化定位变迁的趋势及启示[J].教育科学研究，2020，（6）：35-41.

[2] 陈亮，石定芳.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政策逻辑与实践路径[J].高校教育管理，2021，15（1）：97-106.

[3] 陈国良，张曦琳.教育现代化动态监测：理念、方法与机制[J].教育发展研究，2019，39（21）：18-25.

[4] 李学良，冉华等.区域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研究——以苏南地区为例[J].教育发展研究，2020，40（2）：27-33.

[5] 李伟涛.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价方法与方法论的探讨[J].教育科学研究，2016，（7）：37-41.

[6] 崔炳辉.面向2035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时代背景、特征与实现路径[J].中国高等教育，2020，（Z1）：58-60.

[7] 王佳昕，郄海霞.面向2035的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现实困境与行动逻辑[J].高教探索，2020，（11）：5-11.

[8] 李学良，杨小微.论基础教育现代化2030的前景展望与路径选择[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19（5）：26-30.

[9] 姚志敏.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J].中国高等教育，2018，（20）：52-54.

[10] 郝文武.农村教育现代化与教育精准扶贫的精准对接[J].教育与经济，2020，36（4）：3-8.

[11] 俞佳君.高等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构建探析[J].中国高等教育，2016， （1）：13-17+30.

[12] 祁占勇，王羽菲.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指标体系与行动逻辑[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6（4）：67-77+194.

[13] 刘晖，熊明.城市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构建[J].教育发展研究， 2007，（17）：33-36+49.

[14] 尚伟伟，陆莎，李廷洲.我国义务教育发展的“中部塌陷”：问题表征、影响因素与政策思路[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0，18（2）：172-186+192.

[15] 杨小微.迈向2035：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定位[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58（5）：38-44.

[16] 李洪修.人工智能背景下学校教育现代化的可能与实现[J].社会科学战线，2020，295（1）：234-241.

[17] 袁占亭.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J].中国高教研究，2019，315（11）：5-8.

作者简介：

戴妍：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和民族教育。

王奕迪：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和民族教育。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and Spatial Agglomeration Effect of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Level in China

Dai Yan， Wang Yidi（School of Ethnic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Abstract：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the foundation project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uilding education power and rejuvenat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This study took the real data of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in 31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from 2010 to 2019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nstructed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hina’s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level， analyzed the dynamic evolution trend of China’s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level， drew the location distribution map of China’s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level， and analyzed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effect of China’s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lev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in China overall increased， but there were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regions. On the whole，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is “the eastern region> the western region> the central region”. All the indicators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have been developed to some extent， bu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indicator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in China is gradually weakening. During the “fourteenth Five-year Pla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needs to create a new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by optimizing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education. Encourage eastern education to blaze new trails and become a leader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Promote the open rise of education in central China and do a good job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To ensure the steady progress of education in the west， adhere to the bridgehead of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n improv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na’s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fully tap the dividend of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to accelerate the pace of building a powerful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Keywords：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location distribution； aggregation effect； education power

责任编辑：赵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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