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法利夫人》中的19世纪法国女性服饰时尚

朱一婷 刘丽娴

法国文化史大家丹尼尔·罗什曾经说过，服饰文化首先是一种秩序，透过服装语言的嬗变，可以看到道德价值的转化。小说《包法利夫人》首版发表于1857年，正值以欧仁妮皇后为中心的法国宫廷流行时尚文化的时代。19世纪初期西方社会主流观点对女性在照顾家庭、培育后代方面有着重要的肯定，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19世纪中叶新兴的中产阶级崛起，西方女性为了博得男性青睐，纷纷追求时髦的造型，突显独特的女性魅力。福楼拜在其小说《包法利夫人》中，透过女性视角去观察社会，传达同情、关切、批评、欣赏等复杂的情感态度，这一点在当时男性主导、物欲横流的社会是极为可贵的。

19世纪40年代，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确立的时期，法国的资产阶级也在“七月革命”后取得了统治地位。而法国是当时西欧的时尚中心，所以法国的文学作品中不乏对浮华奢侈的上流社会生活的各种细节描写。当时的法国文化界可谓“神仙打架”，巴尔扎克、雨果、司汤达、莫泊桑、福楼拜、左拉等享誉世界的文学巨匠先后活跃于文坛，而福楼拜更是独树一帜，他不仅继承了法国历史悠久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传统，更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与创新，形成了一种后来被称作“自然主义”的新型文学样式，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

事实上，福楼拜眼中的文学与同时期其他作家的理解有着很大区别，对福楼拜而言，文学是一门科学，他以科学的严谨态度从事文学创作，维护文学中的“真”。以《包法利夫人》为例，当同时期的其他作家都在争相描绘那些美景之时，福楼拜却在作品中呈现着平淡生活的真实感：

桌上有几只苍蝇顺着用过的玻璃杯往上爬，滑到杯底浸在喝剩的苹果酒里，嗡嗡直叫地挣扎。从壁炉里透进来的日光，照得烟炱有如蒙上丝绒那般柔和，冷却的灰烬也抹上了一层淡幽幽的蓝色。

《包法利夫人》描写了1848年资产阶级取得全面胜利后法国第二帝国时期的社会风貌，小说取材于真人真事——一个乡村医生之妻的服毒案。福楼拜的创作用了4年零4个月，每天工作12个小时，正反两面的草稿纸写了1800页，最后定稿不到500页。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受过贵族化教育的农家女爱玛的故事。她瞧不起当乡镇医生的丈夫包法利，梦想着传奇式的爱情。可是她的两度偷情非但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反而使她自己成为高利贷者盘剥的对象。最后她积债如山，走投无路，只好服毒自尽。爱玛是19世纪法国外省一个富农的女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她学过钢琴，童年时饱读浪漫派作品，她有过缠绵悱恻、琴瑟和鸣的幻想，但成年后只能嫁给一个平庸、迟钝、老实的乡镇医生包法利。于是向往浪漫的爱玛为自己营造了区别于现实环境的理想世界：她不断沉浸在舞会之行的回忆中，她购买巴黎地图，订购潮流杂志报纸，怀着如饥似渴的欲望，幻想自己身处巴黎上流社会……包法利夫人代表着资本主义兴起时，对“灵魂”和“自我”有所追求的女人。正如福楼拜在书中写到的：一切事物都得能让她有所得益；凡是无法使她的心灵即刻得到滋养的东西，就是没用的，就是可以置之不顾的。

从176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极大地加速了西方的工业化进程，西方文明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人们对于服装的认知与审美，也从原先以宫廷贵族们的着装为效仿对象，逐渐转移至崇尚个性与实用性上来。

19世纪的欧洲服饰经历了新古典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新洛可可时期、巴斯尔时期和“S”形时期几个主要阶段。1804年，拿破仑称帝后，他本人对于华美的推崇令法国宫廷一度掀起对奢华工艺的追求。此时，高腰身、泡泡袖、直线外形并附有层叠裙摆或藕节装饰的细长裙装成为女性服装主流。紧身胸衣由新式的女性内衣所替代，但仍旧突出了女性的曲线美。而此时的男服则复辟了旧时贵族的风格：奢华繁复的花饰与刺绣布满整个服装，外衣背部仿制了燕尾服的流线型。1825年进入服饰的浪漫主义时期，人们精神上对诗意和无忧生活的向往，都体现在服装上。裙摆逐渐发展成吊钟形和A字形，蓬松的裙装与纤细的腰肢形成对比；领口的设计分为极高与极低两种极端形态，但均附有蕾丝、花边等镶饰。此外，如同斗篷般的“曼特”（Manteh）在女性群体中同样受欢迎。在《包法利夫人》中，经常出现的阔摆裙装就融合了帝政风格的泡泡袖与浪漫主义时期的X形款式，在突出腰线的同时以色彩的变化来衬托人物性格及其内心情绪。

《包法利夫人》中有大量的裙装描写，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主人公的矛盾个性和当时欧洲女性的服饰审美。

19世纪90年代的時尚特质可以精简地用两点来概括：一是原本紧身合体的裙子堆砌装饰大量花边和褶裥，这种花边相较于蕾丝花边显得粗犷大气，有一种浮雕效果；二是用机器缝制的、合体紧身的短上衣。

19世纪末期，褶皱被广泛应用在袖口和底摆上，用锦缎或其他面料堆叠压褶，厚重而又强调边缘的弧线，呈现一种浪漫华丽的气质。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就极为青睐带有褶皱装饰的裙装：

包法利夫人拿起脸盆，把它放到桌子底下去；弯下腰去的当口，她的长裙（一条有四条镶褶的夏季长裙，黄颜色，腰身较长，裙幅很宽）蓬开摊在身边的地砖上； ——由于爱玛弯下去时身子一晃，张开了双臂，蓬开的裙幅随着上身的动作，在有些地方瘪了下去。

同时，作为19世纪时尚期刊的忠实订阅者，包法利夫人也对花边、蕾丝等表现出热忱。花边装饰成为无可替代的“女性气质”，它的柔媚与性感、单纯与可爱散发着难以抵挡的诱惑。在婚纱礼服中花边也被大量使用，使各阶层女性都能圆自己的“公主梦”。

19世纪时，女性服饰对于上半身的收紧效果由内而外彰显。在《包法利夫人》中有这样的描写：

辕马缓缓而行，因为路面是大块石板铺就的，沿途撒满身穿红色紧身褡的姑娘抛给你的花束。

这里不难看出19世纪中期法国广大女性对紧身上衣款式的喜爱。其中提到的 “紧身褡”也常被译为 “紧身胸衣”，此处的胸衣显然是可以外露示众的。我们再对比另一处对包法利夫人晨起时所穿胸衣（即下文所译衬衣）的描写：

爱玛穿一件开胸很低的便袍，前胸的圆翻领间，露出皱裥衬衣上的三粒金纽扣。细细的腰带坠着挺大的流苏，纤小的紫红拖鞋上一绺宽宽的缎带，覆在足背上。

实际上，这两类紧身上衣的用处不同：前者是外穿的女式马甲，起到视觉上收紧上半身的效果；后者是作为身体塑形器的内穿紧身胸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法国社会，具有收紧上身效果的服装已蔚然成风，显示了19世纪女性对于 “细腰”身材的推崇。

此外，睡衣作为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开始盛行的服装，在流行之初只有贵族和上流社会女性才有资格享有。对于热衷追逐贵族时尚的包法利夫人来说，这样的穿着也是必不可少的：

爱玛身穿凸纹细平布罩衫，颈背枕在旧扶手椅靠背上；黄澄澄的墙纸在她身后宛如一道金色的背景……

这里福楼拜为我们展现了睡衣的纹理和样式，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期女性的优雅精致，她们从头武装到每一根脚趾头，仅仅睡衣就分为晨衣、睡裙和睡袍三种。

在19世纪，紫色和黑色几乎是男性服饰的专属色彩，代表着沉稳、庄重，是在政府工作以及出席社交场合的男性的首选色彩。事实上，颜色的选择也具有强烈的政治含义，比如贵族们乐于以炫目色彩强调自己的特权地位，从而与新兴的资产阶级划分界限。为彰显包法利夫人身上叛逆不羁的特质，也体现其对于自我价值的追寻和个性的放逐，福楼拜为包法利夫人所选的长裙色彩也是趋于男性化的紫与黑：

莱昂在屋里踱着步；瞧着这么位漂亮夫人待在这寒碜的小屋里，他似乎觉着不对劲儿。

黑色长裙的下摆，扇子也似的摊了开来，使她显得更加苗条而修长。

无论是紫色还是黑色，均与当时突显女性娇俏特质的粉色、白色等显得格格不入。正因如此，我们得以从中窥见19世纪对于服饰及其色彩选择的包容与接纳，男性化的着装标准逐渐为女性世界所接受。引用法国文化史家佩罗的观点：色彩的消失意味着由新伦理道德所决定的新审美趣味的出现，这种伦理道德表彰退隐、节俭以及贡献。男性选择鲜艳度较低的色彩是为了将自身更明确地与女性相区别，通过服装上的差异，树立自身性别的肃穆与庄严；而女性在19世纪也逐渐接纳了标志着肃穆与庄严的色彩，这从侧面揭示了动荡时局中女性对于自身从属地位的逐渐觉醒，寓意着暗流涌动的时代格局与先锋精神。

自人类发明鞋子起，其使用价值就与男女性别的分工定位以及社会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世纪女性对男性和家庭的依附仍然是主流，与此相适应，女性鞋履的颜色、材质和样式，无一不体现其柔弱与居家特质。比如，女性对于丝绸、缎面等具有柔软质感和淑女气质的材质十分青睐，体现在颜色上则是对粉色、白色的追捧：

她梳着辫子，穿着雪白的长裙和开口薄呢软鞋，模样是那么可人，等她回到座位上，男宾们纷纷俯身过来祝贺她。

材质柔软、颜色柔和的鞋履，实际上反映的都是19世纪法国女性在社会中扮演的从属角色。从当时女鞋的款式及其附带的饰物中，我们也可以对当时主流女性的家庭地位和社会角色略知一二。19世纪女性多喜爱穿女靴和平底鞋，且多为居家场合穿着，因此往往缀以蕾丝、绸带等装饰，除美观外更突显了女性的温柔顾家。《包法利夫人》中，福楼拜在描述一些精致的小饰物时，总会突显它超出物品本身的魅力：

这双粉红缎面的拖鞋，用天鹅绒毛绲着边。她坐在他膝上，脚够不到地，只能悬在半空；这时那双小巧玲珑、鞋跟不包革的拖鞋，就单靠光脚的脚趾点着。

这双拖鞋在“缎面”“天鹅绒毛”“不包革”的多重强调下变得尤为玲珑柔美，尽显爱玛温柔娇弱的女性特质，而这正与当时法国社会主流观念所颂扬的女性义务完美契合。主要负责照顾家庭的女性，既要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行动能力，又要懂得依附并取悦于家中的男性，基于此，强调实用性的鞋子会在款式和配饰上大做文章，体现其特殊的审美性和时代意义。

与精美的居家型鞋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因生活境况而不得不从事生产劳动的女性所穿的鞋履，这类鞋履多取黑色且材质更加耐用。有趣的是，《包法利夫人》中多个社交场合为我们呈现了爱玛夸张奢侈的穿着和样式多变的鞋履，尽显其高贵优雅；但作为“乡舍贵妇”，包法利夫人的“农妇”形象也在几处家庭生活场景中得到展现：

她从膝盖处起双手拎起长裙，正好露出足踝，然后抬起一只穿着高帮黑皮鞋的脚，从缓缓翻转的烤羊腿上面伸向炉火。

透过中性化的硬朗的“黑皮鞋”，小说从侧面表现出包法利夫人不得不适应环境、从事一定劳动的身份局限性。鞋履的强烈反差，不仅增强了包法利夫人形象的真实性和饱满度，为其游离在两种生活与追求之间，因产生强烈的内心矛盾而导致悲剧命运埋下伏笔，同时也充分展现了不同阶级的女性的穿着风尚。

在《包法利夫人》中，帽子、围巾、遮阳伞等彰显包法利夫人品位的配饰细节有很多，其中帽子作为重要的时尚配饰，贯穿于女性的各个生活场景中。例如，小说前半部分写包法利先生在经历第一段婚姻时其前妻所戴的帽饰，与甜蜜美好的婚姻状态相对应，其帽饰偏于温柔、恬静的风格：

她一只胳膊搂紧他，另一只胳膊挎着篮筐，戴着本地传统的帽饰，长长的花边随风飘舞，有时拂到他的嘴上，他回过头去，望见她那张红扑扑的小脸蛋偎依着他的肩膀，在金色帽檐下悄没声兒地笑着。

花边帽尽显居家女性的恬静与温柔，也为这段婚姻平添了一丝浪漫气息；这种浪漫特质在包法利先生后来再次开启与爱玛的新婚生活中也延续下来，从包法利先生的观察中我们得以对新娘子爱玛的状态一窥究竟：

她戴着顶椭圆形女帽，白色的系带宛似芦苇的叶片，整张脸的侧影在明艳的阳光中勾勒得很分明。

除去丝带，面纱也是帽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当时帽子的款式之多样：

透过从男式帽檐斜垂到腰间的面纱，只见她脸上荡漾着蓝莹莹的光影，仿佛在蔚蓝色的水波中游动似的。

帽子作为配饰，在小说中极佳地呼应了家庭女性所展现的女性气质。

而当包法利夫人经历过生育、情人离去、借贷等多桩事件后，粉色、白色以及丝绸、缎带等配饰带给她的浪漫唯美气质已经不甚适用，这时作家福楼拜也对其帽饰进行了适当更换，选取女性身处更加庄重、正式的社交场合时精妙搭配的帽饰。比如在化装舞会上，包法利夫人的装扮是这样的：

四旬斋狂欢节那天，她没返回永镇，当晚去了化装舞会。她身穿天鹅绒的长裤，鲜红的长袜，假发在颈后扎着根缎带，三角帽斜扣在一侧的耳朵上。

而当包法利夫人前往借贷处与借贷人周旋，也就是一步步迈向黑暗的生命漩涡时，作品描述道：

她立即更衣，穿上黑色长裙，佩戴饰有乌黑发亮珠子的系带女帽；她不想让人瞧见（广场上仍然有很多人），就取道镇外，沿河边小路而行。

事实上，除了包法利夫人，我们从寻常女性的服饰穿戴上也可看出，19世纪中期帽饰已然在法国女性中形成风尚。比如下面这个寻常的生活场景：

女客们头戴软帽，身穿城里款式的长裙，挂着金表链，短披肩的下摆掖在腰间，或者披块花方巾，背后用别针别住，露出后面的颈脖。

软帽从中世纪延续至今，大多为女性使用。女性们喜爱戴着装饰有精致褶边的丝质软帽，出入于各种公共场合。帽子在装饰上用了很多精美的蕾丝和缎带，帽身用透气的面料和蕾丝线钩织出贴合的形状。当软帽发展至有帽舌后，帽舌的前部开始延伸，包覆住前额、下颌和脸颊两侧。

19世纪初，法国社会主流观念颂扬女性温柔贤惠的品质，赋予她们家庭内部的职责，将她们放置在依附于男性的社会角色上。这些观念反映在服装上，便是那些能够鲜明体现女性性别特征的元素更为盛行，暗示着女性处于取悦男性的较低社会地位；夸张累赘、令人行动不便的装饰同样显示着上流社会女性不事生产的闲暇生活状态。无论是材质、色彩和款式，所有的服装要素都是为了突显女性外形上的特征，强调其性格中温柔、感性、娇弱的一面。因此，公共事务与家庭事务之间的区分导致了两性在外观装束上的分道扬镳。换言之，正是新的统治阶级的道德价值观以及由其决定的性别角色地位，导致了两性服饰从此时开始向着不同方向发展。

19世纪的服装时尚风格经历了较多转变，反映在色彩、款式和穿着的舒适度上。女性服饰的款式变化多端，令人眼花缭乱：袖子忽长忽短，时宽时紧；领口有时高到抵着下巴，有时又低到袒露出双肩；尤其是浪漫主义时期，女装开始流行膨大的袖子，这种仿佛鼓满了空气的袖子与整体看起来非常不协调，但却恰好突显出女性腰部的纤细。纵观整个19世纪的西方女装，不乏戏剧性和过度奢华的特点，女性时尚也大多诠释了资产阶级和有闲阶级追求时髦、奢侈的生活方式。但处在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当时的时尚也体现出一种既传统又变革的杂糅意味。因此在时尚领域，可以把当时女性服饰的时代精神概括为：传统而先锋，包容又界限分明。

通过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对女性服饰的细致描写，我们不仅可以看到19世纪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法国女性的精神风貌及其穿着风尚，更能够一窥当时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社会角色仍旧是从属、依附于男性，其服装、配饰的用色与款式多是为了取悦男性，对高端的衣着追求实则体现了女性对主流价值观的附和，以及对社会地位、社会权力的追求。

本文为浙江理工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9世纪西方时尚研究（项目编号：2020Q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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